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结束了先前的两次鸦片战争史研究，开始研究戊戌变法。2018年，戊戌变法两个甲子，一百二十周年，我的研究还没有结束，仍然在路上。
时光又逢戊戌，我也应当想一下，这二十年究竟做了什么，又有着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当我开始研究戊戌变法时，有两位朋友善意地提醒我：一、戊戌变法是所有的中国近代史大家都涉及过的领域，很难再有突破；二、戊戌变法的材料搜集和利用，已经差不多了，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新材料。他们的提醒，告诉此处水深，不可掉以轻心。于是，我就做了“长期”的打算，准备用十年的时间来研究戊戌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我最初的想法是将戊戌变法期间重大事件的史实和关键时刻的场景，真正了解清楚。由此而重新阅读全部史料，力图建立相对可靠的史实，以能从这一基础上展开逻辑思维。即“史实重建”。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再版时更名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和《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
也就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感到康有为亲笔所写的回忆录《我史》是一部绕不过去的关键史料，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来作注，以鉴别真伪。特别让我兴奋的是，我看到了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手稿，解决了许多问题。于是有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
在我的研究计划中，要写一篇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文章，所利用的基本资料是新编的《张之洞全集》。文章大体写好，我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张之洞档案”，准备再补充一些材料。谁知一入档案馆，发现了一大批未被利用的史料。兴奋之余，再度改变研究方向，集中研究这批史料。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2014）。
以上便是此次集中汇刊的四本书的由来。“史实重建”的想法一直没有变，我在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是考据。
然而，考据不是我的目的，“史实重建”亦是为逻辑思维建一扎实之基础。我的最终目标是写一部总体性的叙述戊戌变法史的著作。2011年夏，我为《戊戌变法史实考二集》作序，称言：“……我也希望自己能加快进度，在最近的一两年中完成手中的细节考据工作，而回到宏观叙事的阳光大道上来。但愿那阳光能早一点照射到我的身上。”那时，我心中的研究时限已扩大了一倍，即二十年，自以为到2018年（戊戌），将会最终完成戊戌变法的研究。
一项认真的研究，虽然能有许多次的计划，但其进度总是不能按照其计划刻板地前进。一个认真的研究者，虽然知道其最终的目标，但总是不能测量出行走路途的长度。2014年起，我的研究一下子陷于瓶颈——我正在研究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但不能判断其“大同”思想的最初发生时间，以及这一思想在戊戌变法期间的基本形态。我找不到准确的材料，来标明康有为思想发展各阶段的刻度。直到两年之后，由梁渡康，我从梁启超同期的著述中找到了答案，由此注目于“大同三世说”。我的研究计划又一次改变了。
整整二十年的研究，我对戊戌变法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自以为是深化）。随着研究进展，在我的头脑中，原先单一色彩的线条画，现在已是多笔着色，缤纷烂漫；原先一个个相对固定的场景，现在已经动了起来，成了movie。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让我又一次觉得将要“回到宏观叙事的阳光大道上来”，而时光却悄悄地已进至戊戌。
整整二十年的研究，我对戊戌变法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感受（自以为是痛感）。前人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但若要最后采信，须得投子“复盘”；那些关键性的节点，还真不能留有空白，那怕再花工，再花料，也都得老老实实地做出个基础来。由此，这二十年来，我一直不停地在赶路，经常有着“望山跑死马”的感受。我虽然不知道到达我个人的最终目标，还需得多少年，还须走多少路；但我坚信不疑的是，戊戌变法这个课题所具有的价值，值得许多历史学家花掉其人生经历的精华时段。李白《临路歌》唱道：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百二十年前，有其“飞”，有其“振”，因“中天”之“摧”而“力不济”；然因此而生、不能停息的“余风”，仍在激荡着这个国家，以至于“万世”，而其“石袂”（左袂）也挂到了高达千丈、象征日出的“扶桑”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