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苏联的解体，就想起解体前几年才开禁的伟大作家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1899-1951）。当年，看着这位已故作家被禁了60年的作品，人们竟发现，“与其说他是从过去，不如说他是在从未来和我们交谈，他在解释我们昨天和今天遭受痛苦灾难的根源和前景”（普拉东诺夫研究专家弗·韦林语）。
牺牲个性的“我”
1951年1月5日，贫病交加中的普拉东诺夫死于肺结核。我想象那是个飘着雪花的阴冷的黄昏。就在这样的一个黄昏，在他的家乡沃罗涅日市一条小路边僻静的角落，我找到他的纪念碑，拂去雪花，现出这样一句话：
没有我，人民是不完整的。——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这句话当时那样地震动了我——我深信这里有他一生对苏维埃事业的思考和守望,也正道出了苏维埃大厦轰毁的一个根本原因。不过，这一定不是他最初的思想。这个世代贫苦工人家的孩子，一旦从十月革命中看到新生活的曙光，便迷醉于近在眼前的全宇宙革命胜利的憧憬之中。为了这一憧憬，就像当时那些狂热的斗士一样，他认定必须牺牲作为个性的“我”。
在一篇题为《标准化的工人》的文章中，他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事业是在消灭个性、并以个性的死灭来创生新的社会、新的集体”。没有个性、没有情感的标准化的工人成为普拉东诺夫最完美的人的形象——“标准化的螺母乃是社会主义的最好的组成块”，“标准化的工人乃是最优秀的共产党人”；既然消灭了鲜活的个性，继而他当然地否定感情，否定爱情，否定一切思想文化价值：“历史走着这样的道路，思想意识的日益发展是以泯灭情感为代价的”，“一个人应该努力与所有人而不是只同一个人结合”，“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性正在被思想吞食掉……我们总的任务就是压抑下自己血管里情欲的热望，让思想而不是女人——这一蒙着美色面纱的性来做人的新娘”，“社会的物质生产组织化愈是完善，哲学、宗教、艺术愈是无益而有害……难道时至今日，基督、雪莱、拜仑、托尔斯泰还比电气化更有意义吗？”
普拉东诺夫的诗歌和政论中，再也没有作为个性的“我”。“我们”成为唯一的主人公。
但是，以否定个性为代价，真能换来新的社会肌体的创生吗？
幸亏他的职业是土壤改良技师和农业电气化专家。他有可能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正如他说的，“他不能长久地忍受真理和现实之间的断裂”。他领导兴建池塘、堤坝、电站，排水造田，组建农民土壤改良社，整春整夏地住在工棚里。而现实总是最好的老师。几年的挫折和坎坷经历，震动了他的精神世界：他早期小说中那些充满狂热幻想的主人公消失了，代之以在俄罗斯大地上苦苦寻找生活真理的人。普拉东诺夫正是以这些主人公的求索和遭际，考验和探索着自己的理想。
小说《格拉多夫市》（1926）首先道出了一个惊人的观察与思考：“官僚主义乃是一种新的社会病症”：格拉多夫市的国家公务员什马科夫大言不惭地向同僚们揭示一个“时代的秘密”：“尊敬的国家战士们，没有官僚机构，苏维埃国家一小时也坚持不了”，“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无产者的代理人，就说我吧，我就是代理的革命者，代理的主人！你们觉出这里的奥妙吗？一切都被替代了，一切都成了假的！都成了代用品！过去是鲜奶油，现在是人造奶油：挺香，就是没营养！”国家的主人被代理了，公仆成为真正的主人。
而在另一篇反乌托邦小说《切文古尔镇》（作于1927－1929，1988年发表）中，“切文古尔的共产主义理论家”、革委会秘书普罗科菲提出把人组织起来，以便消除自我的理论：“凡是有组织的地方，动脑子的永远不会超过一个人，其余的不过是一些行尸走肉”。“组织——这真是个绝妙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可是谁也不能拥有自己。”普罗科菲拥有切文古尔唯一一部马克思的书，所以他认为自己有权为切文古尔立法。他从未有过不变的信仰，却始终在制造信仰、宣扬信仰。在中篇小说《地槽》（作于1930，1987年发表）里，普拉东诺夫把这个观察和思考最为具体生动地展示出来。
在一座旧城的荒地上，破陋工棚里睡着一群瘦骨嶙峋的无产者。这里要建起一座让本地“全体无产阶级”都能住进去的大楼。这群工人“惟恐被新生活拒之门外”，正在拼命地挖掘大楼的地槽。但是竟没有一个人设想过自己住进那座大楼，因为那座大楼是给“全体无产阶级”住的，而不是给某个单个人住的。区工会苏维埃主席帕什金同志视察工地，对工人们说出惊人之语：“社会主义没有你们不要紧，可你们没有它就白活了。”“反正幸福是会来临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为了避免在这些仅仅为“历史的必然”活着的人身上“郁积忧闷的情绪”，帕什金同志占领了工棚里的休息阵地。他在这群精疲力尽的工人的住处装上一只广播喇叭，“让每个人都能从喇叭中明白阶级生活的意义”有的人听着听着，兴奋不已，也有人却“感到一种无端的羞耻。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可以反对任何说话者和教育者，而只是自己愈来愈感到耻辱。”
这种被迫没有思考，无法思考、别人拼命要把你的生活意义指给你——生活意义要等待别人赐予的人生是多么可怜，多么可耻。生活在这种“没有你们不要紧”的“社会主义”里又是多么荒诞、可悲。根据“历史的必然”而规化的生活方案，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对真实具体的人的命运的关心。
颇有意味的是，《切文古尔镇》的那位“理论家”兼革委会秘书普罗科菲，同时掌管着切文古尔财产登记簿，他早已在“开列自己未来财产的清单”，要使自己成为切文古尔共产主义大家庭的“长兄”，好“成为朗朗天空下全部家具的继承人”。他先偷偷摸摸让妻子把自己现有的家具运到外地的姑妈家，而自己则等着“把切文古尔整个拿到手”。
实际上，苏联一解体，顿时就出现了一个个普罗科菲式的大家庭的“长兄”，成为苏联全部家具的继承人。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那些“代理人”、那些“替代品”？为什么会出现普罗科菲的组织理论？为什么会出现不理睬“单个儿的马卡尔”的“全局规模”？为什么要盖那座给“全体无产阶级”、而不是给某个具体人住的大厦呢?
如果一个整体不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组成，整体就会变为行尸走肉；如果人民不是由一个个自由思想的人联合起的“自由联合体”（马克思语），人民就会成为任人摆布的没有灵魂的空壳，而这正是专制制度下所需要的个体。
终于，《切文古尔镇》的主人公德瓦诺夫在人这个现实世界的支点上苏醒，认识到“这里不是摆着一架机器，而是人们在生活。他们自己不安排好，你是调整不了他们的。我以前认为革命是火车头，现在看，不对了”——火车曾让德瓦诺夫的父亲狂迷过，后来这位老工人失望了：“因为这个火车头是那样一味准时而无情地驶过，不问穷人的死活，不顾农村的荒芜，不管贫儿的命运。”所以德瓦诺夫说，“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一台自己生活的蒸汽机。”这里正包含了普拉东诺夫对自己前期狂热思想的反省，包含了普拉东诺夫作为现代人的那句警语的现代性思想：“没有我，人民是不完整的。”
有“我”的人民
完美的整体应该是由一个个鲜活个体构成的鲜活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普拉东诺夫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说过，“单个人是不能够理解其生存的意义和目的的。”我想中国人是可以理解他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只有在上配天道、下张人伦的整个社会伦理系统之中，才有了自己的定位，才能理解自己的真实存在，建立起“我”的责任感。只是在千百年凶险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下种种为自保而宁愿自我泯灭于群的“哲理”，从“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到“出头的椽子先烂”，到“难得糊涂”……而这泯灭了自我的“群”也就成为一盘散沙、一潭死水。实际上，这正是统治者的大治绩。
但是毕竟有卓然独立的人。屈原放逐，行吟泽畔，述说自己得罪于“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渔夫怪他“不能与世推移”，说是“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干脆一块儿龌龊、一起装醉吧。屈原自沉汨罗，不肯泯灭个人的责任和担当。中华民族正该珍惜这些民族的脊梁。
不过屈原毕竟不是普拉东诺夫思考中具有自我独立意识的现代人。在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中，普拉东诺夫的这句话让我们深思。百年来的中国正在经历着现代化的社会转型。现代人不是现代化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成功的先决条件。缔造有责任、有担当、有作为的现代民族精神，应该是从陶铸一个个自由独立的、有责任、有担当、自尊自爱的自我开始。
对普拉东诺夫的“有我的人民”的探索，俄国人一直持续至今。普京在《至2020年俄国发展战略》说：“人的发展，这既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基本目标，也是必要条件。”梅德韦杰夫也说，“今后一切社会活动和经济工作都应该指向开发自由的、有责任心的人们的创造潜能……当今，正是人，应该成为国家投资的基本目标。”
不过，普拉东诺夫当年为这“有我的人民”的拼搏，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只有在小说《龟裂土》（1934）中，人们会看到一株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生存的法国梧桐的形象。“它的树皮被野兽啃咬、抓划，瘢痕累累、满目疮痍。可是它躯干里保藏着生命的汁液，它的根如利爪般嵌入山石，像要把那本要致它于死命的石头吸入自己巨大的树干……”我还记得他的《在美好而狂暴的世界上》的那位火车司机。他分明“感到了那种潜藏在光明中的黑暗势力”，“那种能够随随便便、无动于衷地摧残人的、在劫难逃的势力”，“正在毁灭优秀的、出类拔萃的人们”。而这位年轻人“下定决心”要反抗这种势力：
“因为我感到我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我感到我有人的独特性。”来源: 经济观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