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虽然不乏如陶朱公等名极天下的大商人，也有如吕不韦等将“天下”收入囊中的巨贾，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商人更多的时候是被“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为伍”。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不仅抑制了这一群体的发展壮大，也扭曲了商人群体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形象。时至晚清，随着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新式商人群体崛起，商人在经营方式、组织形式以及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置之于晚清民初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新式商人群体的兴起不能不说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变局的重要表征与成果之一，而商人群体也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改造着所处的社会并重建着自身的形象。
朱英教授所著之《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即以转型时期的商人群体为考察对象，着重讨论商人群体的思想意识与社会活动。严格说来，这是一本论文结集，汇聚了朱英教授近年来关于商人群体研究的论文凡二十一篇。各篇论文均以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变迁这一命题为核心，娓娓深入，如点画映带，合为一体，相融相契，形象描绘出转型期近代新式商人的群像。“解构”“结构”的完整性显示，朱英教授关于商人群体的研究是早有计划的，并与其同样着力的商会研究、资产阶级研究并行不悖，共同构成其有关近代商人研究的学术体系。商人群体研究、商会研究和资产阶级研究在主体上是一致的，不过在侧重点方面稍有不同。以商会为对象的考察，主要是研究商人群体的组织化行为，而在资产阶级的概念下的研究，则着重于承继学统，探讨重点集中在商人群体的政治化行为方面。在商人群体概念下的研究则接续了有关传统商人、商帮研究的相关命题，分析这一社会阶层在转型期的思想行为特征。朱英教授早期以苏州商会为研究对象，进而探讨新式商人社团问题、资产阶级问题，较早已分别有论著问世（《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与马敏教授合著，巴蜀书社1993年版），均可称为该领域的代表著作。这几部著作与本书相互补充，形成对近代工商业发展之主体的多角度与立体化讨论。放眼再观，这部著作与马敏教授所著《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也可谓相映成辉。马敏教授对近代商人精神的嬗变与韦伯式命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其着重点在实业方面；此书则在新式商人群体的社会思想观念变迁及社会政治活动方面加以深化，尤其在二者的互动关系方面用力尤多。
因此，《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并非对商人群体的全面探讨，除第一篇讨论近代新式商人群体崛起之原因及其表征，可视为总论外，其余二十篇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二篇至第十二篇主要讨论晚清商人的思想观念变化，包括新历史条件下商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尚武思想、群体意识、教育思想，此外包括商人诚信观、义利观、消费观等经济伦理问题也纳入其内，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讨论了近代商业文化的演进问题。自第十三篇到第二十一篇则从社会入手，探讨商人群体在地方自治、辛亥革命、反帝爱国运动、慈善公益事业等方面的活动与作用。文中所论新式商人不是指一般意义上新出现的商人，而是在经济基础、经营方式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的商人；也并非单指买卖人的狭义商人概念，而是广义的将凡从事实业活动的人包括在内。全书以商人群体的思想观念及社会活动为两大重点内容，以期展示近代商人群体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化以及对商人集体性行为的影响，由此解释商人群体在晚清民初的社会参与的种种因果。依据这一思路，《近代商人与社会》一书实际上勾画出了商人群体在晚清民初发展的三重脉络，其一是商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二是思想观念与社会活动互动关系；其三是商人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循此三重脉络，可以把握全书的主要观点及意旨。
新式商人之兴起首先起因于社会之变化。鸦片战争以后，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发展工商才能实业救国，进而引发全社会逐步改变对工商业及商人的偏见，中国民族工商业也由此起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最终改变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转而推进发展实业、奖恤工商的新经济政策，将商人群体推向了促进中国经济进步的先锋行列。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及商人不断投资于实业，经历两次发展高潮之后，中国商人群体的经济实力也有了空前提高。与主体发展相因的是，商人群体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立特征的群体意识与其它近代观念。在商会不断得到建立的过程中，商人群体的组织性也得到加强，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政治、公益及民族主义运动之中，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主体。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孕育了新式的商人群体，并赋予这一群体新的思想主题。
思想观念与社会活动是全书论证之重点，但二者并未脱离。特别是在社会意识方面，民族主义思想、尚武思想、群体思想、在商言商观念的转化均与其政治参与及其他社会活动密切相关。作者在注重挖掘商人群体思想的渊源及其变化的同时，也注重在社会参与过程中思想与行为的复杂关系。在民族主义思想方面，近代民族危机、生计危机和落后落伍等各种危机感的交相煎迫，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促使商人萌生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民族主义推动下，商人群体产生具有近代意识的国家观念和国民观念，视“国家为人民之集合体”，并摆脱四民之末的传统观念，形成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民族主义思想又是与尚武思想紧密相联的。20世纪初，思想界兴起一股尚武思潮，宣传养成国民尚武精神，号召救亡图存，商人尚武之风也逐渐盛行，并出现了由商人组成的体育会和商团等相关社团，以为自卫救国。在群体意识方面，近代商人逐步摆脱了地域或血缘为纽带的群体观念以及行会帮派意识，面临外力压迫及工商业发展的内外困境，工商业者认识到自身涣散不群的弱点及由此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由此呼吁商界联合。商会以及同业公会的成立使整个商人群体逐步成为统一而独立的社会组织性力量。而诸如商团及地方自治组织等各式新式商人社团均成为民间社会的新兴力量。
近代商人群体的思想观念变化直接影响到其社会实践。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商人群体逐步摆脱了在商言商的旧观念及“四民之末”的自卑感，积极投身于地方及社会政治公益活动，而商会、商团抑或同业公会等等组织则成为商人群体的代言者。商人群体多借助于抵制外货、罢行罢市等活动来对外国侵略势力实施经济打击，这些活动亦为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对于政治的诉求不单通过其“政治代表”来付诸行动，出于责任感、利益观，商人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及社会事业。作者以湖南保卫局及上海总工程局为例，分析了商人在地方自治实施过程中的促进作用。商团是由商人自组织的民间性准武装组织，上海、武汉及苏州商团具有较大影响。作者分析了苏州商团在辛亥革命中初拒后动的态度转变，说明了商人在辛亥革命中的复杂心态。商人及商会还在其他社会事业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在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中，商人群体重视开办新型民间慈善机构，对于促进民间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与政府关系方面，清末民初商人群体的群体性与独立性不断增强，形成为一支重要的民间力量，甚至对于政府形成一定制约。在北京政府时期爆发的抵制官厅与商会之间新公文程式的斗争中，商会取得胜利。这是近代商人及商会对抗政府的一个代表性事件，表明随着商人组织的壮大及其活动能力的增强，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开始形成。可以说，在参与民族主义运动及地方政治的过程中，商人群体的思想观念也在逐步走向成熟，作为一个新兴阶层的社会形象也日渐鲜明。
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贯穿在思想观念与社会活动两个方面。近代社会给商人提出了许多新的命题，促使其走向近代，但传统的观念仍然发挥着影响，传统与现代，中西商业文化冲击，使晚清民初的商人群体具有鲜明的过渡性特征。作者对诚信观、义利观、消费观等经济伦理方面的考察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对近代中国商业文化进行了归纳，认为近代中国商业文化趋向于融合杂交，一方面，国内各地区商业文化不断融合，另一方面中西商业文化杂交，这在沪商文化中最为明显。以沪商文化为代表的新型商业文化已不同于传统的晋商及徽商文化。近代商人宗族的近代化趋势也相当明显，其开放性不断增强，规模不断缩小，新兴功能不断增多，但同时又具有双重特征，传统宗族文化仍然具有内在影响力。
从这三重脉络来看，本书实际上回答了社会意义而非经济意义上的韦伯式的问题。对中国学术界而言，所谓韦伯式问题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相关论著中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动因所作的考察和结论，他强调新教伦理中的劳动天职观与禁欲精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相应，在《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儒家伦理在价值取向上与新教伦理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成为资本主义成长的障碍。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促使中国学者从文化层面思考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已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由此而来的扩展性问题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商人群体的思想观念是如何调适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的，这种调适又是怎样促使商人群体摆脱四民之末的自卑感而走向社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成功的分析了近代中国商人群体社会参与的思想动力及其具体活动。
本书也汇集了作者在商会研究及资产阶级研究方面的有关心得，21篇论文体现了近年关于商人群体研究的基本成就，有些问题则代表了学界关于商人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有些文章虽然发表较早，但至今仍占有重要地位。在思想观念方面，作者对尚武思想、群体意识及反帝爱国运动、抵制外货运动等方面的讨论具有总结性意义，对于在商言商观念、商人与广告的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则具有相当的原创性。在资料方面，大量运用苏州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天津档案馆的一手档案史料，广泛引征包括《申报》、《商务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报》、《东方杂志》、《总商会月报》、《时报》、《大公报》等报刊时论，论之有据，征之可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本书中，以系列研究的形式解决了许多问题，圆满完成了最初设想，但在此基础上，后来者则可发掘更多可研究的问题，捕捉新的热点，或者说，本书所汇论文将商人群体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文刊于《江汉论坛》2005年第3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马晓菲提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