原文收录于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2013年），注释从略。
历史学家的使命既不是热爱过去，也不是将自己从过去中解脱出来；他的使命是去熟习和理解过去，并将过去作为理解现在的锁玥。
——E.H.卡尔[1961：29]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尽管革命的范例在18世纪的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就出现了，19世纪却是一个革命失败的时代；只有在20世纪革命才席卷了全球——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墨西哥、俄国、南斯拉夫、中国、韩国、越南和古巴发生的革命，此外还有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中东、印度尼西亚和许多非洲国家的国民革命。有人甚至将纳粹及德意法西斯运动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涵盖在“革命”的范畴之下。革命重塑了全球的环境，也重新确立了当代日常生活的结构。
对于革命的普遍现象和特定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分析卷帙浩繁而富于洞见，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当我们进入21世纪时，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一些革命政权正在衰落，而革命带来的变化正在被逆转。俄国、南斯拉夫以及东欧的革命政权已经不存在了；墨西哥革命所塑造的政权结构正在一点点解体；古巴则只在等待卡斯特罗的离世；中国正在以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社会主义，但同时保持着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革命意识形态。就目前所有的表象来看，我们所知的革命时代终结于20世纪。在这种语境下，关于革命性进步（以及通过革命取得进步）的叙事不再具备吸引力。现在到了反思革命的时候了。
正如贝伦森（Berenson)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其他地区的革命——即使是对后来的许多革命的模式起到了启发作用的法国革命——也正在经受彻底的重新评价。本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提议和激发对于中国革命的再思考，思索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彻底重塑了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性政党如何获取政权的历史过程。就中国革命史来说，这种再思考不仅是被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所呼唤，而且得益于大量的学术新进展、党史资料的大量出版，以及国家对档案文件和田野调查的开放。本文受到了新的学术成果的启发，也来源于我自己对陕甘宁边区革命史所做的基于档案和口述史的研究。这里的某些论述是从其他研究引申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常识性的；而我所选择的形式——十个议题——是为了激发讨论而设计的。对这些议题我本人的确定程度不一，有一些是我不愿与之分离的老论点，还有一些是新近形成的观点，用来完善本文的逻辑结构。所有这些都可以读作我对自己过去关于现代中国的思考和写作的自我批评。就整篇文章来说，我试图对中国革命做出这样的一个重新评价：在承认它曾经的缺点和偶然性的同时，不陷入那些目的在于否认一切革命变化的合法性的反共学术的陈词滥调；我试图对中国革命做出这样的阐述：承认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但不必认为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占据涵盖一切的中心地位。
01、国民党也是革命性变革的先驱者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安纳利·贾科比（Annalee Jacoby）、杰克·伯顿（Jack Belden）等人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写下的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以及50、60年代的学术研究都受到当时国共两党的生死较量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在那场较量中，任何一方都将另一方指认为辩证的反面。对国民党时代的描绘，即使在诸如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易劳逸（Lloyd Eastman）等审慎的自由主义学者笔下，也带有批评国民党的那些左翼和进步评论家富有说服力的论述的色彩。国民党被认为是深陷于一种保守的政治文化之中，保护传统的力量、镇压进步的知识分子、弃工农大众于其悲惨命运而不顾的政党。国民党的领袖在法西斯主义和孔教中寻求灵感，反对中国的民主力量。
这种描述的问题不在于它对国民党怀有敌意，历史学家没有义务同情他们的学术研究对象。其问题在于，它没有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重要的历史延续性加以应有的注意。柯伟林（William Kirby）关于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的研究是一个关于1949年前后经济计划延续性的重要研究个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他将焦点集中于国民党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和前所未有的对传统价值和宗教的“文化网络”的破坏。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国民党组织的列宁主义式结构，它建立群众组织，尤其是在青年中建立群众组织的尝试；党军的建设，控制文化和媒体的审查机制，建立国家教育系统并利用这个系统来塑造现代国民意识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尤其是在抗战时）；利用科学对抗迷信，利用“中国的民族性”来对抗外国势力将西方标准强加于中国政治与社会之上的企图。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作为国民党的辩证对立面而创立其政权的。这一论证的“辩证统一”即是：在许多领域里国民党为共产党铺平了道路，后者建立在前者奠定的基础之上。在20年代，有许多进步分子同时加入了这两个政党。在地方这一层次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留下的记忆和友谊从未消失。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孙中山的政党20年代提出的革命性的反帝国主义的理想之继承人——似乎比国民党自身更好地体现了国民党宣传中和公立学校教科书上所表现的那些民族主义的修辞。
推论：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但并非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议题一的推论是要打破1949的屏障。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内最优秀的学者已经在进行这样的工作：黄宗智（Philip Huang)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关于上海罢工的研究，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关于学生运动的研究，以及傅礼门(Friedman)、毕克伟（Pickowicz)和赛尔登（Selden)所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对当代农村的研究。此前研究1949年前中国的历史学家与研究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参加彼此的讨论会，对彼此的研究阅读也不够。幸运的是，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仍需要再迈进一步。
如果想要真正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某些方面是如何建立在国民党奠定的基础之上的，我们需要研究他们在模式上、话语上和人事上的特定的延续性。我们需要理解共和国时期所要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也应该理解其在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时的局限性。经济学、大众文化、人口学、性别关系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许多议题都需要跨越1949年的界限来研究。法国历史学的例子是有启发性的。当人们面对法国历史的这些领域时，法国革命就显得不那么宏大了；在显著的政治性变革之后，法国人的日常生活却有着重要的延续性。
02、革命是一个创造新的统治结构的过程
重新思考中国革命，我们必须再思考“革命”这个术语带有的许多包袱。作为一个历史性的隐喻，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个术语就和自由联系在一起。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著作（它们对我们理解革命的进程至关重要）将法国革命作为革命的原初模式，并将革命视作从旧政权的反动压迫中获得解放。中国共产党将其革命称为解放，这个概念也是建立在这层隐含意义上的。许多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已经接受了这个概念：我们研究中国怎样从帝国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农民和工人怎样从地主的剥削和雇主的盘剥中获得自由，妇女怎样从父权制的奴役中逃脱出来。
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是由无数中国人为了逃脱某些形式的压迫而进行的努力所推动的；我们同时也应该承认革命是一种形式的统治取代另外一种形式的统治的过程。革命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带给老百姓最主要的东西并不是个人自由。这是一个新世界，对多数人来说，在许多方面这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展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部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给它带来了新的秩序和规范，这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与任何意义上的自由同样重要。
在农村，农民对新政权最大的要求是公道。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保证党的干部不偏袒，带头做出牺牲，过着远离腐败的简朴生活，并且保证革命斗争的重负被平均承担。因此，农民高度拥护共产党强迫二流子投入生产劳动。如果我们考虑到共产党对二流子的政策与18世纪英国的贫民院无甚区别，就很难将其视为对贫民的解放。但是这些政策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很公平——闲民也必须与任何其他人一样依靠劳动有一份诚实的营生。
这条原则的重要性不证自明。考虑到1949年后中国在劳动力分配、住房、教育、文化、政治活动，以至生育方面的严格控制，如果有人将革命视为解放，那么他必然会将革命后的政体视作一种背叛。但是很少有中国人自己会这么看。我本人认为这种“背叛”理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与其将革命视为一个解放的过程，远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统治结构被创造出来，去对抗、击败、取代另外一种统治结构。在此过程中，共产党自然要赋权于新主体，动员新的社会力量。他们同时打破了旧的统治结构——铲除、驱逐、羞辱、恫吓旧日的精英。然而那些逃离了旧日精英统治的人们并非简单地获得了解放，他们同时被卷进一个革命的进程里，受恩于一个革命的政党，并顺从于一个新的革命性政体。
03、尽管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模式对中国革命仍然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1950年代开始，将中国革命描绘成由莫斯科领导的共谋的结果一直是反共宣传的大路货。为了应对这种宣传及右派学术观点，自由主义和进步的学术传统一直强调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特性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下历史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他的农村革命模式的原创性发展，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反对紧跟共产国际路线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上所做的努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最终导致了1960年代的中苏分裂。这些学术成果是无须争辩的。
但是，最近的学术研究认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比我们曾经所认为的要大。共产国际在中共的建立和引导其早期成员走出知识分子学会而走向革命运动并与重组后的国民党联合这一点上起到的作用已被广泛承认，毋庸置疑。我在此仅想这样修正传统观点。我认为，尽管斯大林在1927年犯了错误，共产国际的建议总的效果是正面的。共产国际的敦促使得追随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走出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走进了组织工人和农民的工作中。只有在国民党内亲共一翼的保护下，共产党员的人数才能够从1923年6月的250人增长到1927年4月的超过5.7万人。尤其是在内地，许多共产党员与国民党的地方领导人建立了重要的私人的和政治上的联系——这些联系在抗日战争中被恢复，
并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尽管1927年的白色恐怖极大地削弱了共产党的力量，但它同时也永久地破坏了国民党在进步知识分子中的形象。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赢得如此地位，就不可能在抗战时期有如此惊人的复生。
比共产国际在1920年代起到的作用更少被提到的——在官方党史中也很模糊——是苏联在抗战中的影响。关于这一时期的党史通常强调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是一场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傀儡的胜利。与王明同机返回的其他人的重要作用则很少被提及：陈云和康生。康生在1940年代整风运动中的作用表明他对于斯大林式的政治斗争是相当熟练的。作为安全部长，他用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指示代替了苏联式的血腥大清洗，但他对斯大林式的政治斗争相当熟练。此外，任弼时将苏联的等级和特权体制运用到了延安的干部体系当中。
我的观点不是说延安变成了一个小莫斯科，我仅仅是在建议人们应该重新评估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影响。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在长征遵义会议上确定领导地位后的第一项行动是派遣潘汉年和陈云去向莫斯科汇报。毛泽东在1942—1943年高级干部会议的主要议题（在一个为期三天的讲话中）是复述了斯大林关于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12项条件。整风运动中的许多关键学习资料是斯大林时期的小册子。中国是在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讲话后少数几个为斯大林辩护的国家之一。如果我们能更明确地认识苏联和斯大林主义对中共革命实践的影响，那么1950年代中国全盘接受苏联模式看起来便更符合逻辑。人们也将更容易理解，为何直至今日，中国的政治、军事、科技、教育以及文化制度的许多方面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继续遵循着苏联模式。
我们应该能够做到既承认苏联的影响，又不沦入“中共是莫斯科的工具”这种愚蠢的冷战言论。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政权时就坚决反对受莫斯科训练的党内领导的“左”倾错误，在延安时期又坚决打击“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对于苏联模式不加辨别的照搬。这些证据支持了毛泽东的说法：在内战时期，正是因为中共逆斯大林的意愿行事，才引导革命走向了胜利。在政治上，中共至少从1935年起就已经成为一个自主的行动主体。但是这种独立性与以下观念并不冲突：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在寻找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时，认为苏联经验是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的。
关于延安在这一关键时期所受的苏联影响，在此仅举两例。第一，1937年王明回国以后，毛泽东为了准备与国际派在理论上的斗争，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密集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学习的文本主要是标准的斯大林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布尔什维克历史文献的翻译小册子。毛泽东对这些文本当然不是不加选择地吸收，而且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为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加上了一层显著的中国色彩。然而，毛泽东的这一经历造成了一些特定的后果：将一般的政治分歧认作“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于托派的威胁采取了过分的警惕，关注干部的领导地位，并强调干部要保持思想言行的正确性。这些成为了党内生活中延续不变的特征。
第二，正如前文提到的，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关键人物很快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并起到了关键作用。主管国家安全机器的康生，主管组织的任弼时，主管党的整风运动和经济政策的陈云都是从斯大林的苏俄归来的学生。他们在40年代及以后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在经济政策、党的组织和整风等领域起到最为显著的作用，而这些正是苏联模式最为重要的领域。
04、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偶然与必然共同作用的结果
1989年夏，一位退休干部，年迈失明、对现今官员的腐败深恶痛绝的老人，坐在延安窑洞的炕上讲述了他在中国革命中的经历。他曾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陕北革命不可能坚持到抗日战争。”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也观察到共产党的陕北根据地在抗战前是非常脆弱的。1936年，红军总共不过约两万人，仅仅控制了少数几个县。他们被30万国民党和东北军包围在中国西北部一个偏远的角落里。看来，这位当事人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共产党与东北军在1936年春的停战协定以及东北军12月胁迫蒋介石联共抗日的西安事变，国民党很可能就拉紧套索将红军消灭殆尽了。
西安事变很可能拯救了红军，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但那只是历史众多巧合的转折点中的一个。很显然，长征时有许多次共产党和红军都差点被消灭了，他们得以生存是因为自身超凡的意志、对手的无能以及单纯的运气。1947年，胡宗南运用南北两路军队试图钳形包抄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因为南部兵力拖延了一天而失败了。在这次事件中，即便胡宗南包围成功并且捉住了毛泽东，共产党在其他根据地也有足够的力量生存一段时间。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将会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象征意义如此之大，人们或许可以说，他的去世标志着革命时代的结束）。
如果革命中的偶然性因素在全国性斗争中的这些转折点上如此之鲜明，对地方层次革命的历史研究表明，偶然性因素在无数小的事件和斗争中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我关于陕北的研究表明，1935年地方上极左的肃反运动所导致的叛变摧毁了陕甘根据地，直到中央红军的到来推翻了当时的判决，局势才得以逆转。同样，班国瑞（Gregor Benton）、戴维·保尔森（David Paulson）、康玲（Kathleen Hartford）和梁思文（Steven Levine）等人在《星星之火》一书中的文章也分别强调了在江西、山东、河北和东北等地的革命处在怎样险恶不定的境况中；在每个案例中，共产党距离失败的危险都非常近。
我的观点不是要将革命化约为一系列偶然的历史事件，我所要提示人们的是警惕过度决定论。我们应该对那种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农村危机预先决定了中国革命历史过程的决定论观点保持怀疑态度。我怀疑，在某种程度上，用宏大理论研究中国革命常常会犯下大卫？赫克托·弗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所说的“等同的错误”；“假设原因必然与结果有某种相似”，特别是“重大的结果（例如一场革命——引者注），必然有重大的起因”。如果将中国革命这样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仅仅解释为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如果事情发生的过程有一点点不同，革命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这在智识上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正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宏大理论之所以迷人的根本原因。我当然不是要人们抛弃这些有力而富有启发的模式，但是我们不能怀着一种过度决定论的心态阅读它们。我们在研究中国革命的起因时必须认识到，不管社会经济结构怎样创造了革命的先决条件，革命本身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偶然事件的时空交错限定并最终决定了革命的结果。
05、革命产生于国内和全球历史进程的交合，其中世界性的大萧条和日本帝国主义至关重要
回到西安事变，我认为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中国革命历史中偶然性的一个体现，但是我不能认同像马若孟（Ramon Myers)和墨子刻（Thomas Metzger)这样的国民党辩护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抗日战争和后来的革命都是从这次事件中派生出来的，并认为这次事件本身纯属历史的偶然。西安事变的确起到了枢纽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它是1930年代学生与军人不断高涨的抗日情绪的结果。张学良不仅仅是因为日本侵占了他的东北家乡才采取行动的。公众(尤其是学生）强烈反对国民党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北部肆虐行径不断屈从。这种情绪，包括事变前夕在西安发生的起了关键作用的学生抗议活动，感染了张学良，促使他采取了行动。
柯博文（Parks Coble)关于1930年代中国政治的优秀著作集中研究了中日关系如何成为蒋介石的阿喀琉斯之踵。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半心半意，没有采取有效行动预先制止日本侵占的野心，使得南京政府持续不断地面临着来自广州的国民党改组派、西南的桂系军阀以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批评。尽管有国民党的新闻审查制度的控制，要求结束内战联合抗日的舆论仍然得以形成。当这种舆论开始影响被派去陕北“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时，这些军官通过与共产党的接触，在地方和区域的层次上，达成了双方之间一定的妥协，这为西安事变以及此后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等一系列行动打下了基础。
我们是否可以循着还原论的思路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北资源和权益贪得无厌的索取导致了中国革命呢？日本为何侵华显然是日本历史学家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对19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解不能与大萧条以及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割裂开来。西方市场对日本商品的关闭导致日本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在它的东亚势力范围推行殖民政策。大萧条给日本乡村造成的悲惨境况成为军方寻求新的殖民地和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原因和前提。
这是中国革命的全球政治经济背景，它与国内的国家和地方政治的互动决定了革命的情势。一个令人满意的对中国革命的解释至少需要包括以下几点：（a)国家在边缘地区军事上的薄弱给了共产党最初的施展空间；（b)以农为本的国家体制使得共产党得以在农村以抗租（反地主）和减税（反政府）来获得广泛的认可和支持；(c)共产党以其统一战线的宣言成功地回应了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特别是在城市），而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则背离了这种情绪；（d)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削弱了中国的政府和经济，但却推动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和华北气焰的炽涨。
06、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并不是导致革命的必然因素，但是它们对革命和反革命行动有重要的限制作用
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偶然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限定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社会经济结构。比较革命研究领域的许多成果集中在这些结构上，尤其是巴灵顿·摩尔的著作，另外如西达·斯考切波，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周·米格道（Joel Migdal）和杰夫里·佩奇（Jeffrey Paige）等人的研究。这些比较研究当然都提到了中国以农业为主但高度商品化的经济、相对软弱和依附性的资产阶级以及集权化的官僚政治体制与现代革命的关系。但是我们如何在不损害关于革命偶然性的议题的前提下来描述这种关系呢？
这是个很大的，而且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但是我冒昧提出以下的想法：明清帝国（19世纪前）明显的优势在于它缺乏强劲的对手，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中国拥有土地的精英，既缺乏司法权又无军事力量，由于诸子均分继承权制度（partible inheritance）在经济上也处于相对弱势，他们对中国政权的威胁比欧洲的贵族和日本的大名要小得多。从国际上来看，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清朝并没有受到外部的严重威胁。
正是因为缺乏对手，从世界标准来看，晚期中华帝国是十分虚弱的。政府岁入只占全国收入极小的一部分：作为国家财政基础的土地税只占全年收成的5%到6%，而同期日本的土地税占到全年收成的30%到40%。
从比较的视角来看，低税率意味着国家加诸农民的负担是很轻的。此外，诸子均分继承限制了土地的集中，意味着农民至少可以确保得到一块土地。这些防止彻底贫民化的机制，加上中国高度商品化的农村经济带来的少量工资和贸易收入，以及清政府救荒措施(如社仓）带来的有效生计保障，都导致了明清时代人口的激增。
中国政治经济的这些特点意味着，在近现代，中国是以一个积弱的国家和众多的人口来与西方和日本抗衡。近代中国政府从未像明治政府那样掌握那么大比重的农业产品，部分因为人口已经增长到这种地步，即便是微小的赋税增加都会被视作对基本生存的威胁而招致农民的暴力抵抗。其结果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不断地遭到外国势力的欺侮，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和庚子赔款意味着正当晚清开始进行新政改革时，中国政府遭遇了财政枯竭。
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有着显著增长的迹象。尽管在细节上存在争议，然而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提出的工业生产增长8.1%的数字似乎是很可信的。关于他对农业生产1.4%到1.7%的增长评估仍然有很大的争议，不过不可否认，人均收入的确有所增长。但是这里还存在两个问题。
罗斯基也承认，事实上所有的增长纪录都是在沿海和核心地区发生的。没有证据表明边缘地区的经济有任何实际增长，彭慕兰甚至认为现代化过程事实上损害了被忽略的内陆地区。这意味着边缘地区集聚着被现代化进程遗弃的赤贫农民。而中国革命恰恰是在这些边缘地区发生的。
即便是在沿海和核心区域，现代化进程也没有快到让中国的政权建设和军事发展与日本同步。新的经济部门为民国政府带来了财政来源，但是中国一直处于对它的主要对手和威胁力量的追赶状态中。现代中国在所有与日本的接触中都成为失败的一方。1915年，部分由于中国的许多现代企业对日本银行大量负债，中国被迫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1917年，北洋军阀政府向日本请求西原贷款，作为交换，它默许日本占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最终，在19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企图变成了公开的帝国主义侵略，蒋介石被迫撤退，用空间换时间，徒然期望着在日本全面入侵之前能够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和国防经济的建设。
简而言之，中国社会结构与政治经济的关键副产品是一个虚弱的政府，无力在帝国主义时代保护这个国家，晚清和民国政府不断地遭到市民阶级和军事精英中的爱国主义者的批评和挑战。政府无法渗透到国家边缘与“落后”的地区并将现代化的好处带给边缘农民，而共产党因此能够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将那些被脆弱的现代化进程甩出去的民众组织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