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国籍的学者，只要被认为取得了“前沿成果”，就是指其把某项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推进到比前人更尖端、更精深的境界，而不只是体现了某一国的学术前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讲：学术无国界。是否够得上“前沿”？以什么为检验的标志？最可靠的标准，还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同行专家们的公认度。
学者们都希望能占有 “前沿阵地”，学术成果能体现 “前沿水平”。笔者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若干概念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前沿”以什么标准来界定？ “前沿阵地”的覆盖或“前沿水平”衡量是否限于某种国界或地域？
这些年来，在评议外国史学论著时，常常听到有人说：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人研究过，或者还没有研究到这样的深度，所以这是一个前沿成果。在评议中国史学论著时，又会听到有人说：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史学界还没有人推进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论著有所创新，体现了前沿水平。笔者不由地产生了一个困惑：学术前沿是按国别、中外这类的地域界线划分和计量的吗？在中国进行外国史研究可以不管不顾世界学术的前沿而自成一个前沿吗？在中国进行本国史的研究，也可以不管不顾世界学术状况而理所当然地自诩为世界前沿了吗？另一方面，我们又很普遍地听到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们研究的中国史、外国史或国际史成果盛赞不已，视为学术前沿。笔者当然不认为这些国外对中国的研究都比中国学者的研究好，但笔者认为至少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学术前沿应该是跨越国界的。即是说，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国籍的学者，只要被认为取得了 “前沿成果”，就是指其把某项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推进到比前人更尖端、更精深的境界，而不只是体现了某一国的学术前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讲：学术无国界。
在国际学术界把某项研究推进到新的前沿，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包括（但不限于）：提出、解决新问题，运用新方法，发掘新材料，树立新理论、新观点，形成新风气、新学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把某个问题的研究推向新 “边疆”，推翻、修正、或以更可靠的证据证实已有的假设或成说，等等。总之，只要是为人类不断增长的学术知识大厦增添了自己的一砖一瓦，贡献了与其他人不同的知识，就是对前沿有所推进。是否属于前沿成果，不在于篇幅大小，而在于有无开拓创新。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工程”、大“项目”。其中有些是对某方面的知识加以重新梳理、总结和再系统化。其成果是否体现了新的前沿？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包含了以上所说的某种开拓创新。
至于是否够得上“前沿”？以什么为检验的标志？这可能是个意见不一、甚至众说纷纭的问题。但笔者认为最可靠的标准，还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同行专家们的公认度。
多年前，笔者曾经发表过一番评论，指出过一些盛行的学术评估标准其实很不科学。今天看来，其中一些基本意思仍然有必要重新提炼和申明一下。
目前广泛采用国外的SSCI、A＆HCI等指标体系来评估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质量，本意是鼓励大家多用英文去发表，推动学术交流与国际化。这固然不错，但也要看到，这对中国语境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造成的影响是很复杂的。华语世界本身就很大，全球化又是个多元化的过程，SSCI，A＆HCI等指标体系是以英语论文刊物为尊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很多学问、概念、话语，比如“道”、“理”、“性”、“气”、“势”、“场”等，在中文语境下是什么意思？译成英文又是什么意思？能用英文准确表达其内涵吗？此类例子很多。更何况近代中国的很多概念和词汇，是经过日本译成汉字，再传到中国来，在中国语境中又有所调适和变异，或约定俗成了。中外词汇与概念的交汇、对位、变异的过程，至今仍在持续。近代以来，中文词汇所表达的语义、概念，同外文（包括日文）的本意，难免是有些差异的。以中文为母语的学者，虽然经过种种努力，但能出神入化地用某一种外语比自己的母语更精确地表达本意者，毕竟还是很少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一些在国外留学很久、学问很深的中国学者，仍然更愿意用母语去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成果。人们所尊重的我国前辈学术大师，也多是如此。
我们可以把在有国际权威声誉的外语刊物上发表文章，当作学术国际化的一项指标，但很难以此作为衡量学术水平高低的一项指标。具体的文章水平高低，还需要由同行专家具体评估，很难视其是在中文还是外文刊物上发表而定。
这种围绕 “期刊体系”设定的论文评估体系，包括CSSCI等中文 “核心期刊”体系，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讲，有其设立的道理，对图书馆选购期刊很有 用，因为可以从“被引用率”、“影响因子”等因素看出读者群和影响面的大小。但以所谓的 “被引用率”、 “影响因子”等来衡量不同论著的学术水平，可以说是很不可靠的。因为读者的多寡不能简单等同于论著水平的深浅。例如，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位学术老前辈，如果用他所专长的某种梵文和吐火罗文等材料写一篇研究佛教经典传播史的论文，那么全世界能读懂这么专深的论文者，大概也就是那么十几个人。但如果他写一篇反思自己亲身遭遇的某段历史磨难的札记，或发一个关于东方传统文化将会在新世纪复兴的预言，那读者就有成百万、上千万，被引用率、影响因子不知比那篇运用古代东方语言材料进行研究而写出的专业论文要大多少了。
另一常见的现象是，学术界中时而会有一些能引起 “舆论大哗”的高论，颇受争议。姑不论其是耶非耶，仅就其 “被引用率”和 “影响因子”而言，都会远远高于那些更为严谨的立论。对此，人们可能至少需要想一想：“被引用率”、 “影响因子”之类的统计数据，对衡量学术的前沿性是否有局限？用文献计量学制造的那种 “核心期刊”指标，能否简单地用来衡量学问的深浅和论文水平的高低？
学术刊物的声誉，是靠自己同仁的长期努力，持续地发表相对多的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所造就的，是学术界同行专家们的公认度所决定的。虽然这些刊物上的学术前沿成果相对集中、相对多，但各篇成果的创新度、前沿性，却未必和 “被引用率”、 “影响因子”等数据构成正比例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关联程度上，不能断言在那些统计数据上居多的论文，就一定是原创性高于数据上居少的论文。同理，没有在CSSCI系列所收录的刊物上所发表的论文，其前沿性或创新度 就 一 定不如被那个系列所收录的刊物上的论文吗？笔者担心按 照SSCI、A＆HCI、CSSCI这类的体系来评估论文的创新程度，恐怕是把图书馆购书所需要参考的指标，当作我们评价学术前沿的标准了。如果只是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来论证这套评估指标有合理性，笔者不敢同意，很想听听那些相信这种计量的同事们说说，这里面究竟哪个具体的计量指标是能够对具体论文水平的高低做出科学排比。如果这些指标只能说明个大致概率的话，那这类评估体系又怎么比严格意义上的同行专家的评估更可靠呢？
“同行专家”的确应该是一个严格的概念：不仅是在同一个相对专精的学术领域 （例如近代中国社会史，或近代中日关系史等），而且是长期在这个领域治学并颇有建树的 “专家”。如果组织他们来评价自己治学的这个领域有哪些论著代表了前沿水平，他们分别表达的判断或许有所不同，但大致会八九不离十，重叠率比较高。相比那些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制造出来的国内外各种 “核心期刊”体系，同行专家的综合评价还是要更可靠、更准确一些。
但如果把 “同行专家”的概念放得过大，范围过宽，例如请研究俄国史的专家来评价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著，或请不具备专家水平的人来评价专家的论著，结果当然是不可靠、不准确的。笔者也经常收到超出本人研究范围的评审要求，实在不能胜任，只好推辞致歉。
再想提出的一个意见是：评价一位学者或一个学术单位的前沿状况，应该主要是凭代表作。只要是把代表了自己学术创新和前沿水平的代表作拿出来，被同行专家认可，无论篇幅大小和数量多少，都是实实在在的学术贡献。前辈学者常以 “干货”和 “水货”来品评论著，笔者想正是出于此意。有的作品，看似洋洋洒洒，实际上只是在做 “注水”的工作。
既然学术无国界，“中国学术”当然应该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需要形成世界互动。这方面，英语确实是促进交流沟通的有益工具，却不能作为评估学术前沿的标尺。中国学者的英语如果很好，当然有助于把自己的前沿成果传播到世界去，但如果英语不够好，是否就等于自己的前沿成果的水平也随之降低了、甚至不存在了呢？当然不是。
我们每年召开一系列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一些外国同行学者来做报告或讲座，这意味着我们承认他们是这个问题的前沿学者。同样，国外学术界也总会邀请我国的一些学者去参加他们召集的研讨会，这也意味着他们承认我国这些学者占有这个问题的前沿。在中国近代史领域，这样的中外交流并不鲜见。但是在外国史领域，能被邀请去外国做报告或讲座的中国学者就相对少一些了。这同前沿阵地的占有状况当然有关系，至少可以作为检验国际同行专家们的公认度的标尺之一。顺便举一例，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可能是当代中国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一定前沿的领域之一，一批中国学者经常被国外同行请去做报告和讲座，其中也不乏不能用英语发言和写稿的中国学者。可见，掌握英语的程度并不等于占有学术前沿的程度。
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多样化，导致学术前沿的扩展，这一趋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备受关注。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者开始引入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方法和理论来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现代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物质文化史、新文化史、民俗史、概念史等一系列领域开拓了新的前沿。这方面已有诸多论者专文评介，兹不赘述。
另一个尝试开拓新前沿的努力也同样值得关注，就是试图借助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地理学、心理学、医学、工程技术等，更大力度地形成学科交叉渗透，以研究环境史、生态变迁史、心态史、医史等。此种努力值得期许。但是目前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基本上仍是从历史学科出道的学者。令人担心的是如果不从自然科学的相关专业学起、打好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要做好以上课题的研究恐怕很难。因为容易止步于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即难以深刻解释有关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研究领域和课题多样化的同时，中国近代史研究存不存在关乎历史发展全局的主流、主阵地（core area）或制高点呢？恐怕还是存在的，这就是政治（特别是上层政治）史、制度史。因为相比之下，这方面的问题毕竟是更能影响、引领，甚至决定全局、全国的发展和内外关系的互动。这些“老领域”中也有很多辛勤的探索者，也在不断地取得新的开创，拓展了很多新的前沿。这些领域同样面临着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的新课题，产生着值得赞许的新成果，和众多的 “新领域”交叉渗透，相互推动。
在研究领域和方法上追踪外国史学界而 “趋新”的同时，更需注重的是研究内容要有自己真正的创新。否则，仅仅是停留于领域和方法的学习、借鉴，而没有实质性地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开拓新前沿，那么这种学习和借鉴还是很肤浅的。另一个需要提防的弊病是急于仿效国外时尚的课题，不下苦功夫做出自己的研究，而是把外文成果 “中文化”，充当新领域中或新方法下的 “新前沿”，走上学术不端的歧途。
更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治学资源和基础条件也正在向新的前沿迅速挺进。其进度真令我们这一代人有目不暇接、 “望洋兴叹”之感。以电子数据库和网络资源为例，大量的近代中国史料已经被海内外学术或产业机构完成了 “数码化”，成为电子资源，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台湾对这方面的资源开发和建设速度相当快，大陆也正在逐渐加强。对此，由于已有一些著名网站发布了相关的介绍材料，这里就不再转抄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刚建成的 “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就是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