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上海农场的身份之变”一节中有几个时间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1956年9月，上海农场管理局改称上海市地方国营上海农场，安置的“游民”大部分转为国营农场场员。（场员这个身份至少在1953年就很普遍了，比如“流浪儿童”丁先生的收藏，番号上就有“场员”字样，背后的“发证日期”为“一九五三年3月24日”）
二、60、70年代，由于许多到新疆等地参加建设的上海人返回上海（部分新疆知青返回上海被安排到海丰是80年代初），加上上海本地大量知识青年需要下乡劳动，因此上海市政府就将他们安置到苏北的上海农场……1973年农场管理部门不得不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另外兴建了海丰农场，成为上海知青农场。（海丰农场是1973年由上海农场划出元华分场等成立的，然后才有对下明的兼并和滩涂的围垦）
飞地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市政府落实政策，在上海七宝、华漕、江桥等地修建了大量房屋，安置农场干部退休后回上海定居。现在农场学校只办小学和初中，所有学生初中毕业后都可以到上海读高中，跟上海学生一起参加高考，享有跟上海学生完全同等的权利，许多农场子弟都借此良机离开农场，进入父辈们念念不忘的上海。
上海农场是上海在苏北的一块“飞地”。那里离上海几百公里，曾经需要乘船转车两天两夜才能到达，现在只需要两个多小时就可以从苏北抵达上海了。
在这块“飞地”上，农场人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说的是“上海农场话”。农场话跟普通话接近，糅合了上海话、苏北话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地方方言，并与普通话对接，外地人一般都能听懂。四岔河地区属于上海农场，人们说农场话。但其间有一条不长的“小街”属于大丰市，人们说苏北话，外地人一般难以听懂，真可谓一街两世界。虽然农场人也能听懂苏北话，但他们却从心理上拒绝说苏北话。在他们看来，农场话才是他们的正式语言。
至今依然在农场的老人们，不时会说上一句“阿拉也是上海人”，而他们的后代，在农场落地，在农场成长，“上海”只是他们记忆中父母无数次提及的，却陌生而不可触摸的他乡。
现在的农场人都拥有上海户口，农场工作人员工资标准是比照上海同级别人员工资确定，因此农场干部在当地都属于高收入人群，甚至普通农场干部的工资都可能比大丰市长工资高。
“老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
上海农场不仅收留了“上海游民”，也收留了“老上海”的风情，一度成为“老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
1949年以后，新政府立即开始对上海进行改造。这座被视为“资产阶级奢侈腐化生活象征”的城市，一切与“生产活动”无关的事物都被取缔、清除，曾经遍布上海大街小巷的咖啡馆、茶楼等休闲娱乐场所都被视为培养资本主义情调的地方，一律扫地出门。很快，上海就成为了一个单调、沉闷的“工业基地”。
然而，在远离上海的大丰市四岔河边，一群被放逐的“上海人”却重续咖啡香。一座小茅屋，三五长凳，几张小方桌，随意摆放在垂柳之下，一台老旧唱机传出那似乎是穿越时空而来的老唱片的悠扬吟唱。不一样的“咖啡馆”，一样浓郁芳香的咖啡。在凉风习习、河水涔涔的四岔河边，“农场咖啡馆”成为老上海顽强生命力的象征，也是上海情调、上海文化在遥远苏北保留的火苗，是离开上海的人们最大的安慰。
“没事的时候母亲最喜欢去河边小茅屋喝咖啡，听那已经不知道放过几百遍的旧唱片，而且经常一坐就是半天，只是静静地盯着河水发呆。”胡先生至今对那个地方深有感触，“可能，她是太想念上海了。”
同样经历过颠沛之苦、在上海又生活了20年后，胡先生对母亲当年的行为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同情。在这样一群对老上海留恋不已的人中，老上海是挥之不去的旧时记忆，也正因如此，在遥远的四岔河边才有了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改革开放以来，怀旧已经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上海大街小巷咖啡馆、茶楼雨后春笋般重生，四岔河边的咖啡馆早已踪迹全无，留下许多的惆怅和无奈。
1952年2月苏北垦区曾一度划归苏北行政公署领导，但6月又重新划归上海市，8月，改名为上海农场管理局。1956年9月，上海农场管理局改称上海市地方国营上海农场，安置的“游民”大部分转为国营农场场员。1965年12月起，划归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局领导；后来又成为上海市司法局管辖下的教养基地。
60、70年代，由于许多到新疆等地参加建设的上海人返回上海，加上上海本地大量知识青年需要下乡劳动，因此上海市政府就将他们安置到苏北的上海农场。文革后期在“帮助斗批改”的政治使命结束后，知青不愿意农场那些管教游民、犯人的管教干部兼管他们，更不愿与那些游民、劳改劳教释放留场人员等场员为伍，经常发生斗殴等事，1973年农场管理部门不得不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另外兴建了海丰农场，成为上海知青农场。1993年，上海海丰农场改制成为上海农工商集团海丰总公司，隶属于上海市农垦局和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2010上海农场人又一次面临着身份与认同改变的问题，光明集团继兼并海丰农场后，又将上海农场置于其麾下，将其变成了上海市的蔬菜、粮食和奶品生产基地。一块荒地终于成为了良田沃土，当年那些筚路蓝缕的“游民”们在那片土地上虽然始终没有得到认同，但他们的汗水终于改良了盐碱地，苏北成为了沃野千里的良田，也成为大上海的菜篮子和粮仓。
上海二·六大轰炸
1950年2月5日，国民党的飞机出现在大陆上空，散发下大量传单，上面写着：“凡居于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天津、北平、汉口、福州、厦门、广州各地之造船厂、发电厂、码头、车站、工厂、仓库、兵营及其他一切军事目标附近之居民，请即刻离开，以免遭受轰炸之损害。”第二天，台湾方面出动4批17架次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史称“二·六大轰炸”。上海当时最大的发电厂——美商杨树浦发电公司等惨遭重创，全市供电量从25万千瓦下降到不足4000千瓦，伤亡1448人，毁坏房屋1180间。轰炸还造成大面积停电、停水，居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特务趁机散布谣言甚至发生武装劫掠等恶性事件，全市陷入空前大恐慌，给新生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刘统：《上海二·六大轰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