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1月，革命党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声势”远不如立宪派的革命党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
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所谓“胜负”，并非某派公开服输，而是经过这次辩论之后，各自影响的消长。
论战的根本分歧
其实，孙中山也并非是“天生的”革命者。1894年夏，无名之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的改革观念却被拒，开始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发动便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五年之后，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此话很可能有夸大之处，但同情革命党的较以前多了不少，却是事实。
因为在这五年中，清政府并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变得越来越愚昧、专制：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这种倒行逆施，恐对革命党博得更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帮助”不小。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
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
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具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
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
革命派声势壮大
清廷终于在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
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
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的反对：“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这说明广大民众、尤其是绅商阶层根本不希望、不喜欢革命，而是支持立宪。
但清廷并不珍视民情民意，有名无实的“改官制”使人大失所望，大有上当之感。
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
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
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在立宪原则上，清王朝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了日本的明治宪法。
明治宪法以皇权甚大的普鲁士宪法为蓝本，但天皇权力比普皇权还要大，公民权利比普国公民要小，而清王朝1908年秋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权比明治天皇还大，公民权利比明治宪法还小。
清廷《钦定宪法大纲》关于“君上大权”总共有14条，总体而言，是抄袭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日本“明治宪法”。按照这14条规定，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还拥有“钦定颁布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且“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
皇帝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议员即与其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
皇帝有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非议院所得干预”。
关于军权，其中规定皇帝统率海陆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君上将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涉”……
宪法大纲适得其反
日本宪法规定，在议会闭会期间，君主所发布的紧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下次会期在议会提出时若得不到议会的承诺，则政府应公布敕令失效。
而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改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日本议会对君权本就不强的事后否决权在此变成了更弱的“协议”权。
“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宣告戒严。戒严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规定之。”《钦定宪法大纲》则明确改为皇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15条，而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将其简化为9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这样的结果，连温和的立宪派对此都极表反对：“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
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明白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也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实际”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留下了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
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
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
“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在与革命党大辩论中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饮冰室主人”100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
《财经》杂志201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