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央民族大学首席教授
“亚洲认识”的一层重要意义，是对于“亚洲文化”的“认识”。本文所要说的是日本进入近代之际对于亚洲文化（主要是东亚文化、中国文化）的认识态度。通过对大义名分、尊王攘夷、华夷之辨等思想元素的认同、解析与诠释，形成独自的明治维新发动论，改制旧有的亚洲秩序论，确认适合世界变局的“海国”论，提出中日“唇齿”论。值得注意的是其亚洲侵略论也在这个时期初见端倪。
1、藤田幽谷等人的“名分”论与维新发动理论的儒学立场
一切经济与政治的行为，当其成为一种社会运动，须倡导思想理论为其正名，以阐明道德的合法性。人们习惯将此思想理论称为“主义”。每一个思想理论都不会凭空产生，都有其文化立场。所谓文化立场，就是思想理论发生的文化根源与站位基础。文化立场可以是古代的也可以是近代的。可以是“西洋”的也可以是“东洋”的。明治维新准备时期表述“文化立场”的基本口号为“大义名分”与“尊王攘夷”，由此凸显三大理论：“名分论”、“尊王论”、“攘夷论”。如果说“自由论”、“民主论”与“平等论”等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常用的三大理论，显示文化立场的“西洋”站位，那么明治维新使用的“名分论”、“尊王论”、“攘夷论”等三大理论就其词源性质与地域归属而言，就是“东洋”的、亚洲的而非“西洋”的、欧美的，具体说是中国儒家的。“明治维新三理论”中，“名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名分”论的产生与水户学有关。水户学分前期水户学与后期水户学。第二代水戸藩主德川光圀召集日本朱子学大家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的弟子编撰《大日本史》，此为前期水户学肇始。此后立原翠轩、藤田幽谷等人以九代藩主齐昭为中心，形成后期水户学派。后继者有藤田东湖、会沢正志斋、丰田天功、栗田宽、青山延于等。水户学派主张“大义名分”、“尊王攘夷”等思想，成为日后明治维新指导理论之渊源。
水户学形成与中国朱舜水深具联系。寛文5年（1665年）亡命中的明遗臣朱舜水受德川光圀召请来到水户，其尊史求真，重大义，阐名分的治学理念，成为《大日本史》修史思想的重要基础，且为水户学思想建构奠定深厚基础。朱舜水还重视教育工作，推动水户学派队伍建设。
水户学者藤田幽谷著《正名论》（1791年）倡导大义名分思想，为明治维新理论的主要精神源泉之一。藤田幽谷在《正名论》中说：甚矣名分之于天下国家，不可不正且严也，其犹天地之不可易。有天地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
藤田幽谷又说，“周之方衰也，强霸更起，列国方争，王室不绝如线，犹为天下共主，而孔子作春秋，以道名分，王而称天，以示无二尊。吴楚僭王，贬而称子，王人虽微，必序于诸侯之上。”他认为：“赫赫日本，自皇祖开辟，父天母弟，圣子神孙，世继明德，以照临四海。四海之内，尊之曰天皇。八洲之广，兆民之众，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自古至今，未尝一日有庶姓奸，天位者也。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严。”藤田幽谷强调：“幕府尊皇室，则诸侯崇幕府，诸侯崇幕府，则卿大夫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
藤田幽谷力倡“正名”，究其根本，本为中国儒家思想元素，其经典根据则为孔子的《论语》、《春秋》及中国历代典籍。孔子在论语中阐述“正名”之义。《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因“正名”，而生“名分”。“正名”论演绎为“名分”论。“名分”论强调社会秩序，因无没有“名分”之别，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礼记·哀公问》）是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论语·颜渊》云: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名分论主张社会以“君臣父子”的顺序排列，等级有差，如天高地低，由天命所成，遵守这样的秩序就是遵从天命，敬守大义。名分论规定人处于不同的等级序列，当有不同的责任规定。“名”为身份地位，“分”为与自己的身份地位匹配相称的责任与义务。名分论不仅是等级论、身份论、责任论，还是一种权利论。人因名分的不同，享受的权力与利益也各有等差。一旦权利超出名分的范围，则名不正言不顺，就是非法僭越，就可以鸣鼓攻之。
孔子记《春秋》，记史论事，褒扬贬斥，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与价值态度。这就是史家称道的“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 《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评论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由此看来，赫赫一部《春秋》，目的主旨乃为了“道名分”，而此“名分”的道理就是：“三王之道”规定着“人事之纪”。“大义”者，“王道之大者”，无可丝毫耽搁者，实乃“名分”也。“春秋大义”即为“大义名分”。
《左传·成公二年》：“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从名分论中演绎出尊王论。在君臣父子的身份阶梯上，君，即王。就孔子之世而言是周天子，就历代王朝而言是皇帝。就日本而言为天皇，万世一系，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无可挑战，只有服从。
应该说，名分论在其提出之初，并不具推翻幕府的目的。相反由于幕府的名分与权利乃天皇所赐，所以说名分，恰为幕府正名，起到提高幕府权威的作用。由此可见，所谓名分论，不是一开始就将矛头对准幕府，并未确定打倒幕府的思想目标，这也是在很长时期，提出名分论的水户学派及其他学术派别能在幕府体制内得以生存的原因。
问题是西势东进，强敌当前，而幕府无力“攘夷”，致使日本蒙受屈辱。这样，原本名分论中的责任论，成为谴责幕府无能失责的思想理由。原本名分论中的权力论成为收回幕府大权，主张“王政复古”的思想基础。由此名分论焕然一新，正式成为明治维新论的理论武器。
学术界习惯的说法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却是不彻底的带有浓重封建残留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日本明治维新没有选用西方政治意识为其方针口号，而以大义名分思想相号召，大概就是所谓其具有“封建残留”的明证吧。吉田松阴(1830—1859)在《讲孟劄记》曾有以下的说法：
夷夏之辨，即论中华与夷狄，自国与他国区别。君子宜当慎思。孟子之论，深得春秋本旨。以《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狄之礼，乃视其为“夷狄”待之，而当其进而从中国文化，则视其为“中国”待之。故而孟子所疾恶者非纯然疾恶夷狄之本身也，而疾恶由“中国”流而入夷狄也。
对于孟子名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吉田作这样的理解：夷夏之辨至关重要，必须分清华夏与夷狄的文化差别。就当下来看，日本为华夏，西洋即使拥有坚船利炮毕竟还是“夷狄”。为制夷胜夷，西洋之坚船利炮固然可用，然而一味崇慕西洋，舍日本文化(华夏)而入西洋文化（夷狄）之流则万不可取，此也孟子所不取。由此可以解释明治维新何以不用“自由论”、“民主论”与“平等论”等为其口号，而用“名分论”、“尊王论”、“攘夷论”，尤其是“名分论”为其运动方针。
2、荻生徂徕、伊藤仁斋等人的“神州”论与东亚秩序重组论
古代中国持笼统的“天下”观，将交通之所能至，兵力之所能胜，知识之所能及的地方统称为天下。直到海道大通，西势东渐，这样的“天下”观才被改变。中国的地域论又有“中国”论，由此可探究中国之所以称“中国”的地理观原因。天圆地方，地为四方。四方者，为莽林，为荒漠，为沧海，为耸岭，而其中者，河流纵横可供灌溉，沃野千里可供灌溉，风光独好，孕育文明。远古先民“宅此中国”，就将古代中原宝地名为“中国”。除此外，中国人又有“国野”观。所谓“国”，说的是“城市”和“国都”，所谓“野”说的是“边鄙”与“郊野”。住在“国”中的人为“国人”，住在“野”中的人是“野人”。自然，“国”与“国人”是文明的，“野”与“野人”是野蛮的。与“国野”观相关的还有“都鄙”观，即将前说的“国”变换为“都”，将“野”变换为“鄙”，其包含的意义相同。
华夷论是中国儒家的重要思想元素，其为前近代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论与世界认识论。华夷论的基本概念是“华夏”与“夷狄”。今天理解的“华”，是华美、华丽。因此将美文，称作华章，将秀发说成华发。《书·尧典》云：“重华协于帝”。《传》云：“华谓文德，其言光文重合于尧，俱圣明。”关于什么为“夏”，《书·武成》写道：“华夏蛮貊(mò)罔不率俾。”疏曰：“夏，大也。故大国为夏。华夏为中国。”
中国古代有“西戎、东夷、北狄、南蛮”的说法。所谓“夷”。郭璞《尔雅注》云：“九夷在东”。清儒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皇侃(488-545)《论语义疏》云：
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丽，四满饰，五凫更，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皆在海中之夷。玄菟、乐浪、高丽，皆朝鲜地。
又指出：
子欲居九夷，与乘桴浮海，皆谓朝鲜，夫子不见用于中夏，乃欲行道于外域，则以其国有仁贤之化故也。
西南少数民族汉时称为“西南夷”。《书-禹贡》有“岛夷皮服”语。马融云：“岛夷，北夷国。”《礼·王制》说:“东方曰夷”。
华夷论指陈文明的等级高低次序，指出各个国家与民族，因其习俗、文化、礼仪、道德等进化水平的不同，文明程度也显明显的等级差异。一些属高等级的文明，一些属低等级的文明。一些为文明，一些为野蛮与蒙昧。
华夷论反映古代东亚文化区的构造实态。华夏为华硕之国、礼仪之乡、文明之邦，四周“蛮夷戎狄”环绕，从地缘文化的视角观察，华夏含蕴文明中心、文化元祖的深意。如笔者在拙著《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中所论，东亚文化区从经济方式说是农耕文化区，从文化上说则为汉字儒学文化区。“华夏”是这个文化区的“内核”，夷狄为华夏“内核”的“外缘”与文化子嗣。
华夷论说明文明传播途径与方式。文明既具有高层次文明与低层次文明的区别，则文明的传播方式也同时被决定。文明传播如高坡滚石，流水泻地，由上而下，由高及低，而非相反，即由下而上，由低及高。前者为正传播，后者为逆流向。前者为顺，后者为悖。
中国精神的支柱是华夏文化。唯此可安坐唯一之“本位”。维护与支持这个“本位”，就是守“大义”与尊“名分”。“夷狄”文化非产于本土，非适于中国，纯属低层次文化，绝无“本位”之名分，由是用夷狄而变华夏，不合“大义”，而为“篡夺”。
尊王攘夷是华夷论的重大思想内容。尊王即保卫“王道”的尊严与权力。尊王必先攘夷，因攘夷而达到尊王的目的。所谓“攘”就是抵御与排除。“攘夷”就是抵御与排除夷狄对于华夏的文化淆乱与军事侵扰。
华夷论也被日本接受，承认中国为华，日本为夷，自列于文化下位。熊泽蕃山（1619-1691年）称日本为”东夷”。藤田幽谷则认为史书《大日本史》，题名不当。因“闻天朝建号为‘日本’”，未闻在“日本”之前冠以”大”字，称”大日本”。建号“日本”业已显示无上尊荣之意，又何必附加一个”大”字。
然而与此同时，日本思想者又竭力克服隐伏于心的”文化劣等感”，努力证明日本虽为“夷”，然与”蛮、戎、狄”不同，以求得心理的补偿与平衡。熊泽蕃山在《集义和书》中说：日本祖先是周代贤人泰伯，日本人实为泰伯之后，以此”泰伯渡来说”，证明日本与中国同为礼仪之邦。又说：”中夏处天地之中，且为四海之中”，其周边国家如”南蛮、西戎、北狄”，其文字皆含虫字、犬字，而东夷之”夷”字，中含”人”字，以证明日本的特殊地位。
不过在“是否为泰伯之后”的问题上，日本学人依然歧见纷出。藤田幽谷提到这样一件事情，释圆月作日本史，以吴泰伯为始祖，结果“诏焚弃之”。理由是日本乃神圣国土，列为泰伯之后，乃“污神明之统”。由此可见日本人在接受华夷论时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此论于组建日本文化体系有益，一方面又于本国所处之“夷”的地位不满不服。
荻生徂徕(1666-1728)为提高日本文化的自信心，提出“古道、周道区别”论及“日本古道”论。他说“道”者，原有“夏商古道”与“周道”之分，前者为后者之元祖，后者为前，者之后继。自孟子之后，凡学者只识“周道”而不识“古道”，岂非悲哉。日本神道设教，从“夏商古道”与“三代圣人之古道”。其纸背之语是说日本之“道”，——“古道”，远胜中国所信之道——“周道”。由是文化论言之，日本为胜，何鄙之有。
日本常有学者举《论语》“子欲居九夷”一语，指明“夷”的不一般的文化地位。伊藤仁斋（1627年-1705年）认为孔子“寄心于九夷久矣”，是把礼义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九夷”。孔子对什么是华，什么是夷，已给予明确的标准，就看这个国家与地区有没有把礼义之道保持下来。有礼者为华，无礼者为夷，此所谓“茍有礼义，则夷即华也。无礼义，则虽华不免为夷”。礼失而求于野，为“华”者失去礼义，名为“华”而实为“夷”。日本于礼义之道，“君臣相传，绵绵不绝。尊之如天，敬之如神，实中国之所不及。”因此原本中国与日本的华夷关系应该颠倒，势必日本为华，中国为夷。孔子之所以“欲去华而居夷”，道理就在这里。
3、本多利明、林子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人的“开国”论
中国近代始于1840年，日本则始于1853年。日本的黑船事件与中国的鸦片战争具有同样的意义，开启两国“近代”的帷幕。在此前后，两国在亚洲认识上，都经历“锁国攘夷”的思想历程，以后又转为“开国攘夷”，而日本的“海国”开国论尤其引人注目。
本多利明（1743-1820年）为日本“海国”论鼻祖之一。他是江户后期的思想家，博学多艺，习兰学，又精通数学、天文等。一生除很短的一段时期受加贺藩召请外，没有幕府政权中获得什么官职。其开塾授徒，著述思考，以“市井”学者的身份走完人生。代表作有《经世秘策》（1798年）、《西域物语》（1795年）。在《经世秘策》中，本多利明论日本必变，变农业国为贸易国，变陆地国为海洋国。凡为日本国君者，当定“海国日本必取之治国良方”，“遣船舶于万国，取必须之物产，运来金银铜，以利日本之富强”，立渡海、运输与海外贸易“为第一国务”。相反仅以“自国之力”治国，而放弃“贸易治国”的方针，则治国无道、弱国穷民，“农业愈衰，农民愈困”。
与本多利明同时代的林子平是日本近世后期思想家，具有与本多利明大体相同的思想。林子平（1738- 1793年）名友直，字子平，号六无斋主人，出生于德川幕臣的家庭，擅长兵学与地理学。他在《海国兵谈》(1792年)中论日本乃具“海国”根性，因“海国”而必重“海防急务”。
这使人想到中国魏源写《海国图志》，为什么以“海国”命题。应该说，魏源心目中也有“海国”思想。其论西洋之所以强大，重大原因在于凭托大海，远航四洋，开拓世界贸易之广途。魏源主张“师夷”，既师其“技”，如造船、制器之技，亦师其“道”。“道”者，“海国”之道。
日本“海国”开国论者又有佐久间象山等人。佐久间象山（1811-1864）字子明，号象山，别号国忠，因崇拜中国思想家陆九渊（陆象山），自号“象山”。其具忧国思想，留心海防，得藩主真田幸贯的资助，游学江户，始从佐藤一斋学儒学，又热心西学，习西方炮术。积极主张开国习“洋”，创“和魂洋才”说，为幕末一代精英改革派的思想领袖。1839年于江户神田开设象山书院，胜海舟、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小林虎三郎、桥本左内及以后明六社人物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茂树等皆其门下。1841年藩主真田幸贯任幕府老中，命其作海外研究，遂上书《海防八策》。1853年美国培理率“黑船舰队”来航，又上书《论时务十策》，致当时幕府老中阿部正弘。曾因门人吉田松阴密航美国，牵连入狱。1862年出狱，受幕府召请，进言时务，论“公武合体”。1864年遭攘夷派暗杀。有《省侃录》、《象山诗钞》等论著及《增订象山全集》全五卷遗世。佐久间象山引中国魏源为“同志”。他说：
观清魏源《圣武记》，亦感慨之所著，而其书之序又作于是岁之七月，则先予上书，仅四月矣。而其所论，往往有不约而同者。呜呼！予与魏源，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所见也暗合，一何奇怪也，可谓海外同志矣！
有意思的是，佐久间象山的弟子吉田松阴也好魏源之学。1850年（嘉永3年）9月，他于平户借读魏源《圣武记附录》四册，做了许多笔记。吉田松阴《西游日记》对此情况有所记录。1862年（文久2年），佐久间象山致藩主意见书云：日本当今抗夷之术欠乏，全然不见条理脉络，犹人之“裸体空手”。纵观世界各国“学术智巧次第而开”，武备兵力日益强大，此实为时运天命，纵使“皇国奈何不得”。
他强调只要日本真心向学，必将致富致强，立于万国之林。反之，“人心不和、器械不备”，取战必败之势既定，百万生灵涂炭、惨烈不忍之象必至。不幸到达这番田地，将如何上对祖先神明，下对百姓万民。是乃“皇国非常重大之事”，纵然冒死犯难，亦当谏诤无悔。
吉田松阴受教于佐久间象山，成为一个“开国”论者。吉田松阴出生在长门国萩的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少时于萩学兵学，读大盐中斋《洗心洞劄记》。二十一岁入佐久间象山门下。其密航西洋就地考察的想法与象山的影响有关。吉田松阴在《续愚论》中说：日本锁国并不可为，“锁国犹人之被围，须留意左右前后，昼夜不得安寝。每每终于力气松懈而被俘。一时之战略虽可应付，然长远之计，则必耗竭财力于岸防守卫，终至国贫民穷。”吉田松阴认为：“今欧美之辈，梯航万国，意欲合宇内于一，是又非智能过人，唯其大舰巨舶以万国为比邻所然，而成其居室于大之效。”他得出结论：视我日本，“若能梯航万国，亦何忧其居室之狭窄也”，乃当“居移其气，养移其体”。这是说，不以日本之地域狭小为其“小”，而以精神之涵养为其大。倘若日本之精英心怀四海“五大洲”，脱精神之蜗居，“梯航万国”，必可使弹丸之小国日本成世界富强宏大之国。
4、会泽安、横井小楠、胜海舟等人的“日中同盟”论
会泽安（正志斋，1782-1862），后期水户学的中心人物，也是早期亚洲主义的重要代表。1824年，英船船员于大津浜上陆，会泽安参与询问船员，成《谙夷问答》，1825年成《新论》。1853年培里叩关，德川齐昭复出，会泽安为议士，受到德川将军接见。
目下世界局势犹如“战国”，“夫方今举宇内列为七雄，而与周末所谓七雄者，小大无异。其势亦有绝相似者焉。鄂罗度尔土广兵强，接壤争雄者，秦楚之势也。” 纵观宇内，俄国“土广兵强，接壤争雄”，而形强秦之势，视其威胁，直逼日本。是乃会泽安对世界形势与日本处境的基本观察。他又认为“满清富强在东方者，齐也” ，“齐楚争雄”，即中俄争斗，势在必然。由此判论：日本主敌是“强秦”俄罗斯，而非“齐国”中国。“与神州相为唇齿者也，清也”，除与中国联合，别无出路。他主张中日“势声”呼应，“相为犄角”，合同抗俄。与中国大体相同的国力与景遇，使日本产生以合纵“攘夷”为目标的亚洲认识。我们把这样的思想视为日本亚洲主义的初始表现。
会泽安认为，变动不居是天地的常道，天下形势之变岂有穷尽。“夫地之在大洋，其大者二”，中国、海西诸国及南海诸国，包括亚洲、欧洲及非洲，此为其一。海东之国，含南北美大洲，此为其二。两大地域间列国散布，总称“万国”。西方列国“西荒蛮夷”，“以胫足之贱，奔走四海，蹂躏诸国”，然其“巨舰大舶，电奔疾行”，”视大洋如坦途，数万里之外，直为邻境”，已非“昔日之骑射”可比；合纵连横、“条理规制”、“举宇内归一教”，
亦非古代”逐水草转移者”相类。昔日之天堑险阻，今日已化为“贼冲”要道。由是观之，今日之世界已成大洋之世界，今日之日本乃处大洋之日本，今欲保疆安边者，岂可执往日之旧思而论今日之时事？会泽安的“大洋”形势论，为日本“海国”论的登场铺设思想道路。
会泽安（1781-1863年）撰《新论》，称日本为“神州”。“神州者太阳之所出，元气之所始”，其为”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
夫神州位于大地之首，朝气也，正气也，朝气正气是阳，故其道正大光明，明人伦以奉天心。尊天神以尽力人事，发育万物，以体天地生养之德。戎狄者，屏居于四周，暮气也。
他提醒人们，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序列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优越地位正在消失，日本将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文化新中心。显然，到了本多利明、会泽安等人所处的时代，原产中国的华夷论遭遇来自日本的挑战，其原典意义已被颠覆。
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特别提到会泽安，将会泽安所说“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也，清也”作为警句引用。吕万和教授在《明治维新与中国》中也有如下论述：“会泽安，儒家学者，他认识到基督教势力东侵之际，东方独立国中唯中国与日本信奉儒学，两国结成同盟，乃为当然之事。不能说这样的思想有多少深刻，但依然可以说他是亚细亚的先觉，倡导‘日中同盟’论的先驱”。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13年，即1853年出现美国侵扰日本的“黑船”事件。由此至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思潮主流乃为“攘夷”。故此出现诸如中日“唇齿”论这样的舆论状况。其实不必等到1853年，西势东进的情况已经出现，“攘夷”论及“唇齿”论也已经登场。1825年会泽安著《新论》，论“方今举宇内之大势，可列为七雄”，日本当“善处形势而应变”，内设守御之备，外施“伐攻伐交之计”。就国势之强弱、疆界之邻近，可抗西敌者，“神州（日本）之外，独为满清也”，由是中日当结手足“唇齿”之交，行“合纵连横”之策。会泽安说这番言语的前一年，1824年英国船骚扰日本大津。（1825年），幕府颁布异国船打払令。规定凡有外国船接近日本海岸即开炮驱逐，凡外国私自登陆日本，皆与逮捕查究。
这方面的理论此后由横井小楠与胜海舟等人再次明示。横井小楠（1809—1869年），熊本县人，出身于旧式官僚家庭，习儒学，设私塾“小楠堂”，为幕末著名思想家。主张开明实学论、公议政体论，受中国魏源的思想影响，从攘夷论者转为开国论者，其思想给予明治维新以重大推力。1862年应幕府召请为官，维新后为新政府“参与”。1869年遇刺身亡。
“值兴废存亡迫于今日，不堪痛心之至”，横井小楠1863年(文久三年)致幕府建议书要求改革国政。横井小楠认为：
今天下之势，航船相开四海，万国比邻相成，何有一国独守之势。况皇国四面环海，宜开而通之，不可锁而守之，宜进而征之，不可退而攘之。
世界已处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坚守“孤立锁守”之国策有害无益，必招致亡国灭种之后果。此谓天地自然之理，不待辩而自明。是乃天地自然之势，不待违而自灭。由是而观，不如痛下决心，顺应“天地自然之势”，取己之长而避己之短，“开旧来之锁钥”、“取富国强兵之实政”。
横井小楠存世之作为《国是三论》。书列三章，分述“三论”。一、以经世济民、殖产兴业、通商交易为特征的“富国“论。二、以“富国”为基础，学习西方兵制，基于日本海洋国家特点，重点发展海军，以御列强侵扰的“强兵”论。三、主张既弃旧武士之“迂阔粗暴”，亦弃旧文人之“高慢柔弱”，尚实际，培道德，壮士气，文武一体，互补致强的“士道”论。
《国是三论》注视亚洲，而引人注目且发人深省者，即论老大帝国之中国近代兴衰荣耻的变化。“五大洲中有东临大海之巨邦支那也。文物早开，产稻、麦、黎、稷，人类生活之所需，无不充足。其智巧、技艺、百货、玩好者，亦皆取之内地，丰饶而无欠缺。”由此“上至朝廷下至百姓，养成自大傲慢之风习，既不准海外诸国来本国而贸易，亦不思往他国而求事物，更不知取之于人而开新知。”概言之，沉迷过往之光荣、无改自闭之习性、绝无求知之希求，由此而往必弱、必败、必亡。揭示中国安坐悬崖、拒绝求变自救之危像，目的是提醒日本，顾前车之鉴以猛醒，勿痼疾同患而共亡。
对于中国，横井小楠虽有诸多批评，而面对西势东侵，依然表达唇亡齿寒的邻国观。
中日犹如唇齿，唇亡则齿寒。中国亡，日本亦危机在前，抑或遭遇同样命运。于此何可坐视旁观。
横井小楠建议中日两国“则天德，从圣教，知世界万国之情，开利用后生之道，政教一新，积极努力，以御外侮”。他强调此非崇尚外洋，唯取其精华而已。
主张中日联合以抗西敌者，又有胜海舟（1823～1899年）。胜海舟名义邦，又名胜麟太郎，号海舟。1823年3月11日生于江户下级武士的家庭。16岁从岛田虎之助习剑术，又于江户牛岛弘福寺习禅学。1841年，随西洋炮术专家高岛秋帆观西洋火炮和枪阵演习，舍剑术而改学西洋军事。23岁始，拜永井青崖攻兰学。“黑船”事件后颇受刺激，向幕阁提出《海防意见书》，被阿部正弘破格录用为下田取缔手付，负责西洋书籍翻译，又被任命为长崎海军传习。曾驻留长崎五年，从荷兰军官学习炮术、航海术和造船学，被称为海军专家。
1860年1月日本向美国派遣使节。要求登军舰咸临丸随行，命为舰长。咸临丸历三十七天，到达美国旧金山，此日本首次横渡太平洋成功。设私塾海军塾，培养的学生有坂本龙马、伊东佑亨、陆奥宗光等。1864年任军舰奉行。明治维新后，命为参议兼海军卿，后辞退隐于东京赤坂。1887年（明治二十年）授予伯爵。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去世，终年77岁。
胜海舟力主发展海军，曾在日记中表达以下思想：务必止门第之旧弊，不论士民招人才而应其器材，不论将兵，募学术而“设海军”。为皇国之兴起，促成天下之“一大海局”。
日本现代学者松浦玲这样评价胜海舟：自幕末以来，总为一名“亚细亚同盟”论者。1863年4月，木户孝永与大岛友之丞往大阪拜访胜海舟。谈话中说到亚洲局势。胜海舟表示态度：
以我之见，当今亚细亚中实无人可以抵抗欧罗巴，是乃规模狭小，无人具远大之策故也。故应由我邦派遣船只赴亚细亚各国，向当事者广为游说，合纵连横，一同扩大海军规模，互通有无，研究学术，以阻西敌之蹂躏。
对于甲午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胜海舟持反对的态度。当时他赋诗道：“邻国交兵日，其军更无名。可怜鸡林肉，割以与鲁英”。胜海舟明言，出师当有名，名正言顺方为堂堂正义之师，而此时日本出兵，所出为无名之师，必留后患，结果无益日本而使俄、英国得利。1897年（明治30年）11月28日的《朝日新闻》上揭载胜海舟关于中日战争的谈话记录。他说：“世人何不觉醒，惩支那之事，于日本无利益可言。此为一开始就当明白的事情。”
5、本多利明、吉田松阴、佐藤信渊等人主张“侵他国而增益于本国”
不过，日本出现“唇齿”论之际，也同时显现右翼思潮的初源。本多利明（1743～1821）斥责幕府软弱无能，治国”无策”，为了日本的利益何不“侵他国而增益于本国”，“夺他国而为本国之属国”。他疾呼：”历战争而谋取国家之利，君道之深秘”。
吉田松阴被囚于狱中时表达“鞭挞四夷，兴隆神州” 及“谋吞并五大洲”之“志向”。他说：“余为囚徒，犹以神州自任，意欲鞭挞四夷”。“鞭挞四夷”合理合法，因符合心中的“仁道”。 他说：“今兴隆神州，鞭挞四夷，乃为仁道，有碍此者，则为不仁。仁岂不胜，若不胜者，必为不仁。”又说“余幽居一室，日夜谋吞并五大洲，人皆笑其狂。此乃笑者其居狭隘，而不及吾居之广大也。”
佐藤信渊（1769 -1850年）1808年撰《海防策》云：清国是一个国势强大、组织绵密的大国，“若出狡猾之君而具兼并之志，其患者之大，较鲁西亚（指俄罗斯）犹甚。”1823年刊《宇内混同秘策》首句云：“日本为宇内创立最早之国家，当为世界万国之本，倘若经纬其根本，则世界为其郡县，万国之君为其臣仆”。日本学者说，这样的思想正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古今照应。《宇内混同秘策》又云：当以“神州日本”征伐蛮夷，无有不胜之理。整顿“混同世界”，而至“统一”，此“何难之有！”。他甚至主张“征伐支那”，就战略而言先取满州，此地与日本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隔海相望，仅八百余里，入手则朝鲜及中国全境先后可得。
然而，如增田涉《西学东渐和中国事情》一书所论，佐藤信渊听说中国鸦片战争结果之后，思想发生变化，竟有“存华挫夷”论提出。1849年佐藤信渊著《存华挫夷论》，该书序言称中国虽败于鸦片战争，而“清国君臣苦心焦思，赈贫吊死，上下同为劳苦”，必“起复仇之义兵，以征英夷”。又云：“古人有言，唇亡齿寒”，是故“希望清国复兴，永作日本（本邦）之西面屏障”。他在说这些话的第二年去世。观其一生，虽多侵略言论，然其生命最后时刻的“存华挫夷论”，却成“盖棺”之语。
结语
由上可见，日本在进入近代之际继承与改造了中国文化，形成“名分”论、“神州”论、“海国”论及“唇齿”论。这些理论有的成为明治维新的发动理论，有的成为适应世界变局的国家定位理论，显示一定时期内日本人的理性思考，而此期出现的“神州”论及觊觎中国的言论却成为日本的“右翼”源头。这些理论的总和显现日本近代思潮的基本轮廓与大致走向，其形成、发展与转折，皆与亚洲的历史的遗存（主要是中国传统思想）密切相关，既继承阐扬又断裂背离，表明踏入近代之际日本人的亚洲文化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