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最早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发表在1940年2月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以下简称《中国文化》本)。我们今天看到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新民主主义论》（以下简称《毛选》本）【不考虑版式，仅从内容上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有两个版本：一是1951年至1960年间出版的第一版，二是1991年出版的第二版。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面世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再未做过修改；第二版对第一版的修改也仅有无伤实质内容的4处（参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附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正文校订表》）。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在使用《毛选》本时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研究参照本，但考察毛泽东的修改情况时不包括第二版对第一版的4处修改。】，是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形成的，内容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段时间以来，已有一些研究者对毛泽东的修改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内容上的变化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注意。比较早给予注意的是日本学者。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竹内实在主编《毛泽东集》（〖中文本）时，为努力体现《新民主主义论》的原貌，即收录了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新民主主义论》。竹内实还以此为底本，与《中国文化》本和《毛选》本进行了比对，标明了其中的不同。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在运用这篇历史文献从事科学研究时，开始注意结合运用《毛选》本出版以前的《新民主主义论》来从事相关研究。但总体来看，学者们注意到的主要是《中国文化》本与后来《毛选》本的不同，注意到的内容则主要是毛泽东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若干提法上的变化，而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将努力把毛泽东每一次修改的时间、每次修改后正式发表的形式、每次修改的内容考察清楚，并以此为基础，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变化情况谈点自己的看法，希望能为人们今后更加准确地把握当时毛泽东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提供帮助。
第一次修改：理论定位的明确
第一次修改是在1940年2月，标志性的修改成果是《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以下简称《解放》杂志本）。
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随后经过整理，该演讲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名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公开发表。这是《新民主主义论》最早正式公开发表的形式。此后不久，就在当年2月20日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上，该文第一次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名发表。
从《中国文化》本到《解放》杂志本，文章的面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不同之处竟有240处左右。【因统计标准不同，得出的统计数目也就不同。如对一句话的前后改动文字一处还是两处，就会有不同看法。在本文统计中，笔者将任何一个地方的改动都视为一处修改，而不是将一句话或一段话的改动视为一处修改。】很显然，毛泽东对文章进行了修改。这些修改包括：（1）各节增加了文字标题，共15处。（2）重新润色和修改了标点符号，共有120处左右。（3）在不改变原文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力求使表达更为准确，共有101处左右。以上共236处左右的修改中不排除有编辑性修改的内容，但可以确定一般都没有带来文章原意的变化。（4）一定程度地改变了文章原意的修改有4处：一是将文章题目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改成了《新民主主义论》；二是将近一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内容由认定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改为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势力”【《中国文化》创刊号，第4页；《解放》第98、99期，第24页。】；三是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改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者”【《中国文化》创刊号，第7页；《解放》第98、99期，第26页】。四是将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的共产主义的方法“与作为国民教育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改为“与作为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中国文化》创刊号，第23页；《解放》第98、99期，第39页】。
在这4处涉及文章原意变化的修改中，后3处所反映出的毛泽东的认识变化显然不大，但毛泽东对文章题目的修改却值得注意，这一修改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触及到了整个文章的指导思想，具有为文章的理论建设意义给予重新定位的意向。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反映出毛泽东是要通过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国近代历史和革命史、中国社会现状等问题，进而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强调的是社会与文化，尤其是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有关问题，同时借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及相关问题，相应地阐发新民主主义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则反映出毛泽东是要明确将文章的指导思想定位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整体阐发上，而将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理论方面的内容放在了文章切入点的地位。
第二次修改：理论内容的成熟
第二次修改可能是在1942年春进行的。此次修改的标志性成果，笔者认为是解放社1942年4月出版的单行本《新民主主义论》。
在《解放》杂志本之后不久，解放社于1940年3月出版了单行本《新民主主义论》，这应该是《新民主主义论》的最早单行本。
到1943年10月，解放社已经出版了共四版。众所周知，解放社的出版物在当时最具有权威性，各地关于中共中央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重要领导人著作的出版物一般都是以解放社的版本为底本进行翻印的。因此有理由相信，从1940年3月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修改后的标志性出版成果应该是解放社某一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论》。根据第四版上的说明，此前第二版的时间是1941年5月，第三版的时间是1942年4月。目前，第二版和第三版已经难以看到【笔者曾在北京包括国家图书馆、中央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市委党校图书馆等主要图书馆和档案馆进行查阅，还与陕西、河北的省图书馆和档案馆联系，均未查到这两个版本】。通过对比发现，《解放》杂志本与解放社第一版单行本基本没有变化，但与解放社第四版单行本相比变化较大。由此可以断定，在1940年3月至1943年10月之前的某个时间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又一次进行过重要修改。
同时期其他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论》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考察毛泽东此次修改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晋绥分局在1943年10月出版的《毛主席三大著作》【目前能够看到的并能确定其在这段时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可能只有三种。除该版本外的另晋察冀日报社编印的《民族民主革命与统一战线》收录的《新民主主义论》。两文内容与《解放》杂志本、解放社第一版单行本没有什么变化。】收录了该文。该文内容上与《解放》杂志本已经有了一些重要变化，而与解放社第四版单行本则极为接近（仅有的区别也更像是编辑错讹或编辑性修改所造成的若干标点和字词上的差别）。该文“编者的话”注明写于1943年8月25日，这就说明，该书的编辑工作应该在解放社第四版《新民主主义论》出版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它就应该是根据解放社第二版或第三版《新民主主义论》翻印的。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毛泽东的修改至少应该是在1940年3月到1942年4月之前的某个时间。
还有一些史实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第二次修改的时间。中共中央先后于1941年12月、1943年10月出版了《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这两部历史文献均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里面收录了毛泽东过去发表过的很多重要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六大以来》并没有收录《新民主主义论》；《两条路线》虽然没有全文收录《新民主主义论》，却在目录中列出了该文，实际上表明了收录的意思。另外，在《两条路线》出版以前，中共中央曾先后确定了22个整风基本文件，其中也没有提到《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当时已经十分著名，与整风运动也密切相关，为什么在《六大以来》和22个整风基本文件却没有提到呢？笔者分析，毛泽东当时一定已经注意到，当时的《新民主主义论》还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斟酌之处，还需要进行修改，暂时不适合收录进去。而编辑《两条路线》时，毛泽东的修改已经完成了，故而收录其中。目前学术界有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结论，即毛泽东在新文化的认识上，有一个从使用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四口号”提法到使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三口号”提法的变化【参见刘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标志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后来，毛泽东对放弃“民主的”的“三口号”提法显然又觉得不很恰当，于是在这次修改时，就在“大众的”之后加上了“因而即是民主的”，以示充实“民主的”含义。这个修改也正好印证了上述推断的合理性。
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二次修改有很大的可能是在1941年夏毛泽东开始主持编辑《六大以来》之后，当然也就是在解放社第二版《新民主主义论》出版之后。同时，《两条路线》在目录中所列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篇名后这样注明：“另有单行本”。结合上文对晋绥分局出版的《毛主席三大著作》的分析，这个单行本应该是解放社1942年4月出版的第三版《新民主主义论》。由此可知，毛泽东第二次修改有极大的可能是在1942年春完成的，其标志性成果有极大的可能是解放社第三版的《新民主主义论》。
由于无法看到解放社第三版的《新民主主义论》，笔者使用解放社第四版《新民主主义论》来考察毛泽东修改的具体情况。通过与《解放》杂志本的比对发现，此次修改共有313处左右，主要包括：（1）重新润色和修改了标点符号，共有233处左右。（2）在不改变原文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力求使表达更为准确，共有75处左右。（3）有两处令人不解的改动，将“文明先进的中国”改为“聪明先进的中国”；在叙述中国近代革命历程时，将“戊戌政变”由原来列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之后提至“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之前【《解放》第98、99期，第22、24页；《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社，1943年10月，第3、7页】。由于这两处修改显然都是有缺陷的，毛泽东在后来的《毛选》本中又都恢复了原《解放》杂志本的提法。以上共310处修改中同样不排除有编辑错讹或编辑修改性质的内容，但可以确定一般都没有改变文章的原意。（4）另有3处修改一定程度地带来了文章原意的变化。
使文章原意发生一定变化的3处修改是：（1）关于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将“领导或参加领导”改为“参加领导或领导”【《解放》第98、99期，第24页；《新民主主义论》，第10页】。这一修改耐人寻味。毛泽东在文中曾分析了“五四”后四个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除了认为1927至1936年间的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这个革命”【《新民主主义论》，第63页】外，均暗示五四运动前期、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领导了中国革命。这反映出，在毛泽东当时的认识中，在中国革命的各时期，资产阶级仍断断续续有过一定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则时而处于领导地位、时而处于与资产阶级共同领导革命的地位。但是毛泽东又说：“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新民主主义论》，第20页】这又表明，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历史趋向：资产阶级正在逐渐失去对革命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正在逐渐成为革命的领导者。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很可能注意到，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领导地位应该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认为使用“参加领导或领导”的提法比“领导或参加领导”更能反映这一历史过程，更科学一些。（2）将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与政权构成的“最基本部分”改为“基本部分”【《解放》第98、99期，
第27页；《新民主主义论》，第21页。】。一个“最”字之有无，并没有改变新民主主义政治基本的阶级关系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本特点，但却暗含着对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之外的某些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给予了比原先有较高程度的认可。再结合抗战后期共产党人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政协会议期间共产党人的和平民主诚意和对国民党、蒋介石在新政权中的地位的认可等情况来看【参见方敏：《“五四”后三十年民主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7～148页。】，毛泽东认识上的这种变化应该是出现了的。（3）将“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改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解放》第98、99期，第40页；《新民主主义论》，第71页】。前文对此已有交待，这里不再赘述。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上述3处改动是正确的，更符合历史事实，反映了毛泽东的认识更加科学、成熟。
综观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二次修改，毛泽东的主要用意在于对原有若干论断进行重新调整，对一些论述和表达尽可能加以完善，力求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论述科学化。毛泽东本人对此次修改显然比较满意，以后直至《毛选》本出版之前，笔者均未发现毛泽东进行过再修改。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第二次修改，标志着《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定型和成熟，标志着在抗日战争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发趋于成熟。
第三次修改：理论内容的变化
第三次修改的时间是1952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2卷之前，标志性成果当然是其中收录的《新民主主义论》。从第二次修改后，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过修改。笔者选取了解放社在1944年1月、1946年、1950年出过的三个单行本进行考察，发现除可能是由于编辑错讹而造成的微小区别外，内容上没有什么变化。而就在解放社1950年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出版不久，当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由毛泽东本人直接主持编辑出版工作，毛泽东也随即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第三次修改。
毛泽东此次修改的内容远多于前两次修改，共有817处左右。其中不涉及原文思想内容变化的修改共有762处左右，包括：对标点符号的大量修改，共有117处左右；在基本不改变原文实质内容的情况下，在一些语言用法、概念使用、字句增删等方面进行了大量修改，共有645处左右。这些改动进一步增强了文章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谨性。另外，毛泽东还对原有的一些认识、观点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从而使理论内容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类修改共有55处左右，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方面进行了一些修改
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只提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而不再提“参加领导”，修改前文章中体现出来的在一定时期无产阶级可能处于参加领导地位而资产阶级可能继续发挥一定领导作用的认识没有了。如：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被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改为是“被无产阶级领导的”；将“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主要的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而有中国无产阶级参加进去了”改为“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在论及谁能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时，将“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改为“历史已经能够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新民主主义论》，第10、17、20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8、672～673、674页】。其二，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未来新中国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中的领导地位，而修改前则没有明确提出过。如：将“建立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改为“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论及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时，增加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将“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改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论》，第16、21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2、675页】其三，比原来更强调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弱点，强调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而淡化了资产阶级的作用。上述两个方面的修改就是重要表现。此外，还有两类修改值得注意。一是直接从理论观点上进行修改的。如：将“五四”以前的中国革命是“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改为是“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在阐述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时，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改为“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在说明中国的“特殊条件”时，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彻底性”改为“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新民主主义论》，第10、20、30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674、681页】二是从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上进行修改的。如：在阐述抗战时期国家民主化的状况时，将“抗战许久了，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改为“除了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并删去了原来阐述宪政运动作用的话：“现在开始的宪政运动，我们希望能挽救这种危机”；删去了原来阐述阶级问题的话：“作为觉悟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就是各种革命的政党，其中主要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阐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文化革命方面的作用时，将只突出上海《民国日报》改为同时突出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并在表述顺序上将《向导周报》提前【《新民主主义论》，第23、53、62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6、695、701页。】等等。
2、在资产阶级理论、农民阶级理论方面进行了一些修改
前文提到的淡化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就是一个重要表现。此外，在修改之前，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等阶级范围的区别还显得有些不够清晰，在一些阶级概念的使用上也没有给予严格的区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严格区别开来；修改后，对这些阶级范围的界定和阶级概念的使用则十分明确了。如：将“中国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与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中的“资产阶级”改为“民族资产阶级”；将“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与帝国主义完全分裂……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改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在阐述大革命时期“继续了并发展了五四运动时的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之后，增加了“吸引了农民阶级的加入”；将1927年后革命营垒的变化由“剩下了两个，剩下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改为“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将国民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由认为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改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论》，第18～19、61～64页；《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673～674、700～703页】。
3、修改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念大大增强
毋庸置疑，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是明确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但对这种联系的论述在修改前后是有所不同的。修改之前，毛泽东显然并不急于阐述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他主要是在阐述不能割裂两步革命的关系、要明确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思想体系的区别等问题时，涉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修改后，毛泽东在多方面将社会主义的观念强化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系被强调了。主要表现在：其一，改变了一些概念的使用，使之更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要求，更突出反映社会主义的观念。如：将“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乡民大会”、“各级大会”分别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乡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代表大会”；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区别由“两个阶段的不同”改为“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并将“社会革命”阶段的提法改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提法；由实现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纲领”改为实现或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改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新民主主义论》，第24、41、68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688、706页】其二，改变或调整了一些论述，其中或删减原来强调注意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的话，或增加强调新民主主义时期已经具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因素的话，或改变原来的表达方式，大大强化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念。如：在阐述第一步革命的目标和性质时，删去了“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之时，其基本性质总是同一的”，增加了“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在阐述节制资本问题时，增加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在阐述新民主主义农业政策时，将“但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改为“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突出了对地主阶级的消灭含义，将“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在阐述国民文化的方针问题时，增加了“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两段论述；将“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政治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国民文化”改为“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将“这种一部分不是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改为“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在阐述当时国民文化的状况时，删去了“但是现时国民文化的基本性质，却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它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不是无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第10、26、66～68页；《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668、678、704～706页】。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三次修改，范围很宽，主要涉及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阶级理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理论等三个方面。仅从《新民主主义论》修改前后的内容变化看，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需要指出，这种变化表现在不同的内容上，性质并不一样，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表达方式变了，思想内容实际没有变。所谓没有变，是指在第二次修改时毛泽东已经有了某种认识，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来，随着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在第三次修改时将其明确提了出来。
例如，在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上关于中国无产阶级优点和中国资产阶级弱点的一些认识上的修改，把大资产阶级作为中国社会的反动力量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修改等，就属于这种性质。我们可以从同时期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印证。（2）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在第二次修改时，毛泽东的认识尚处在逐渐明确过程中，到第三次修改时，这些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或逐渐明确、或逐渐变化，毛泽东将此吸收了进来。这类修改反映了毛泽东的认识在修改之前已经出现了发展和进步。例如，关于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明确区分问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还在认为“农民一般都是小资产阶级”【〔日〕竹内实：《毛泽东集》第7卷，近代史料供应社，1975年香港版，第124页】。又如，关于无产阶级在未来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问题，直到《论联合政府》阐述共产党人的纲领时，也还没有明确提无产阶级领导【《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这些认识实际上都是后来才明确起来的。（3）有些认识是毛泽东在进行第三次修改之时增加进去的，或者是对原有认识进行了改动的，这类修改反映了毛泽东的认识在此次修改后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的增强，其中的很多提法显然是在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时才形成的。（4）有些认识的变化同时既有策略改变又有思想变化的性质，将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革命改为“领导”革命的认识就应该属于此类。
同时，我们还能看到，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此次修改，透露出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有了新的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在修改之前，毛泽东的论述主要是从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角度进行的，目的主要是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革命提供理论指导。而在修改之后，毛泽东的论述具有了对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和升华、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建设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的意义。毛泽东显然是希望通过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设，为人们更加准确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一般特点提供指导，为今后中国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指导，为今后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提供理论帮助。因此，毛泽东的此次修改不仅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也使《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建设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有了发展和升华。
几点思考
通过对毛泽东修改《新民主主义论》问题的考察，笔者想谈几点看法：
（一）在运用《新民主主义论》为史料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时期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思想时，应把《毛选》本和以前各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论》结合起来分析，不能单以《毛选》本为准。根据前面的分析，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三次修改具有不同的理论建设意义。每一次修改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进步、发展和变化，而第三次修改尤其突出。长期以来，史学界一般都以《毛选》本为准进行研究，这不够全面，不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当时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由此进一步推而广之，笔者还注意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修改的不仅仅是《新民主主义论》一篇文章，很多文章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都修改过，这些都值得?关注。
（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这三次修改中，第三次修改后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及其反映出的毛泽东乃至整个共产党人的思想，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是毋庸质疑的。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并不反映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毛泽东乃至整个共产党人的思想有什么本质上的转变。修改后的一些新思想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的，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而且也是很自然的，它主要反映出的是毛泽东乃至整个共产党人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笔者主张在研究毛泽东以及整个共产党人的思想时，既要关注修改前的《新民主主义论》，也同时应重视修改后的《新民主主义论》。
（三）从毛泽东第三次修改前的《新民主主义论》得到启示，同时参照《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修改前的原文，笔者觉得目前学术界和理论界的若干研究结论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根据《毛选》本《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这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最主要的特点。但是前文已经分析过，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在总结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后得出的，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问题和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区别问题所作出的一般性概括性的结论，并不能说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何时期无产阶级都具有“单独领导”或担负“主要领导”的地位，资产阶级则没有发挥领导作用。从《毛选》本以前的几个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论》来看，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论述始终是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就总体而言，无产阶级对革命处于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地位；二是就具体的革命各时期而言，在1927年至1936年间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了革命，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实际上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同领导了革命。毛泽东在同时期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至少也认为无产阶级在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是“自觉的参加”、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这两处“参加”的提法在1952年该文收录进《毛泽东选集》时被分别改成了“参加和领导”、“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日〕竹内实：《毛泽东集》第7卷，第126～127页；《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645页。】其实，我们认真反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根据具体实际而言，“参加领导或领导”的提法显然更接近历史真实。而且，有一个简单的常识恐怕在不经意间被后人忽视了，那就是革命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总该有一个过程，这种转变怎么可能在五四运动后顷刻间就完成了呢？由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更深入地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无产阶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不能只理解为“单独领导”，“参加领导”也是其应有之内涵。第二，具体到各个具体时期，革命领导权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至少在国民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了革命，而并不是现在很多人所认为的领导者只是无产阶级、共产党，而没有资产阶级、国民党。第三，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经历了一个时而参加领导、时而单独领导或主要领导、直到最终取得单独领导以至完全领导地位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从五四运动后顷刻间完成的。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的基本认识主要是套用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新民主主义论》后所表达的观点，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而这同样是毛泽东在总结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后得出的，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问题所作出的一般性概括性的结论。不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况套用这一观点，导致了我们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问题上的认识出现了一个盲点，即没有看到共产党人在革命前途问题上曾经是另有具体纲领的，即在某个历史阶段具有阶段性的目标和前途，而这个目标和前途可能只是有无产阶级“参加领导”而不是“领导”的国家制度。也正因为如此，在论及重庆谈判前后共产党人的主张时，很多学者依然在着重强调国内外形势使然和策略的一面，甚至依然在怀疑共产党人的诚意，却没有人注意到共产党人在重庆谈判前后的主张其实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笔者注意到，毛泽东第三次修改前的《新民主主义论》在革命前途问题上的论述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般纲领性质的，属于方向性和原则性的内容，即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二是属于具体纲领性质的，即提出了革命的阶段性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主要内容是先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中的思想也是一样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求“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6、1062～1063、1065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修改之前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使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党专政’”的提法，这在该文收录进1952年《毛泽东选集》时被改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日〕竹内实：《毛泽东集》第7卷，第130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页】；在《论联合政府》中甚至认为，共产党人的“一般纲领”也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里也没有后来收录进1953年《毛泽东选集》时增加的“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话【《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056页】。抗战结束时期，毛泽东对联合政府问题还给予了进一步的阐释，明确指出，联合政府可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可能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但对于这样的形式，共产党也“还是要参加进去”【《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页】。重庆谈判一开始，共产党人又明确提出：“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0页】在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结成了政治联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共同确认了以英美议会民主为蓝本的国家制度形式【参见方敏：《“五四”后三十年民主思想研究》第147～148页】。很明显，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有关思想与后来的联合政府思想、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态度和所作所为之间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适时的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有可能只是处于参加领导的地位的国家制度的阶段性目标和前途，反映了共产党人尊重抗战胜利前后时的国情、尊重实际的科学态度，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蕴涵着的深刻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当然，历史的发展并没有选择这一阶段性的目标和前途，这是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独裁内战政策的结果，但这并不能否认共产党人曾经设想过建立可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而只是有无产阶级参加领导的国家制度这个阶段性的目标和前途。?
3?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理论问题?
笔者发现，学术界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理论，成熟于《新民主主义论》发表时或发表以前的某个时期，而且都援引了毛泽东第三次修改后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各种阶级观点以为依据。但是事实上，毛泽东当初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在某些阶级范围的界定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定位上并不像后来修改的那样准确完善，至少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没有明确加以区分。再看看同时期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该文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划分表达得比较明确，这与同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关表述有所不同。但同一时期的两篇重要文章却存在不同提法，也多少能够说明当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还没有足够明确。另外，从毛泽东1940年写给萧向荣的信中可以了解到，毛泽东最初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明确区分【《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这也说明，毛泽东写这两篇文章的时期，正处在对这个问题认识的逐渐明确时期，是否到了足够明确的程度，值得斟酌。对于农民阶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虽然将其与小资产阶级分别单列介绍，但依然认为“农民一般都是小资产阶级”，这与同时期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提法相吻合。很显然，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资产阶级理论和农民阶级理论依然有些缺陷，究竟如何看待这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阶级理论成熟的程度，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文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