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亲身体验：经济烂摊子，民众大逃亡
2011年12月25日，是苏联解体20周年。1988年年底我为了做博士论文，到苏联去做调研。此前虽然读过很多关于苏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书，但对其整个地理状况的理解还很抽象。1988年底去苏联待了好几个星期，跑过很多地方。脑子里每天都盘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地球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经济这么差？我1984年到美国后才直觉体认到，在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会遇到严重经济困难，但有三个国家不应该，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苏联。我当时想，上帝为什么对苏联这么恩惠，对中国那么不公平，资源那么少！
这三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到居民即使不努力干活，也不至于饿肚子。只要政府不有意破坏本国经济，让它自然运转，生产出财富是水到渠成。
可是1990年春苏联已接近解体。我们从东柏林开车到苏联，考察了很多乡镇，发现出不去了。边境关口的人多到难以想象，大家用各种交通工具逃离本国。绝大部分都是本国产的三轮、拖拉机、破烂房车。到东欧方向去的人、车排了十几公里长，都带着各种生活用品，每天只能移动一点，那么多人不知要挪动多久才能离开。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逃离？而且那些人大多是专业技能最好的国民，因为农民和文盲不会跑。以上是我反思苏联的两个经验起点。
政治极端主义
苏联崩溃的原因已被国际国内讨论过千百次了，《南方周末》也两次刊发万字长文（见2001年8月16日头版头条《苏共亡党十年祭》、2011年8月19日《苏共亡党二十年祭》）。我希望提供一点新角度反思。
苏联的垮台是整个系统的失败（system failure），不是哪一个局部更不是哪一两位个人。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描述该系统失败的原点，我将之归因于政治极端主义。政治极端主义是从1917年到1990年代末的一个基调，只在极少数时候才有微偏这个基调的做法和政策。
中国自从跟苏联闹翻后，一直试图对苏联的系统做一个透彻分析，当年发表了很多文章批苏。中苏公开论战已近60年，现在回顾起来，还站得住脚、颇有说服力的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描述，只有八个字：“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对该系统的这一批判，堪称经得住时间考验。
政治极端主义体现在这个系统的所有方面。其基本点就是：放眼望去，到处看到的都是敌人，都是危险，都是阴谋，都是破坏。面对各种各样的敌人、阴谋、危险、破坏，你怎么办？那只能把所有能动员起来的资源，统统用来对付它们。
为什么会这样？开始确实有部分事实支持这种观察和判断。
当年列宁从西欧回俄国参与十月革命暴动的领导，在整个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对他们都不友好，也有非常敌对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说自己就是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掘墓人，别人怎么会客气待你？但也有很支持他们的，比如德国政府。所以那时有人说，推翻俄国旧政权的团体拿的是德国资助。
在俄国内部，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推行的激进政策，使中产和上层阶级原来的生活方式过不下去。当权者把一些贵族家族成员全部处死，包括儿童。“内外皆敌”的做法风行一时。
其实近代以来任何的大革命，都有一段短暂时间处于类似的非常状态。凡发生这种紧急状态的国家，政府都有一些紧急措施。问题是这之后该怎么办？
沉浸在这种特殊时期的政权有两大类。一类把这看做极其短暂的状态，尽力创造条件使它过去，尽快回复到正常状态。另一类像苏联，就是把紧急状态中的措施变得常规化了，这才是政治极端主义的病根。
为什么会常规化？有人说由于列宁死得太早。但我认为这只是偶然因素，很多紧急状态下的非常措施是他本人制定的。列宁有两句话很出名，其一，我们的革命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不仅包括拒受旧法律的约束，也包括非常时期的一切严厉措施不拘泥于新法律。这是对内而言。其二，为了我们的目标和利益，可以和任何人联手包括魔鬼，可以干任何事。这是对外而言。
如果是紧急状态下短暂实行的政策，那是可以谅解的。我读过列宁那段时间几乎每天的日程安排，从欧洲回到俄国，到他变成新政府首脑，只有7个月。对他来讲革命胜利太快，是意外。后来的那些应急措施都由于胜利来得太快，而不得不仓促临时决定。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后来变得常规化了。
我们也不要忘记，当年对中国的政策全不顾正义只维护自己利益的大国，首推俄苏。
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政策
政治极端主义产生于非常时刻。一开始是出于惊弓之鸟的心理，而实际的内外威胁淡化以后，往往会出现一种新的推动力使其延续，那就是新生的特殊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两个，一是军工利益集团，另一个就是克格勃。我读过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从192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只有这两个集团是始终维护紧急状况下的一系列特殊措施的力量。当年苏联党政军系统里许多人的回忆录、苏联学者的研究，绝大部分将问题追根溯源到这两个利益集团身上。
极有趣的资料来自苏联解体前最后两任克格勃的首脑，一个是克留奇科夫，参加了“八月政变”，后短暂坐牢；以及接任的巴卡金，原是法律教授。
在克留奇科夫开例行工作会议时，巴卡金发现他每次都提一大堆资料读。老巴有时侧目看，发现都是报告。等老巴自己当了首脑，才知道老克读的是克格勃从全国各地和全世界最重要地点送来的秘密报告。而巴卡金发现大部分都是些垃圾，西方报刊已经有报道，还有的是没什么根据的猜测。当年老克过目后再让人整理上报，直至送最高层领导人。
克格勃里有些人的技术、外语、专业都非常好，为什么要弄这么多垃圾？原来是把那些对他们最不利的都删掉了，留下的是对该利益集团最有用的东西。当社会出现有理有力的批评和诉求，他们要么就把这些删掉，说太平无事，体系完美有效；要么就把民间纯粹有关民生的批评和行动，弄成是敌对势力操纵、搞破坏。
老巴当了首脑后了解到，克格勃积累了1060万份书面报告。从他们汇报的内容来看，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出发点不是祖国，想不到国民利益，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这里讲的国民利益是national interest，以人民为主体。巴卡金感叹说：他们只要垄断了最高决策者的耳朵和眼睛，也就垄断了最高决策者的头脑。使其做出的决策，最有利于克格勃的利益。
除了克格勃，还有军队与军备产业系统。军工利益集团也是不断地给最高决策层输送一个信息：世界大战随时会爆发，我们的武器远不够。他们隐瞒信息到了什么程度？戈尔巴乔夫做了多年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实际军费。一直以为是公开的两百多亿卢布，直到做了总书记，才知道是八百多亿。他问：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答曰：只有三个人知道，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负责国防的，一个是负责军工的。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收到的数据都打折扣。老戈说，我们这么多年里每年八百多亿军费，占了三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怎么挺得住？
所以说，那个系统为什么会崩解？根子是它的体制在四面八方全都看到敌人和生死斗争，把这作为几十年来的常规状态，进而按此配置各种资源，最后才把国家给拖垮了。这是根本的，其他都是偶然因素。
理性纠偏力量为何不起作用？
问题是，几百年来很多国家都遇到过紧急状况，都不得已采取过非常措施，为什么大部分国家不会长期保持这种状态，而苏联却会？问题就在于纠偏机制的缺位，理性主义的纠正力量不能及时发挥作用。
列宁的时代要和后来的时代划分开。列宁时代有个基本规矩，只要是党内辩论，不管观点、建议、批评是什么，都合法，允许在党内公开争论。而且对说反对话者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把他地位降低，连开除党籍都不会发生，就是不让你做决策者而已。
如果苏联执政党一直保持这个规矩，就会有理性力量出来纠偏。异议声音能被及时听见，因为异议者绝不会坐牢、离婚、杀头。问题在于，列宁死后这个最低安全保障没了。比如斯大林把以前的同志及他们的老婆、亲戚抓起来后，别人来找他求情，他说：我也没办法，这是系统上的操作。他所言一半是托词，一半是现实。这个系统看到的都是敌人，所以在任何一个环节的操作上，都要从最坏的考虑出发。
苏共越来越保持高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为止，党内不可能对最基本的政策提出批评，否则就会被定性为叛徒、奸细，西方帝国主义派来的颠覆者。最低的惩罚是开除党籍，然后是自己坐牢、家人坐牢，很多人最后从肉体上被消灭了。
赫鲁晓夫上台后，部分地把党内的恐怖降低，减少了肉体消灭的可能。开除党籍、坐牢、流放，还是常见。
在这种状态下，理性主义的声音无法进入决策过程。在中等水平的民主法治国家，也一定会有部分人的头脑清醒，否认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会要求对外制造和平，对内让人民平安富裕，增加参与权。而在苏联这个系统内，这种理性主义纠偏机制基本上不存在。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相互指控：为什么你当年不提反对意见？为什么看到错误不提出来？二三十年以前你在哪儿？他们回答时都说：不敢讲话，私下都不敢讲，因为所有人都被监听，包括决策层。即使斯大林死后肉体消灭得到控制，但党内官员还是不敢讲真话，还是所有人被监听。政治极端主义到了这种情况。
从克格勃诞生（即“契卡”）到最后，赋予他们的任务就是这样：契卡是复仇之剑，其特权是不经法律程序就可以处死怠工者、投机倒把分子、叛徒内奸特务。在短暂的战争年代也许有必要，但后来常规化了。契卡的前两任领导都坐过沙皇的牢，都有理想，不太滥用权力，还没到明明知道自己的同志没问题也要搞掉他的地步。等他们去世，后来的人发现手中的权力谁都怕，太好使了。
政治极端主义背后都有利益集团，他们眼中没有祖国至上，只有自己的利益。苏联的军工利益集团后来扩张到什么地步？苏共两个稍具改革意识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说：你们要的资源是无底洞，就是把整个苏联经济全为你服务，也无法满足你的胃口。赫鲁晓夫说了这点，得罪了一批人。后来老赫下台，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苏联军队在所有战略战术武器的项目上，都想在量上超过美国和西方，他们的经济怎么受得了？苏联经济最后被特殊利益集团控制，老百姓生活困难，少数工人农民出来请愿，又被当成阶级敌人镇压。正常社会里的理性纠偏环节，都被体制封闭死了，这才慢慢积累成系统失败。
说到底，核心问题是政治极端主义，把1917年到1921年客观存在的非常状况人为地常规化。在此过程中，理性主义的声音和纠偏的力量越来越弱化。列宁去世后，这个渠道大体上被封。在各种内外真实威胁慢慢淡化、客观情况好转时，特殊利益集团又逐渐操纵了政治运行的关键环节，扭曲了决策过程，最后就导致体系失败；就像俗话讲的，小洞不补，大洞二尺五。除非对这个体系失败的基本动力过程作方向性的改正，否则它那辆车难以回头上正路。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戴志勇访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