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是春秋后期著名的军事家、谋略家。他在吴越战争中之所以能扮演关键性人物的角色，发挥重大的作用，与春秋大国争霸战争的背景密切相关。是楚国扶助越国，打击吴国并制衡晋国战略布局中的一步棋子。范蠡兵学思想体大思精、高明卓绝，突出体现了先秦时期南方兵学文化的基本特征与显著成效，是中国古典兵学思想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一、晋楚争霸背景下的范蠡之历史使命
范蠡，字少伯，其生卒年已不详，春秋末年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扭转吴越战争乾坤、改写春秋后期历史的关键性人物。
当时列国纷立，争霸兼并无已，晋、楚、齐、秦等大国为了牵制和打击各自的主要对手，纷纷“伐谋”、“伐交”，争取和联合与国，以为己援，力图使争霸敌手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在整个春秋大国争霸过程中，晋、楚角逐乃是一条主线，贯穿于春秋历史的始终。其它像晋、秦之间的百年征战，齐、晋之间的偶尔战事(鞍之战)，乃至后来的吴、楚战争，吴、越战争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晋、楚争霸的另类表现形式或回波余澜而已。晋、楚争霸的标志性事件，是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以及稍后的晋悼公期间的“三驾之役”。在这些战事中，晋国取得了大多数战争的胜利，但是，曾输掉了邲之战。因此，在整个晋、楚争霸态势上，晋国稍占有上风，“三驾之役”的胜利和萧鱼大会的举行，标志着楚国已无力北上与晋国作全面的抗衡，所谓三驾而楚“不能与晋争”；但是，归根到底，在整个春秋时期，晋国毕竟无法拥有对楚国的绝对优势，而楚国虽然总体上处于被动劣势状态，但也仍具备着与晋国进行长期抗衡的基本实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晋、楚都将战略重心投放到争取盟国，努力置对手于多面受敌、两线作战的困境。
在这方面，晋国是率先着手进行部署和操作的。它曾积极扶植和支持吴国对付楚国，使其从侧后骚扰进攻楚国，严重扼抑了楚国北上争霸的势头。吴国建国历史十分悠久，其政治中心在今江苏南部一带。其第十九代君主寿梦登位后，开始使用“王”的称号,“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史记·吴太伯世家》），他向中原先进国家学习“礼乐”，改良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扩大对外交往，加强军队建设，使吴国迅速崛起为一个新兴强大的国家。
吴国的崛起，与其西边的强国楚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而晋国的有意介入，更使得吴楚之间本已十分紧绷的关系增添变数。当时晋国出于自己同楚国争霸中原的需要，采纳楚亡臣申公巫臣联吴制楚的建议，主动与吴国缔结战略同盟，让吴国在侧后打击楚国，以牵制楚国势力的北上。吴王寿梦二年（前584），晋景公派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落实借吴制楚的战略目标,与吴国国君寿梦缔结实质性的对楚战略同盟：“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左传·成公七年》)日渐强大起来的吴国，正需要寻找大国作后盾，故欣然接受晋国的主张，摆脱对楚的盟属关系，并积极动用武力，同楚国争夺江淮流域。
自寿梦开始，历经诸樊、余祭、夷末诸王，直至吴王僚，前后60余年间，吴楚两国互相攻战不已，先后爆发了多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包括州来之战、鸠兹之战、庸浦之战、舒鸠之战、夏汭之战，乾溪之战、长岸之战、鸡父之战等等。这些战事大都是吴的进攻和楚的反进攻，以争夺淮河流域与长江北岸地区为重点。吴国胜多负少。总的趋势是楚国日遭削弱，国势颓落；吴国兵锋咄咄逼人，渐占上风。到吴王阖闾时，终于爆发了双方决定性的战争----柏举之战。
发生于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是役，吴军在阖闾、伍子胥、孙武、夫概等人的指挥下，先以“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方式疲楚误楚，同时翦楚羽翼，伐谋伐交，创造了十分有利的进攻态势。待一切就绪后，即果断进击，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等战法，长驱直入，五战入郢，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楚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战略态势，也利用越与吴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而导致的矛盾，积极鼓动越国侧后威胁和打击吴国，以减轻吴国对楚的压力。而越国为了抗衡吴国，正需要有楚这样的大国支持。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越国在吴越兼并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两人，范蠡与文种，皆为楚国人士，其中，范蠡为楚国宛人(今河南南阳)，文种系楚之郢(今湖北江陵一带)人，他们都是肩负楚国的战略重托，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越国，充当外臣，为越国灭吴殚精竭虑，不懈努力，而最终实现楚国的战略意图的。
由于他政见卓荦，智谋超群．很快就获得了越王勾践的充分信任，官拜上将军，与文种一文一武，辅佐勾践经国治军，“种躬正内，蠡出治外。内不烦浊，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越绝书·外传纪策考》）。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越国转弱为强，在政治、军事上彻底战胜吴国，帮助勾践登上了“霸主”的地位：“当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事成之后，范蠡挂冠归隐，泛舟五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一代巨商，世称“陶朱公”。 当然，范蠡的这种选择，也属于迫不得已，应该与其出身于楚国不无瓜葛。在灭吴事业未竟之时，勾践需要借重来自他国的能人干臣，替自己好好干活，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定式，决定了勾践不可能真正毫无保留地信任范蠡和文种。对勾践而言，楚国的人材不过是利用的对象，一旦完成灭吴大业，这两位大功臣的利用价值就不复存在了，即所谓“以势利相交，利尽而恩义绝”，这时就可以弃之如敝屣。因此，范蠡的归隐，不是“功成身退”那么的单纯。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勾践内心深处对“外臣”“客卿”根深蒂固的疏离与排斥之结果。
范蠡在军事上有很高的造诣与重大的建树，对此，他本人也不无自负，曾云：“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范蠡》二篇，属“兵权谋家”，颜师古注云“越王勾践臣也”。这说明，范蠡曾有兵书流传于世。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书早在唐代以前即已失传，《隋书·经籍志》就不曾著录，我们今天只能从《国语》、《史记·货殖列传》、《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史籍中，寻找到某些有关内容，并据此初步考察范蠡其兵学思想的大致情况以及特色。
《司马法·严位》云：“人方有性，性州异。”范蠡的兵学思想同样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他出身于南方文化的中心区域——楚国，深受《老子》哲学思想以及阴阳五行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这就决定了其军事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内涵。而他所从事建功立业的场所——越国，又是处于明显被动弱小地位的一方，要战胜强大的吴国，必须韬光养晦，积蓄实力，逐渐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这就决定了其兵学思想立足于后发制人的立场，即以积极防御为主要手段，最终实现反攻胜敌的战略目的。
二、范蠡兵学思想撷要
具体地说，范蠡的兵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备战为重的战略观念
“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备者，国之重”，是中国古代兵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历史上绝大多数军事思想家，都十分强调做好战备，以待不虞的重要性。《孙子兵法·九变篇》就明确强调：“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这一问题上，范蠡的认识没有例外。他认为从事战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政治、经济因素，也包含军队实力状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越绝书·枕中》）并进而指出：“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陈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其基本原则就是，高度重视，充分准备，措施得力，以应万变。用范蠡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范蠡有备无患的思想还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它揭示了国防建设的一般规律。在阶级社会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历史上，总有少数战争狂人，出于满足称霸等私欲，乞灵于战争，穷兵黩武，将战争强加在人们的头上。乞求这些人发慈悲偃旗息鼓是幼稚而不现实的。正确的对策是，既反对战争，又不惧怕战争，以战止战，争取和平。
要做到“审备慎守”、“备设守固”，就必须修明政治，动员民众，发展经济，加强军队建设。这样广大民众才会积极投身于国防建设事业，国家才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反侵略战争，军队才能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粉碎敌对势力的进攻，这些都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也是范蠡有备无患思想应有的逻辑意义。
(二)、“随时以行”的攻守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的整体性与融合性。历史上思想家在进行理性思辨活动时，其逻辑起点通常植根于“天人合人”的宇宙构成模式，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圆融，注重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问题。反映在军事斗争领域，即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以“政事”推论“兵事”。
这一点在范蠡的兵学思想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他的哲学观念中，“天道”与“人道”是和谐一致的。他认为，“天道”的属性是“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国语·越语下》）。因此，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时，也应当因循自然，顺应天时，“自若以处，以度天下”。这一思想引进到军事斗争领域，就是所谓的“随时以行”。这里所说的“时”，是指时机，也可引申为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战机是否成熟来决定作战行动展开与否，既不超前，也不滞后，这也叫做“守时”，“随时以行，是谓守时”。
范蠡的“随时”、“守时”原理落实到具体的攻守行动中，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第一是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意谓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切不可主动发起进攻，而应采取积极防御，等待时机，以求克敌制胜：“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他严肃指出在时机不成熟情况下盲目对敌进攻．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必然招致惨重的失败，“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第二层意思是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这是要求战争指导者善于捕捉战机，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要适时地转防御为进攻，而绝不能犹豫不决，贻误战机，纵敌遗患。他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不及。”即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实现自己后发制人的作战目的。他指出，如果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利，留下祸患，“得时不成”，“反受其殃”。
范蠡“随时而行”的攻守指导原则，在吴越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高明的运用。当越国尚处于被动弱小的劣势地位之时，范蠡多次谏阻越王勾践主动攻吴的计划，反复用“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的道理说服勾践采取持久防御的策略，在削弱敌人力量的同时积聚自己的实力，为实现敌我优劣态势的转换，发起最后的反攻创造条件。而当吴国实力衰微，有隙可乘之机出现之时，则当机立断辅佐勾践及时发动灭吴之战，打得对手措手不及，全线崩溃。并坚决实施连续进攻，扩大战果，顺利攻占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赢得最后的胜利。
(三)、“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
所谓“主客”，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对重要范畴。“主”，通常是指战争中在自己的土地上实施防御的一方，相对主动的一方；“客”，则通常是指战争中进入他国境内实施进攻的一方，相对被动的一方。根据战场形势选择适宜的主客位置，或反客为主，或变主为客，是从事作战指导中的重要命题，也是军事家夺取战争主动权，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之所以在后世受到广泛的推崇，被视为古典兵学宝库中的瑰宝，原因之一，是其作者在“变易主客”方面有精辟深刻的阐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称的那样：“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
理解了“主客”关系的丰富内涵，那么我们对范蠡有关“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的价值也就容易认识和把握了。应该说，这一方针在范蠡的兵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概括地说，与《孙子兵法》中提倡进攻速胜的战略指导略有不同的是，范蠡在战略指导上更侧重于持久防御，强调为主而不轻率为客。这当然是同越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战略劣势地位的特殊形势有关。
范蠡注重于为主之道，反复阐述“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的必要性。为此，他积极主张持久防御，避敌锋芒，防止出现过早决战的被动不利局面，指出“彼来从我，固守勿与”，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屈求伸，以主应客。
但是范蠡的高明卓越之处，在于他的持久防御并非是消极无为的举措，而是积极能动的作为。换句话说，它仅仅是手段而绝非是目的。其最终的目标还是“变易主客”，即适时由战略防御的“主”的地位转为战略进攻的“客”的地位，先主而后客，殄灭以为期。而实现“变易主客”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各种积极的手段，转化双方的优劣态势，剥夺敌人有利的条件，暗中增强己方的实力，从而摆脱被动，立于主动的地位。这用范蠡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这种以暂时的退守换取最后的攻取的战略指导，乃是高超英明的实力运用方针，是范蠡军事思想中的优秀内核，它对于中国古代积极防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四)、“因情用兵”的致胜之道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是作战指导思想的精髓，也是古往今来战争指导者所孜孜以求的用兵理想境界。作为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军事家、谋略家，范蠡在这方面与兵圣孙子之间实有相通之处，同样以因情用兵为指导战争活动的最高原则。
在范蠡那里，因情用兵乃是“天道”运行规律在军事斗争领域的衍化，是“天道”作用于“兵事”的必有之义。范蠡认为，“天道”的运行是“赢缩转化”的，即所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世间万事万物同样也处于不断变化、循环往复过程之中。这就要求人们善于相因，“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这一基本原则同样也可应用于军事斗争。
他为此而指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返，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这里所说的“因”，就是因情用兵，因敌制胜，也即根据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作战行动。在这一原则指导之下，后发制人和先发制入的内在关系乃是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后发制人固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排斥一定条件下的先发制人。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在作战指导上，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方针的不同应用，都必须随时随地，灵活机宜加以处置。在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时，要取法于阴象，即沉着应付，不动声色，持重待机；而在先发制人时，则要取法于阳象，即雷厉风行，迅猛进攻，所向披靡！对此，范蠡本人曾作过深刻系统的论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
从范蠡“因”情用兵的理性认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范蠡的思想既渊源脱胎于《老子》，但又发展丰富了《老子》。《老子》一书在讲进退、刚柔、强弱、先后时，总是无条件地强调退、柔、弱、后的一面，提倡所谓的“不敢进寸而退尺”（《老子·六十九章》），而一味否定进、刚、强、先这一面。范蠡则不同，他避免了机械化、简单化对待倾向，主张量敌用兵，灵活机动，或进或退，或刚或柔，或先或后。他的这一认识，比较《老子》而言，无疑是要辩证全面深刻得多了，这显然是源于《老子》，又高于《老子》。作为中国古代兵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范蠡的军事活动实践与兵学理论造诣，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值得人们高度重视和充分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