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草根
1980年，陈永贵请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解除自己的副总理职务。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成联合调查组，从北京赶赴大寨和昔阳，进行了40天的调查采访，写出一组内参。这是全国性媒体有关大寨的最后一批报道，只是大多数中国人无缘读到。看看标题就知道，这个曾经吸引了700多万人参观的农业圣地已经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
《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
《造反起家，帮派掌权》
《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
……
曾几何时，中央级媒体云集大寨，连篇累牍的赞扬，让陈永贵飘飘然。如今中央级媒体再度出手，一组言辞犀利的批评内参，让陈永贵坐卧不安。他大病一场。
据苗长青在中共山西省委主办《山西工作》2004年第9期撰文回忆，此时邓出面，给陈永贵说了两句公道话：
第一，起码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第二，大寨卖粮是真的(指1963年遭遇洪水那次给国家卖粮不减少)。
中共山西省委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写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肯定了“文革”前大寨治山治水、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难能可贵;但否定了大寨和昔阳的“3条基本经验”，即所谓“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省委承认：大寨从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变成了“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并提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
邓看了省委报告，不赞成把责任推到陈永贵一人身上。11月 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写下批语：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
中央批语着眼于肃清农业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贯彻“三中全会”以来落实生产责任制的农村新政。对于陈永贵的造反起家和家族统治未予深究，但对于新中国给没文化的劳模加官进爵的做法进行了谴责：
“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运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
这段话，实际上是帮助陈永贵这样的劳动模范解脱误入官场的尴尬和罪责。据宋连生专著《农业学大寨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写道：陈永贵很重视中央的这个批语，表示：
“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
陈永贵进入中央高层后，一直保持着农民身份，在大寨领工分，解职后才开始按行政13级领上工资，工资标准是每月200元。这也是陈永贵那一拨工农兵出身的国家领导人的共性。风云际会，把他们推上高处不胜寒的政坛巅峰，但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相当低调和谦卑，私生活都能洁身自守，进京后差不多都不带家属，保持了社会底层的饮食起居习惯，不习惯享受特供，也不喜欢看“内部电影”。
中央对他们的收入实行“巴黎公社”法则，相当的菲薄。像同为副总理的吴桂贤每月只领西北国棉一厂的工资76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还是军工厂4级工的月薪58.86元;售货员李素文工资62元，出国访问时连行头都买不起，只好向对外友协借来皮箱和衣服，回国后再归还人家。
从政坛高层跌落后，他们也大致保有一颗平常心。吴桂贤从北京坐火车回到咸阳当天，就赶着要上工厂当晚的夜班。另一位副总理孙健回到天津机械厂，还像以前一样提着饭盒上班。
比较而言，陈永贵下台后的安排算是最好的，经胡耀邦提议，他留在了北京，住在部长楼，同时在北京东郊农场做顾问。夫妇俩和小儿子的户口也终于迁到了北京。据杨文、裴小敏主编《被历史忽略的历史》(河南文艺出版社)介绍，陈永贵给大寨人交待说，他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杂物的大缸都交公归队，把那块自己用过的羊毛毡送给老伙伴贾进才。
官场私德
陈永贵下台后，不少过来人还记得他在台上时表现出的农民的朴实和基本的是非感。1968年秋天大丰收，昔阳计划免去社员欠集体的粮食。有人提出要讲“阶级路线”，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电话请示北京的陈永贵，他不假思索地说：
“你们看上去是在贯彻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不是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你们开大会宣布，统统免。”
陈永贵对张春桥的傲慢看不顺眼，中央会议上敢于公开顶撞这个“政治局的恶霸”(李先念语)。相反，他对周恩来总理抱有很深的感情，国庆招待会时周致辞完毕，他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在那个翻云覆雨的年代，陈永贵的鲁莽和直率显得颇有几分可爱。
在北京赋闲的陈永贵晚年生活波澜不惊。陈大斌在《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撰文提到，有一次，昔阳铁厂的一个老乡请求陈永贵给铁路方面的人打电话，要了几节火车皮。老乡告诉陈永贵，对方只要了200块“好处费”。陈永贵大概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潜规则，一脸疑惑地问：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
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
“开甚发票哩!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变，喊道：
“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
说着，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
1986年3月陈永贵病逝，骨灰按照遗嘱撒回大寨。人民日报上陈永贵逝世的消息中写道：
“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陈永贵那代工农兵出身的干部虽然眼光狭隘、观念僵化，但在金钱和性的诱惑面前内心是比较干净的。今天某些贫寒出身的高级干部则大不一样。
例如，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京西煤矿工人出身，当官后一段时间还随手拿起别人的茶缸喝水，活灵活现地讲一些从矿工那里听来的粗俗笑话。而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母亲早逝，儿时兄妹5人家境艰难，下雨天就把鞋子放进书包，自己打赤脚回家。但政坛发迹后，一个个搞起贪腐，堪称大手笔。刘志华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600余万元。京郊一个叫做宽沟的地方按星级宾馆的规格装修，成了他幽会的“行宫”。扳倒他的竟是多名情妇中之一寄给政府的一盘幽会性爱录像带!郑筱萸为企业通过药品、医疗器械审批放水，收受款物折合人民币649万元，一家四口全部收监。
从这点上说，陈永贵那拨工农兵干部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为高层权力所利用，不自量力地参与维护一条不得人心的“文革”路线，并且带有整人恶习，但还没有放纵私欲到为所欲为的地步。与今天的刘志华、郑筱萸们相比，当年陈永贵住在钓鱼台如坐针毡的浑身土气，倒是今日官场的稀缺资源。
梦回大寨
1984年，中国粮食在连年增产后再获丰收，总产8100亿斤，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赵紫阳总理向联合国粮农组织通报说：中国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但得苍生俱温饱”，是中国士大夫的千年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初衷。此时，百感交集的是李克林这样的农村记者。
她从解放前夕开始农村报道，是多么希望她深爱的农民父老兄弟姐妹能过上好日子，却每每沉浸在失望中。她长期主持人民日报的“学大寨”报道，在艰苦卓绝改造乡土的大寨人身上，真诚地寄托了对中国农民的敬意和祝福。然而，对于“学大寨”宣传演变为没收自留地、叫停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感到了“太沉重太痛苦了”，却又不能不坐在那里发稿子，“真是无奈啊”(同事宋琤语)。李克林曾经悲叹：
“七斗八斗，灭资兴无，这种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所谓‘大寨经验’，一段时间里竟能吹遍全国，吹得大地白茫茫一片……多么惨痛的教训!”
李克林积极推动，人民日报频频发声，协助中央扳倒了大寨这座毛泽东时代的神牌，为农村包产到户保驾护航。但对于大寨的崛起与坠落，她内心的落寞和苦涩不足为外人道也。李老太对农民的深厚感情，远远超出了城里的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例如晚年，她执意给长期在家里帮忙的安徽保姆发“退休工资”。正因为如此，李老太内心对于大寨是剪不断理还乱。
在包产到户底定农村大好局面后，1985年李克林以古稀之年重返大寨，10月5日在人民日报写出通讯《今日大寨》。开篇就是：
“金秋时节，我来到大寨。第一个印象是，这里山村静悄悄。虎头山默默无语，大柳树长丝低垂，几条牛在山坡慢悠悠地吃草，小雀在枝头鸣叫……往昔那‘红火’的景象，那无尽的人流，都已悄然逝去。那曾经踏上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的千千万万个脚印的大寨之路，如今已长满荒草，只留下窄窄的山道。夜晚，我住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偌大一层楼只我一人，静得令人发怵。清晨，我站在虎头山边，遥望蓝天白云，不禁思绪万千：大寨!你为什么这样寂寞?!”
虎头山边的李克林思绪万千。作为记者的职责，就是清理这片昔日辉煌的精神废墟，从中捡拾出对后人有价值的柱石瓦片。
过去李克林来大寨采访，不能随便跟社员谈话，社员们也是板着面孔什么也不说。这次，她可以自由自在地走东家串西家，和大嫂大娘炕头谈心。她串了七八家窑洞，几位大娘谈起过去“早晨五点半，地里两顿饭，有时还加班干”的艰难岁月，感叹不已。她们说，现在是粮没少打，活也没少干。男的大都去干工副业、搞运输去了，干地里活主要靠妇女，一天也干出过去两天的活。但不同的是：
“过去是伙的，现在是我的，这不是明摆的理儿?”
从“伙的”到“我的”，从全国各地到大寨回归“明摆”着的人性常识，真是换了人间。
摆脱了陈永贵的大寨，1980年由大队核算重新分成3个生产队，1981年分成6个作业组，1983年初实行了包干到户。大寨人捡回了曾被陈永贵痛斥的一句老话“要想富得快，庄稼搅买卖”。大寨人从狭小的“大寨田”里，走向了广阔的天地，经营项目包括采煤、运输、烧砖、石子、林果、畜牧、酱醋加工等。
李克林发现，虽然大寨没有了参观朝拜的人山人海，但经济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状态生机勃勃，热气腾腾，与过去那种表面“红火”、内里僵冷的景况恰成鲜明的对比。大寨集体统一购买了一批“昆仑”电视机，以低价分发各户，对缺少劳力的困难户用各种办法给予扶助。现在家家有余粮，全村最困难的户也吃饱穿暖，还有电视看。
李克林为大寨的旧曲新声感到欣慰，同时她也在细细体察老大寨不可磨灭的印迹。落实生产责任制后，大寨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了百万斤大关，李克林认为，这里有人的热情、天的帮助，也不能忽视“大寨田”的作用：
“要不狼窝掌的高粱怎么长得那么壮实?应该客观地分析这些历史的因素。”
现在人们一想到“堵路”“割尾巴”以及“七斗八斗”所造成的灾难，自然联想到昔阳和大寨。“风起于青萍之末”，好象这里就是“风源”，一听说是昔阳和大寨人，好像他们身上就带着一股“左”味儿。
这是不公平的!岂不知，大寨、昔阳人在“左”风劲吹时，是首当其害。在那“七斗八斗”、杀气腾腾的年代，昔阳因批斗致死的有一百多人。他们付出过血的代价啊!
李克林坐在老劳模贾进才家炕头叙谈往事的时候，带着歉意说到当时的报纸宣传。贾进才老伴宋立英连忙说：
“也不怨你们，那时候不那样说行吗?当时什么经验都来大寨找，甚么风都挂上大寨牌子往外吹，其实大寨老百姓知道个甚?”
李克林握着贾进才“树根一样的双手”，心情激荡。当年纪录片《大寨之路》就有一个贾进才挥锤开岩打石头的双手特写，解说词赞叹道：
“那是一双战斗的手、创造的手，最有力量和最美的手!”
李克林觉得，真正的大寨精神就凝结在老英雄这树根一样的双手上!这篇《今日大寨》差不多是全国性媒体中最后一篇大寨通讯，李克林在报道中诚挚寄语大寨年青一代——
“正确认识老一代走过的历史道路，继承发扬这种精神!他们的欢乐，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欢乐;他们受过的苦难，正是我国众多农村苦难的缩影”。
带着这样的理解和祝福，大寨从此消失在新闻界的视野中。李克林解放前人民日报的太行山老战友宋琤感慨：
“写出了这篇通讯，多少年来郁结在老太太心头的大寨情结应该可以解开了。”
郁结的情结同样可以稍稍舒展的，是“拥有树根一样的双手”的大寨人。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地理环境，只能在一片穷山恶水中讨生活;他们也无法选择自己的政治环境，难免被利用、被捉弄，穷乡僻壤中潜藏的恶被诱惑、激发和放大，对这个国家造成深深的伤害。大寨人的蹉跎，与全国几亿农民的苦难相比，要轻微得多，但毕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另一位曾经多次采访大寨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提起：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聊起1978年访问美国的见闻，笑着说：
“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作报告，下面人可以乱提意见。州长的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这就是大寨和昔阳的世界观、权力观。尽管长期以来，人民日报一直在宣传大寨人“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实际上，由于历史的局限，可怜陈永贵和战友们还是让几千年小农经济和封建政治的虎头山遮蔽了双眼。
终于，这一切都随着国家的大变革戛然而止。他们的抱负和坚忍，他们的野心和狭隘，他们的朴实和粗鄙，都留在了历史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