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甲子之前，中国的部分政治精英推动“变法”，“变法”的重要背景，是发生在此前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对日割地赔款。被迫割让的是中国的岛屿省份──台湾。自割让之日开始到祖国发生戊戌变法止，台湾岛内在政治和文化上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些改变有相当一部分与整个亚洲的变化联动，更与中国的改变密切相关。
梳理甲午到戊戌的日本对华政策和对华作为，可以发现，从16世纪后期开始，日本即有意改变东亚的由中国王朝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欲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政治的主导者。为此，日本政界和知识界精英制订了削弱中国的长期战略，其核心步骤是：首先，破除传统政治与传统国际秩序的既有框架、既有模式；继而，建立新的政治模式与国际秩序规则；最后，推展、实践新的模式和规则。而推展、实践新模式和新规则的做法则有两种：其一，运用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强制实现日本直接支配的目标；其二，一段时间或相当长时段内，如无法或无力达成直接支配目标，则运用“软实力”，以“时代潮流”“时代趋势”的名义推广新模式和新规则， 逐渐造成“流行”“从众”的效果，达成渗透或间接支配的目标。从现实看，日本侵略朝鲜、割取台湾，是第一种做法；而建立有利于日本的话语体系，树立台湾、朝鲜这类“时代”典范， “垂范”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促使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上与日本政经利益衔接，则是第二种做法。
一、日本的长期战略目标与地缘政治目标
南宋亡于蒙元之后，长期仰慕汉文明的日本对于“中国”之亡，生出唇亡齿寒的预感。果然，忽必烈在灭宋后两次攻打日本，险些征服列岛。万历年间，西班牙开始在亚洲扩张，引发日本的恐慌。丰臣秀吉预感到西人终将发动征服亚洲的行动，而明朝中国未必能够抵挡。西人战胜中国，必将重演蒙元故事，所以必须赶在局势不可收拾之前，先入主中国。征服中国的第一步，是征服朝鲜半岛、征服琉球，打破由中国王朝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征服中国的第二步，是裂解中国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1)明治之后，日本的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规划，基本上延续了丰臣秀吉、佐藤信渊的地缘政治思维。(2)
早在17世纪初，日本萨摩藩启动了征服琉球的进程。征琉使日本取得与中国王朝在东亚并列为“宗主”的成就，打破了中国单一中心的旧格局。但日本同时发现，完全取代中国作为朝贡中心的地位，并非一蹴可及，必须进一步找到中国的软肋，弱化中国的地缘政治实力。19世纪中期，日本已实质上控制琉球，但尚未得到国际承认。当日本发现清朝在琉球的地理近邻──台湾的统治有一项缺陷，即王朝仅直接统治台湾岛西侧的平缓地带，对中央山脉以东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政策，遂以保护琉民为由，于1874年发动“征台之役”，迫使清朝承认日本有权代表琉球人惩罚清朝的“化外之民”，达成吞并琉球并挑战清朝对台湾主权的双重目标。“牡丹社事件”前，日、中两国已于1871年签订《日清修好条约》，建立了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定义下的外交关系，标志着中国主导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在法理上的终结，“牡丹社事件” 则成为日本利用中国国内的多元族群现象达成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开端。
此后，日本不断复制这一模式，按部就班地推动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1875年侵朝； 1879年利用清朝应付伊犁归属事宜的机会正式吞并琉球；1882年再度侵朝；1884年在朝鲜策划“甲申政变”；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迫使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彻底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甚至割让本国领土台湾。
二、据台前后的中国政策设计
日本深知，在割台以及稍后在大陆部分区域建立势力范围后，受限于中国辽阔的幅员，加上──中国在外交上以“利益均沾”政策被迫或主动制造的──列强之间相互牵制的局面，日本不再能够轻易地将台湾模式复制到整个中国；因此，“提携”中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方便中国的政治结构、社会生态与日本衔接，乃成为日本的替代性战略选择。
明治时代日本中国政策的核心在于确立日本优先的思维和日本主导的态势。明治维新前后， 在为世人所熟知的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之外，日本内部也存在与西化论有异的“国粹论”和“亚洲论”，其核心是排斥精神和制度上的西化，对技术上的西化也有所保留。但无论是“国粹论” 还是“亚洲论”，都是建立在彻底取代传统中国在亚洲地位的前提之上。
幕府后期，林子平（1738–1793）写作了《三国通览图说》（1785年）和《海国兵谈》（1791年），从建构新的世界史的角度，将日本置于海洋文明的中心，主张日本借由扩张海权取代中国， 成为亚洲的新主宰；本田利明（1744 –1821）写作的《西域物语》（1798年）和《经世秘策》（1798年）则主张贸易立国，借由贸易这个利器，压倒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林和本田的共同点在于，为达成经济自立，必须利用海洋将日本发展的基础扩大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广大亚洲。这种论点后来成为明治初期“南进论”的基础。
明治时代，日本人又在“海洋”与“贸易”之外发现了意识形态工具。“民权论”者杉田鹑山（1851–1928）在其著作《东洋恢复论》（1880年）和《兴亚策》（1883年）中主张，应该借由对“民权”理论的传播，将亚洲人民从专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后来杉田从访问中国的体验中断定，即使有来自日本的支持，中国人也不具备自主推翻“专制统治”的能力，而中国的“专制制度”也不可能抵抗欧美的侵略。“民权论”后来发展成为占领日本舆论舞台的“国权论”，在“国权论”中，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已从支持和联合的对象变成了霸凌和掠夺的对象。杉田在《东洋攻略》（1886年）中表示，日本迟早也会成为西方的侵略对象，与其拿出精力支持中国，“不如加紧取之，成为列强同伙”，方可避免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陆羯南（1857–1907）虽借助于 1888年创办的《东京电报》（翌年改名为《日本》）倡导反对全盘西化，发扬亚洲自主性，却也在《近事政论考》（1891年）中主张以日本为主体实现亚洲“和平”，等于将日本的扩张正当化。
1893年，樽井藤吉撰写《大东合邦论》，构想以日本为中心，建立“大东连邦国”；(3)姑且不论樽井的主张是否包含较其他人更多的善意，樽井阐述其主张之际，正值日本明治时期最初的对外侵略战争，即围绕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与中国进行的甲午战争开战的前一年，樽井的日本中心思考，已经隐含了亚洲联合，“合邦”的主张将不可避免地转向侵略的倾向。“合邦”的目标是让日本有足够的力量对抗西方列强，而合东亚国家为一个强大国家，只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樽井的“合邦”与“合纵”建议，显然并未顾及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因而隐含转向侵略的倾向。事实上，日本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即明显包含樽井藤吉对朝鲜、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认识及关系定位。作为政治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主张，与樽井的主张一样，强调实现日本与朝鲜、中国的自然而然的“合邦”“合纵”关系，为日本社会广泛接受。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即被日本国内视为代表新文明的日本和代表旧文明的中国之间的对决。
战争期间，出现了内村鉴三（1861–1930）的“义战论”，宣称“新文明必然超越旧文明”。福泽谕吉（1835–1901）的“脱亚论”同样将甲午战争视为“文明的正义之战”，主张积极推行足以促进新文明的对外关系──“脱亚入欧”。福泽推行其在“脱亚论”中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引出了评量文明优劣的亚洲论思想。德富苏峰（1863 –1957）的《大日本膨胀论》（1894年）将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视为善举，而将中国看作是妨碍日本扩张政策的最大障碍。在他看来， 如果不能在与中国的冲突中取胜，就不可能实现日本未来的发展；他进一步强调，甲午战争以后为对抗西方列强进攻亚洲，应该加强日韩清三国“联合”，但前提是由日本担任盟主。日本大陆政策的强力推行者，曾出任台湾总督的后藤新平（1857–1929）在其《日本膨胀论》（1916年）等著述中，也表达了同一性质的侵略理念。
尾崎行雄在其撰写的《支那处分案》一书中设计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七种方案。(4)曾根俊虎等在日本史上被称作“维新志士”的人则联络到一些朝鲜人和中国人，组织“兴亚会”，揭橥“日清提携论”，目标是“拉近中国与日本的开化程度”。近卫笃麿在乙未当年提出“同人种同盟论”。(5)这几个在甲午战争前后提出以同人种、同文化的亚洲国家合组联邦国家为主张的“亚洲主义”，其核心却是以明治维新造就的“文明”日本为中心的日本中心主义。1897年4月，伊藤博文发表了以《列国的国土侵略主义与日清战争的意义》为题的演讲，声言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是以战争“强烈地震醒清国的迷梦，得到东亚之事由东亚自己来处理的方便”。(6)
甲午战争所带来的“强国日本”的印象，经由战后初期接连创办的报刊得到进一步加强。甲午战争期间，1895年1月创刊的《太阳》杂志刊名即寓示“进攻大陆的日本受到亚洲以至世界的注目，是如同太阳一般升起的国家”。在同年11月创刊的《东洋经济新报》上，町田忠治（1863–1946）在发刊词中宣称，“成为东洋唯一的立宪强国”的日本，将借由夺取由西欧诸国控制的亚洲贸易权，发展成更加强大的国家。同期创刊的《世界之日本》（1896年创刊）、《中央公论》（1899年创刊）等，也都力图在国民意识中创造“大国意识”“一等国意识”。
总之，以德富苏峰和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明治日本精英将甲午战争完全正当化的言论，都强调以对抗欧美列强为目标，加强日本军事力量以及改革朝鲜、中国的必要性。
三、日本树立台湾“典范”，主导台湾舆论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胜，189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马关条约》第5款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变卖所有财产，退出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7)这意味着，到1897年5月8日前，台湾人可以选择迁离台湾，继续做清朝臣民，或者留在台湾成为日本臣民。1897年5月国籍过渡期结束后，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和大陆的往来管制变得十分严厉，直到大正时期（大正元年即中华民国元年）民国建国，日本政府实施“南进”政策，又开始鼓励台湾人前往华南地区从事经济活动，乃至以日本人的身份移民。(8)
从甲午到戊戌，短短4年间，日本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已经展示出它建立“新规则”的企图。日本于甲午战胜后，等不及签订《马关条约》，即于1895年3月进占澎湖列岛并设置殖民统治机构。日军登陆台湾后，以现代化的优势兵力迅速击溃“台湾民主国”，于两年间血腥镇压台湾人，并于1895年6月14日在台北建立总督府，6月17日正式宣告日本在台湾统治的开始（这一天被定为“始政纪念日”，近二十年来成为台独政治势力每年举办怀念仪式的节日）；次月即在台北建立以日语日文教育为内容的“国语传习所”（次年即改制为“国语学校”，1897年增设女子部）；11月再设置总督府法院。1896年新年伊始，即引进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系统；1897年，划分台湾行政区域，设计地方各级行政区和行政机构体系；1898年再度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并在台湾西部平原进行了第一次西方规范的土地调查，同年5月创办汉文报纸《台湾日日新报》，7月又设立了针对台湾人的“总督府公学校”基础教育体制和服务于日本殖民阶层的“总督府小学校”制度；1899年再颁布“师范学校官制”，并设计在高等教育层级，禁止台湾人修读政治、法律等科系，只限修读医学、美术等科系的制度。
日本与东亚各区域拥有共同的文化资产及“汉字”“汉文”，日本统治台湾前期，即借由保存“东亚”共同文化、延续汉文，让台湾人接受驯化，接受殖民者的意识形态。
“东亚”一词是日本发明的一种空间概念，但也是一个政治、文化和价值概念，这个概念的传播基本上与日本扩张其霸权同步。在19世纪末即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东亚的概念被理解为共同的汉字、儒家文化，以及全新世界观下黄种人的共同进步。1910年，台湾人李汉如创办了一本名为《新学丛志》的杂志，发刊词宣称，“我国为东亚雄邦（指日本），将伸长足于宇内，增扩版图，其最关系也在清国，然将以何为外交官之模范乎？再四思维，亦惟吾台湾事务”，(9)清楚地表明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观，同时显示日本将台湾作为跳板向中国扩张的企图。“东亚”的观念，通常被描述为日本对抗西方霸权的概念建构，但它的出现却首先是为解构中国王朝的天下秩序和华夷观念，继而解构传统亚洲国家的政治边界，再由日本担任欧化的、进步的亚洲中心的理论，在这里东亚的地域虽然与传统中国的天下重叠，但却是日本脱亚论的副产品。(10)
福泽谕吉的思想核心就是以日本为亚洲政治秩序的核心和现代化的领导者，这个观念在明治维新之后，即激励了日本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与樽井藤吉、冈仓天心的“大东连邦国构想”“亚洲一体论”的差异在于，后者要求东洋文明的一致性以及东西洋文明的差异，前者要求摆脱亚洲的“恶友”，进入欧美列强的行列；两种主张的共同点则在于，日本是亚洲文明、政治和近代化的唯一领袖，二者都是在明治维新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日本中心论。甲午战争后台湾的报刊即将“台湾”称为日本“在东亚的殖民地”。(11)日本在台湾致力于推展“东亚”的概念，1897年成立由日本精英组成的“东亚会”，并邀请康有为、梁启超和康广仁入会。1898年，东亚会与另一个以启发中国人为目标的“同文会” 合并为“东亚同文会”，并于1900年在南京成立东亚同文书院，招收日本和中国学生。1901年《台湾日日新报》刊登《论学者宜用力译书》，鼓励台湾人效法梁启超、章太炎翻译日本引进的西方著作。在此之前梁启超和章太炎都主张中国模仿日本变法的精神，改造中国政治。章太炎在《时务报》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主张对于汉人而言，“日亲满疏”，甲午战争是日本自救的成果，中国宜理解并联合日本。(12)梁启超也主张联合日本，保存亚洲文化， 增加中国人的学识。(13)此后，《台湾日日新报》上有关“东亚”的概念不断增加，很多文章都强调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地理位置唇齿相依。(14)
1898年之后数年间，《台湾日日新报》所刊登的一系列社论和政论，勾画出“东亚论” 在日本形成的历程以及在台湾散布的轨迹，显示出“东亚论”的主要特质。“东亚”概念所指涉的与其说是地域，不如说是以往由中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国家；“东亚论”的物质基础是“汉字”和“血缘”，就当时的台湾和中国而言，是汉字的“同文”以及由徐福、郑成功与日本的关联所建立的和、汉之间的“同种”联结，而“同文同种”足以作为打破国家界限的理由；“同文同种”者应团结彼此，对抗西方的侵略；对抗西方也有赖于东亚的共同进步。显然，“东亚论”后来发展成为“东亚共荣圈”的政治论述，其来有自。台湾因其地理和历史的因缘成为建立“东亚共荣圈”的枢纽，与日本在殖民台湾初期的观念灌输大有关系。
《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台湾本地投稿，则显示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台湾文人越来越多地强调将台湾岛上的传统汉学改造为东亚新学，以维持汉学的生命和延续，同时维系日本与中国、朝鲜、越南的联系。
四、中国知识界对日本模式的钦羡
与日本精英明确而现实的亚洲战略思维相比，同期的中国政界、知识界却长期保持一种浪漫的政治想象。
由初步接触西方知识的中国人所著作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是中国的洋务─维新派与日本的维新人士共同的“启蒙教材”，但中国的维新派长期停留在对西方的单纯憧憬与浪漫想象之中；相较之下，日本知识界对于西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中的应用层面有更大的兴趣和更详细的观察，很早即经历了去浪漫化的过程。
曾国藩集团中的李鸿章、郭嵩焘、张斯桂等人在经历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之后，内心对中国传统政治失去信心，对于西欧政治和日本明治维新钦羡不已，他们确信西欧政治模式是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日本吞并琉球仅5年，即于1884年介入朝鲜甲申事变，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签署《天津条约》时，竟天真地认定日本“专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端，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15)甲午的教训，并没有让未受到洋务派影响的中国士人脱离天真的想象，反倒促使他们成为主张激进变法的“维新派”，激发出他们从效法日本转向联结日本的想法。维新派强调，他们在甲午之前的主张经甲午一战得到证明。欲将变法付诸实践，其典范和思想资源就是作为亚洲旧文化保存者和新文化开创者的日本。维新派也从对日本的折服心态中派生出主导20世纪中国思维的“新”知识群体。
早在1898年初，梁启超就曾命康党经营之“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樽井藤吉所著之《大东合邦论》，并为之作序。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认为，国家的存在是有害的，有国家就有兵祸，欲拯救百姓，首要之务是废除国家；废除国家的方式有二，一是大邦吞并小邦，另一种是国力相若的国家合并。对于中国而言，国家合并的理想是中、日、美、英的合并，其中第一步是要实现中、日合并。
变法期间，康有为授意杨深秀上书光绪皇帝说，“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6)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上书光绪皇帝云：“渠（李提摩太） 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17)稍晚，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借才”“联邦”二策也与康有为的“中日合邦”方案有关。(18)积极介入中日合邦、中日美英合邦计划的外国人是基于其本国和个人利益的李提摩太、伊藤博文 二人。李提摩太有借“中日美英合邦”之名，诱使清朝让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的动机，(19)伊藤博文的思维轨迹则更是显而易见。(20)在此，维新派核心人物对近代外交和国际法知识的了解有限，对日本人“合邦”主张背后的意图缺乏警觉，奉《大东合邦论》为圭臬，欲将国家主权让渡给日本等国；(21)甚至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仍未放弃“中日合邦”的构想。1899年11月， 康党“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在《亚东时报》上刊文，宣称：“日人保支，而有异于英、美各国用心……斯乃天所以成将来二国合邦之局。”这样天真的心态，几乎已经注定戊戌变法的命运。
戊戌之前，几乎所有主张“易服更制”(22)的中国文人都是以日本为典范的。在政治上，宋恕、章太炎、钟天纬等变法思想家，即使在甲午当年，仍强烈主张联日抗俄，“以扶东亚之大局”。(23) 戊戌之后，章太炎赠诗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酾酒思共和，共和在海东”，(24)这里的“共和”，就是章太炎想象中的“王道”日本；宋恕也与来访的日人冈本监辅达成了中日“古为一家”的共识。(25)清末的中国留日青年如周作人等，一到日本，第一个直觉就是恍如“再见汉唐”。(26)再深入一步，如鲁迅，就受到“退化论”和“东亚互动史观”的影响。总之，认定有一个“王道日本”。与维新派相比，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组成的革命派，在改造中国的手段上或有差异，但在看待西方与日本的角度、态度上却一以贯之。
长期浸染在日本“亚洲论”之中的孙中山，面对中国政治议题的最后结论是，要维护“东亚和平”，就要推翻清政府。1912年，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建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日本互动的结果。梁启超所倡导的民族国家典范在辛亥之后已完全占据知识界的话语中心，可以说，中华民国基本上是以明治日本为典范构建的国家，甚至是以日本的中国论述为典范的国家。日本透过明治维新大幅削弱地方封建势力，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却向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中国推销“地方自治”，这一理念即为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全面接受。
在一些日本人看来，“万事学日本”是为不智。致力模仿西洋的日本政界领袖伊藤博文也觉得康有为等人“万事学于日本”是一种盲目、幼稚的思路；(27)而主张日本不必追随西洋的日本政界非主流派领袖胜海舟，更是当面劝诫戊戌后逃亡日本的康、梁，指出舍弃中国原有的优秀之处，全面模仿日本，是一种愚蠢的行径。他说，中国的政治是尧舜的政治，与日本的立宪政治并不相似。日本并不是（康、梁等）想象的那种“善政之国”，中国有中国的长处，本应发扬光大。(28)但希望依托对日本抱有强烈好感的中国文人进一步渗透中国大陆的“东亚同文会”“东邦协会”等“兴亚”团体，则对康充满溢美之词，只是连他们都对变法派在政治手法上的幼稚与拙劣感到可笑。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话语霸权之下保持清醒的亚洲人并未消失。1892年，汤震有感于甲申之变，业已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到日本控制亚洲的动机。(29)诞生多位早期朝鲜民族主义者的金亨稷家族，也早已对甲申暗含摆脱对清藩属关系，重构亚洲政治秩序的性质抱持高度期许。(30)汤震与金亨稷家族的立场固然并不相同，但同时都看到了日本的战略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戊戌是中国精英发自内心地自绝于以自身为中心的“天下”政治秩序，接纳由西方和日本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的开端。
五、结语
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的当代学者通常会注意到当时日本的两种现象，一种是厌弃中国的西化论，另外一种是对中国友善、主张帮助中国、联合中国的论调。第二种的代表论点是大东合邦论。台湾被日本占据之后，日本政府在台湾创立了一份报纸《台湾日日新报》，虽使用汉文，也用力倡导大东合邦论，但其背后的动机是要彻底破解中国传统天下秩序和这个体系所代表的价值。不幸的是，大东合邦论成为戊戌变法的正面议题之一，维新派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樽井藤吉的暗示，对与日本未来的合作抱有极大的期待。这个日中合作的愿景中蕴含了两个价值：其一，“东亚”价值；其二，“进步”价值。从历史的角度看，合邦论未必是导致维新失败的主要因素， 但其真正的意义作为是日本思想渗透到中国思想体系的开端。这个开端趋势影响到此后中国的政治和思想世界，包括后来的辛亥、五四，以及五四以后很长时期的西化倾向与西化论述。
1895年之后到1898年这段时间，日本在台湾的所作所为，首先是改变了台湾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以便与日本本土相对西化的体系衔接，接着立刻去调查台湾的土地。在文化教育方面，在设立“国语”──即日语──学校的同时，创办了《台湾日日新报》。报纸社论和投稿的作者有少部分是日本人，大部分是台湾人，但所有政治和文化的话题都是由日本人提出， 后续的响应都是追随日本人揭橥的话题。1895年日本人接收台湾之际，日本留了两年时间让当地住民选择国籍，多数在台湾的精英回到大陆，留在台湾的识字阶层，往往在中国传统学问上还处在初级阶段。面对这些思想上未设壁垒的人，日本人很快利用教育体系和传播体系向其灌输日本版本的现代化思想，这就是读者在《台湾日日新报》上面看到的“东亚进步”和“东亚和平”一类的主张。这些主张看起来对于中国没有那么多敌意，没有多少是宣示直接侵略中国的，但却在当时台湾人心目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日本人奉行的是进步的价值，是可以带动台湾乃至整个亚洲进步的主张，进而在思想和生活层面接纳这种价值。
1897年以后，日本有一段时间限制台湾人和中国大陆人民的来往。“大正民主期”开始以后， 日本又鼓励一些台湾人到华南来进行交流，甚至移民。这些台湾人到了华南之后，带来了日本这套“东亚”的和“现代化”的叙述，也传播日本在台湾的“现代化”──当然，这不是常人所理解的“现代化”，而是“殖民地现代化”──经验，这些叙述和经验对当时华南的商人和部分知识阶层产生了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人借由发挥“软实力”，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其目标。
在树立台湾“典范”的同时，日本人也向中国直接推销“亚洲论”。“亚洲论”并不赤裸裸地显露军事侵略的意图，而是运用与“文明”和“文化”相关的修辞，提升日本主导亚洲政治、经济秩序的正当性。“大东合邦论”等形态各异的“亚洲论”，就是此后“大东亚共荣圈” 主张的前身。从根本上看，“东亚共荣”理论就是一个以日本为中心，以现代化典范为工具的思想体系。在已经被征服的台湾，多数知识分子都接受了这一体系；在中国知识界，这一体系的核心理念，也曾在几代精英中产生深刻的影响，很多人并未感受到在所谓“日中亲善”“东亚合体”的前提下去保存“东洋文化”，将会使中国文化变成日本文化或殖民文化的附庸。“大东亚共荣圈”标榜从西方威胁中“解放”日本，却使日本自身成为亚洲诸国的威胁。总之，日本人主导台湾舆论倾向，引导大陆知识界的思想转向，都是为了打破传统秩序，推行以日本为主导者的新秩序。
今天回首观察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可以看到，在接受日本“大东合邦论”的过程中，他们的想象是过度天真的，他们对西方政治和日本政治的理解不足，更缺乏实务经验。这种天真的政治想象，不仅放弃了中国所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也延迟了中国人的国族自觉进程。当时中国有些人没有接受日本人的方案，继续推动自己的事情，这些是日本人所不乐见的。因此，日本人乐于在那些损害中国国家建构的政治活动──如晚清革命党的反满运动和颠覆清朝的革命──背后扮演一种协助的、推动的角色，因为其认为反对清朝、削弱清朝的政治要求于日本的长远战略利益是平行的；反之，在有利于中国国家建构的政治活动背后，日本人一定在扮演阻碍、破坏的角色，例如北洋政府的国族整合方案、国民党的以国家统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与“亚洲论”对立的思想体系，它的目标在于在确定中国的主体性的前提下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然而，面对自洋务运动、甲午、戊戌，直到五四以来逐渐占据话语舞台的“东洋风”西化论主张，中国民族主义的道路并不平坦。尊奉以“民族主义”为第一要义的“三民主义”、号称“Nationalist Party”的中国国民党依然受到掣肘；即使是在光复台湾之后，仍然无力展开去殖民化工作，在源自日本的“现代化”典范的笼罩之下，只能容忍日本殖民遗产的长期存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一直要等到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展开与中国实际衔接的政治理论建构和实践，才告别日本人建立的“新”的游戏规则，开始建立自己的规则。
本文注释：
(1) 活跃于17世纪中后期的日本学者山鹿素行、18世纪后期的本居宣长、19世纪初期的佐藤信渊都进一步阐扬丰臣秀吉的地缘政治主张。佐藤信渊在1823年所著《宇内混同秘策》中，主张依照满洲、朝鲜、支那、西域、暹逻、印度、吕宋、八喇卧亚（雅加达）、爪哇、渤泥以南诸岛的顺序征服亚洲。相关内容可参考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策》，东京：大同馆书店，1937年。
(2) 吉田松阴主张：“日本今宜急修武备……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朝鲜满洲之地”，是为“海外扩张补偿论”。见渡边几治郎著：《日本战时外交史话》，东京：千仓书房，1938年，第7–8页；山县有朋等人的主张，见《山县有朋意见书》，载大山梓编：《明治百年丛书》，东京：原书房，1966年，第177页；井上清著：《日本军国主义Ⅱ》，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3年，第10 –11页。
(3) 《大东合邦论》的基本主张是，面对欧洲列强对亚洲的渗透和侵略，日本应当与支那（中国）“合纵”，应当与朝鲜“合邦”，统一建成一个新的国家，名为“大东”，以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樽井的“大东合邦”论，不同于维新前上述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武力侵略论，它是以儒家的教化、德治加以包装的、建立在近代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怀柔形态”的日本侵华理论。它与佐藤信渊的武力犯华论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软硬两种理论形态。但它比佐藤的理论更具欺骗性。其中建立东亚强盛国家以与西方相抗衡的观点，对后来日本的侵华理论影响甚大。樽井之后，“单一种族”论就被进一步发展为“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而后来的所谓“兴亚论”“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理论主张， 也都与“大东合邦论”有密切关系。
(4) 相关内容，见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第四章“帝国の对清政略”，尾崎行雄著：《支那处分案》，东京：博文馆，1895年，第65–99页。
(5) 近卫笃麿：《海国の勃兴に关する要务》，载《精神》第47号，1895年1月，第13页。
(6) 小松绿编辑：《伊藤公全集》卷1，东京：昭和出版社，1928–1929年，第177页。
(7) 原文内容，参看黄秀政著：《台湾割让与乙未抗日运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45页。
(8) 卞凤奎著：《日治时期台湾籍民在海外活动之研究（1895–1945）》，台北：乐学书局，2006年，第9–36页。
(9) 李汉如：《本丛志之目的》，《新学丛志》第三号，台北：新学研究会编辑群，1910年10月25日发行，第4页。
(10) 福泽谕吉声称“我日本国土在亚洲东部，但国民之精神已摆脱亚洲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我国不能不等待邻国之开明， 一道振兴亚洲，与其脱离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度共进退，还不如接引支那、朝鲜”。福泽谕吉：《脱亚论》，载《时事新报》，1885年（明治十八年）3月11日，收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 30，东京：岩波书店，1959年，第427页。
(11)《协商韩国》，载《台湾新报》，1897年8月3日，第二版。
(12) 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载《时务报》，第18册（1897年2月）。
(13)《清议报》第1册卷首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91年。
(14) 有关1895年至1912年《台湾日日新报》刊登的一系列东亚论文章的研究，可参阅薛建蓉著：《重写的“诡”迹——日治时期台湾报章杂志的汉文历史小说》，台北：秀威出版社，2015年。
(15) 李鸿章：《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7，第8–9页。
(16) 康有为修改了自己之前的“制度局”提案，改为开设“懋勤殿”。作为制度局被否决后的替代方案，懋勤殿与制度局有一微妙区别：懋勤殿之策主张“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增入了“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据康有为自述，该提案是康在八月三日拟定，呈递奏折的是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御史杨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闇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17)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借才”“合邦”二事做出决策。次日，也就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当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宋说：“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 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宋的奏折，终于将康党“合邦”的具体内容吐露了出来。即：“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
以资御侮。”具体而言：1、“四国” 合为“一邦”。2、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3、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 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康党本来还安排了李提摩太晋见光绪皇帝。因为政变的爆发，晋见未成。
(18) 关于“借才”，洪建议：“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洪还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选：“甲午之役，则伊藤、陆奥，名震寰区。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借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关于“联邦”，洪的建议是：“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盘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利，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洪以“挪威合于瑞典”“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举例，显然，他所主张的“联邦”不是国与国之间的结盟，而是康版的“合邦”。
(19) 在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邀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甲午战后，李提摩太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据《万国公报》的报道，李提摩太建议中国政府：“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三、铁路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四、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五、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八、战阵之事，李氏本人素来不懂，应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以备任使。九、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这一系列建议的实质，是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部门的权力交由西人掌管。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交往密切。李曾建议康，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担任皇帝的顾问。康深表赞同，同时希望由李提摩太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国顾问。据《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记载》， 抵达京城后，李提摩太曾与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并与伊藤的秘书进行了长谈。稍后，康党及其同情者的奏折里多次出现李提摩太建议“合邦”的字句。其实，在与康有为合作之前，李提摩太已经先后找过张之洞、李鸿章，推销其“中日（英美）合邦” 之说。据茅海建对《张之洞档案》的研究，早在 1895 年中日战争期间，李提摩太就曾致电张之洞，声称自己“今日得妙法，救近救远。法成，赏一百万两；不用，分文不费”；并以同样的价码，向李鸿章兜售。李鸿章曾邀请李提摩太北上，得知李提摩太已起身赴湖北面见张之洞，李鸿章转又致电张之洞，请他仔细考察其“妙法”是否可用。见到张之洞后，李提摩太说出了他的“妙法”，即“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外交和政治”。张之洞的响应是“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被拒后，李提摩太继续寻找买家，先后拜访了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帝师翁同龢、恭亲王奕等人。至戊戌年，真正愿意“购买”其“妙法”者出现了， 就是康有为。康有为没有“一百万两”，但他能推荐李提摩太做光绪皇帝的贴身顾问。戊戌政变后，英国驻上海外交官班德瑞和白利南，曾如此评价康氏与李提摩太的结合：“康有为……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李提摩太是个阴谋家，他大约向康有为和维新派作了一些愚蠢的建议。”
(20) 伊藤博文抵京后，中国朝野掀起了一股“伊藤热”。出于对日本维新成功的敬服，许多支持维新的官员建议朝廷礼聘伊藤为新政顾问。雷家圣：《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变法时期“合邦”论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载《中国史研究》（大邱）第61辑（2009年8月），第177–210页。
(21) 同上。
(22) 黄遵宪著：《人境庐诗草笺注》上，钱仲联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03页。
(23) 宋恕著：《宋恕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74页；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载《时务报》第18册；钟天纬：《论结纳日本〉，载钟天纬：《刖足集》，1901年刊行，第56页。
(24) 章太炎著：《章太炎诗文选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7页。
(25) 杨际开著：《清末变法与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5页。
(26) 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载《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7–145页。
(27) 春亩公追颂会：《伊藤博文传》下卷：东京：原书房，1970年，第399–400页。
(28) 胜海舟：《清谈と逸话》，载海舟全集刊行会编：《海舟全集》第10卷，东京：改造社，1928年，第282页。
(29) 汤震说，“日本知三岛不足以自存，朝鲜者亚洲之枢，俄得之而为所逼，急欲郡县之以自蔽。甲申之变，我幸先发制之，而东顾之忧，旦夕间事也”。汤震著：《危言·迁鼎第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石印本，第6–20页。
(30) 相关内容，见金日成著：《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一章《笼罩着悲惨命运的国家》，平壤：外文出版社，1992年，第1–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