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影院是公共娱乐场所，观影秩序是市场营收的重要条件。但在内战时期，上海政局不稳，秩序不安，影院经营频遭滋扰，“看白戏”是其重要因素。与通常情况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军人警士成为“看白戏”的“主角”。政府与影院为维护秩序与市场，协定免费观影招待办法。然而军人不愿受场次限制，常倒卖免费招待券，却结伙于营业时间至影院“看白戏”，以此与影院频生冲突，甚至发生暴力滋扰事件，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影院业同业公会竭力与政府交涉以策安定，然而警察执法不力、军人纪律松弛，本应维护社会秩序的军人、警士反成社会乱源，也寓示着国民政府统治末期政治权威式微，社会及市场秩序都濒于失序边缘。
“看白戏”是戏园、影院的行话，意为进园子看戏不买票。能不花钱而看戏的，要么是私混而进，要么是恃强入场。20世纪初电影院在上海、天津、汉口等通商口岸城市里兴起后，看电影也被认为是极为摩登时尚的娱乐和社交活动，看白戏者常常闻声而至。有的只是游民闲汉偶尔蹭票，无伤大雅，有时则遇流氓地痞混迹场内，影院秩序和营收都会受到影响。不仅无钱可赚，情况严重时场子还会被砸。几乎每家影院都会遭遇看白戏的情况，偏偏“看白戏”者多无赖精神十足，管制不易，戏园、影院老板对此极为头痛。
上海为近代中国电影之都。在1946到1949年的内战时期“看白戏”的特殊之处在于，军人警士成为蹭票的主角。军人及警察本属武装力量，本来身负治安之责，又有军纪警纪约束，不应扰乱影院秩序。但此时，军人警士缺乏娱乐，当局又难以约束，致使军人警士看白戏成为媒体频繁报道的社会问题。1946年成立的上海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的团体代表，一直在与政府交涉，试图规范秩序，保护影院营收。观影秩序属于上海社会秩序组成部分，事出频繁，且涉及军队，政府当局也不敢小觑。本文拟从秩序与市场的角度，讨论抗战后上海电影院业与政府之间就观影秩序进行的互动与交涉，弥补关于上海影院业行业经济研究的不足，也可从一侧面了解内战中的上海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方面所面临的困境。（1）
影院是公共娱乐场所，鱼龙混杂，人口密集，经营时受滋扰。在平日，不过混票入场或滋事斗殴类事件，影院的工作人员即可处理。较为严重的是在社会动荡时期，军人强行无票观影或暴徒恶意破坏，影院很难凭一己之力维护安定。此类事件在影院诞生后就屡见不鲜。1926年9月7日，就有三个俄国人被控滋扰东华戏院。1927年10月，世界大戏院等反映“近来多数军人，到世界大戏院观剧不肯照章购票”。影院向军方呈报此事，军方也加以戒束。10月12日，国民革命军淞沪卫戍司令部司令白崇禧特发布告，规定：“戏院为营业之地，各军士兵入院观剧务须照章购买半票，不得恃强入座，有紊秩序，为此布告到院观剧军人一体遵照。”（2）军队的布告说明官方对影院的经营权是予以尊重的，不过约束通令很多时候并不能令行禁止。其他涉及影院经营及公共安全的治安事件亦复不少。1933年2月6日，西海大戏院被人放置炸弹勒索钱财。（3）1938年11月20日晚，临近公共租界之日占领区内，某中国电影院拒绝带有手枪之暴徒数人准入，暴徒开枪，该戏院经理被击殒命，另伤华捕和华人各一名。（4）此类事件有的影响观影秩序，损害影院营收，更为严重的就不只是“看白戏”的性质，而涉及公共秩序安全，需要政府或军方出面加以弹压管束。
抗战胜利后初期，上海社会并未完全归于有序。内战重开后，过境上海的军队杂乱繁多，秩序混乱。作为公共场所的电影院，也受到直接影响，军人警士“看白戏”及滋事捣乱成为影院的痛中之痛。
军队在抗战之中流血牺牲，其功绩应为国家与社会犒劳铭记。不过，军人好胜斗勇，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往往不易管束。战后驻扎上海的军人警士数量激增，看电影成为重要的娱乐内容。然军人为数众多，政府及军方未能出资支持，军人往往结伙观影，恃强入场。1945年11月，大光明戏院报告：“今天开映‘气壮山河’一片，营业极盛，时告座满。因此应付军人签票更形困难，往往不容解释强行直接入场占座。今日第一场拒绝签票者四十六人、第二场二十余人、第三场五十九人，以至买票之观众反无座可坐。”（5）丽都戏院12月23日报告：“下午二时许，有便衣与军服者共十余人不示符号要求签券，将该院院务司理朱振廷及职员石松山围住凶殴、拳脚交加，致该司理头部流血、胸部受伤，伤势颇重。职员石松山上前劝解，亦遭三四人拦住殴拳，受伤自投警局报案时，朱司理负伤大声呼救，司警闻声入视亦遭拦殴，后乃一哄而散。”（6）同日，大上海戏院、南京戏院亦报告发生职员被殴伤情事。又28日沪光戏院报称下午二时许有军服与便衣者六七人要求签给优待券十五张，内中一人不问情由遂行动武，冲突中该院经理史廷磐头部击伤，玻璃门窗悉被捣毁，观众见情纷纷散去，秩序大乱。（7）军人明目张胆，直接闯关，暴力相向，严重滋扰公共秩序。
影院亦时常遭受地痞流氓之流假冒军人或者直接滋扰。1947年底之后此类事宜更为猖獗。1947年11月17日晚十时许，南市大戏院突有男子10余名来看白戏。经该院职员劝阻未果，半小时后，有壮汉30余人到来，持木棍铁尺闯入戏院，捣毁一空。秩序顿时大乱，看客争先奔避。纷乱时，有流氓10余人涌入账房间，抢去现款80余万元。（8）假冒军人混场更增加了事件处理的难度。1946年10月10日，辣斐大戏院下午第三场开映时，有当地地痞流氓6人假冒军人观剧，职工婉劝反被殴打。上海影戏院亦有被市府所属各机关索取赠券之事，此也为看白戏秩序与市场：1940年代上海国民党军人“看白戏”问题的类别之一，影院迫于政府的压力，往往委曲求全。在此之外，也有学生看白戏的情况。
不过整体而言，军人警士看白戏数量既多，危害也最重。本应纪律严明的军人恃强入场，既违军纪，也损害军人形象，由此造成公共治安事件，更为舆论所批评。影院难以应付，只好将事件报告政府及军队管理部门。如何保证军人的正常娱乐，又不影响正常的观影秩序，对政府、影院来说都是亟待处理的棘手问题。
军人有观影娱乐的需要，影院有维护经营秩序的要求，最好的办法是多方协商，订定妥善方案。1946年1月4日，淞沪警备总司部召集上海影院业代表洽商免费招待军人各项办法。方案提出后，影院同业于5日召集全体同业集议，表决一致接受免费执行方案。在经营角度，各影院本不欲提供免费特权，但滋扰频发，已经影响到整体营业。与其时时忧心，不如专设免费时段以杜骚扰。
免费招待还涉及影片供应成本问题。各戏院与影片公司仅为租赁合同关系，免费影片之提供，需征得英美片商同意。1月7日，片商集议后对免费执行办法不表赞同。影院一方面与片商协商，同时报请警备司令部召集片商等直接面谈。9日下午，上海市各电影院代表与美国影片商代表举行会议，“为两方谋一解决，片商同意免费观剧原则”。同时片商提出“如以后华军在非免费招待时间内，再有同样闯祸事件发生，则决定将全市所发给影片一律收回”。（9）这一要求，反映片商及影院业希望在付出免费招待成本后，能够解决军人看白戏问题。10日，淞沪警备总司部再次派员与影院代表协商议定招待军人及保障戏院营业详细办法，最终确定免费招待军人办法七条。经政府认可，并于12日正式施行。办法内容如下：
(1)本市各电影院分为甲、乙、丙、丁四组，轮流于每周六中午十二时起特别放映一场免费招待军人。
(2)观影军人以军服整齐、符号完备并有负责长官领导者为限，其他公务人员不在免费招待之列。
(3)各院所映影片以免费招待日营业时间所映者为限。
(4)每院观众人数以各该院座位数额为限，事前由各该院将戏票送交军事当局以资分配，每券对号入座，不得临时添设座位。
(5)每次招待时，各该院场内外应由军事当局派员维持秩序。
(6)自免费招待办法实行后，各该院在营业时间不得再有减费或免费，不论便衣(原档案此处文字模糊，无法辨认，此由笔者所补)或呈报人等须一律照价购票。
(7)为保障各院营业及第六条办法起见，请当局举行下开两事：
(甲)禁止军人在各院营业时间免费入场观影并将布告实贴各院。
(乙)军事当局派武装同志常驻各院，以便对付杂军游勇保障各院职员之安全。（10）
按照这一办法，上海全市大小影院40余家，分成4组，每组10家，共计约有座位800余个。按各地段分配，每星期轮流免费招待军人一场，即平均每院每月免费招待一次。招待时，院方预先发给免费券。国民党军队方面则由领队长官亲自率领军人，按次序前往。其他营业时间内，军人前来观影剧者不论阶级职位一律均需购票。军方在享受免费观影待遇的同时，需要规范军人纪律，派员维持秩序，并不得于其他时间来骚扰影院经营。在影院而言，通过同业平摊成本，轮流定时免费招待，单家影院所付出的成本大为减少，并可平衡秩序与市场的需要，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军人、舆论等看法却有不同。在协商中，军队方面希望在每星期日中午十二时能够前往观剧，但此项提议未被接受，招待时间最后还是定于每周六中午，对于场次也认为过少。在媒体方面，《申报》1月6日《杂感》对讨论中的免费招待办法的有效性表示担忧：“关于军人看白戏的问题两星期来已有不少的记载和讨论，同时那些所造成的事件和纠纷也已在本市的军政当局处理中，也许不久就会规定办法，只是怕‘办法’未必就能算是这问题的解决，因为这里面包括了军人待遇、驻军管辖、剧场票价等若干基本问题是谁也一下不能立刻就完全解决的。”军队的观影时间未能满足其初衷，同时免费招待的次数较为固定，按军队之人数，难以满足观影娱乐需要。
1946年1月12日，抗战后第一次免费观影劳军进行。15日，在上海市电影院协会筹备会(影院公会初期筹备组织)呈送给警备司令部的函文中称：“当时秩序甚佳，来观剧人少不多，十家影院之总数约在两千人左右。至于营业时间军人来院观影者，大多一经解释即获谅解，仅少数恃强无票入场，但在山西与蓬莱两院所发生之滋扰情事颇为严重。”（11）整体看来，观影秩序有较大改善。山西、蓬莱两影院发生的滋扰事件并不是在免费招待时段，而是招待结束后。蓬莱戏院计有约60名军人无票入场，在被拦阻时，有兵士甚至拔枪示威，造成戏院门首秩序大乱。（12）这一事件提醒，在免费招待的时间之内，秩序能够有所保障，但如在规定时段之外军人仍欲强行观影，又如何处置？影院业迅速与警备司令部协商，在1月16日又补充规定：放映招待军人电影乃基于军人不得于各院营业时间恃强入座或要求减低座价。
到1月19日，是乙组影戏院慰劳军人之期，参观人数约3000人左右，秩序良佳，但在免费时间内出现有持券之便衣及妇女儿童者，在营业时间则仍有少量不照规定强行入场者。（13）整体而言，在抗战胜利后劳军免费观影招待在刚刚施行之初，秩序明显改善，军人恃强入场的行为有所收敛，免费时间内出现非军人入场可能是因军人将招待券转让。
军人滋扰影院等公共场所引发舆论批评。1946年1月29日，军政部海军驻沪办事处发出通令，表示为“切实维持军风纪”，派队与警卫营合组海军纠察队至各公共场所巡查，“遇有违犯军纪情事，轻则纠正、重则带队处分。纠察人数计官员2名、士兵8名，佩戴海军办事处之臂章；出巡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日每晚六时半至十一时、星期六日午时至晚十一时、星期日上午十时至晚十一时；施行日期自一月十二日起”。（14）同时明令规定，军人在营业时间不得违反规定强行入场。纠察队主要就是要加强对军人的管制和约束，维护公共秩序，对影院观影秩序也有益处。但禁令再三，犯禁者仍接踵不断。
1946年2月2日，丁组之招待比起之前几次，情形已大为不妙。之后，军人无票恃强入场“看白戏”之冲突迅速增加。据《申报》报道及上海影院业公会的档案史料，对1946年1月至6月的部分军人滋扰事件略加统计如表1所示：
免费招待办法出台后，仅消停两周，自2月开始，恃强入座之风有增无减。预定的免费时间缺乏吸引力，大量军警于影院正常营业时间公然“看白戏”。1947年1月5日，光陆大戏院有穿制服警士数名前往看戏，因无票入场，致与该院担任经理的一名挪威人发生冲突。6月25日，沪光戏院两收票员受军人重伤。军人为何仍热衷“看白戏”？从1946年1月5日《申报》刊载的军人郝水謘所写之《戏场秩序维持之我见》一文可知要因。该文分析说，军人喜欢到影院戏院看白戏，首因在于娱乐方式少。军人们“一般的智识水准都很低”，上海诱惑大，除打仗、出操、执勤外，唯剩的娱乐方式就是赌、嫖或者看戏看电影。赌和嫖因每月军饷不多，故也很有限。看电影虽然有免费招待，但时间、场所及次数均有限制，不能随心所欲。相较之下，美军每星期一、四、日有着五彩的随军电影、临时的舞会。在这种苦闷的环境下，军人们身处于经济娱乐中心的大上海，便想自寻乐事，无奈“荷包里空空的，到哪里呢？到舞场，不够格；到餐馆，没有钞票；在街上兜来兜去没办法，还是去听听锣鼓喧天看看电影，于是剧院里老总们也就多起来了”。其次是军人的待遇太差。虽抗战胜利之后军人待遇稍有提高，但按上海的物价来讲，每月除了菜金以外，所剩寥寥，“哪里有钱买戏票”？不少军人还将免费赠券卖出赚钱，自己再去看白戏。再者军人们也都有些“傲”气，抑或是“痞”气。影院老板只想着赚钱，但军人以为抗战胜利“大部份是军人的功劳，老百姓也就要对老总们加以客气”。军警们对不准恃强入座之布告视若无睹，“民众们稍微对他们有些别扭的地方，他们就觉得不顺眼”，遇有工作人员拦阻，意气不投，就凭借着自身“优越的军事技能”，恃强凌弱，冲突也便随之引发。
军人认为“看白戏”事出有因，影院方面也认为自有苦衷。影院同意免费招待军人严格来说只是权宜之策，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影院业与当局议定免费招待军警办法，希望通过有限的成本维护应得利润。在非自愿招待情况下，影院对招待时间前来观剧之兵士不守秩序、屡生事端已相当不满。在营业时间碰上无票入场的军人，讲话难免带“刺”。军人们傲气十足，不愿受屈，甚至有“我们抗战八年，老百姓什么东西”（15）一类的激愤之语。在大庭广众之下，言语不合，冲突起。次数多了后，“这种问题以及表现出来的情况使军民从精神上就永远有了界限，而对于‘军’也永远有了不愉快的‘令人侧目’的感觉”。（16）在“看白戏”问题上，军人与影院各占其理。军人娱乐是正常需求，影院收票是市场法则。按权责归属，军人娱乐应该是由国民政府承担成本，通过给军人或影院补贴之财政方式实现依法观影。但是此时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为打内战战备不及，哪里还有财力解决军人看电影之类的小事。只好通过协议办法，由影院来劳军，冲突遂不可避免。
三、“金都血案”：秩序维护中的公会作为与警宪矛盾
军人和影院发生冲突甚至影响公共秩序，军人本身并不看重其后果，但政府、军方却担心军人频繁因此类事件而被媒体报道，于军威民心有损。在影院业方面，此类事件影响观影秩序，使娱乐场所成为危险之地，影响票房上座率，故而不断促请政府与军方严明军纪。影院最为反感的是军人在营业时间恃强占座，藐视禁令。影院及同业公会无法停止免费招待，只能不断将滋扰事件上报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掌地方治安，对此再出禁令。1946年7月2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颁布指令：“查劳军娱乐非军人不得参观迭经严令取缔在案，准予重申前令并派宪兵届时到场取缔。”（17）这就将影院秩序直接纳入地方秩序安保的范围，如以宪兵来维护秩序，较单纯一纸禁令，显然更具威慑力。
宪兵执勤，反而与警察引发一场血案。1947年7月27日，上海金都大戏院，发生了震动影院及社会的“金都血案”。是日夜，金都大戏院上映新片《龙凤花烛》。晚九时半许，有观众3人持票两张来院观剧，时场内座位业已售罄，售票员婉言拒绝，不意来客大肆咆哮，声震影院内外，正在执勤的宪兵出而排解。事情进行到这时，警士并未参与。
巧的是在宪兵与来客争执时，恰有一名警士闻声前来劝解。不知何因，警宪双方忽起误会，口角之下继以互殴。警士寡不敌众，悻悻而去。（18）不久即鼓动大队警士蜂拥而来。戏院将铁门拉闭，以维1500余观众之安全。宪兵队也来人支援，与警士对峙。至十二时半后枪声突起，时断时续，相持两小时之久。幸双方主管官长到达，暂告宁静。但到28日上午十一时许及下午一时许、四时半许，金都戏院又被警察数十名分乘开车横遭捣毁，在院职工均遭殴伤。后由警备部派队守卫，始归平静。院内所有设备，已毁损殆尽，影院的大玻璃窗、霓虹灯及《龙凤花烛》广告亦未能幸免，场面极其混乱。又于同日下午复有警员数十人乘坐卡车分赴各院令将原设宪兵席撤去，幸经各院处理得宜，未有事端发生。经此两日之劫，金都戏院设备尽毁，已无法营业。据戏院中人谈：“如全部被毁，则损失之数约在四五十亿之间。”（19）冲突中也有伤亡，据《申报》记者由各医院统计所得，警士、市民死伤达16人。（20）此次事件因“看白戏”起，但最初警宪双方并非对立当事人。按照道理，双方还都有维护治案之责。但争执之中，管治安的警察与维护秩序的宪兵发生冲突，竟而召集百余人在戏院门外对峙，结果宪兵向警察开火，死伤多人，金都戏院在一日之内三次遭受捣毁。事件经报纸报道，轰动一时。
影院同业极为震惊。上海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接报后，鉴于事态的严重性，首先迅速向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参议会、上海市总商会等相关部门呈函报告，并直接晋谒市长进行申述。公会表示：“长此以往，倘不迅即设法改善则招待之举实无用处，仅足徒增各院损失、已无继续之必要。”（21）同时还指出，兵士“将属会所发戏券转售而图利者，尽失招待之真义”。设想停止招待，“则又恐藉端等，受痛苦之深诚难言状”。要求当局予以切实赔偿金都所受全部损害，迅行惩处肇事凶犯，采取有效办法，保障不再发生同样事端。公会还声明：“倘短期内当局无妥善办法，全市戏院势将考虑全部停业。”电影院公会理事长梁其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公会方面今后唯一希望，确保商民安全。”影院公会还将此事转告相关同业及南京、重庆等影院公会知晓，以图共同呼吁国民政府给予公平公正解决。公会所重者，在于警宪本为维护秩序而设，反而自起冲突，故意捣毁影院设施，引发对整体行业秩序的极度担忧。
影院公会的奔走吁请，引发社会关注。许多团体和个人纷纷来函来电表达关切之情和支持之意。上海市公营戏院联谊会筹备会在8月5日给上海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的信函中称：“对贵会所持之立场态度，至表同情。谊属同业，当尽声援之义……并盼今后密切联系，以谋戏院业之共同福利。”（22）南京市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振纲在致金都大戏院总经理柳中浩的信中说：“贵院于七月二十七日因宪警冲突惨遭捣毁，因损失过巨一时尚难复业，此独为贵院之不幸，亦为沪市电影业之不幸，抑且为中国整个电影界之不幸也。闻讯之余不胜愤慨，本会誓为后盾与暴力周旋，奋斗庶使公理伸张，获得公允解决。”（23）重庆市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公会会长朱长典在给梁其田的信中说：“宪警均负有维持地方治安之责任，今竟因细故不能互相容忍，殃及人民生命财产、妨害营业，殊深愤慨。切盼据理力争勿达惩凶赔偿之目的，本会全体同业誓为后援。”（24）
在当事主角之一警察方面，反应亦十分激烈。事件发生后，警察局督察处长张达舆、新成分局长卓清宝即驰至出事处查勘。因是宪兵率先开枪，学警方面也是群情愤慨，齐集于新成局内哄场不散，要求得到合理之解决。时任上海警察局副局长的俞叔平闻讯亦即驰至金都调查，旋又至新成局会同张、卓二人向学警训话。俞叔平表示已经与警察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洽商，表示查明真相后，定予严办。至28日凌晨三时许，学警始散。当日上午，警察局令金都戏院经理柳和清前往报告，并将在戏院中干涉肇事之宪兵排长李预泰扣押候究。影院公会的呼吁引起了上海参议会等机构的关注。影院方面要求赔偿损失、严惩祸首，学警方面也要求合理解决，上海市参议会要求警察局立案办理。8月12、13日开庭审理，将相关嫌疑人一一过审。（25）
为何并非直接当事人的警察与宪兵会因稽查“看白戏”如此细微的事情群情激愤、拔枪相向？据影院业自身的认识，根源在于警、宪权限划分不明。在“金都血案”发生后，影院公会在为此次冲突呈请的函文中明确指出，影院以宪警执勤冲突而遭受无妄之灾，“以此次不幸事件其肇事之主因全在警宪勤务划分不明所致”，上海警察局副局长俞叔平在谈话中亦对这一肇因作了“详述无遗”的阐述。再回看警宪在维护影院秩序方面的事权。上海警察局作为维持全市公共秩序之政府机构，对包括影院在内的公共场所的秩序有无可争议的合法管辖权，身负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责。依法而论，不论是军人滋扰还是流氓地痞，均在管辖之列。但问题在于，警察本身也常常有恃强入场“看白戏”的行为，对于军人团伙式的滋扰行为也监督乏力，政府及军队只能借助其他力量来维持秩序。在免费招待办法出台后，办法中即规定“每次招待时，各该院场内外应由军事当局派员维持秩序”。到1946年1月29日，军政部海军驻沪办事处与上海市警卫营联合组成海军纠察队，前往各公共场所巡查，以维持秩序。后因军人不遵守免费招待法令，频繁于营业时间扰乱影院经营，淞沪警备司令部方于1946年7月25日颁布指令，规定劳军娱乐非军人不得参观，并派宪兵对不法军人观影进行取缔。宪兵队参与执法，无形中是对警察执法权的侵占，警察与宪兵之间因此生出嫌隙，
金都影院的争执导致积怨爆发。影院治安到了动用宪兵的地步，也说明地方政府及军队的秩序管制无法依赖于一纸禁令，法令已经失去其权威性，社会秩序存在失控危险。军娱乐非军人不得参观，并派宪兵对不法军人观影进行取缔。宪兵队参与执法，无形中是对警察执法权的侵占，警察与宪兵之间因此生出嫌隙，金都影院的争执导致积怨爆发。影院治安到了动用宪兵的地步，也说明地方政府及军队的秩序管制无法依赖于一纸禁令，法令已经失去其权威性，社会秩序存在失控危险。
影院和公会所担心的正是政府执法机构无法保证安全，反而自身成为秩序乱源。如导致秩序失控，将重创整个影院业的行业经济。在事件发生后，不同社会团体不仅对警宪冲突导致影院财产被毁表示愤慨，更对冲突背后政府当局的社会控制能力表示怀疑。上海公营戏院联谊会筹备会在针对此事的声明中表示：“上海各戏院之前台秩序问题存在已非一日，毁物伤人之事，亦非自金都此次不幸事件始。……若有毁物伤人之事发生，事后又不易得合理之解决；此种痛苦，本会亦希负责当局能有了解。”影院业同业公会质疑当局：“此次金都事件警宪责任是非，姑置不论，但金都戏院实无错误可言，因若在客满后准许观众补票临时加座，则违反警局之规定，且影响观众秩序；若于发生冲突后不关铁门，则试问于此种情况下，观众之生命安全之如何维护？”金都事件发生后，宪兵为避免冲突，已不出动执勤，秩序全无保障，纠纷频有发生。在此特殊时期，影院除“力持镇静，尽量容让，以免再发生其它事端”外，只能盼“负责之贤明当局，于可能范围内，进一步筹思良策，保证戏院之秩序及安全，以收一劳永逸之效”。（26）
宪兵暂撤后，警察仍无法保障秩序。1948年2月，当局不得已再发通告：“由警备部主持之军人观剧督导组，定25日结束，此后关于本市各戏院之巡查事宜，由宪兵独立第三营负责。”（27）也就是说，此后维持上海公共娱乐场所秩序、纠正军队风纪等事项，由原来的警宪联合改由宪兵完全负责，避免权责纠纷。
不过此时时局更加恶化，国民党军在内战之中节节败退，国统区之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国民政府之败退已成大势，败退和过境上海的国民党军又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上海影戏院受滋扰情况复趋严重。临近北火车站一带的金城、南京、丽都、泰山、虹光、山西等戏院，因伤兵及其他部队士兵大都屯驻江湾或搭车者往来频繁，时有无票入场行凶恃强状况出现。在警备部督导组撤销后，军人更无所顾忌。（28）宪兵队开始执勤后，各影院虽频频电话呈书告急，但宪兵队找借口推诿避不应援，军人等见此情形益发肆无忌惮，过去之“一片打风”看白戏的情况再度上演。影院公会不断呈文，表示“设不严加取缔，后患甚堪难处，长此以往非特尤违警章，抑且易滋事故事属公共安宁，实难再予姑息”，呈请当局继续于招待军人时派员执勤，以策安全而资防患。
1948年6月3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召开改善周末劳军办法座谈会，邀集港口司令部、上海供应局、过境部队接待处、警察局、警备部、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宪兵第九团等代表与会。为使驻沪军警及过境部队多得观剧机会，重订招待办法。决定电影院分为三组，以两组招待循环轮演，过境部队主要由公营电影院招待，也拟请商业影剧院接受临时义演。新办法要求公营和商业影院都参加劳军，扩大了招待的影院范围和数量，影院的招待频率也明显增加。（29）但状况并无好转，在会议当天的6月3日，银都大戏院被坚欲入场的不明荣军10余人捣毁。8月16日，皇后戏院遭滋扰。9月开始中共军队连续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大批军队南撤。11月23日，皇后大戏院又一次被军人滋扰，大门玻璃被捣碎。（30）院及公会能做的除极力忍受与据情报祈当局“俯赐彻查以安商理而维治安”外，亦无可奈何。1948年底，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特又订《上海市各驻军部队轮流休假劳军公演暂行办法》，试图规范驻沪各军警部队之休假娱乐，并组织军警宪联合纠察队加强稽查。（31）不过在大厦将倾之际，法令已失其威慑，军人罔顾军纪、纠众行凶、失却民信的骚乱不仅危及影院，已成社会乱源。1949年元旦，汇山影院被强欲无票入场之海军连续两次冲击，数十名海军士兵“逢人即打、遇物即毁，观众纷纷夺门而逃”。（32）截止到5月上海解放前，《申报》还在报道黄金大戏院、山西大戏院、中国大戏院、国际大戏院、皇后大戏院等多所影戏院被军警流氓冲击事件。直到国民政府在内地统治结束，国民党军人“看白戏”这一看来细微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四、权威失落与市场、秩序困境
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社会秩序本应恢复如常，看电影这样的日常娱乐应是大众可以和乐意共享的。不过，普遍存在的军人及警士“看白戏”问题显示国民政府在社会秩序的控制方面存在重大隐忧。“看白戏”原来多为流亡地痞蹭戏，不意抗战之后军人警察反成“看白戏”的主角。随着内战局势变化，这一问题日益严重，进而影响到公共秩序，成为影响社会治安及军队声誉的重大社会问题，引发国民政府、军人、警察、影院的多方关注。在“看白戏”问题上，国民政府、军人及影院立场各有不同。影院作为当事方，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来保障市场营收。军人看白戏及恃强滋事直接影响到影院的观影秩序，甚至破坏影院财物，由此造成的显性和隐性损失为影院所不能忍受。影院业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达成免费招待协议，正是希望以较小的损失来保全经营大局，将秩序对成本之影响予以限定。影院自身保全在面对军人时，显得极为无力，是以影院及公会只能频繁呈请国民政府来解决此类事件。地方政府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职责，警察局是直接的职能部门，对影院公会的合理要求，自应予以支持。但在军人一方，观影作为正常娱乐，是驻扎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不可缺少的娱乐内容。国民党军人为抗战牺牲，为国民政府作战，理应免费享受看电影的乐趣。但是，这并不是可以恃强入场的理由。作为军人，应受军纪约束，强行入场也有违军规。不过军人收入低，无钱购票，军人的娱乐成本按理说应是由国民政府及军队当局通过财政方式来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国民政府与军队并未通过增加开支的方式来补贴军人，而是与影院公会协商免费招待办法。影院公会出于维护整体秩序的需要，也同意了这一决策。免费招待限定了日期地点与场次，军人对此极为不满。故而即使在免费招待办法出台之后，军人看白戏状况有增无减。
国民政府将本应承担的职责移转到影院身上，影院着眼于营收，对国民党军人亦无好感，由此造成冲突愈发严重。
观影秩序作为社会秩序之组成部分，与整体时局密切相关。在看白戏事件中，不受约束的军人常常激发事端，但军队对于军人缺乏有效管理，军纪松弛，是其重要因素。影院秩序本属警察局管辖范围，但警察本身看白戏者亦为数不少，对于因此而起的冲突事件执法不力，引发影院的持续抗议。后来警备司令部不得已动用宪兵队参与维稳，又遭到警察反对，双方更在金都戏院大打出手，酿成舆论瞩目的警宪冲突。冲突根源不在于执勤，而在于争权。“看白戏”这一初看细微的问题，历时数年不仅未得解决，反愈演愈烈。事件频发，禁令频出，而令不行，禁难止，显示国民政府的权威已经严重失落。其治下的军警机关不仅职权混乱，又争相“藉执行公务为名，遂其强座之愿”，“稍予婉阻即呼嚣喊打，不堪收拾”。在影院电请之时，警察局或宪兵队或相互推诿，迟迟不致，致肇事军人流氓将影院捣毁后一哄而散；或巡查队武装警员到达戏院后，彼辈旋即散去，未对肇事人员做惩处。后来军、警、宪三方合组纠察队，仍然缺乏成效，通令布告俱成空文。权威失落，执法不力，以此面对秩序困境而无法制止。
市场经营需要安定的社会秩序。在国民政府之命运飘摇之际，社会秩序呈现失控之势，影院经营的社会环境亦遭破坏，营业难以为继。公会寄希望于军队自律与政府监察，遗憾的是地方虽有心维持秩序，却无法管束军队、警察。国民党军队、警察纪律混乱，法令不行，争权谋私。观影成本按理应由国家承担，却转嫁至影院，不仅军人与影院形成直接矛盾，警察与宪兵也发生严重冲突。可以说，在“看白戏”问题的处理及结果上，可以初窥内战时期国统区社会失序之迹象。
本文刊于《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高研院中国史门世恩同学提供稿件。
注释：
（1）近代电影史研究状况请参见汪朝光：《光影中的沉思———关于民国电影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近年不少学者从公共娱乐、城市文化、电影市场、市民生活等不同角度讨论电影院的社会文化功能，但对上海电影院业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看白戏”现象还缺乏讨论。观影秩序为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对“看白戏”问题的处理不仅涉及影院经营，还可对政府与影院之间的秩序交涉进行观察。
（2）《白司令保护世界大戏院之布告》，《申报》1927年10月15日，第14版。
（3）《西海大戏院之炸弹》，《申报》1933年2月7日，第16版。
（4）《沪强占区内暴徒持械横—一戏院经理惨被击毙》，《申报》1938年11月21日，第2版。
（5）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1，《大光明戏院因遭军人滋扰呈上海市电影院协会筹备会报告》，1945年11月2日。
（6）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1，《丽都戏院因遭军人滋扰呈上海市电影院协会筹备会报告》，1945年12月23日。
（7）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1，《上海市电影院筹委会为会员影院屡遭不法军人骚扰事致上海市市长兼警备总司令钱大钧函》，1945年12月。
（8）《南市大戏院捣毁一空》，《申报》1947年11月19日，第4版。
（9）《片商赞同军人免费观电影》，《申报》1946年1月10日，第5版。
（10）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4，《上海市电影院协会筹备会呈淞沪警备司令部之免费招待军人及保障戏院营业办法》，1946年1月10日。
（11）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4，《上海市电影院协会筹备会就甲组戏院慰劳国军情形呈淞沪警备总司令钱大钧之报告文书》，1946年1月15日。
（12）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0，《蓬莱大戏院关于营业时间遭军警无票入场滋扰事呈上海市电影院协会报告》，1946年1月13日。
（13）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4，《上海市电影院协会筹备会就乙组戏院慰劳国军情形呈淞沪警备总司令钱大钧之报告文书》，1946年1月29日。
（14）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4，《上海市警察局训令市警行(35)字第1358号训令》，1946年1月29日。
（15）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28，《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为不胜军警滋扰向市府警备司令部呈请求切实执行严禁军警恃强入座之请愿书》，
1947年(具体时间不详)。
（16）《杂感》，《申报》1946年1月6日，第6版。
（17）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4，《淞沪警备司令部指令副一字第288号》，1946年7月25日。
（18）此人为新成警分局警员，系第七期毕业学警，他在金都被宪兵殴打后，即回新成警局报告。局中第七期毕业学警甚众，闻讯大为不平。同时该警员被打消息传至各分警局，遂有老闸、黄埔等局之七期毕业学警，紧急集合赶至金都戏院，将行凶宪兵包围诂责，之后冲突遂愈演愈烈。参见《金都戏院外深夜大血案警士市民死伤达16人肇事宪兵排长已遭扣押候究俞局长亲劝学警今晨始散》，《申报》1947年7月28日，第4版。
（19）《金都三度遭捣毁工程师下落不明影院公会发表书面声明》，《申报》1947年7月29日，第4版。
（20）《金都戏院外深夜大血案警士市民死伤达16人肇事宪兵排长已遭扣押候究俞局长亲劝学警今晨始散》，《申报》1947年7月28日，第4版。
（21）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4，《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因会员迭遭军人恃强入座及慰劳时非军人多来参观恳于设法制止及纠正事致淞沪警备总司令宣铁吾函》，1946年7月12日。
（22）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29，《上海市公营戏院联谊会筹备会就“金都血案”事致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之声援电文》，1947年8月5日。
（23）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29，《南京市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公会振(36)第187号电文》，1947年8月2日。
（24）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29，《重庆市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公会(32)典组第0628号电文》，1947年8月3日。
（25）具体审理结果，因笔者尚未找到直接材料，暂难明了。
（26）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29，《公营戏院联谊会筹备会就“金都血案”事发表之谈话全文》，1947年8月5日。
（27）《巡查各戏院由宪兵负责》，《申报》1948年2月21日，第4版。
（28）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0，《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就警备部督导组撤销后军人滋扰频现事呈淞沪警备司令部函》，1948年4月。
（29）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4，《淞沪警备司令部改善周末劳军办法座谈会记录》，1948年6月3日。
（30）《皇后戏院武剧大门玻璃被击粉碎》，《申报》1948年11月24日，第4版。
（31）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4，《淞沪警备司令部代电副人煌字第2163号之上海市各驻军部队轮流休假劳军公演暂行办法》，1948年12月16日。
（32）上海市档案馆藏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档案：S319－1－30，《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因汇山影院被海军滋扰并请保护事呈淞沪警备司令部函》，1949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