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通过书本间接了解一个人，特别是像胡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钱穆这样的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也有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时下不少谈文化、谈人物的书籍，总喜欢取名“走近××”，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说起那位胡适，最早给我的印象，乃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忠实帮凶、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买办文人等等。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夜所开列的一长串“战犯”名单上，胡适、王云五这样的文化人就赫然在列。后来随着“文革”的结束，人们思想的解放，学术文化界对胡适的评价也日趋公允，多少能做到“一分为二”了。然而，自己对胡适的印象仍不怎么佳。记得刚上大学时偶尔读到关于楚辞问题的考证文章，其中谈到屈原是“子虚乌有”式的人物（收录于《胡适文存》第2卷），始而诧异，继之愤愤然，认定他有太强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情结，所以依旧对他不抱好感。
直到近年，在读了他《四十自述》一类自传作品以及唐德刚先生《胡适杂忆》等文章后，自己固有的成见才得到较为彻底的改变。原来，这位胡博士竟是这样一位学富五车而又宽厚雍容的文化大师！于是对他的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方搜罗并悉心精读，其中4卷本的《胡适文存》则是自己用功甚勤的一种。
与专门研究胡适的学者不同，我读《胡适文存》，更多的是无功利的浏览，因此从中获得的感受也与他人有异。对我来说，《胡适文存》不仅使我了解到胡适学术上的造诣、治学方法的先进，而且更让我感受到其品德的崇高，其人格的魅力。这种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胸襟的宽阔、气度的优雅，对人对事的宽容与宽厚。而它正是奠定胡适成为一代文化大师的最深厚基础。
这里可以举出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一是对苏俄政治的态度。
众所周知，胡适在政治上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是欧美现代民主体制的最大“拥趸”，他对共产主义理论是抱有怀疑乃至敌意的，《胡适文存》中就充彻着“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这类言辞，它经常被论者所诟病，引来做胡适反共的铁证。这诚然是胡适政治上容易引起人们争议的原因之一。然而，一个人的思想毕竟是复杂的，动态的，而非机械的、静止的。同样也是在《胡适文存》中，同样保存着不少容忍乃至理解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实践的文字。为苏俄政治制度的辩护，就颇为典型。
“十月革命”后，出现社会主义的苏联国家，任何人，不管其感情上对此是喜欢还是讨厌，但都不能不承认，这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言之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亦不为过。当然，这引起禀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人士们的抨击和否定。
然而，胡适并没有简单加入这一反苏大合唱，相反，他却以较冷静和宽容的态度看待苏联与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的事物，并著文或多或少地进行申辩。他在《欧游道中寄书》（载《胡适文存》第三集）中强调指出：苏俄有作大规模政治试验的权利，“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为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忍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和狭窄的成见。我这回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以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道理、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我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并表示自己对苏俄佩服，“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至于苏联的许多具体治国措施，胡适也是多所赞扬和肯定的：“苏联并不是轻视纯粹科学与文学”，“我们只看见了他们的‘主义教育’一方面，却忽略了他们的生活教育方面……这种教育制度是不可抹煞的。”
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他本人能够心平气和地道出苏联的长处，公允地为它的政治试验（即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作辩护，已足以显示他胸襟的宽广、为人的宽厚了，是难能可贵的。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胡适先生的思想境界庶几近之。
二是对不利于己学术批评的态度。
《胡适文存》出版之际，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胡适本人际会风云，名扬四海的时候。此时他是名符其实的学术文化界的“大哥大”，激扬文字，睥睨天下。可是，令人佩服的是，他依旧是那么的平易宽和，那么的虚怀若谷，半点不见舍我其谁的气息，丝毫没有恃才傲物的行迹。对于他人的批评与质疑，不但不曾衔恨在心，侍机报复，反而将有关这一类批评收入《文存》之中，“存此立照”，让第三者来公正评判并择善而从。他与梁启超在“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事上的争论，就很典型地反映了他学术上的宽容风格。
当时大学生为了更好地掌握治学的门径，曾分别约请胡适、梁启超等学术权威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梁诸人出于提携后进，致力于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良好初衷，都欣然从命，认真开出了自己经深思熟虑后选定的“书目”清单，并作扼要的提示和说明。
谁知胡适的“书目”公布后，不仅受到《清华周刊》记者的质疑，“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与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而且更遭到同为国学大师的梁启超严厉抨击。指斥他“文不对题”，说他“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把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对于胡适“书目”中“把史部书一概屏绝”的做法，梁氏尤为恼怒，认定“恐无此理”。经过一番不留情面的讨论辩驳后，梁启超得出结论：“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针砭得痛快淋漓，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尖刻的程度。
平心而论，将胡、梁两人所开的“书目”稍作比较，我们能发现，的确是梁启超的要来得高明，而他对胡适的批评，也颇切中要害，釜底抽薪。这也并不奇怪，胡适的学问固然不错，但是，就国学的功底而言，与梁启超相比，其厚重与精深尚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可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胡适在辑录4卷本《胡适文存》的时候，却全然没有露虚怯、丢面子的顾忌，而是将梁启超开列的书目，以及梁氏对胡适本人的批评文章原封不动地收入其中，并虚心认输，不再反驳（商榷）。这才是真正大家的风范。联系到当今学术界的怪现象：某些人视正常的学术批评如洪水猛兽，人家一发言，便暴跳如雷，恶言相向，甚至动辄闹到法庭，口口声声要维护所谓的“名誉权”。再看看胡适对待批评的虚怀若谷气象，我们不能不承认，两者的境界实在是有云泥之别，高下立判了。
这也是胡适先生之所以为“不世出”的一代大师，而如今某些“专家”之所以不入流的重要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