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苏联解体给我们提供的教训就是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一，我们不能迷信改革，不能迷信制度的变革就能解决一切，不在于制度要不要变革，不在于改革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第二，改革是充满了风险的，这是最大的共识。改革也许会带来好的，也许会带来坏的，我们再不能把改革单纯地作为一个好东西，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
嘉宾简介：房宁，1957年6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以其独特的“第三世界视角”观察、研究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变化，揭示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的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对于当代民族主义复兴的历史背景做出了新的诠释。代表性著作：《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等。
对苏联解体的认识影响了中国20年来的历史
凤凰网历史：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至今已有20年，以您的研究，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房宁：苏联解体原因几乎讲了有20年，苏联解体如同苏联诞生一样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至于苏联解体什么原因，我觉得谈具体内容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一重大事件认识历史。
人类历史充满了奥秘，是很难破解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一样的，历史规律难以认识，但人们又在锲而不舍地探求历史的奥秘，而探求历史奥秘的重要方法就是抓住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解读，重大历史事件是探究历史奥秘的窗口。历史并不是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可以认识的，认识历史需要时机。
中国人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认识，影响了2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今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经验和三大挑战》，三大经验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我认为从苏联解体以来，我们有三大学习，其中之一便是从苏东剧变中汲取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美国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意见，他认为中国20年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20年来做出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决定，与其对苏联解体的认识有关。这是我对苏联解体这个问题重要性的看法。
苏联解体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迁有关
我认为不是单一原因导致了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有多方面原因，是复杂的。也许20年前的人们并不这样看，可能强调某一方面多一些，但我现在觉得20年来人们逐渐达成共识，即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更倾向于从多个角度看苏联解体，一定说哪个就是主要原因，这似乎有简单化的嫌疑。“主要原因”也是从那个角度上看。
在我看来，苏联解体与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迁有密切关系。要说苏联模式解体，就要说到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从斯大林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是高度的动员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这种模式建立之初其实比较顺利，它推动了苏联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模式，作为主战场的苏联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顶住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最后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模式其实仍然是比较奏效的，但后来这个模式失去了它的光彩。
这其中的原因和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有关，或者说跟经济全球化有关。苏联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要经历一个从上升到灭亡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究会束缚生产力发展，当其到达一定发展极限后，资本主义就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乃至二战结束之初，这种局面似乎还在发展。毛主席当时曾经说过，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那个时代比较混乱，充满了战争与冲突，列宁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这种危机是呈规律性出现的，两次世界大战相隔不远，一战从1914年到1918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开始了，而且更加严重，持续1945年，破坏非常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变化，60年代以后，西方逐步稳住了阵脚，从美国到欧洲，以及朝鲜战争之后的日本，西方阵营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
苏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反观苏联模式，反而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期.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来很清楚，经济全球化是重要原因。什么是经济全球化？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的再生产，就是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资本循环与周转的规模不断扩大。
资本有三种主要形态：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在马克思的时代主要是商业资本的跨国运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过。列宁的时代又有了借贷资本的跨国运动，列宁写过高利贷帝国主义，法国、德国都是。但在二战前，产业资本始终没有大规模投向早期工业化国家以外的地区，从资本运动的角度看，那时完全意义上的全球经济还没有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历史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产业资本开始超越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扩张，形成了世界性的、全形态的资本流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这一变化大大扩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空间，战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效果展现了出来。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加国外市场，国内资源加国外资源。西方经济包括技术获得了一次新的突破，从而使世界经济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西方不仅摆脱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还获得了很大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福利社会，相比之下苏联却失去了早年的风采。
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加入到这个进程中。中国某种程度上加入了，苏联没有，苏联经济主要还是在苏联和东欧那个小范围里循环，经济慢慢停滞下来。苏联在全球化浪潮中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反被边缘化了。所以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苏联的政治交接制度一直存在问题
如果从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层面看，苏联有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苏联的政治继承问题，苏联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继承制度。从列宁这一代开始，在我看来，苏联所有的政治交接都是有问题的。
列宁到斯大林的交接就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党内冲突，这和后来的肃反扩大化都有关系。苏联是比较集中的体制，而任何一个集中体制的权力交接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人或者集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看看苏联，首先是从列宁到斯大林，斯大林总体上还算是继承了列宁的事业，但是他清洗了列宁的战友：布哈林和托洛斯基（又译为托洛茨基）两个集团。后来还有肃反扩大化，基本上把当年“胜利者代表大会”中央委员都搞掉了，斯大林对列宁的接班伴随着政治清洗。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共内部又发生了政变，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集团清洗了贝利亚、马林科夫，斯大林的继承者被清洗掉了不少。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我们也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下台的，那也是一场政变，这说明苏联的政治交接一直存在问题。
政治交接的风险导致苏联出现老人政治
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进入了老人政治时代。当然斯大林也是死在任上，列宁死在任上，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老人政治就更加体制化。勃列日涅夫之后，包括他在内的三个总书记都死在了任上，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从列宁、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七位领导人的六次交接，应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戈尔巴乔夫。
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老人政治呢，这也是吸取以往教训的结果，因为政治交接充满风险，减少交接次数就可以减少政治风险。苏联的老人政治是有原因的，因为没有更好的交接办法，所以不交接就没事了。但很可惜，又不可能不交接，这是自然规律的问题。结果老人政治的风险反而更大了，因为老人会去世，会死，他一死怎么办？那就更麻烦了。政治继承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问题，苏联一直没有搞好，到最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苏联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跟我们讲过，当时情况很简单，因为老人政治带来了严重问题，所以大家都认为应该找一个年轻人，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年轻而有活力的人，戈尔巴乔夫就是他们所要找的人。
戈尔巴乔夫缺乏政治基础必然标新立异
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出在哪里？他没有政治基础，虽然老的领袖去世了，但整个党内的老人政治还存在，老政治家还在，戈尔巴乔夫作为年轻干部，上来以后受到很大牵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他通过标新立异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而这种标新立异的趋向是迎合社会上的、非主流非苏共的意识形态，他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源，寻求社会支持。他要扮演一个所谓的改革者形象。这是苏联解体在政治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肯定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也不批判他了，也不替他辩护，这种今天批判和辩护都没太大意义。有人说不怪戈尔巴乔夫，有人说怪戈尔巴乔夫，我们要尊重基本的事实，苏联就是在他手里毁掉的。至于他是什么动机、什么原因，人们当然可以去讨论，但是我想从制度上来揭示，因为我是政治学家，我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可能和别人看的不一样。当然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也很重要，但老人政治是个很具体而直接的问题，对老人政治最后的反动，使苏联出了个戈尔巴乔夫。
凤凰网历史：有这样的因素。
房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还面临着困境，他没有政治基础，他是局外人，根本无力去左右苏联体制，但他又是名义上的领导，这样问题就产生了，毁灭苏联的因素就出现了，他要去动员社会力量，在党外寻求支持。而在党外寻求支持，就必然要标新立异，必然要搞所谓的“大民主”，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摧毁原有体制，或者说破坏原有体制，把原有体制撕开一个口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旦撕开，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体制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可惜苏联没能经住这种冲击。
苏联体制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包括民族问题、军备竞赛等等，但从苏联体制看，为什么僵化？为什么缺乏活力？还和苏联的老人政治有关，苏联是保守的，不愿意出事儿。从全球化角度解释，从苏联体制的核心制度--政治继承制度上看，这是导致苏联解体两个重要层面的原因。同样一个体制，可能在有些情况下是好的，有些情况下是坏的，甚至是无法存在的。
斯大林晚年便认为苏联一切都是完美的
房宁：西方当然起了很多作用，这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是苏联的竞争对手，千方百计搞破坏，这个好理解。但苏联失败从根本上说不是被西方打败的，还是自己的经济、政治模式出了大问题。
谈到媒体的作用，从意识形态、从文化的角度认识苏联解体也是有意思的。苏联诞生于民族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民族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入侵，之后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生于危难与忧患的苏联文化原来很豪迈，积极向上，意识形态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在斯大林晚年，苏联意识形态出现了停滞和僵化的趋势。一个是价值观问题，借用宗教学的角度看苏联，苏联意识形态应算是“一神论”，“一神论”是要走向完美主义的。到了斯大林晚年，苏联的一切被描述为美好的，苏联已经达到了共产主义或发达社会主义，基本上已经走进了理想天国的门厅，还没完全进去，那是苏联谦虚。实际上他们认为苏联是世界的楷模。
我最近刚刚去过俄罗斯，和俄罗斯大使馆的同志有些接触，他们给我讲了不少小故事。孙公使在苏联解体时就在莫斯科。宫大使，中国俄语首席翻译，给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历史性的会谈做过翻译。他们谈到当年有一个任务，把苏联领导人的讲话，重要文件翻译成中文，给国内写报告。可是当年报纸上的第一版、文章的前几页几乎不用看，完全一样，他们当时都觉得困惑。苏联官僚体系到了这个程度，所有人都照抄照搬到了这步田地，这是文化上退化的严重表现。党及其官僚体系陷入了僵化的教条主义，不思考，不努力，历史终结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但事实上，世界并不是这个样子，世界在变化，苏联在落伍。
苏联意识形态僵化与知识分子发生冲突
这样的状况在人民群众中自然会造成不满，首先就是和知识分子发生冲突，因为知识分子比较活跃，比较了解国外。
写《让历史来审判》麦德维杰夫兄弟，
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了解世界，知道苏联在落伍，所以对苏联有意见。刚开始也就是有意见，苏联当局压制他们，结果闹对立了。
现在又反过来了，包括麦德维杰夫的弟弟，现在说如果再选择，就选择苏联，多悲剧啊！苏联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僵化与了解外国、思想活跃而又比较追求个性的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冲突。苏联当局采取了比较简单的办法，为什么有《日瓦戈医生》？为什么有《古拉格群岛》？这些苏联文学反抗，包括死掉的哈维尔那些东欧人，1956年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知识分子不满意，当局压制他们，知识分子首先变成了反叛力量（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现在看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是反苏的而是爱国的，他们和苏联共产党发生了矛盾。在西方的支持下，在倡导“公开性”的戈尔巴乔夫时代，这一切都爆发了，他们站到了批判者、对立者的立场上。
知识分子击中苏联弊端倒下的却是祖国
当然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非常遗憾的是，知识分子批判的苏联的那些弊端，大都是有道理的，《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我们看了也很震撼，也同情。他们揭露的是弊端，鞭挞的是罪恶，有没有罪恶？镇压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是有罪的。图哈切夫斯基怎么死的？也有说是中了德国人的反间计。但斯大林无论如何是有错误的，苏联有严重问题和弊端。知识分子揭露和鞭挞主要是社会的弊端，但倒下的却是自己的祖国。这是俄罗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今天的反思，历史多么无情呀！但这的确是当年许多苏联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尽管我相信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苏联解体。
说到这里，我还想多说一句，今天中国有很多年轻的媒体从业者，他们是有正义感的，他们看到了许多社会的弊端，许多人世间的不公平，他们希望拿起手中笔，批评出一个新中国。但愿可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呀。中国需要批评，但新的中国从根本上来讲是建设出来的，不是批评出来的。所以，批评希望具有建设性，具有责任感，希望批评者能够理解他所批评的那些现象，批评者也要有科学理性的头脑，应该适度，要有底线，不能无限上纲，无限扩大。媒体说的一件事可能确有其事，但是如果媒体上只说这种事，那什么叫做真实？它是一个具体的真实，还是一个整体的真实？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中国媒体和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要考虑到的问题。
当年苏联很多媒体和知识分子是好的，是爱国的，但他们揭批了弊端，倒下的却是祖国，这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这是经验教训的总结，俄罗斯人早已体会到了。当然俄罗斯今天又出现了一些分歧，但是我相信俄罗斯人明白他们的利益在哪儿，应该怎样去认识自己，怎样生活得更好的。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善良的人容易被愚弄，所以特别要警惕，不能一厢情愿，要考虑到事物的复杂性，要考虑到怎样才能真正去解决问题。
苏联上层精英集团自我意识很模糊
凤凰网历史：由苏共党员构成的官僚群体在苏联解体和苏共覆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苏联的官僚阶层拥有大量特权，但他们仍然表现出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房宁：官僚主义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有诸多争论的问题。人们经常会说苏联有上千万党员，苏共有那么长的历史，为什么苏联的精英阶层在国家面临解体的时候没有去抗争，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目前在这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是大卫·科兹教授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
凤凰网历史：恩，他认为苏联解体源于上层精英集团的变质。
房宁：你熟悉他的观点？科兹认为苏联上层精英们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已经蜕变了，通过苏联体制，他们变成了资产者、私有者，通过管理苏联的财产，完成了奥村宏所说的那种“经理革命”，经营权侵占所有权，本来受人民委托的代理人，变成了事实上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由于某种制度上的缺陷，反倒缺位。
一定程度上，科兹的解释可以部分地说明当时苏联上层精英集团的问题。由于苏联的体制，上层集团确实有特权化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感觉在历史重大关头，这个群体的自我意识很模糊，角色意识很模糊。
官僚集团在苏联解体时处于麻木状态
说苏联的官僚阶层开始对改革抱着怀疑，后来又积极支持改革，似乎看不出这种变化。尽管科兹讲的有道理，但我感觉苏联的精英集团其实很麻木。在几十年历史中，他们已经听惯了套话，缺乏思考。也许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来得太过匆忙，太过急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苏联行将解体，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问题，以至于在这种比较麻木的状态下毫无反应。
也许并非像科兹讲的那样，苏联的精英阶层已经意识到自己变成了苏联社会实际上的主人，只是苏联的宪政制度妨碍了他们名至实归地占有国有资产。苏联解体后出现极少数的寡头，但这些寡头并不是原来官僚集团里的人，是各种莫名其妙的人。现在看来，苏联官僚集团更像是由于僵化而没有出来阻止这场变化，不见得是由于利益上的考量或意识形态上出现了转向。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偶然性。
从戈尔巴乔夫1986年上台，到苏联解体不过是5、6年时间，苏联是在地方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包括选举（他们并不知道选举的厉害）的冲击下解体。实际上我认为苏联官僚集团是在麻木和猝不及防中，被历史甩到了一边，不见得是由于他们的蜕变导致了革命，上层精英集团的无所作为，他们实际上成了历史巨变的旁观者，这的确在历史上很少出现，是令人费解的。也许这个解释更接近于实际，当然我并不排除有人是明白的，有人已经蜕变了，变成了资产者，苏联解体对他们有好处，但不能认为多数干部是这么想的。很难设想最后苏联最高的统治集团出来进行政变，（编者按：指由亚纳耶夫等苏联高层发动的“8·19”政变）试图阻止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上层已经蜕变了，他们为什么要在最后出来阻止这场变革呢？如果变革已经完全符合了他们本人和集团的利益，他们的政变则是无法解释的。
苏联精英集团被意外冷冻了，原因是改革来的猝不及防，他们没有经验，他们不知道一旦开放选举会是什么样。连叶利钦恐怕也不知道，而一旦选上他就明白了。在一个没有竞选的国家里，忽然被选出来的人拥有很大的权力，尽管他没有一兵一卒，但他简直就是上帝。
中国1989年的情况似乎可以印证一些东西。89年的时候，许多中共干部也不明白，北京很多部委的干部居然也跟着上街了，那些部委的干部难道已经是资产阶级了，难道他们是“经理革命”的受益者吗？不见得。由此推断，我认为就是糊涂，集体无意识，集体麻木，多可笑。
一个群体站在自己利益的对立面，来促进这个事，把自己往悬崖底下推。苏联官僚集团在整个大楼倒下的时候，跑都没跑，麻木地站在那里。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是最大受益者
凤凰网历史：苏联解体中民族矛盾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各个加盟共和国所代表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对苏联最终走向解体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房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我认为多数人都是不明白的。除了西方以外，在苏联内部有两批人是最明白的，而且他们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像科兹讲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谁呢？他们有两个代表，一个是纳扎尔巴耶夫，另一个就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的时候，用那些极其漂亮的民主、自由、公开性的词藻，把苏联人民、苏联的党政干部迷惑得头晕目眩，其实有两批人最清楚这个事情的结果，他们利用了这个形势，成为历史最终的驾驭者和受益者。这些人就是地方上的领导，包括叶利钦，他也算是地方领导，只不过他的地盘大而已。苏联官僚集团中的地方首长最明白这个（苏联解体）的价值，苏联恰恰是被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搞解体的。
这些官僚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知道只要苏共的权威没有了，苏联中央政权的权威没有了，那么这个权威绝对不是被“民主”了，结果绝不会是一人一票，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永远不会落到普通人手里，中央不拿地方就拿，这个他们非常懂。20年的历史证明这些人很明白，对这一点当时看不清，现在看得太清楚了。地方大员在静静等待着苏联中央政权的瓦解，从而继承苏联部分的权力，苏联解体以后，权力没有落到别人手里，都落到他们手里了。
可以说是加盟共和国地方势力，也可以说是官僚次精英集团，他们是最明白的。苏联解体实际上是苏联国家政权的一次转移，从原来的苏联中央集团精英手里，转到了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手里，所以俄罗斯并没有解体，哈萨克斯坦并没有解体，到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还是纳扎尔巴耶夫，他统治了20年，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还有西方。
苏联解体教训：我们不能迷信改革
凤凰网历史：今天研究苏联剧变与俄罗斯转型有什么意义？苏联改革失败为后来人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
房宁：苏联给我们提供的教训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解体让我们知道了很多：
第一，我们不能迷信改革，不能迷信制度的变革就能解决一切，不在于制度要不要变革，不在于改革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
第二，改革是充满了风险的，这是最起码的，最大的共识。改革也许会带来好的，也许会带来坏的，我们再不能把改革单纯地作为一个好东西，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是很最重要的问题。
改革必须有深刻的理性要循序渐进
苏联改革的弱点是它的浪漫主义，它在不清楚原有体制是如何造成令人不满意的状况下，就想去改变，那是不可能的。改革必须有深刻的理性，改革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改革也要循序渐进，要让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逐渐去消除问题，而不是通过改革直接消除问题。
就像今天的中国，中国今天问题很多，能改吗？官僚主义能改吗？腐败能改吗？现在很多人提出了很多药方，但在中国没有市场，为什么？因为这些药方似乎是在消除弊端，但问题是采用这些药方要有条件。我们与其去提出很多消除病症的药方，不如去创造能够采取药方的条件。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很多改革措施是不能采取的。现在我们对改革的认识清醒多了。尽管原有的相对集中的体制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取消这样的体制，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在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强化了社会主义，加强了共产党领导的体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然也有其他的改革），所以中国才有这20年的机遇期，20年的充分发展，中国与原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谁是谁非，哪个对哪个错，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事实证明苏联的道路是错误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总体是错误的，中国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国的改革是正确的，中国应该沿着自己现在的道路继续前进，通过改革不断地调整和修正，但不是推倒重来。 来源: 凤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