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会计学社是力图融会职业会计师及政府主计人员于一体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初设总会于南京，抗战后设分会于上海、天津、广州。就学社组织而言，虽以政府主计部门为主，然能专注于学术。不论南京总社，抑或上海分社均能以倡导会计学术、培养会计人才为宗旨，在编办会计期刊、训练会计人员和促进新式会计知识的生产传播方面发挥重要功用。在期刊之编撰及征稿方面会计师、主计官及一般会计人员均能得擅其场在民间会计及政府审计方面发表诸多颇有价值的应用成果。
会计之术流传己久。然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中，计学并无一席之地，不仅见鄙于士林，且被目为市侩之学，以此为业之“帐房”的社会观感也不佳。近代开端，通商开埠，外人在华设商行，修铁路，办实业，均用本国会计制度。晚清民初，中国在兴办洋务、改革财政、创办企业的过程之中，也不同程度采用新式会计。但自西方引入的新式会计知识如何应用至中国本身的经营及财务处理，还存在习惯、制度、观念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等诸多障碍。是改良中式簿记，还是尽采西式簿记，如何改良，如何应用，在学术及实务层面都需深入研讨。着眼于职业内部的分际，近代会计学者余肇池将会计事业划为三类：一为自由职业会计专业，即现今一般会计师所行的事业；二是私人方面的会计事业，包括一切民营企业；三是政府方面的会计事业，包括普通公务会计，公有事业会计，公有营业会计等。（1）职场之类型不同，对专业能力之要求亦不相同。大体上职业会计师专业能力领先群伦，政府会计在制度改革方面先发启动，较为迟滞者为民间私营企业。然不论政府主计或民间会计师，研究会计学术融会中西会计知识，掌握适于市场及社会需要的新式会计知识、提升专业能力则是其共同的谋生之道。就学界研究看，对学院式会计教育及会计师主办之民间会计教育己有所讨论，但于政府、计界及工商界在会计学术方面之互动关系尚缺乏综合讨论，1934年成立的中国会计学社恰为此问题的讨论提供视角。（2）本文拟以会计期刊所载资料为据，就学社在学术整合及知识建构之中的作用作一讨论。所指之知识建构主要是指学社组织及期刊发行在会计学术生产及传播方面的路径尝试。
在会计业界的团体整合进程中，职业会计师执掌先锋。北京政府在1918年颁布《会计师暂章程》开辟职业会计师发展的制度空间。1925年2月，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会计师职业团体一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tants of China)。1926年，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更名为上海会计师公会。汉口、北京、天津等地相继自立公会。至1930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会计师条例》其第十六条规定：会计师非加入所在省或市之会计师公会，不得在该省或市内执行业务。设立公会成为必须。1933年9月，成立了中华民国全国会计师公会。至1946年，全国有11个省市成立公会。会计师公会的职责是行业整合与职业自律，发展会计学术也是其功能之一，但其范围主要限于具有注册资格的职业会计师，一般会计从业人员尚不属此列。
在中国会计学社成立前，会计界另一重要团体为中国计政学会。在1933年5月，中国计政学会在南京成立，其成员以中央各机关计政人员、国内著名会计师及各大学教授为主。（3）学会领导层中，主要是政府主计官员。主要宗旨是“集合各专家之各种学识经验，研究中国计政之改进问题”（4）如果说计政学会是重在计政的话，中国会计学社成立的初衷当在跨越职业畛域，实现会计界在学术上的联合。1934年11月18日，林襟宇、卫挺生、赵棣华、潘序伦、雍家源、吴世瑞、任应钟、闻亦有、徐永祚等人在南京共同发起中国会计学社。成立之时，警察厅、中央党部、市党部、内政部、社会局均派代表列席。学社章程第三条规定，以“研究会计学术改进会计事务舐砺会计人格为宗旨”应办事业包括：举行会计学术讨论会；举行会计学术讲演会；编译会计书报；设立会计图书馆；办理会计学校等项。（5）
中国会计学社的社员分为五种。章程规定：凡曾在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对于会计学术有相当贡献者或对于会计事务有三年以上之经验并对于会计学术有相当研究者，由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通过为本社社员；凡各大学经济商科三年级以上学生对于会计学有特殊兴趣者，由担任该校教授之本社社员一人会同其他本社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通过为本社预备社员；凡对于会计学术或会计事业有特殊贡献者，得由理事会聘请为本社名誉社员；凡对于本社有特殊赞助者，得由理事会延请为本社赞助社员；凡吾国内研究学术团体与本社宗旨不相违背而互相辅助者，经本社理事会审定后得为本社团体社员。（6）社员不限国籍，也不限职业类型，对会计有专门研究且有从业经验者可介绍入会，商科学生亦可加入。标准相当宽松，体现了以学会友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社员资格并无新、旧会计人员之别，至学术上之新旧中西，则大可汇于一炉，研讨交流，此正学社之主旨。
发起者对成立学社的学术及社会意义有着十分清楚的认知。学社理事长闻亦有认为，“凡我同人，或为国内会计学界之权威，或为政府机关及工商事业之主管会计人员，为澄清各种财政上积弊起见，于会计科学，亟须提倡，以尽个人责任，而自身学识经验之培养，亦极为重要。（7）既有讨论学术、培养学识的功用，也契合发展会计、学术救国的理想。著名的新式簿记改革派代表潘序伦亦持此论。他认为，“发扬会计学术，上而藉以为修明政治之阶梯，下而用之为振兴百业之工具，亦未始非当务之急。”中国会计学社之成立，“对于国家社会应尽之责任必重大。”学社之职责有二：其一为发扬会计学术其二为会计改良。在当时大学商科及商业学校，虽设有会计学科，但“其研究之工作，以基本智识为主，其能进一层作高深学术之推敲者，诚不多见”“今既有学社之组织，则可以互相切磋，他日有所成就，不独我会计学界各个人一学术上得以成功，即国家社会之前途，亦利赖之。”（8）在他看来会计学社集合会计学术的研究者及以此为业者在促进研究方面有学校不可及之处，可在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和知识应用方面有所作为。
与潘序伦同享盛名的著名会计师徐永祚也对学社寄予厚望，“会计学术之发扬光大，其道多端，而能收集思广益析疑问难之效者，则莫过于集会，以吾国学术之荒芜，人才之散漫，更非集会无以助长斯学之进步，而树立社会之风声。”会计师虽早有公会组织，且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但“同业公会究非纯粹之学术团体而个人编著，终觉囿于见闻，仍不免引为憾事。”（9）建一纯粹的学术团体，集思广益，发扬学术，实有必要。徐永祚为改良派之引军人物，但他特别强调：“学会为学术团体，参加者应以学术之研究为对象，并应以学术之研究为目标，此其一，学术范围至广，诸家学说互异，须泯除门户之见，以收切磋之效，此其二，学贵有恒，恒则有功，团体事业尤应持以毅力，以谋久远，此其三。”（10）
他的这一提法大有深意。在1933年徐永祚率先打出改良中式簿记，并写下《改良中式簿记问题》书，将之与其主持的事务所编辑的《会计杂志》改良中式簿记专号赠奉潘序伦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由此引发改革派与改良派的论争。就其行动而言，无异于宣战，潘序伦及立信同仁也撰文予以反驳。（11）中国会计学社成立之时双方论战仍酣。在此种情形下，两派主帅仍摒弃学派之见，共组会计学社，显示出宽广的学术胸襟。在会计学术的引进与本土化进程中，学术之争及学派之争在所难免，这也反映中国社会对于新式会计不同层次的需求。但如自设障篱、互相排斥，则非学术与社会之福。会计学社的成立，可说是会计界求同存异、合作共进的结果。
会计学术事涉万端，究应如何发挥学社优势，开展具体活动，也须有所预设。吴世瑞认为，学社“应唤起社会人士注意会计问题”，可常用演讲或论文宣传方法，“引起彼辈对于会计问题，感觉兴趣，使其逐渐了解会计为各种事业成败利钝之重要关键”。学社应在调查及研究各种会计制度及编译会计书报方面有所作为。同时，“本社一切研究之结果即应公开于社会，劝导各种事业采用斯项制度。”（12）李鸿寿则提出，“图书馆之筹建，凡关于中西会计学之书籍，皆尽量收罗之；学术之讨论，凡社员有心得或疑问者，可互相讨论；常识之演讲，每隔相当时日，对社会作公开演讲一次。”（13）这些观点都相当有见地，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公布研究成果，面向社会演讲，都有利于社会公众对会计学术的认识。
会计学社之发起人有五十余人，既有会计官员，学院派的经济学者，还有数位知名的职业会计师。在官员中，有国民政府主计长闻亦有、财政部会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雍家源、上海市政府审计长林襟宇等，还有审计部、财政部、交通部、南京市财政局、上海市财政局的官员。在学者方面，有丁宇学、仇满扬、卓宜来、吴宗熹、吴惠荣、吴世瑞等会计及经济学科的专家。在会计师方面，则有潘序伦、徐永祚、李鸿寿、熊宝荪等职业会计师。有些还是一身多任，体现出政学界共同合作，共谋专业发展的取向。（14）
会计学社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大会，每年一次，其日期地点由理事会酌定之。临时会由理事会或社员五分之一以上之人动议由理事会召集之。学社的执行机构是理事会，设理事九人由社员于年会中选举之每年改选三分之一，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15）第一届理事会由闻亦有、赵棣华、林襟宇、卫挺生、吴世瑞、雍家源、徐永祚、潘序伦、任应钟等九人组成，常务理事为闻亦有，赵棣华林襟宇。（16）常务理事、理事长均以自由投票产生。闻亦有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计长及颇具影响的会计学者，被推为理事长。赵是江苏省财政厅厅长，林是上海审计处处长及复旦大学的教授。（17）此三人在1935年12月举行的第二届第一次理事会得以连任，许敦楷、李鸿寿为文书干事，方文冕、王其昌为会计干事，傅磊、顾询、陈其祥为庶务干事，杨泽章、陆善炽为编辑干事。（18）以领导层之身份言，政府主计官员在学社中居于领导地位。
社员之中，赞助会员和名誉会员不须缴纳会费，正式社员、预备社员和团体会员均须缴纳入社费及常年费。个人入社费自2元至10元不等，常费为1元；团体社员入社费20元，常年费10元。社员得免费收阅社刊。（19）不过，欠费情况较普遍，理事会经常要发函催费。团体会员陆续増加。1935年5月，西京会计学社加入为团体社员。（20）1937年2月7日湖北会计学社加入为团体会员。（21）学社为扩大外部联系，还规定“凡国外研究学术之团体与本社宗旨不相违背而能互相辅助者经本社理事会同意为本社之联社。”（22）中国会计学社在初建之时就以覆盖全国为目标，因此在南京建立总社，在其他地区再立分社。各分社章程须由总社理事会核定之，分社之运用依据总社所订立的分社组织简则进行。（23）据笔者现掌握史料，在抗战之前各地似并没有建立直属分社，只是在全国工商中心上海设立有《会计杂志》的编辑处，由潘序伦、徐永祚及林襟宇负责。抗战爆发后，南京、上海相继陷落，学社活动随之停顿。在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会计学社组织复员，总社在南京重设，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建立分社。广州分社在1947年成立，
编辑有《会计导刊》。天津分社在1948年成立，组织有会计合作社来筹划分社的经费，分社理事为朱如涂、石毓府、陈友玖等人。上海分社在1946年6月成立，组织规模较大，学术活动亦相对丰富，在事实上成为中国会计学社的业务中心。
实际上，在战前中国会计学社的重心己偏于上海。战后负责筹备分社是上海市政府会计处会计长闵湘帆，他应势当选为分社理事长。其他职员身份如下：
资料来源：《中国会计学社上海分社职员录》，卷宗号Ｑ130-44-6，上海市档案馆藏。
上海分社是该市政府会计处主导成立的，其成员多为政府会计人员。筹备主任闵湘帆是海分社是该市政府会计处主导成立的，其成员多为政府会计人员。筹备主任闵湘帆是上海市政府的会计长，其领导层也是以会计处官员为主，候补理监事亦为上海市政府会计处、民政处会计室的职员。另有名誉理事19人，则为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市政府、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银行的会计处官员。
再看会员结构。成立时会员总数约270余人，统计其来源，主要有三类：其一是政府部门之会计官员及职员，包括上海市政府会计处、财政局、工务局、卫生局、社会局、地政局、公用局、银行稽核处、警察局会计室、善后救济总署会计处、各区公所会计员等。其二是国营企业之会计人员，如中央信托局会计处、中央银行会计处、国营招商局会计处、淮南矿路公司会计处、中国银行会计处等；其三方是民间的企业会计人员及少量的职业会计师。就初期会员看，职业会计师只有两名：一是钱崇德，大中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上海法学院教授，另有谭昌明为会计师。（24）分社还设有荣誉会员，共27人，全部为会计师，包括徐永祚、王海帆、李鸿寿等知名会计师。（25）反映上海分社在组织上是以计政人员为主体“荣誉”之职虽显示对职业会计师的尊崇，然另册专列，并不符合会计学社的立社宗旨。
分社后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在拟定的征求社员办法中，规定市府及所属各单位会计人员优先征求入社，还要求联络各大厂商、会计组织、教育部门及学校征求会员。又函请会计师参加。在上海市国家机关及银行会计首长聚宴时，征求会员委员会前往分发征求社员文件。入社者计有100余人，取得一定成效。（26）初立时245人，在分社成立满一年之时，社员己増至506余人，会计师及大学会计系教授也有参加，然比例仍低。（27）
分社设文书、庶务、会计、编辑、学术组织等组及筹募基金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征求社员委员会。编辑组办理会计资料搜集、刊物编辑、印行事宜，学术组办理会计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会计问题指导解答等事项。这两个组承担着学术活动的组织任务，财务委员会则负责经费决断职责。（28）1946年7月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推定张恒源为文书组干事，陈九如为编辑组主任干事，陈志馨为会计组主任干事，耿美璋为学术组主任干事，钱浩泽为组织组主任干事，又推朱慎微为筹募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包玉刚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九如为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金闰如为征求社员委员会主任委员。（29）
分社成立后，在组织学术活动、创办学术期刊方面多有创意，但因战后国统区经济不断恶化，给社务运作带来极大困难。分社经费来源以社员入会费及常年费为主，还设立了筹募基金委员会。在基金未筹资之前，分社就向上海市银行开列5000万元透支户以资周转。（30）《现代会计》的编辑也耗费大量经费，虽有广告费用可以有所弥补，但仍入不敷出。面对危机，分社只好频频调高会员的入会费及常年经费，借钱还钱也成为常态。1948年2月，分社好不容易还清了前期向银行透支的一亿元，“隹以目前仍需周转，经续向银行商给订约透支2亿元，己交财务委员会办理”。会员常年费则涨至2万元。（31）最为严重的挑战来自于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依赖会员费用、政府补助及广告收益，分社方得以勉力维持。
二、抗战前总社所办期刊及会计补习学校
中国会计学社总社在成立之后，将组织会计学术研究、编辑会计期刊作为主要事务，以沟通学术界与事业界。其原因在于新式会计制度之采用，“惟赖事业界之勇猛精进，力求进步，学术界之计划研究，以供事业界之参考。故双方实用相互维系之关系存焉。”（32）
在学社理事会上，徐永祚、潘序伦二人不约而同提议，将原各自主办的《会计杂志》、《立信会计季刊》两大会计刊物转由中国会计学社编纂。这一提议得到全体理事赞同。议决自1935年7月1曰起，两种刊物学社继续担任编纂。两大刊物原有宗旨不变，各有侧重，“月刊方面短篇论著为主，而略偏重营业会计；季刊方面，以长篇论著为主，而略偏重于非营业会计。”在编辑方面也进行分工，《会计杂志》由在上海的理事林襟宇、徐永祚、潘序伦负责，《会计季刊》由在南京的理事闻亦有、雍家源、吴世瑞负责，“藉收分功合作之效。”（33）
学术期刊是近代学术传播的重要载体，定期刊布，信息及时，受众广阔。在会计学方面，一些大学的商科院系主编有专业刊物，政府也创办有审计类的刊物。就实务性及普适性而言，仍以会计师自办之期刊影响至大，尤以《会计杂志》和《立信会计季刊》两大杂志最为显要。前者由徐永祚在1932年创刊，为月刊，每卷6期，至1935年己经发行30期。后者由潘序伦创办，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持其事，为季刊，至1935年己经刊行8期。《会计杂志》以信息迅速见长，《会计季刊》以深度剖析见优。两大刊物既发表各自会计事务所同仁之研究文论，也刊布会计名家的独家所得，在资料刊载、信息交流方面亦十分注重，在会计界及工商界广为知晓。
徐、潘二人将己在会计界扬名立万的两大刊物转至学社门下，无疑迅速提升了学社在计界的学术地位。以此为平台，学社可凝集会计学界的研究者，也可展示研究成果，推进学界和业界的交流。能够将原本属于改革派、改良派的两大会计刊物统归门下，也向全国会计界展示了中国会计学社在学术整合方面的能力。（34）
在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国会计学社各分社也创有会计刊物。上海分社创有《现代会计》在1947年创刊，一直编辑至1949年。由于总社两大刊物在抗战爆发后即停刊，光复之后又未复刊，《现代会计》反成为会计学社旗下最为重要的学术刊物。天津分社则在抗战胜利后办有《会计知识》广东分社办有《会计导报》均以普及会计技能为主旨。
就民国时期会计期刊的总况而论，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为会计师事务所及著名会计师主编者，如立信、徐永祚、正谊、公信等会计师事务所；其二为大学商学院及会计系；其三为政府主计处及其他部门，以计政类刊物为主；其四为会计学社。此处统计如下：
表2近代会计期刊概况表
资料来源：本表由笔者根据《会计杂志》、《会计季刊》、《立信月刊》、《计学杂志》、《现代会计》等刊物整理而成。
此处统计并不完整，但大体类型可以确立。在众多会计期刊之中，学会类会计期刊并不占绝对数量，但基于学会作为纯粹研究组织的性质，且学社为全国性之组织，其所办刊物在学术地位上具有象征意义。
此处重点分析总社承办之《会计杂志》及《会计季刊》。刊物好坏，首在文稿。学社要求每位会员每年需撰写一篇文稿投寄，审后合格即可刊载。1935年4月和12月，分别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和撰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分为两组，吴世瑞、雍家源、潘序伦、杨汝梅、陆善炽等参与其事。（35）撰述委员会成员有余肇池、胡立猷、陆荣光、仇满、杨众先、李云良、钱祖龄、吴宗寿、杨兆熊、陈其祥、姚挹芝、邹繒侯、刁民仁、周矜平、朱符远、丁宇学、王玮、许祖烈、钱乃澂、蒋明祺等，每人每年至少撰写一篇文章投寄会计杂志及季刊。（36）稿件不仅重量，更要重质。以期刊编撰为中心，事实上形成初具规模的研究群体。
两大期刊的栏目设置基本相拟。《会计季刊》设有专题研究、特载、附录，专题研究发表对会计理论、制度及实务方面的研究，特载则是以国家会计考试试题及法规为主，附录主要是中国会计学社的会务及各地会计消息。特载和附录所占篇幅较小，专题研究为其要。《会计杂志》也分专题研究、附载，不同的是多了书评、读者研究和资料专栏。附载也有会计学社会务及行业信息。书评不定期刊出，介绍重要的会计著作。读者研究则就读者提问、来稿或行业热点问题进行评析。资料部分也是不定期刊出，主要介绍国外及相关行业之会计制度。比较在改隶前后的栏目设置，完全没有什么改变。
作为在会计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会计杂志》和《会计季刊》所刊文章极为广泛。《会计季刊》在1937年一年间所刊登的稿件主题涉及到政府会计、政府审计及主计制度者占有绝对优势，另如所得税会计、成本会计、会计试题等合计有34篇。（37）因是季刊，刊布稿件数量本不多，这一数字己占太半之数。可以反映，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之后，在政府会计改革方面已有所展布，其改革进展也为会计人员提供了就业的空间。所得税的征收就直接与会计业务相关。再看《会计杂志》的主题。以1935年7月改隶会计学社的第6卷第1期至1936年6月的第7卷第6期为例，适为一年。因是月刊，刊布文章篇目较多，所论主题也更为多样化，有涉及政府审计的文论，但其商业化极为明显，如成本会计、公司会计、簿记改良、银行会计、查账清算、资产估价均涉及到工商企业的经济活动，重点在于民间会计，与《会计季刊》明显的官厅会计色彩有所差异。（38）
两大刊物的这一差别除与地域相关外，也与作者群有关。在一年之中，在《会计季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有：闻亦有，赵棣华张辑颜、邹曾侯、汪元铮、谢允庄、唐休武、朱福奎、邹兆京、叶崇勋、汪友明、黄启超、沈钦祥、张心澂、林襟宇、周増奎、陈以刚、汪元铮、蒋明祺、钱祖龄、陶元琳、何作岩、杨时展、余肇池、李鸿寿。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政府会计的职业背景，具有职业会计师身份的只有李鸿寿。闻亦有一人一年间发表5篇，唐休武、汪友明是2篇。这与《会计季刊》在隶属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时己经发生很大变化。改隶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仁在上面发表文章极为频繁，且有上海其他职业会计师。改至南京后，《会计季刊》更侧重于政府会计。
《会计杂志》的作者群中职业会计师明显较多。在第6、7两卷上发表文章者清单如下：
表3《会计杂志》作者发表篇目数量表
资料来源：本表据《会计杂志》第6卷及第7卷整理而成，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
会计师陆善炽发表文章最多，有8篇，潘序伦次之，有5篇，顾准、施仁夫、王文钧有4篇，发表3篇者有8人，发表2篇者有12人。以单人数量而论，发表效率甚高。政府主计官员如林襟宇、杨汝梅，经济学者余肇池等均有文章发表。职业会计师在作者群中的比例明显高于《会计季刊》。更值得注意的是，潘序伦、顾准等的文章原一般发表在《会计季刊》上，现在则多转投《会计杂志》，体现出上海作为工商业中心及职业会计师之集中地的特色。
中国会计学社将两大杂志进行整合，并以政府会计、商业会计为各自特色，凝聚了一批在业界和学界都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者，这些核心研究人员的学术生产速度也十分可观。由作者群可见，政府会计专家、学院派经济学者、职业会计师是当时会计知识生产的重要主体。
战前总社的另一颇有成效的事务是举办会计补习学校。在正规学校的会计教育之外，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都办长期招生的会计职业学校，中国会计学社以学术团体名义创办的补习学校可以说是社会职业教育中之一重要类型。在1934年12月，学社议决成立会计补习学校。（39）次年1月，理事会任命吴世瑞担任校长，并拨付第一期预算600元，招收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采学期制，高级采学科制。（40）1935年5月，会计补习学校正式成立。社会报名十分踊跃，经考试后初级班录取43人，高级班录取54人。（41）为保证教学质量，学社专门聘请有专职讲师，负责学校的分科教学。既有会计官员，也有职业会计师。会计补习学校招生一直持续。第三届高级班有27人毕业，初级班有24人毕业。（42）
会计职业教育在上海、南京、天津、汉口等地都受到热烈响应，反映社会对于新式会计人员的需求很大。事务所、学社竞相创办会计补习学校，除可直接赢利外，在传播会计知识、壮大新式会计从业队伍方面的作用亦很明显。
三、抗战后的上海分社与《现代会计》之编辑
在1946年6月16日的成立大会上，总社理事长、国民政府会计局局长的闻亦有曾言：上海为全国工商业重心，不啻为全国之灯塔，工商界会计人材，较其他各埠为多，是故上海分社亦即我会计学社有力支柱也。”（43）上海分社在立社宗旨上与总社保持一致，“重在学术之研究与会计事务之改进。”（44）分社会员众多，学术活动如何组织推进，确是一大难题。经讨论，分社确立以小组研讨和编辑《现代会计》作为中心事务。
在初立社时，分社就成立了学术组。学术组依社员执业处所与地区，将全体会员编为25个小组，并择学识优良、经验丰富的社员为小组召集人，负责领导各小组研究学术事宜。同时，召集人共同成立指导小组统筹其事。（45）分社还制定《社员分组研究学术办法》来规范研讨机制。办法第四条规定：各小组每两周开会一次，研究范围包括会计学术之一般讨论与讲习，会计业务之一般检讨与策进，特定或指定题材之研究，其他有关会计学术之研究事宜。第六条规定：成立指导小组由各小组召集人组织，每月集会一次，本分社常务理事或学术组主任干事为召集人，以检讨策进各小组事务。（46）
小组的讨论分为专题研究和业务检讨两大方式。专题讨论由每一小组先期拟定题目，报由学术组选定一个，通知各小组研究。各小组以研究同一题目为原则。考虑到各小组业务种类性质之不同，也可按实际需要分别指定题材。业务检讨主要是针对会计实务的分析与总结，“业务检讨所以谋实务之臻于至善，故凡关策进业务诸问题，均可选为研究题材。”小组的研讨显然在初成立时并没有即时进行。到1948年2月1日才在上海市政府会计处会议室举行了第一次指导小组会议，决定“各小组于每月中旬集会研究，其举行方式由各小组自行决定，并将时间、地址先行告知学术组。”（47）在会计学的发展过程之中，职业会计师、政府高级会计官员及大学之会计学者在学术论述方面的能力远超一般从业者，但会计观念与会计知识的普及却有赖于广大从业者的共同参与。分社在学术活动中，注重引导社员将职业发展与学术进步结合起来，明定专题，共同研究，关照学术原理及业务实际，对提升会员的专业素养及执业能力都有所帮助。
《现代会计》在上海分社的学术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该刊在1946年7月发行第1期，每月一期，一直延续至1949年。在创刊号上，中国会计学社总社理事长闻亦有发表专文，认为学社之用在“集合会计专门人才”期刊之用在“改进会计学理及技术研究”。他期待《现代会计》发刊后，“对会计理论之探讨，及会计技术之研究改进，推陈出新，因应时代需要，始足以达到吾人预期之目的。”（48）学社的学术整合及组织支持对刊物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刊物由编辑组专负其责，主其事者为陈九如，是上海市银行稽核处长。在1946年6月举行的理监事会议上，正是他提议出版《现代会计》期刊。陈九如认为，“中国会计学会，是集合全国会计专门人才，从事于会计学的研究和改进的”，《现代会计》则是“发表研究所得及其改进意见的园地”。《现代会计》应该达成几种使命，其一是“成为国内外会计学专家和学者交换意见的媒介”，其二是“以浅显的理论，普通的常识，实用的技能，逐期刊载，以为旧式工商会计从业人员进修及研究新式会计的阶梯。同时，并加强一般民众对于会计事业的认识与信仰。”其三是“沟通全国会计界消息，团结全国会计界意志，共同为改良会计学术而奋斗”。另外，还要注意人格的修养与道德的训练。（49）
《现代会计》设置栏目有“论著”，以学术发明研讨为主；专载”，以名人演讲专题研究会计讲座及长篇著述为主；“会计智识”，载浅显普通而切实用之工商军政会计簿记报表等学识；“会计顾问”，解答会计问题，代读者设计会计制度及特色介绍会计人员；“计界报导”，各地有关会计之消息及从业情况、法规章则等；社务消息”，载总社及分社社务消息；“杂俎”，关于会计之文艺及编者发表意见等。所设栏目既有高深之专业研究，也有普通会计常识，既有信息汇总刊布，也有读者问题解答，对从业者及工商业者均有帮助。与《会计季刊》、《会计杂志》相比，《现代会计》的栏目设置更注重会计研究与读者间的学术信息交流，体现出以读者为中心的特色。
征稿办法包括一般投稿、特请撰稿、社员研究心得、各地特约通讯、指定编撰等到途径，主体多元，来稿多样。除会计常识、会计顾问、社务消息由出版委员会聘任专家担任外，其余均为外稿。在稿约声明中，还特别标明重视译著。（50）在审稿方面，由陈九如主编，聘请会计学者徐启文、张忠溥、金闰如、浦厚生、耿美璋、沈芝泉等担任编辑。（51）稿酬极优厚，“名贵作品，特别从丰。”（52）分社还制定《社员著作奖励办法》规定“经审查之优良稿件，本社得酌登月刊，除依照月刊规定付给稿费外，并核结下列各项数目之奖励金：50万元，30万元，20万元。”（53）在第一届第三次理监事会上，陈九如又倡议“社员多多投入，能使文稿自给自足，以发挥社员之研究精神”，并建议学术组发起论文竞赛活动。（54）社员所写稿件，需经审定方可刊登。同时，办法中对学术规范也提出要求。
《现代会计》还邀请众多会计名家为刊物撰稿。以1947年第1期的创刊号为例，撰稿者有闻亦有、闵湘帆，还有朱斯煌，张光禹，袁际唐，余肇池，甘允寿，钱学钧，朱国良，蒋家淼，多是国内会计界的权威。（55）1948年10月，还邀请上海市会计名家餐叙，联络情感“承惠文稿颇多”。（56）通过种种措施，《现代会计》形成颇具规模的特约撰稿人群体共54人，集经济学者、会计名家及计政官员于一堂。（57）稿源开拓颇见成效。1947年12月，陈九如在第二次社员大会上报告说，“目前稿子的来源，得各大学教授及各著名会计学者支援，为本刊经常撰述，所以不但不虑断竭，而且保证内容可以逐渐増强。”（58）就实际统计情况来看，投稿也不限于特别约稿人。如下表：
表4《现代会计》投稿者职业统计（1947年）
资料来源：陈九如：《<现代会计>一年》《现代会计》，第13期，1948年10月，第62页。
就职业类别来看，职业会计师、政府及银行会计人员、大学教授是主要的撰稿群体，商业会计及各行业会计人员紧随其后。这与总社的两大期刊偏于以会计官员或会计师为主要撰稿人有所区分，更好体现了融合各家、整合职群的功效。
在投稿地区统计来看，上海、南京是最为集中的区域浙江、北平、江苏等省市次之。虽各地人数不多，但分布极为广泛，反映《现代会计》己经的影响力己经不限于上海本地，在全国会计学界己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下表：
表5作者群体之地区分布（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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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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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