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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面几个拐点——先是短暂的上拐，然后是急转直下的长长的下拐——不同，张作霖掌控北京政府实权时期，民国宪政既无明显的上拐，也无急促的下拐，基本上是一条缓冲的下坡图，直至与北洋政府一道灭亡。
就像人出于求生的本能、临死之前总要挣扎一番，张作霖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企图力挽狂澜于既倒。可是，张作霖的能耐实在有限，加上他拯救的“躯体”完全病入膏肓，他的那两下子不过是真正意义上的垂死挣扎罢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其说是张作霖打赢了，不如说是直系自己打败了自己。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较为详细的分析——从引子上说，是冯玉祥的倒戈导致前方战事突变；从根子上说，是曹锟的胡作非为导致直系的航船触礁沉沦。
张作霖充其量只是个“将才”，而算不上是个“帅才”，更算不上是个政治家。前面已经说到，“帅才”与“将才”的区别，在于前者能够打造坚固的思想价值体系，由此而生出超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后者只能在军言军、就事论事。从主观上说，张作霖也想成为前者，也已竭尽全力，但秉赋器量所限，他注定成不了前者，顶多只能成为后者。
这跟出身没有关系。张作霖曾经落草绿林，成为一方马贼的首领，后主动接受招安，成为清军的中级军官。绿林出身并不妨碍将来成就大业，刘邦、朱元璋都是造反起家的，后来终成一代开国帝王。这跟文化水平也没有关系。张作霖从小就没念过书，后来靠自学识得几个字。但这没什么，成大事者不在识字、贵在识势，刘邦和朱元璋也就粗通文墨，但他们善于审时度势，最终赢下一统江山。张作霖最终未能成大事，归根结蒂还是他压根就不是成大事的料儿。
例如，张作霖也想以传统伦理道德来维系奉军和奉系，但在这方面与吴佩孚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之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多半出于从小所接触的民间戏剧曲艺，只是知道个皮毛而已。当然也不可能与时俱进，作出新的系统的阐发。奉张的道德维系主要有两条，一是“尚义”，二是“良心”。这里的“尚义”并不是儒家思想中的“义”，只是“义”的表浅化的理解，更多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义气。当然，随着张作霖地位的上升，他对“尚义”的内容也有调整，但怎么调整也脱不了江湖味儿，更不能自圆其说。这里的“良心”更是一笔糊涂帐。什么是“良心”？奉张自上而下没人能说得清楚。张作霖口口声声要凭良心办事，但对良心的涵义从没作过阐述。不过，张作霖历来视“身教”重于“言传”的，凡在他不得志时有恩于他的人，他都甘言厚币以报之。据说有一个叫钟三的人，在他当年赌得输掉棉衣差点冻死的时候，送了他一件皮袄御寒，另加一条毛驴送他回家，张作霖发达后，就把钟三供养了起来。这虽是“良心”二字的活的诠释，但距离应有的理论还相差甚远。身为东北讲武堂教育长的周谦以“良心”二字作为校训，他解释说“良心”就是要“不为势屈，不为利诱，毅然决然认真去做”。——语焉不详。张学良曾对部下说过，“许多事，要凭你们良心去认识。你们良心上所能想到的，良心认为对的，你们就要去做，良心上认为不应当做的事，就不去做。”——还是不知所云。
或说，张作霖限于自身的器量，可以引进人才、借助外脑嘛。是的，张作霖也想到了这一点，而且还这样做了。张作霖曾宣称：“吾此位得自马上，然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卑辞厚币以招之。”“卑辞厚币”之下，辽沈地方一批“名士”、“名绅”投于他的麾下，如王永江、袁金铠、孙百斛、谈国恒等，形成了奉系集团的“文治派”。不知是他的容量有限，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反正他没能像刘邦之得张良、刘备之得诸葛亮、朱元璋之得刘伯韫那样，得到一个一策而定乾坤的绝世英才。
如果说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赢得侥幸的话，那么，两年后的南北战争，张作霖战败就成必然了。新崛起的蒋介石好歹是个政治家，不但精通军事，而且还有理论、有组织、有纲领、有方针、有宣传，粗糙的张作霖显然不是他的对手。兵败之后，张作霖故伎重演——窝进东北老巢养精蓄锐伺机而动，可是这一次，日本人不给他机会了，在他回逃的途中设局炸死了他。
人虽糙了点儿，但张作霖有两点还是应该肯定的。一是爱国之心。无论是长期经营东北，还是短期主政中国，凡涉及到国家主权、民族大义，张作霖一点也不含糊，没让老外占到半点便宜。日本人与俄国人对东北都很有想法，张作霖成功地利用这一点，借力打力，牵制制衡，始终保持了东北的领土完整。二是对待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张作霖知之不深、不精、不透，但出于朴素的感情，他对之爱护有加，因为一个国族的传统文化犹如人之灵魂，是万不可割断的，一旦割断，这个人就会精神分裂，这个国族也可能变成动物世界，这个朴素的道理张作霖是懂得的。
以张作霖的悟性，他可能至死也没意识到，他实际上成了北洋政府的替死鬼，或者说成了北洋政府的后事料理者。
奉系败走，张氏身亡，标志着北洋政府彻底垮台了。
而北洋政府的垮台，宣告肇始于清末、兴起于民国的宪政试验完全失败了。
屡起屡落、几经挣扎，民国宪政至此已宣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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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在大脑皮质的控制下，迅速指示肾上腺皮质和髓质，分泌诸多激素，调动了全身的一切积极因素，使病人由昏迷转为清醒；由口不能言转为能说几句；由厌食转为想进食。这实际上是生命中的“回光返照”现象，是造物主给生命以最后的能量，让他（她）再看一眼这个世界，再看一眼最想见的人，留下最要紧的一番话。
民国宪政似乎也遭遇了回光返照的现象。我们已经知道，民国宪政在张作霖时期，随着北洋政府的倒台而殒命。但是到了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民国宪政似乎又有了复苏的迹象，有了起死回生的“生命体征”——沿着“军政”—“训政”—“宪政”的路径图，曾宣布结束“军政”进入“训政”，也曾宣布结束“训政”进入“宪政”——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象，实际上是宪政命运的回光返照。
我们先来察看一下“军政”—“训政”—“宪政”这个路径图。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需经过三阶段的构想：“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不仅没有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相反却走向了军伐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境地，孙中山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为了实现由军政径训政而至宪政的构想，孙中山开始改组中国国民党，并将“以党治国”思想引入党章。200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总章》，党章规定“党员须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进行。”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理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交复议之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页。）虽然党章在党内民主上有所进步，但依然采取的是集权制，权力集中在作为党魁的总理手中。
1924年，孙中山亲笔誊写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集中阐述了他三阶段的政治主张：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至此建国大业告成。孙中山认为，从军政能否顺利地到达宪政，关键是训政能否成功，所以他特别强调训政的必要性，他认为只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和政党，才能给人民予启蒙，开发人民的民主觉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去世，他没能看到亲手绘制的宪政蓝图变成现实，没能看到被他视为关键环节的训政时期的到来，甚至连最初级阶段的军政时期的结束都没有看到。孙中山是带着巨大的遗憾与宏伟的遗愿离开人世的。
孙中山的宏伟遗愿历史地落在了他最信任的两个人忠实信徒——汪精卫和蒋介石——身上。然而汪精卫性情多变而好标新立异，且没有军事背景因而实力寥寥，是难当大任的；而蒋介石果敢务实，意志坚定，懂军事而且手握重兵，众望所归之下他主动承接了总理的遗愿。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挥师北伐。北伐节节胜利，连克重镇，直至拿下北洋政府的老巢——北京。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标志着北伐结束，南北基本统一。至少在表面上，蒋介石统一了中国。
随着全国的统一，蒋介石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1928年，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会议，制定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此纲领。《训政纲领》规定了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原则：（一）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二）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三）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四）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五）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
1931年5月，蒋介石以《训政纲领》为核心， 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通过临时宪法的形式，肯定了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替国民大会行政使中央统治权。五院及各部、会是直接实行“训政”的机关，而五院院长及各部、会长由国民政府提名，由国民政府任免。国民政府由主席和委员组成，主席、委员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委会选任。这样，便从宪法这个层面确定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委会是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蒋介石在对《政治总报告》作说明时说：一般人认为国民政府五院中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不知立法院所通过的重要法律案必须由中政会议决定的原则，“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才是最高的立法和政治指导机关，而国民政府只是在党的指导下一个最高的行政执行机关”；“一切权力，全操于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执委的权力当时集中在常务会议。而常务会议的权力又集中在总裁手里。如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中规定，国民党设总裁一人，为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对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有交复议之权，对中央执委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而国民党总裁正是蒋介石。这样，蒋介石就成了集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
至此已不难看出，蒋介石的所谓“训政”，就是一党专政、以党代政、一党包政；而党权又集于一人之手，实质上就是个人独裁。
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俗称“五五宪草”），标榜“还政于民”。国民党宣布进入“宪政时期”。
然而不久后，日本全面侵华，抗日的烽火燃遍华夏，“五五宪草”终因时局的变化而胎死腹中，“宪政”成了泡影。其实，即使不发生日本侵华，中国也不可能真正进入“宪政”的。
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国民党一手包办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这一部宪法是民国的最后一部宪法，其序言宣称，“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托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制定本宪法。”称中华民国是“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同时规定了较为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发、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有居住迁徙、言论、讲学、著作、出版、秘密通讯、信仰宗教、集会结社之自由，有生存、工作、财产、请愿诉愿及诉讼、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考试、服公职之权等等二十三项权利。国民党宣布开始进入“宪政时期”。
然而新宪法的墨迹未干，国共两党的大规模的内战就全面爆发了。蒋介石进行了勘乱总动员， 宣布进入“动员勘乱时期”，
颁布《勘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戒严令》等。这些法规把刚刚出炉的宪法冷冻起来、束之高阁，宪政的苗头又一次被掐死了。
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接连失利，眼看着大势已去，遂包办召开了“行宪国大”。在总统选举中，蒋介石通过“竞争”，击败了另一总统候选人，当上总统，组成了新政府，再次宣布中国从此进入“宪政时期”。这实际上是民国宪政回光返照的最末期，是真正的弥留之际，不久，国民党便败走台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基本的事实胜过任何高超的理论。“军政”—“训政”—“宪政”的路径能不能走通，事实已经作出了回答，无需再作其它的阐述了——任何的阐述都显得多余。
如果一定要加以阐述，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第一，“军政”就是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那么被暴力推翻或打垮的势力能善罢甘休吗？“训政”就是我们今人耳熟能详的“专政”，就是以暴力为后盾，时时敲打、压制反对势力的政制，那么被敲打、压制的势力能被驯服吗？暴力只会引来暴力；压制只会埋下反抗的火种。不仅如此，暴力、仇恨、反抗这些东西都是带有报复性的，往往会几何级地增长。于是愈演愈烈，永无休止。
第二，如果“训政”尚能暂时压制住（注意：仅仅是暂时）反对势力的话，那么，讲求民主与人权的“宪政”恰恰给反对势力提供了秋后算帐的机会和理由。
第三，“训政时期”实际上就是一党专政时期，而一党专政之下，没有其它势力的监督与制衡，必然会一步一步地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从某种程度上讲，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是被自身的腐败打败的。
显然，“军政”—“训政”—“宪政”这个路径图是由孙中山亲自绘制的，是由蒋介石一手执行的。在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走样？亦即蒋介石执行的效果是不是符合孙中山的本意？由于孙中山英年早逝，现在已无法考较了。不过，从孙中山晚年的思想体系来预判，笔者认为，蒋介石的执行大致没有走样，是基本符合孙中山的本意的——限于篇幅，以及与本文主题的关联性，这里不作深入的探讨了。
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执行中是否走样，问题的要害在于无论谁来执行——哪怕是孙中山亲自执行——这个路径图注定是行不通的。道理无需多说，上面已经点到为止了。孙中山也是人——即使是伟人——是人就不可能像上帝一样料事如神，出现误判本不足为奇。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值得探讨一下。
即：民国宪政已随着1928年北洋政府的倒台而宣告死亡，而一直以宪政为立国之本的民国为什么（在大陆）又存活了二十多年呢？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倒塌了，这个国家是很难支持多久的——要么天下大乱，要么改朝换代。例如，周朝的立国之本是礼乐制度，而随着礼坏乐崩，周朝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又如秦国的立国之本厉行法制，而苛法导致苛政，使法治崩溃，主张无为的汉朝取而代之。再如十八世纪法国的立国之本是君主贵族制，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蔓延，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动摇了原先的思想根基，于是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共和代替了王国。
或说，1928年以后不是宪政的回光返照么，支撑着民国又苛活了二十多年。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回光返照忒长了点，比它真正的寿命还长许多，这正是其怪异之处也。
笔者分析认为，这有两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宪政被当成了工具，而没有当成终极目标。说得形象一点，宪政被当成了箭簇，而没有当成靶心；被当成了枪炮，而没有当成标的；被当成了车辆，而没有当成目的地；被当成了船舰，而没有当成彼岸。而当宪政成为箭簇、枪炮、车辆和船舰的时候，它们会射向哪里，驶向何方，就很难说了。
甲午战争，蕞尔小国日本竟然打败了几千年来被它摩顶崇拜的泱泱大国，中国朝野震惊之余，开始了反思。时人多认为，日本之所以迅速崛起，就在于它实行了宪政！康有为在1898年《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就说：“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受朝廷委派出国考察宪政的大臣端方在《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奏中也说：“臣等以考察所得，见夫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之故。”二十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宪政国日本（小国）打败了帝制国俄罗斯（大国），使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了——宪政是富国强兵的“机关”所在。所以，晚清的宪政运动显示出赤裸裸的急功近利——就是为了图存救亡、富国强兵，而宪政的真正宗旨——维护人权——则被抛在了脑后。
民国的宪政仍然摆脱不了功利的色彩，尽管这个色彩有所弱化。从宏观上说，宪政首先是为了富国强兵、振兴中华，其次是为了维护人权（比以前的抛诸脑后大有进步）。从微观上说，宪政往往是党派或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工具。《临时约法》打上了太多的革命党人约束、限制袁世凯的工具的烙印，以图国民党东山再起成为执政党。袁世凯也大打宪政牌，成立约法会议，并不顾宪法精神，制定了一部“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即宪政史上的“袁氏约法”），使总统权力澎胀无边。甚至在筹划复辟帝制时，袁氏也没忘记搞一部《中华帝国宪法》，以“宪政”来堵人们的嘴。北洋政府的派系之间，更是拿宪政当“常规武器”来使，以我的“宪政”之矛，攻你的“宪政”之盾（反之亦然），目的往往只有一个：维护集团利益。
到了蒋介石时期，宪政成了不折不扣的，而且是赤裸裸的工具。如果说北洋政府尚需遮羞布来遮羞的话，那么蒋介石连这块遮羞布都掀掉了；如果说北洋政府的宪政是半工具半人权的话，那么蒋介石则完全当作工具来使了。这从蒋介石的行宪时间即可见一斑。1936年的行宪，果然是条件成熟了吗？显然不是。当时日本人占着东北，共产党在好几个地方割据，若按蒋介石一贯的三段论，恐怕尚需回到军政时期，怎么一步就跨入了宪政时期呢？显然，蒋介石是把宪政当成了杀手锏，用来给予共产党及其它异己势力以最后的致命的一击。1946年的“进入宪政”，“打宪政牌”的目的格外明显，当时的内战已经全面爆发，漫天滚滚的隆隆炮声，岂是“进入宪政”的起点气氛？显然是蒋介石借“法统”宣示自己为正统，而欲置共产党于“非法”乃至“为匪”的境地，要不然也不会在宪法刚刚颁布后即宣布进入“戡乱时期”。从“宪政”到“戡乱”的冰火两重天，竟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其转换之快真让人目不暇接。1948年的“行宪”，更是一出荒唐的闹剧，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可以说败局已定，这个时候“行宪”，颇似当年吴三桂在崩溃前的称帝，完全是为了给手下打气，这时的蒋介石也把宪政当作“打气筒”来使了，企图鼓起最后的一口气作殊死的一搏。
当一个政权完全把宪政当作工具使唤的时候，这个政权可能会苟活得长一些，可失败却更加注定，同时也宪政的宗旨绝对是背道而驰。
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在所有的民国要人中，撇开其它的因素，单就才干而言，没人能出蒋介石其右。如果不是很精确地（按才干）将他们排个台阶图，站在最低一级台阶上的应是张作霖，站在第二台阶上的应是段祺瑞，站在第三台阶上的应是袁世凯、孙中山，站在第四台阶上的应是吴佩孚，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的应是蒋介石。这从他们主政时间的长短上也能看出一端，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到吴佩孚到张作霖，基本上是四年一轮换，而孙中山虽然时间稍长但只控制过半壁江山，但蒋介石却主宰政坛长达二十年之久。这在“城头频换大王旗”的民国政坛，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蒋介石之所以力压民国诸雄，主要在于他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在政治方面能够与他比肩而立的，吴佩孚勉强算一个。在这里不妨将蒋吴两人稍作比较一番。
前文已述，吴佩孚非常注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以此来维系人心、重塑军魂。在这方面，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紧紧扭住“三民主义”这个核心价值观不放，把它作为国魂、党魂和军魂，一以贯之、不遗余力地加以塑造宣贯。不惟如此，蒋介石还特别强调孙中山晚年思想的传统回归，把“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接续起来，说“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五常八德，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道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蒋介石最热衷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格言，终蒋之世，他的著述、演讲、文告乃至家书，至少一半以上涉及于此。与此相对应，他还非常强调“气节”二字，“军人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有气节，没有气节的人，就不是人，而是禽兽”。应该说，蒋介石的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思想道德理论是成体系的，是周延缜密的，在这方面并不亚于秀才出身的吴佩孚。
思想文化建设、作风道德建设，蒋吴两人算是不相上下的话，那么前者比后者“高明”的地方在于，前者的组织建设明显强于后者。吴佩孚尚未想到以政党作为工具，或者想到了但不屑为之，但蒋介石想到了，而且坚决地加以利用。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接过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的方略（现在已很难考究孙的“以党治国”是不是被蒋在执行时走了样，但把党争搞得那么残酷血腥，肯定不符合孙的原意），坚定不移地倡导并践行着“三个合一”：一是党军合一，即党组织渗入军队，使党军合为一体，同时国民党自身军队化，党员像军人一样视服从为天职；二是党国合一，即党是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为党即为国家，爱国首先要忠党；三是党教合一，用蒋自己的话说，“革命党员要成为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和革命领袖的信徒，也一定要如宗教信徒之于宗教信仰一样，精诚热烈，笃信笃行，身心全体归向，始终贯彻到底”。有了这“三合一”，蒋氏集团的势力（包括军队的战斗力）明显高过其他军伐，使他能够立足于民国政坛的最高一级台阶上。
也使得民国在他手下多活了二十多年。
但在道德信用方面，蒋介石比起吴佩孚就差远了。吴佩孚说过不入租界，不倚仗外力，他说到做到，终其一生，哪怕是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不去租界避险；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对于外国势力的“雪中送炭”他都不屑一顾。而蒋介石却做不到这一点。许是国民党“不择手段”的遗风所传吧，蒋介石干过多起过河拆桥的事儿，最厉害的一次就是国民党夺得政权的北伐战争，苏联人民勒紧裤带拿出大量的卢布和武器弹药援助国民党（据说苏联饿死了很多人），而当北伐胜利在望的时候，蒋介石突然翻脸不认人（苏联人），掉转枪口，大肆屠杀同盟军——共产党。是的，面对胜利的果实，谁都想独吞，可是如果没有苏联的倾力支持（包括政党建设、军校创建及运转、军事组织指挥、大量的枪炮弹药），国民党别说打赢北伐战争，恐怕连真正属于自己的像样的武装力量都不具备哩。根据已解密的前苏联的档案，蒋介石于1927年的突然“横戈一击”，令斯大林羞愤交加，而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则成了替罪羊。蒋介石的政治品德与信用实在不敢恭维。
道德信用完美无缺的吴佩孚，其政治寿命却短暂得很；政治操守相当卑下的蒋介石，却坐拥江山二十余年（尚不算上其在台湾的政治生涯），这不得不令人深思。难道真应了“高尚是高尚者的座右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句话么？
当然，客观地说，蒋介石的个人品德并无大瑕，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生活非常俭朴，死后基本没有遗产留给妻子儿女。他前后有过四个女人，对前面的三个都有所安置与交待，以他的身份以及所处的年代，也算说得过去了。
最后有必要择其大端说一说蒋介石的历史功过。
蒋介石的最大的“过”，并不在于对宪政的伤害——民国宪政在张作霖手上已经死定了，蒋介石时期不过是其回光返照而已，民国宪政的失败其实与蒋介石关系不大——而在于他开了“一党专政”的先河，给中国带来了血腥的党争。本来政党斗争应该是以和平的方式，可以是辩论，可以拉选票，哪怕是人身攻击与谩骂，但绝不能突破暴力的底线。然而蒋介石不但突破了底线，而且大开杀戒，把中国的党争引向了刀光剑影、血火冲天的境地。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几千万的生命的代价。当然，蒋介石搬起石头砸别人，最后却砸了自己的头——血腥党争中的最后惨败者，恰恰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政”像一个巨大的毒瘤值入国族的机体上，贻害无边、后患无穷。
蒋介石的最大的“功”，并不在于他纵横捭阖铲平了各路军伐，使中国复归一统——事实上蒋介石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军伐，而且他也没能把中国真正地统一起来——而在于他以惊人的勇气与魄力，敢于对强悍的日本人说不，以空间换时间、以鲜血赢道义，终于拖垮了日本人（日本因其战线太长而后力不济，同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并借助外力最终打败了日本人。抗日战争的胜利，其意义在我们国族历史上异乎寻常，远远超过了一场战争的胜败。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与列强的抗争中屡战屡败，从没打赢过一场战争（至多打胜过个别的无关大局的战役），城之乞盟，割地赔款，受尽了列强的凌辱。民族的心气由极度的自傲（视本国为天国，视别国为番夷）跌入了极度的自卑，惧外、崇外、媚外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主导心理。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打败了外国的入侵，是第一场打赢了的中外战争。它有着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也是我们的国族由衰转盛、由弱转强的伟大转折点。与此相应的，是我们民族心气的提升，我们开始重新审视并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曾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而这，甚至比前者更有意义。
抗战结束以后，所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国家的主权得以完全恢复，中国的统一程度又进了一大步（除国共两党外，地方势力基本不存在了）。
国家的独立，主权的完整，民族的解放，以及全境的统一，乃实行宪政的基础与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的宪政搞成了（我坚信这一天终将会到来），还是应该给蒋介石记上历史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