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曾在《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描述30年前开始的改革：
30年前的月亮，照着一个国运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国。一个大钟停摆了，利益的闹钟响起来。铃声急促而动听，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
可以说让中国人从“饥肠辘辘”到“红光满面”，一直是中国人希冀的事。编辑用“闹钟响起”做比喻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个是“没花多长时间”；一个是“改革开放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类似的文字还有很多，比如“1978年，中国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十几亿中国人从此摆脱了饥饿，摆脱了物质匮乏的阴影”，“带领农民摆脱饥饿的小农经济模式”等，都明确指出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联产承包体制让中国人摆脱了饥饿。十七大报告也有类似意思的文字：我国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温饱不足”。
上点年纪的人都有体会，中国人确实是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联产承包制实施以后几年中找到“吃饱了”的感觉。我们很早就听过这样一段故事：
一直吃“反销粮”的小岗村农民为了填饱肚子，冒着坐牢的危险实行了大包干。第一年粮食总产就从以前的3万多斤增长到13万斤，第二年达到14万斤，而19年后甚至达到76万斤。产量1年翻两番，19年年均增长18%！一般的解释是：“联产承包制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解放了在旧的农村经济体制束缚下的生产力。”也就是中国农民在“大呼隆”的集体经济条件下不愿意干活，没积极性创造性。只要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就有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就解决了吃饱问题。
肚子是不会骗人的——我们确实感觉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吃饱的。故事也是真实的——小岗村确实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实现了连续翻番。结论似乎也无可挑剔——只要发挥了人的积极性就能创造奇迹。“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因此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的推论顺理成章地就得出了。
这里有个疑问：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小农经济，积极性一直就不低，但始终没解决吃饭问题。1949年到1956年中国也是小农经济，照样没解决吃饱问题。同样的小农经济凭什么到了80年代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还有一个让人很难解释的事实：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释放的能量只有精神。实际上，承包到户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对提高农业生产组织性上，都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反而有破坏作用。这可以从80年代中期我国水浇地面积、机耕面积等农业生产条件的降低可以看出来。物质条件下降，精神力量增长，粮食照样会哗哗地增长。相信这个推论，就等于必须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道理。引申一步，无非是在说明“一心为公”的精神原子弹远不如“一心为己”的精神原子弹的力量大而已。
事实果真如此吗？
人类解决吃饱问题并不容易。美国学者Fogel估计，18世纪初已经从殖民地获取大量小麦的英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为2095，法国为1657。工业革命时，英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才达到2237，而同期法国还只有1846。M.K.Bennett估计在1934～1938年之间，印度、菲律宾、墨西哥、秘鲁等国人均卡路里摄入量为1800～2000。 (D.Gale Johnson 2000)由此推算，解放前中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基本上在1800~2000之间，不会超过2000。
一般认为，人均每天摄入2200大卡，成人每天摄入2400大卡热量是最低标准，这个标准以下人会偏瘦。研究所谓“吃饱”问题，其实是指中国农业能够提供的人均热量有多少。按照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的标准看，可以用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加油料产量来推算。用这个标准会发现，中国在整个解放后绝大部分时间中农业的粮油产出都高于人均摄入2200大卡热量(见表1)。但是在1980年以前没有人感觉吃饱了（可能是由于饲料用粮降低了热转换率以及归还前苏联债务造成了实际人均摄入量低于2200大卡的因素）。因此必须附加感官标准。本文把人们“感觉吃饱了”的1985年人均粮油所提供的热量（2900大卡）作为一个基本标准来衡量（1985年以后操心的是减肥问题，与吃饱没关系了）。
从表1数字可以看到，解放初期中国人离“感觉吃饱”的2900大卡还有34%的差距。解放后中国人均可摄入热量明显提高，但一直到1970年的20年间，始终徘徊在2200大卡这个最低指标上下。1970年人均日摄入2253大卡，相当于“感觉吃饱”指标的78%。但是此后有一个明显上升趋势，1975年为指标的85%，1980年为指标的91%，到集体经济依然为主体的1981年，已经达到94%。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完成那年就几乎解决了吃饱问题（达到99%）。
也就是说，中国解放后虽然人均摄入热量很快提高了20%，但距离吃饱还有20%的差距。但是197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中国出现一个持续十几年的人均热量摄入逐年攀升的阶段？这次增长到1981年已经接近尾声，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恰好对这次变化做出总结。
形象点说，假如中国人要吃够5个烧饼才能感觉饱，那么解放前只能吃到3个烧饼，解放后20年中都吃到4个烧饼，1970年后逐渐加，到改革前两年吃到4个半烧饼，改革完成前一年已经吃到4.7个烧饼，改革完成那年无非是把最后一块烧饼塞到了嘴里（不足三分之一个烧饼）。稍微有点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就是最后这块烧饼解决了中国人吃饱问题。”
《南方周末》用“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让人回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信仰中。让“利益的闹钟响起来”就能有无限的创造力的说法，虽然确实为今天强劲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世风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在粮食为什么增产，中国人为什么能吃饱的问题上并没有说服力。
粮食增产靠什么
粮食增产靠什么？粮食增产靠的是“八字宪法”提到的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利用）、肥（增加肥料、合理施肥）、水（发展水利、合理用水）、种（培育、繁殖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加强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这里排在前面的土、肥、水、种、密、保、工是物质条件，是硬条件，只有“管”一条是软条件，被排在后面。农业“八字宪法”是在“大跃进”高潮期间提出的，是《人民日报》登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后3个半月后提出的。显然，即使在把精神力量鼓噪得最疯狂的时候，物质因素、技术因素依然被政府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部分。种过田的都知道，“八字宪法”不见得十全十美，但确实是概括了农业活动的基本道理。其中土、肥、水、种最为重要。要分析中国解放后为什么粮食会持续高速增长，就必须找到这个时期中国政府是如何改善土、肥、水、种这些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
土
种地需要耕地，解放后国家先后组织专业部队和知识青年对东北和西北进行了大面积垦荒。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就达到500～600万公顷，全国总计增加耕地近一亿亩，耕地面积增加6%左右。同时，国家通过灌淤方式对黄淮海、宁夏等地区的上亿亩耕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长期低产田变为中产甚至高产田。推广间作和套作来增加复种指数等于增加了耕地面积。1952年我国农业复种指数为131%，1957年就提高到141%，1978年继续提高到151%，等于增加耕地面积15%（2000年我国复种指数也不过158%，仅仅提高4%）。也就是说，解放后至改革前，是我国耕地面积增加最快，土壤改良面积最大，复种指数提高最快的时期。几项加起来，等于耕地面积增加30%左右。这成为粮食总产逐年提高的重要保证，也成为改革后在大量农业用地被快速占用情况下，保障我国农业产量持续增加的基础。
肥、水、工
肥和水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保证，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以下是解放以来到改革前期我国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机耕面积和小水电发展变化情况（见表2）。
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机耕面积和小水电发展变化情况从表2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农业用水利成就主要是改革前奠定的。灌溉面积比解放初期增长一倍多，而我们感觉吃饱时期灌溉面积实际是在下降（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恢复。1952年到1979年的27年我国灌溉面积增长125%，而此后到2006年的27年只增长了22%）。1978年我国水库库容从解放初期接近零增加到4000多亿立方米，此后虽有增加，但主要是水电用水库的增加。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水，土、肥、种等都不起作用。正是这个时期逐步奠定了水利基础，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在土和水的条件确定后，化肥使用量增加成为粮食产量增加的关键因素。农业专家推测每吨化肥科学施用可增产粮食8.84吨，以此来计算，1981年比1965年化肥使用量增加数乘以8.84，基本上等于粮食产量增加数的77%。用1985年比1980年化肥使用量增加数与粮食增长数比较，是76%。“文革”开始后，我国大力发展小化肥产业。到“文革”后期，几乎各县都建立了小化肥厂，10年间增长70%。一直到几座大化肥投产后的1978年，小化肥还能占到全部化肥产量的40%。尼克松访华后第二年，我国就进口化肥成套设备8套，1978年中美建交后接着引进13套大型化肥设备。这些设备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先后投产，这是我国粮食产量在这个时期快速增长的关键。生产化肥需要煤炭，而我国煤炭产业也基本上是这个时期奠定的。1980年我国煤炭产量从1952年的0.66亿吨增加到6.2亿吨，此后直到2000年也还是7～10亿吨徘徊。
1980年以后我国化肥使用量大幅度上升，但化肥产量增长幅度不大，主要是进口化肥比例提高。1980年我国化肥产量占使用量的97%，1985年为74%，1995年下降到71%。目前进口化肥已经占主要地位，最近的农资涨价主因来自外国化肥涨价即可以说明。
种
良种的研制和推广是在土、水、肥条件确定后对粮食产量，尤其是单产影响最大的因素。良种应用需要两个环节，一个是研究，一个是推广。细心点就会发现，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小麦、水稻、玉米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完成的。小麦、水稻推广是在1986年前没有把农村三站（农技站、水管站、农机站/农技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改革为事业单位前的时期完成的，只有玉米主要是用市场经济体制推广的。
我国小麦良种的研究早在“文革”前就已经有很大成就，河南偃师几个高产小麦系列在上世纪60年代就进行了研究和推广。“文革”期间李振声的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也培育出高产小麦。小麦良种推广主要是在计划体制下的种子站完成的，推广速度很快。我国小麦单产从1952年到1970年年均增长7.1%， 1970～1976年年均增长7.6%，1976～1984年年均增长6.7%。这是我国单产快速提高的主要时期（此后到2005年我国小麦单产年均增长只有0.5%）。
杂交水稻是“文革”后期培育成功的，主要是在农村三站“大锅饭”时期推广的。我国水稻单产增长最快时期是1976年到1984年，年均增长5.6%，此后到2005年只有年均0.7%的增长。
我国良种玉米培育较晚，良种培育成熟是“改革”以后。1979年，山东李登海成功研制出紧凑型玉米“掖单2号”，亩产高达776.6公斤，创造了我国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很快又破了世界纪录。但是他的良种玉米推广非常慢，最有成就的时期还是在农村三站改制前。李登海先生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种子公司，而直到2005年，我国玉米单产年增长率只达到1.3%（这个时期还是他的良种成熟期）。而我国玉米单产在1976年到1984年年均增长达到6%。
还有一个很重要数据说明市场体制并不见得比计划体制在良种方面有更高效率。2000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单产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出65%，24%、15%。曾获得单产冠军的玉米排行最后是很耐人寻味的。
看完这些数据，就知道中国粮食为什么会增长了。中国政府在解放后到改革前，通过垦荒、改良土壤和提高复种指数等手段，使可耕地面积达大幅度提高。同时大兴水利，建设灌溉系统和机井，提高机耕面积并扩大农业用电。
这些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建设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基本完成。在准备了这些基础条件的同时，我国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10年间，通过大办小化肥厂和引进设备使我国农村化肥施用量快速增加。并且，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谷的良种培育也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完成并通过深入到公社的种子站进行推广。正是这些因素促成了我国粮食作物在1970年到1985年的高速增长。
为什么粮食增长最快时期并没觉得吃饱了
中国粮食产量增长最快时期是改革前，单产增长最快时期也是改革前。1952年到1970年，我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2.1%。1970年到1981年年均增长2.8%。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到1995年为2.6%，此后至2005年只有0.4%。这里就带来一个疑问：为什么粮食增长速度最快时期，人均可摄入热量却长期没增长，反而是粮食增长速度放缓以后，人均可摄入热量却增加了呢？
原因很容易找出来：这只能是在粮食增长最快的时候，人口增长速度也那么快。数据也可以反映这种判断。从1952年到1970年，我国粮食年均增长2.1%，但同期人口年均增长也是2.1%，人均可摄入热量自然没增加。而1970年到1981年，我国粮食年均增长为2.8%，但人口增长年均只有1.7%。1981年到1995年粮食年均增长为2.6%，人口增长进一步下降到年均1.37%。显然，是上世纪70年代前中国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中国人没吃饱，并不是当时粮食增长不快，因此不是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体制出了问题。
这样说又会有诟病当时的人口政策，什么“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就有了道理。
其实，人口增长速度是有自身规律的，制定人口政策会起点作用，但作用非常有限。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通过制定人口政策明显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包括中国也一样（后面会分析）。现在非常多发达国家对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到无法维持人口自然更替水平，出台很多鼓励生育政策，也一样没有成功的例子，还是靠机械增长来解决的。
简单说，人口增长速度取决于两个变量，一个是生育率，一个是死亡率。生育率持续高于死亡率，人口就增长；生育率低于死亡率，人口就减少。
在不加控制情况下，妇女生育意愿决定了生育率的高低。人口学家研究发现，近现代人的生育意愿主要取决于生活质量，生活质量越高生育意愿越低。相反，生活质量越低，生育意愿越高。
国际上采用人类发展指数（HDI）衡量人的生活质量。统计研究表明，HDI与妇女生育率高度相关。欧洲国家现在的HDI在0.9左右，平均生育率为1.5，也就是平均一个妇女一生只生1.5个孩子。非洲穷国家HDI在0.3左右（中国上世纪60年代初水平），生育率达到7.0左右。同一个国家生活质量提高过程中，生育率会随着HDI的上升而下降。这是人口增长的基本规律。人口学家还发现，HDI在0.5左右是个关键值。在0.5以前，生育率虽然也随着HDI指数降低，但幅度很小。而到了0.5以后，生育率明显下降。
1950年，中国HDI只有0.159，这时中国的生育率为6.0。显然，解决人口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迅速提高HDI，别的办法都不保险。
HDI是由“预期寿命”“识字率和入学率”和“人均GDP”确定的，数值越高指数越高。必须承认，当时的政府采取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措施，就是加速提高HDI。
人均GDP提高是符合“越穷越生”这个基本规律的解决办法。虽然HDI选用的GDP是“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实际数字会是按汇率计算的5～6倍，但直接用人均GDP并不科学。因为即使人均GDP很高，如果贫富差距很大，人数众多的穷人依然会很低。这个时期中国政府除了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外，还维持着非常小的贫富差距，因此实际的人均GDP还是增长很快。
识字率和入学率对生育率的作用也很明显。一个文盲妇女生6、7个孩子没什么障碍，让一个女中学毕业生生这个数就很困难。中国政府除了在解放初期开展大规模的扫盲外（返盲率很高），主要抓了中学入学率。我国中等学校在校生数从1952年的315万，迅速增加到1965年的1432万，并在1978年达到破纪录的6637万。实现这么高的中学入学率的主要原因是农村是集体经济，大队和公社都有能力办中学。（此后由于集体经济解体而失去教育投资者，到1989年低谷时中等学校在校生数下降到5045万，仅为10年前的76%）。
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是降低妇女生育率的关键。“预期寿命”是按各年龄段实际死亡率加权平均计算的。死亡年龄越小对预期寿命影响越大。提高预期寿命的关键在于降低婴幼儿死亡率。而婴幼儿死亡率高，孩子生下来能长大不能长大都不知道，无论家庭还是妇女自己都会倾向于“多生几个保险”。中国政府在这个时期加大了农村医疗卫生的改善。建国初期我国婴儿死亡率为20%，5岁以下死亡率为25%～30%，70年代初这两个数均已低于5%； 孕妇死亡率也由1.5%减少到70年代初的 0.1%。1949年的中国人预期寿命是35岁，到1976年延长到65岁。1981年达到68岁，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大幅度降低婴幼儿和孕妇死亡率使上世纪70年代开始妇女生育率意愿大幅度降低。
于是，中国HDI迅速攀升。按照世界银行数据，中国HDI指数1950年为0.159，1974年超过0.5。如果考虑中国当时贫富差距非常低，中国应该在1970年HDI已经接近0.5。这可以从妇女生育率的变化来佐证。中国从解放到1969年，生育率有高有低，但平均为6.0。1970年降低到5.8。1972年为4.2，1974年为3.7，1976年为3.2，1978年已经降到2.75。一般认为，2.3左右的生育率为人口自然更替的生育率。即使中国不在1979年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继续发展，中国人口也一样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达到这个水平。
想要指责毛泽东对中国人口数量有责任，只能假定毛泽东提高HDI的速度太慢。可是，日本人的HDI从1870年的0.160（中国1950年水平）提高到0.607（中国1987年水平）用了80年时间，中国是37年。印度在1950年HDI是0.161，到1997年HDI才达到0.436，只相当于中国上世纪60年代后期。也就是中国不到20年提高的HDI幅度，印度用了47年（这也是印度人口从1970年相当于中国的65%， 1980年上升到70%，到了现在上升到90%，甚至有超过中国趋势的原因）。
其实，正是中国政府选择了尽快提高HDI才造成从解放到上世纪60年代人口增长过快。把婴幼儿死亡率从25%～30%降低到5%，意味着原来注定要夭折的20%～25%的婴幼儿从此会长大成人，人口增长率必然提高。死得少了人口自然增长快。暂且不说共产党本来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不能看着婴幼儿这么就死了，就算为了永久解决人口问题，也一样需要降低婴幼儿死亡率。
结束语
当年，毛泽东很自信地告诉艾奇逊们：“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富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这一天到来了，毛泽东却没有亲眼看见。
但是，是毛泽东亲手为我们画了两条曲线。一条是粮食产量上升的曲线，这条曲线在1970年开始明显抬升；一条是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曲线，这条曲线也是在1970年开始明显下降。这一升一降，让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感觉肚子饱了——这却没挡住我们骂他老人家的娘。
这才是历史。
杨松林，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特约研究员，著有《道说天下》。
来源：《领导者》24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