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动荡时代，也是一个在很多方面与过去和外国都“不一样”的时代，产生了不少此前此外都不易见的现象。有意思的是，中外研究者基本将这类“非典型”现象，视为理应如此的“常态”。这意味着或者大家都同意近代中国可以是个“例外”，或者大家虽未表出，却已接受这本来就是个异常的时代。外国人把中国的近代视为“例外”，可以是出于歧视；中国人而有相同的认知，固不排除是这类外来观念的内化，但恐还有别的原因，需要仔细斟酌。若众皆如此，似表明很多人有意无意间已感觉到这是一个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故可以允许很多“不一样”的存在？
过渡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总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中。首先是既存秩序不再显得“恒常”，同时过去相对易得的“稳定”，也被频繁而剧烈的动荡所取代。许多洋溢着激情活力的面相，往往不能以常理度之，明显带有梁启超所说的“革命性”，即事情“最难律以常轨”，往往出现“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说，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看重文化的大国不得不转身的时代，且还有很长的过渡期（此过渡不仅是一般常说的从传统到现代，更包括从文质化转向物质化）。今日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知，一方面带有很多想象的意味，同时又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特异性，而且这类特异性已经影响到对近代中国的认知本身。故不仅过渡时代的特异性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因此而产生的独特认知又会对我们认识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都相当值得反思。或可以说，中国的转身还在继续，却首先是从历史走来。是哪些因素影响和形塑了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需要借助历史想象，重新审视“中国的近代”，了解那些使其不得不如是的脉络渊源。
首先，近代中国的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韦伯注意到，古代中国的理想秩序是和谐，上天是维持“神圣的社会秩序恒常不变与不受干扰的守护者”，只要遵循“合理规范的支配”，即可得到稳定。而对西人而言，上天是“被畏惧或被热望的、非理性的命运急转的源头”，因为西方在“自然与神之间、伦理要求与人类性恶之间、原罪意识与救赎需求之间、此世的行为与彼世的报偿之间、宗教义务与社会—政治的现实之间”，皆有紧张性。而在儒教伦理中，这些紧张完全没有，也就缺乏它们激发出的激情和突破。
不过，由于外力的冲撞，中国的近代似也出现了兼含畏惧和热望的非理性“命运急转”。此前中国也曾有过被征服的经历（元朝和清朝），这次遇到的却是文化与武力相结合的“现代型”外力，它更加“理性化”，也更能算计，似乎并不一定想要全面的领土征服，却将获利的希望寄予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改变。实际上，近代西潮的冲击，也成功改变了很多中国读书人的思想。
若据韦伯所说“上天”在中西文化中的意义，近代中国这突如其来的“命运急转”，就真有天崩地裂的意味了。其中当然蕴含着丰富的创造力，却也伴随着中国人所不熟悉也不欣赏的多种紧张。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确曾努力想要顺应这样的“命运急转”。
《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一书讲述的，就是一个大国不得不转身的故事。我把《从文化看复兴与崛起》放在前面，作为本书的前言。里面涉及的大国与小国、近代的记忆与失忆，以及从认知回归泱泱大国风范的意思，大概是今天很多人也感兴趣的。那是一篇命题作文，并非我常写的题目，但也告诉我们，就是流行的“大国”话语，也不必都是同样的思考。其中关于物质与文质的辨析，尤点出近代的一个重大变迁。
晚清的邓实把文质看作物质的对应项，而今人则多表为“非物质”，颇似把亏损说成“负增长”，最能体现思考重心之所在——心里只想增长，则亏损便成为另类的增长；眼中唯有物质，文质也就成了非物质（不过立言当从众，我现在也多表述为非物质，以随顺世缘）。
从过去极为看重非物质面相到后来思想的全面物质化，是一个根本性的遽变。孟子看重的恒心与恒产的关系，就此颠覆。心态已充分物质化的今人，或已看不出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意义，也越来越难以理解非物质时代的昔人。这恰是所谓大国转身特别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地方，即由于大器晚成的过程太长，有些自己的特性可能久假不归，使今天的人难以认识过去的自己，不啻自我的悄然隐去。
很多人都确认近代日本改革的成功，其实日本真正成功之处，可能更多表现在虽已大规模西化，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生活样法。反观我们，从衣食住行看，虽不能说已经西化，却已迥异于百多年前的中国。既不够西化，也不那么“中国”；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恰是近代中国衍生出的一个特异色彩。
一方面是不少今人喜欢学着说东方是西方的“他者”，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中西互混而人我难分的现象。近代大国转身的艰难，正表现在许多类似的转变之上。这样一些时代性的面相，特别需要从史学视角进行通论性的观察。
二
本书的文字大体分为五个板块，下面略述前三者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偏重古代的通论，明确近代中国是从历史走来。分别探讨史学在中国的地位及其发展历程、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夷夏之辨和文野区分，以及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
中国文化区别于各大“文明”的一个独特面向，就是对历史的特别看重和史学长期具有特殊的地位（史为近道之学）。甚至可以说，如果不了解史学的独特性，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而守先待后这一中国史学看重的责任，也最能提示近代与古代的关联。
农耕曾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四民社会中居于前两位的，就是士和农。而四民之首的读书人，至少两千多年来追求着以耕读为标榜的生活样法。近代“命运急转”后，农民沦为“落后”的象征，农村、农业等也成了“问题”，而且是“出问题”“成问题”意义上的负面问题。更或因士人中一些人随顺世缘，转而青睐工和商，与农民“翻身做主人”相伴随，士人自身也逐渐成了“问题”——“知识分子”本身就成了问题，而“知识分子问题”更一直是执政者的困扰。耕读既去，士和农也成了难兄难弟。这一切，都需要返璞归真，重新温习农耕文化的本色，才能真正理解那不一样的近代。
“满汉中西新旧”可谓理解近代中国的六字箴言，其中前四个字，都与夷夏之辨密切相关。对向以文化自豪的中国读书人来说，近代文野的更易可能是他们最大的困扰。自从以强弱定文野的新见引入，以前文野区分的开放性随之狭窄，进而僵固，寻求富强乃成朝野之必须。而文野区分本是夷夏之辨的基础，后者更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个要素——清雍正帝曾明言清人是“外国入承大统”，甚至自称“外夷”，但又力图证明清人已从夷变为夏。这样一种认同的尴尬，曾使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里，汉族读书人不便径用“夷狄”称西人。更因前有异族的征服，使得辛亥鼎革后想要回归什么样的“传统”，成为一个需要斟酌的问题。面临西潮的强力冲击，却连自己的“传统”也需要辨析，能不容易“失忆”？一些人干脆把全部问题归咎于“传统”，也不失为一种寻求解脱的“出路”。
对于地大物博的中国来说，文化的区域性一直是自我认识和认识自我的重要因素，也是认识者自身不小的困扰。巴蜀文化本身有其需要体认的特性，而更重要的是，类似巴蜀这样的地方文化，究竟是中国文化之下的一个区域分支，还是存在于某一特定区域的中国文化？书中的小文并没给出结论，但在种族、民族、族群等范畴引进之后，这一视角对认识中国本身和认识中国文化，都至关紧要。或可这样想：中国文化不必是由一个个可区隔的子文化相加而成，而是中国之内各地方人共同分享又各自表述的一个文化——共享者反映共性，各表者表现个性。甚至人类这一命运共同体，也不妨由此体认，庶几多一些包容，少许多“博弈”。
在上述铺垫之后，第二板块是本书最为吃重的核心部分，直接呈现近代中国一些基本层面的特异性。主要处理的是“中西新旧”。这四个字有一种相互缠结的关联：由于中国在中外竞争中屡败，中西的认同让很多中国人感觉不舒服，于是催生出取代中西的新旧，然而新旧又不完全等同于中西。那是一个思想和社会都已失去重心的时代，呈现出革命加转化的过渡特色。更由于治国平天下的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与中西皆飘忽流转，有不少的跨越和交集。
从口岸的租界到乡村的煤油灯，芮玛丽（Mary Wright）所说的“外国无所不在”已非常显著；明可见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构成的体系，暗则是很多读书人被西方改变了思想，说“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中国既存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似不为过。面临西潮的猛烈冲击，读书人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共同问题。以前世道破坏，感觉前行无路，往往会回头看过去。近代则出现了一个区别于古代的逆转，即不再回头寻求思想资源，而是眼光向外，透过东瀛面向西方。
这样一种从纵向到横向的眼光转移，形成朝野共趋的国家目标外倾，是一个与从重文质走向物质化并列的根本性变迁，或可表述为走向世界的新中国。其间各式各样的组合不断呈现，虽非新非旧、不古不今，甚或“童牛角马”，却也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样态。不过，在中国向世界奋力前行时，却面对着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还不知会不会变好。迄今亦然。
第三部分涉及一些历时性的近代大事件，不少都是以千年为计量单位的巨变。第一个就是科举制被废除了，直接导致维系了两千多年的四民社会走向解体。第二个则是与之相伴随的晚清新政，竟然达成了立宪法的朝野共识。从以道治国向以法治国的模式转化，已经触及了统治的根本。立宪一旦实行，皇帝就真成了虚君，实即否定了皇帝自身的统治正当性。如此涉及“大经大法”的举措，足以表现当时朝廷寻求变革的决心，却不能防阻辛亥革命的发生。
或因“革命尚未成功”的孙中山遗训，辛亥革命并不成功的看法，基本衍化成学界一种固定的认知（如黎澍先生所言，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常追随“国民党观点”）。处此语脉之中，我们对这次根本性的历史转折有多“大”，认知有些不足。前述新旧中西的缠结提示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要事要务，需要真正“学贯中西”的体认。像辛亥革命这样已超出政治的巨变，要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理念，也熟悉十九世纪影响中国的西方经典学理，才能得出接近本相的认知。
杜亚泉就把辛亥革命视为“五千年以来之大变”，不以小变视之。他最重要的睿见，就是看到了清季改革与革命的关联，指出了摹拟西方的繁复政治，本身就可能导致革命。杜先生特别驳斥了“无学部则教育必衰，无农工商部则实业不振”的时代谬见，强调“国运之进歩，非政府强大之谓”。盖“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若政府一意“扩张政权”，对社会取干涉态度，则“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
这是真正学贯中西的见道之论。中国传统政治本是近于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小政府模式，朝廷以一系列的仪式性举措强调其存在，但在具体治理上则有意无意与人民“相忘于江湖”。近代可以说是小政府遇到了大问题，而一旦由崇尚无为而治改为摹拟西方的繁复政治，小政府体制就面临了强有力的挑战。杜亚泉把辛亥革命视为立宪的延续，却在民国二年悲观地发现“立宪之前途尚远”。这也是民初读书人的共识，所以酝酿出新文化运动及其中的五四学生运动。
不过，向被视为分水岭和里程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需要重新认识。狭义的“五四”指一九一九年那次学生运动，而广义的“五四”则泛指新文化运动。前者的标志性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而后者则以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著称于世。
实际的结果是狭义者获得了整体的冠名权，而广义者的口号成为代表全体的表述。但若拿所产生的结果来评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不可逆的实际遗产，是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成为中国人的书面表述方式。这同样是一个至少以千年计的大变化，而且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人。以后的世界历史，恐怕都不能不对此说上几句。
“五四”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学生运动时正在中国的杜威，把运动描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但运动的当事人傅斯年看到的，则是此时“中国算有了‘社会’”。在一般人眼里，国家和社会即使不对立，其间也充满了紧张。杜威和傅斯年的不同表述，正表出“五四”蕴涵的丰富。
那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时代。发生在当时的事情，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需要从此理解和认识。今天不少习以为常的概念，例如国家和社会，其实也是在“大国转身”的过程中形成的。对那些喜欢学着说中国古代是“帝国”的人来说，“国家”和“社会”可能都是“帝国”转化的产物，实则更像是以前耳熟能详的“天下”在近代涣然崩解的后果。
伴随“大国转身”形成的类似概念，还有文化和政治。今人常把文化和政治区别看待，而在那时人眼里，政治就包含在文化之中。若把新文化运动与晚清的改革和革命联系起来纵向思考，它究竟是一个西潮冲击下的“反应”，还是一个更多带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就不是一个小问题。梁漱溟以为，从晚清的改革到辛亥革命，都是想要接受当时西方文化的努力，也是对自己文化的改革。似乎辛亥革命已是一场人心革命，而新文化运动则进一步整体性地转向文化。
这里隐伏着一个不小的分歧，在杜威和傅斯年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多地表现出断裂，而胡适、梁漱溟等人则看到了历史的延续。文化和政治的紧张，也因此成为后来很多人的一个重要分歧——对于中国的问题，究竟是从思想社会着手改变政治，还是诉诸更直接的行动，以武装革命解决一切？
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那十余年，更是一个年年翻新，几乎可以说一年一个样的激变时代。其间我们熟悉的“五四”“五卅”和北伐，都曾被亲历者视为历史转折的里程碑。十多年就经历三次“里程碑”似的转折，这样的历史足够惊心动魄，却也让当事人无所适从。朱自清后来说的“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最适合描述这一“动乱时代”。当然，在不断的转折中，也有一个总的趋势，就是政治逐渐压倒文化，越来越多的人从言说走向行动。
三
对这些近代大事件的认知，和我们今天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从来就是大国，但在近代成为弱国后，很多人淡忘了曾经的辉煌，逐渐养成以“弱小”自居的心态。这样的“弱小”心态，多少都与失忆相关，正是大国转身的副作用。如今我们的经济体量已“走在世界前列”，对近代积弱成习的中国人来说，国际地位提高本应是愉悦的事；近年实际出现的，却是一些“不高兴”的言说，并以能“说不”来表现“强大”和“有力”。这类反常现象，可能与我们对近代史的基本态度相关，即侧重于检讨和反省，内容也向以屈辱和反抗为主。过去太强调“落后就要挨打”，无意中便露出“进步就要打人”的暴发户模样，不见了大国国民的风度。
可知不仅当代现象是在历史中形成，眼前心态也受到史学熏染。反过来，史学受外在世局的影响一向显著。在西方，大体上世界每经历一次大的动荡，思想家都会产生某种“历史终结”意味的观念。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化急剧的时代，面临多方面的失序，“我是谁”和“他是谁”的问题又变得重要，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也可能出现转变。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后，西方中国史想要解答的一个主要“问题”，即共产党的革命何以成功。后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八十年代末欧洲和中国的事变，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西方学界的思路转变。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以及那些总欲“说不”的“不高兴”言说，已经在冲击西方学界。或许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次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导致对近代中国史的再次重估。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大幅增长，意味着国际影响的增强。试图为此寻找历史“原因”，可能会成为研究者一个未必自觉的预设，相关的论著会越来越多见。另一方面，因世界多方面失序而强化的认同问题，使我人与他人的辨析更加深入。因文化差异而看到非我一方不合心意的现象，也变得相对容易。国人的表现，很可能影响外人的认知；因为人类是个命运共同体，中外已比从前更加息息相关。
上面说的虽是西方的中国史研究，然而异文化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容易忽略或思考不及之处。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要有思想上的预备，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以适应可能会面临的变化。同时，今日经济发展的现实，或可帮助我们获得重审近代史的新角度，更多关注近代中华民族那主动、建设的一面，更加平和、平静地看待大国转身的艰辛，不论成败，皆能挺起胸膛承担，回归到休休有容的真正大国风范。
（《读书》2018年11期刊，文章来源于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