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3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金台西路2号大院，也许还要更早些，从1979年上大学后在新闻系宿舍每天收到一份党报，自然而然地，《人民日报》就联结了我的学业、事业，还有人生中的诸多甘苦和荣辱。一家媒体能给予一介书生如此丰厚的职业附加值，乃至人生馈赠，这大概只能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
依稀记得1986年正式成为记者时，人民日报编委会一位老领导说过的一句话：“人民日报记者，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名记者。”
依稀记得1989年1月份，学者金观涛先生的一句小诗：“我们是最后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2000年后我作别人民日报，一边为“希望工程”旗下企业打工，一边抽空帮助离休在家的老社长秦川整理回忆文章。到了2006年6月1日，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停刊，我立刻想到了自己无时敢忘的《人民日报》。它不是《中央日报》，也不是苏联《真理报》，那两份“党报”因为不知变革或抵制改革而落后于时代，政亡报息本是在所难免。而《人民日报》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一直是党内改革的急先锋和见证人，这是人民日报，可能也是整个中国社会，走向明天的底气所在。
于是在打工之余，开始写作《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系列博文。我想做的，只是希望从自己经历、亲闻或间接了解到的一些报社轶事中，帮助人民日报记录和留存一份元气，再说得大一点，还可以据此透视中共文宣系统持续的改革努力，以及共产党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坚忍人格。
声明一下：这个系列不是受权编写的报纸正史，带有我那一代大学生和记者浓烈的爱憎和审美偏好。史料是真实的，但对历史的解读是在我和同辈人的历史语境下展开的。如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由我个人负责。
我知道，为了这份宝贵的底气，人民日报无数前辈付出过艰辛，咬住了尊严，收获过无奈，却始终不肯放弃一份执着。我曾经的记者生涯，与那些可敬可叹的前辈相比，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演绎着相似的悲欢。每个人只是党报屡战屡败、愈挫愈奋的群体史序列中一个节点。
作为节点，就有责任为承上启下做点贡献。
在我前边，苦难没有尽头；在我后边，理想不会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