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国雨水特别多，不光长江、淮河流域年年大雨成灾，北方从山东、直隶到东北也都因雨成患。虽然不能说绵延二百六十七年的大清帝国是被这些雨下垮的，但是连年的豪雨和水灾，千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确实成了革命的一个背景。
1910年，湖北省连续第七年遭到洪水侵袭，灾情遍及28个州县，湖南的水灾也已持续七年，入夏后连日狂风暴雨，加以“朔风冻雪”，造成较罕见的“奇灾”，米珠薪桂，到处都是饥民。浙江、江苏尤其苏北、安徽尤其皖北也是暴雨成灾，全国各地，山东、河南、云南、江西、直隶、新疆、山西、陕西、广西、甘肃等省，以及东三省都出现灾情。
这年4月13日，长沙发生惊动全国的抢米风潮，连巡抚衙门都被纵火焚烧，直接原因就是水灾导致米价大涨，穷人买不起米。最后连巡抚岑春蓂以“办事失当”被革职查办，其它文武官吏也都被惩办。此次风潮虽依靠军警开枪，死伤数十人平息下去了，但危机并没有过去，新任湖南巡抚上折子说，“湘省民情强悍，遍地伏莽，一旦民食不继，势必铤而走险，扰害闾阎”，令他岌岌不可终日。江苏、浙江等地情况也不乐观。浙江巡抚、两江总督也纷纷上奏告急，几乎都担心长沙抢米的一幕重演。日本东亚同文会191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湖北省出现数万饥民，官府穷于应付；而江苏北部、安徽、湖南、山西、陕西诸省，亦复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到处流浪。……这些饥民因得不到应有的救济与安排，终至酿成民变，惹起长沙的大暴动。”
进入1911年夏天，豪雨继续袭击长江中下游，六、七月间湖北连遭大雨，武汉三镇水势浩大，登高望去，四面八方都成了汪洋，茫茫无际，此时离武昌起义不过一个多月。湖南长沙、常德、岳州这些产粮区也都被淹，江西、安徽、江苏各地洪水泛滥。长江、淮河流域大雨成灾，成千上万的良田尽没水底。仅江苏、安徽的二十多个州县就有灾民三百万人，饿死的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还有四、五十万人。饥民饥得难以忍受，吃人肉的惨剧都发生了。南京城内，就是地势高处也“水深没胫”，低洼的地方积水“过腹及胸”。缪荃孙在这年终了，还想起这次大水，“金陵城内可行船入市”。
雨，到处都是雨，浙江杭、嘉、湖、绍这些世人羡慕的“鱼米之乡”都成了灾区，往南福建、广东因雨成灾，往北，山东、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也都有水灾，东三省还有鼠疫，约5、6万人死亡。到10月下旬，革命已经发生，山东巡抚孙宝琦给内阁的电报说：“本年各省到处水灾，饥民遍野”。
反对革命的辜鸿铭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写信，两次提及长江下游的几百万饥民。他认为武昌起义发生后，人们尤其是外国人很惊讶，革命军举动文明，他警告外国人不要被这个现象迷惑，因为起义的新军为张之洞所创，大半受过德国操的训练，一旦风潮扩大，饥民卷入，就无法保证革命的秩序和文明。辜鸿铭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这场革命还是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睹革命过程的鲁迅如此解释“文明”的原因，“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坟·杂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