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苏同盟则是中苏关系史上的最重要问题。随着双方档案的解密和陆续开放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学术界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中苏同盟破裂原因的宏观探讨和微观考察均取得重大进展。这些成果或可引起对某些中苏关系史的重要结论乃至新中国外交史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中苏关系；中苏同盟；毛泽东；赫鲁晓夫
作者简介：徐思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北京100720）
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国原驻苏联大使李凤林先生对其重要性有精当阐释：第一，中苏关系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两国及两党领导人高层交往于一体，同时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新型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掺杂其间，因而使中苏关系在广度、深度、复杂程度上都要超过其他大国关系；第二，中苏关系的进程对中苏两国的内政外交都曾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第三，中苏关系的历史轨迹与当代国际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尤其表现在冷战时期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互动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上。①「参见李凤林：《序：中苏关系的历史与中俄关系的未来》，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5-6页」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学者挖掘史料，潜心研究，试图从不同视角对中苏关系做出更符合历史真实的阐释。
中苏同盟是中苏关系史上的最重要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中国外交档案的陆续开放、相关历史文献与当事人回忆录及日记的整理出版，使关于中苏同盟的研究更加深入，脉络更加清晰，细节更加精确，一批颇具学术品质的专著、论文相继面世，其中部分论著已经或即将以英、俄、波、日、韩等文出版。本文仅就这一研究，尤其是中苏同盟破裂问题研究的新进展撮要如下。
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中苏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终于在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沈志华的《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一文，依据俄国解密档案，澄清了一些过去不清楚的问题。第一，毛泽东坚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会谈之初，斯大林明确表示了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试图继续维持1945年根据雅尔塔协定签订的中苏条约。在毛泽东的坚持下，苏方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第二，1950年中苏条约的最初文本是苏方起草的，而非以往流行的说法，是周恩来起草的或苏方按照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第三，双方谈判中，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问题上，最后做出让步的是苏联。①「参见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55页」
1950年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谈判，对中方而言，应该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来中国领导人却对条约一再批评。原因何在？杨奎松认为，由于民族情感的高涨和民族自尊心的影响，中国领导人在中苏条约谈判过程中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心态转变，而中苏条约谈判实际上包含着中苏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的碰撞，如关于旅顺口问题、大连港问题及中长铁路问题，中方为了维护权益进行了艰苦的谈判。这些不仅导致中国领导人后来对中苏条约评价很低，也为中苏同盟的最终破裂埋下了伏笔。
杨奎松指出，最能反映毛泽东等人民族感情发展变化轨迹的是对中苏合营公司的态度。出于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考虑，在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的首次会谈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成立合营公司的建议，双方经过多次具体谈判一一达成了协议。但国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此反应激烈，怀疑这将有损中国的主权，甚至说人民政府是"卖国者"，加之苏联方面一些损害中国权益的做法，取消这几个合营公司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毛泽东后来甚至声称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同意搞中苏合营公司的。由此可见，刚刚获得独立的中国人，内心的民族主义情感必然表现得异常亢奋，但是另一方面，上百年的屈辱历史和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是嵌刻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一道依然在流血的伤口。越是自尊和自信，其心态上也就越是容易转向敏感，越是容易对一些问题做出过度的反应".②「杨奎松：《中苏之间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03-119页」
中苏同盟自成立之日起，其影响与意义就已溢出了双边关系的界限。沈志华在考察了中苏同盟、朝鲜战争及对日和约的内在关系后认为，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从中苏同盟条约开始，经朝鲜战争爆发，到对日和约签订，这是冷战在远东形成的三部曲。可以说，中苏缔结同盟条约，中国以苏联盟国的角色加入冷战，使远东地区的态势骤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不再是美苏冷战的中间地带，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战略地位便凸现出来，由此决定了美国对远东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定向。朝鲜战争进一步使美国明确了在东亚的集体安全政策，并把两大阵营在亚洲的对抗推向了高潮。苏联拉住中国和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阵线，而美国则把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纠集在一起，构筑了东亚的共同防御体系，远东冷战的格局从此定型。③「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72-188页」
作为中苏美大三角之一角的美国对中苏结盟极为关注。张小明认为，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是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苏同盟从建立到破裂长达近20年，但美国对同盟性质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美国政府认为，从长远来看，中苏之间存在着矛盾，中苏同盟迟早要分裂，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苏之间的紧密关系会持续下去，不会出现严重分歧。张小明指出，战后的"遏制"战略促使中苏分裂，是杜鲁门以来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但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所做出的应对策略则前后变化较大。起初，一些部门和人士主张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以促成中共内部所谓"铁托主义"的发展，从而分裂中苏关系，即"以和促变"的策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认为中苏分裂只能寄希望于长远的未来，对中国采取了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的政策，企图"以压促变".在中苏同盟裂痕出现以至最后公开破裂时，美国政府反应迟钝，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使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未能及时得到改善。④「参见张小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43-56页」
可以补充的是，根据2004年10月解密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特别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评估和预测一再失误。1958年，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结盟""，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甚至到了1959年7月，中情局的报告仍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会继续保持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尽管中苏之间存在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事实上，毛泽东此时已在庐山决定，反击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半年以后，中苏分裂便公开化了。①「参见沈志华：《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1958-1959年）——美国最新解密档案》，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7-268页」
中苏同盟破裂（一）：宏观探讨
1969年中苏两国兵戎相见，中苏同盟彻底破裂，风雨中飘摇的同盟条约名存实亡。中苏同盟破裂以后的40年间，学界一直在尝试回答人们都在关心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在双边关系中作用之重要，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大概未有能超出者。
这不仅与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也与毛泽东、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思想乃至性格不无关联。因此有学者从分析两国领导人入手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杨奎松认为，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的过程中，毛泽东起了决定作用。从历史上看，俄国人虽然给了毛泽东很多帮助，但与毛对苏联的期望值比较起来，莫斯科实在做的太少。使毛泽东最为不满的是，斯大林显然没有把他和中国共产党放在应有的地位，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表示出不信任，极大伤害了毛泽东的感情。从独特个性来看，毛泽东是那种极好强、易敏感、爱冲动，不太能掩饰自己内心情感及好恶的人，多次因一些事涉中苏关系的不同层次问题雷霆震怒，反应激烈。从民族利益的分歧看，毛泽东看不惯苏联人重利轻义，总是企图指挥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沾这些国家便宜的政策和行为，认为苏联搞"老子党"、"大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从革命理念上看，围绕要不要斯大林这面旗帜的问题，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以及苏共的冲突愈加尖锐。根据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关系变化的情况，可以说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上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歧义。
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的实践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种认识使毛泽东从根本上失去了对苏联的信任。②「参见杨奎松：《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见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2-306页」
李丹慧则认为，1954年至1960年中苏同盟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基础。当双方的探索以及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政策及双方的基本利益相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直至走向分裂。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都未能把握住共同探索、共求发展的机遇，而是选择了相互背离的道路，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数十年。③「参见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见中俄关系史学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1-90页」
牛军以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为切入点，讨论领袖个人与中苏同盟结局的关系。所谓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包含了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观察和对世界政治本质特征的感受，大体说来有三个方面：认为紧张与冲突是世界政治最基本的特征；对威胁的特殊的敏感；迫切追求激烈的变革或跃进。
毛泽东的危机意识是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形成和强化并植根于内心深处的，成为毛泽东思考和认识国际事务的基本前提，因而必定要对他的外交决策、包括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在由核武器所反映的中国军事战略及国家安全问题上，①「中苏在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分歧与中苏同盟的破裂，孰因孰果，学者的表述稍有不同。这个过程可能更为复杂，或可将其作为一个互动的过程进行考察。参见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81页；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30页；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64-69页」在由中印边境冲突所引出的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强烈的危机意识使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不满乃至愤怒无法平息。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大跃进"问题上的分歧，更使中苏同盟的裂痕发展成为无法弥缝的鸿沟。"大跃进"运动在1959年下半年已经显露败相，这对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赫鲁晓夫对"大跃进"运动的态度，尤其他那些被认为是影射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更加剧了毛泽东的危机感。
毛泽东将赫鲁晓夫的言行同中共党内的斗争联系起来，认为党内的不同意见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勾结在一起，就"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
并逐步从中演绎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革"，恰恰是因为他在巩固政权和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方面，感到了强烈的危机。1959年夏季是毛泽东这个思考过程的开始，历史的演变证明，毛泽东的理论逻辑决定从这一刻起，中苏同盟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了。②「参见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第273-296页」
杨奎松和陈兼认为，毛泽东及其所发起的政治变革和政治斗争，对中苏两党两国从全面结盟走向全面对抗的历史进程影响重大。而影响毛泽东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意识形态问题。同苏联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毛泽东做出"一边倒"决策的主要基石。随着赫鲁晓夫实行非斯大林化，中苏两党迅速开始在革命与战争等一系列关系到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问题上发生分歧。两党围绕着意识形态问题的某些争论，成为两国同盟关系走向破裂的重要动因。第二是国家利益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苏联结盟逐渐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再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而且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苏联的大国主义倾向，促使毛泽东逐渐把苏联看作对自己国家利益的一种潜在威胁。第三是不间断革命的观念问题。毛泽东的这种观念使他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注定会把苏联作为中国的赶超目标，而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非议，加剧了毛泽东对苏联的不满。中共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尖锐批评，使毛泽东甚至怀疑苏联要干涉中国内政。这就使中苏同盟关系发生逆转是不可避免的了。③「参见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见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第364-366页」
朱瑞真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中苏分裂的根源。一是中苏两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二是中苏两国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冲突；三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冲突；四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五是历史因素；六是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他认为在这六个因素中，领导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当时中苏两国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者。赫鲁晓夫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决定了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同样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也决定了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因此，这两位领导人对对方的认识，甚至感情用事或一时冲动，都能左右中苏关系发展的走向".④「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见中俄关系史学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选》，第91-101页」
张曙光从文化心理角度解释了中苏经济合作瓦解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关系中持续不断的摩擦是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而源于文化背景的心理因素在其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显然，文化的思维方式之谜与原因、印象与实际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苏经济政策的核心".毋庸置疑，两国经济关系已经建立了模糊的相互依存的方式，这应使双方都满意。然而，北京对莫斯科的不满和反对多源于其领导人对同盟者的种种感觉，出于他们对"外国鬼子"和"民族屈辱"的强烈情绪。"即便是相同的意识形态，共同关注安全问题，相互的经济利益也不能减轻中国人的这种情绪和增加对"俄国傲慢自大"的忍受力".在斯大林时期所受的委屈，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苏联援助和贸易，在华苏联专家的特权，莫斯科勉强提供的先进技术"，合资企业"，还有粗鲁、公开地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一切使中国人对苏联"沙文主义"根深蒂固的怀疑和焦虑必然复活和急剧增长，造成中国领导人重新考虑其对莫斯科的政治态度。很快，私下的不满和抱怨及个人的不和导致了公开的争吵和指责。中苏的分裂变得不可避免了。①「参见张曙光：《中苏经济合作的瓦解（1950-1960）——从文化心理角度所作的解释》，见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第241-243页」
李捷认为，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他不能容忍中国对苏联"老大哥"地位的挑战，希望中国纳入苏联的经济轨道，遵从它的经济分工；中国则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导致中苏两国在国家关系上从结盟走向破裂的深刻的经济原因。而中苏两国战略利益的冲突则直接导致两国同盟关系的破裂，苏共二十一大进一步明确了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为核心的对美缓和战略，并主动放弃了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这和中国领导人"东风压倒西风"的战略方针和战略目标南辕北辙。尤为严重的是，中国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说服苏联领导人放弃既定的国际战略路线，赫鲁晓夫又决心强行推行自己的国际战略，并对中国施压，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涉及战略利益的严重事件。中苏的盟友关系和战略合作关系终于破裂。②「参见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见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第439-457页」
沈志华认为，分歧、矛盾乃至领袖的个人性格等，都不足以导致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任何同盟关系中，矛盾与冲突都是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是如此，有时甚至会发生激烈冲突。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他从两个方面分析了这种结构性弊病。第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作为革命者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随着共产党执政时间的延长而加剧，且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主张中。这些主张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面临危机时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国家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第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
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那时，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
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
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于是，中苏之间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分歧就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①「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29-42页」
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的结构性弊病探讨中苏同盟分裂原因，找到了症结所在。从同盟体制来考察，更有利于分析中苏同盟的形成、演变与破裂。国际政治学者施韦勒（R.Schweller ）认为，很少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和追求变化的国家混合存在的同盟，后者指在生死关头不得不结盟时才会参与防卫性的维持现状的同盟。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苏联基本上是维持现状的国家，而依据民族主义建设国家、台湾问题尚未解决的中国却迫切希望改变现状。也就是说中苏同盟的破裂是"先天"注定的命运。至于何时、以何种形式破裂则又有诸多因缘巧合的因素。
中苏同盟破裂（二）：个案考察
上述宏观因素的分析是以对中苏同盟历史演进过程中诸多个案的史实重建为基础的。个案的史实重建如果有悖于历史真实，宏观因素的分析则可能谬之千里。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及各种历史文献的公之于世，中苏同盟破裂过程中所发生的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或揭开面纱，或匡正谬误，或填补空白。正如牛军所说：这些成果不仅引起对一些中苏关系的重要研究结论的再思考，而且应该引起对建国以来中国外交史中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的反思。②「参见牛军：《9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综述》，未刊稿」
1."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
1958年夏季发生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一向被视为中苏同盟出现重大裂痕的重要事件。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即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希望双方合作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电台；7月，尤金大使又向毛泽东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希望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苏联人的建议惹恼了毛泽东，他召见尤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中央政治局全体在京成员在座，足见问题之严重。以往的解释多沿用外交部编撰的《当代中国外交》的论断，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苏联企图控制中国和中国反对苏联控制的矛盾和斗争。③「参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2-113页」大量中国和苏联档案资料的公布，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一问题成为可能。沈志华指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本无恶意，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更没有设想通过建立长波电台或联合舰队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控制，只是苏联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是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而毛泽东对这一具体建议做出激烈反应，主要原因还在于中苏同盟关系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苏联的威信受到打击，而毛泽东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赫鲁晓夫渡过了难关，苏联居高临下指挥各方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会再甘居被指挥的地位，也不会容忍赫鲁晓夫重复斯大林时代的做法。④「参见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41-42页」徐天新认为，毛泽东可能会担心，共同舰队会使中国受苏联的控制，但对这种担心不能夸大。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毛泽东此时正是得意之时，中国正在赶英超美。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这样做是看不起中国，是要压中国一头，当然他接受不了。⑤「参见徐天新：《论1958-1959年间的中苏关系》，见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68-269页」
2.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关于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对中苏同盟关系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俄罗斯学者认为是对克里姆林宫的挑战，也是向苏联在"全球马克思主义帝国中领导地位"的挑战。中国外交史则多强调，这个时期中苏两国在外交领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相互进行了必要的支持与配合，包括炮击金门时苏联对中国的支持。戴超武指出，第二次台海危机对中苏同盟的严重损害是多方面的。首先，赫鲁晓夫对中国采取炮击金门这样重大的行动竟事先不通知他而一直耿耿于怀，可以说危机为双方关系的发展投下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阴影；其次，在本质上，苏联反对中国对台湾问题以及沿海岛屿的政策，危机加深了双方在台湾问题以及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第三，炮击金门的另外一个重要后果，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而赫鲁晓夫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中苏同盟分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核政策上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缘起，这种连锁反应的影响不可低估。因此，"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清楚地表明，中苏两国的矛盾和分歧开始由意识形态领域向国家关系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成为中苏矛盾和分歧公开化以及国家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①「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第269-272页」
3.核武器
苏联与中国核武器研制并非新问题，稍早一些的论著及回忆录主要讲的是，中国如何在苏联背信弃义后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根据中俄的档案文献、相关出版物及口述史料等，沈志华从援助与限制两方面探讨了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问题。苏联在核武器方面援助中国，端赖于中苏同盟的存在，尤其是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毛泽东。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领导层，权力斗争激烈。
赫鲁晓夫为了战胜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一再向中国示好。因此当毛泽东提出希望苏联在核武器方面予以援助时，赫鲁晓夫很快由答应向中国提供核保护发展到提供核技术。可以说，苏联不断提高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帮助的层次和力度，是中国能在短短的十年内制造出原子弹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赫鲁晓夫内心深处对毛泽东不信任，特别是中苏在核战略和核政策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等方面的分歧不断显露，苏联的援助是有限度的，且时刻都在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有所制约。②「参见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0-131页」
关于苏共停止援助中国核武器研制这一重大政策变化，戴超武从三个方面做了分析。第一，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其突出表现是，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进一步裁军，停止核试验。值得强调的是，第二，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同苏联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以及苏联军事战略的调整相一致。苏联领导人强调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关于战争的概念，战争已不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不大了，并认为核武器可以制止战争的爆发，因此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和意见分歧。第三，这一时期发生的"联合舰队"风波、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等事件，也是促使苏联决定停止援助中国核技术的重要起因。尤其是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发生，使赫鲁晓夫认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可能会扩大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将苏联拖进同美国的一场核战争。这样，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及其以后，赫鲁晓夫开始担心苏联当初承诺援助中国核技术是不是操之过急，开始考虑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终止与中国签订的相关协定。而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联的行为是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实质上是对控制中国的企图失败后对中国的打击报复，加深了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以及苏共领导的反感。因此，苏联停止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日后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论题。③「参见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76-85页；第5期，第62-72页」
4.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
戴超武认为，1962年，中苏在中印边境冲突与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的立场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使苏联由"中立"转向向印度提供一切可能的军事设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一些国家的反应使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坚信"革命外交"的正确性，由此对中国外交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印边界冲突表明中苏在如何认识和实践"和平共处"路线问题、对待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立场、对不结盟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的认识和态度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这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标志。①「参见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71-78页」
5.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
1962年春夏，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了6万多边民成群结队并携带生产资料非法逃亡苏联的严重事件，即所谓伊塔事件。限于资料，30多年来，该事件一直蒙着神秘的面纱，学界的探讨也是推断多于考证。李丹慧依据大量新疆地区保存的有关历史档案，并采访了当事人和知情者，撰写出《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一文，对该问题做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和细致的考察。
文章指出，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苏联侨民和苏侨协会的大量存在，是伊犁边民出走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大跃进对新疆经济的影响以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当地居民生活水准下降是事件发生的国内因素；最重要的则是中苏关系恶化及苏联改变了对新疆苏侨的遣返政策，"苏联突然大量地、非法地增加发放苏侨证的数量，扩大其发放范围，并千方百计鼓动侨民和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的做法，无疑使得历史上存在的那种可能性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性。这就是伊塔事件产生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原因".②「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见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第480-509页」
6.中苏论战及其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是中苏同盟由分歧到最终破裂的标志性事件。这场论战对中苏两党两国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高正礼认为，中苏论战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产生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作用，这种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做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在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必然出现修正主义，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误区。第二，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如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与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态度不无关系；论战导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催逼债务，加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第三，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虽有缺点，但基本方向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坚持，从而逐渐中断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第四，中共领导人错误地认为，一国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因此，既没有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也不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断绝经贸往来，恶化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陷入关门搞建设的局面。③「参见高正礼：《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12-118页」
以往的研究多将思想混乱和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视为中苏论战最为严重的消极后果。对此，薛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过去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就是以苏共为中心的一统天下，即一个中心、一种模式、一条道路。而在论战中，其他各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关注、参与并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种表面的混乱恰恰说明各国共产党在各自思考、探讨、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
因此，论战在客观上推动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道路。
关于这场论战对中国的消极影响，薛钰也认为是极左思想的泛滥，同时她还指出了论战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由于中共在论战中把世界革命放在了高于一切的地位，改变了统一战线策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正确主张。中共一系列"支左反修"言行，造成"光荣孤立"，全世界89个共产党、工人党中，有78个先后与中共中断了关系。由于反对"和平竞赛"、批判"洋奴哲学"，中国再次对西方文明关闭了大门。①「参见薛钰：《对60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见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第436-438页」
7.援越抗美中的政策分歧
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即越南战争升级以后，中国和苏联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都施以援手，但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不可能携手行动，而是摩擦不断，矛盾重重。李丹慧认为，1965年-1972年，由于中苏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各自战略方针的调整，两国在援越政策上的分歧不同阶段有不同程度的表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是被动的配合，双方矛盾尖锐，纷争不断；70年代初，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的矛盾较之60年代中后期有所弱化，中苏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矛盾冲突居于次要地位。在她看来，"尽管中苏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问题上矛盾根深蒂固，冲突接连不断，但是两国对越的援助量都是相当大的，其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因此，无论两国之间有什么矛盾冲突，最后的受益者都是越南。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中苏两国围绕援越抗美问题的斗争，也带有争夺越南的成分。中国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取美国而代之，从南面威胁中国。②「参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第372-414页」每一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都是在中苏同盟关系上撕开一道裂痕，而中苏关系的恶化又使两国在越来越多的具体问题上，一致越来越少，矛盾越来越多。中苏两国终于由"同志加兄弟"变成了一度不共戴天的敌手，中苏同盟彻底破裂。
中苏同盟的解体对于中国、苏联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都发生了重大影响。沈志华认为这种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尝试产生了阻断性影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纲领，是继20年代新经济政策和战后列宁格勒派之后，苏共第三次开始的改革尝试。同样，中共八大也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但是，中苏分裂阻断了这种尝试和思考。毛泽东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严重妨碍了苏联的改革，也把中国逐步推向了极端的革命道路。中苏分裂构成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起源。第二，对冷战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如果说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走向，使冷战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那么，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则最终导致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及正常化，以致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为标志的冷战舞台。此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构想。第三，对苏联在冷战对阵中败北的结局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中苏分裂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从而导致在以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对抗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苏联在不得不分散力量对付中国的威胁时，不仅增加了本来已不堪负重的国力消耗，而且大大削弱了自身对抗美国和控制东欧的能力。因此，苏联最终解体与中苏分裂不无联系。③「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第39-42页」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