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发表影响当时法国和西方世界的讨伐法国军方胡作非为的檄文《我控诉》发表100周年之际，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希拉克致信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后裔，对于100多年前法国发生令这个文明国度蒙羞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左拉及其德雷福斯先生和他的家人不畏强权、积极作为，有力地捍卫公平正义和法国的价值理念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和由衷感谢。希拉克在信中说：
正好一个世纪以前，法国经历了一场严重、深刻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像犁的刀口般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彼此以极大的暴力互相攻击。……虽然德雷福斯上尉的家人坚持到底，当局仍然避重就轻处理这起事件。那是个阴沉的工作，与本国的价值观及历史背道而驰。它是个严重庞大的司法错误，可耻地出卖了国家的原则。可是，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畏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份，执笔为真理服务。……因为这两位不同寻常的人对我们的共同价值--国家与共和的价值--充满信心，而且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爱如此深切，因而使得法国与它自己和解……
希拉克这封信代表了法国政府的立场--对正义和公正的支持。希拉克不是第一个坚定支持德雷福斯事件受害者的法国领导人（在他之前的多个法国总统都公开表明了对这一事件毫不含糊的态度，之后也亦然），而且，早在100多年前，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之后，法国政府就自觉地站在了德雷福斯和左拉一边，与当时法国主持正义的力量薄弱的知识分子“合谋”，同顽固守旧的军方及强大的民族主义势力进行了不折不饶的斗争，终于恢复了德雷福斯上尉的名誉，维护了法国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荣誉。
德雷福斯是法国陆军参谋总部一位犹太裔实习军官，1894年10月15日，一个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降临到了这位上尉军官的头上，参谋总部统计处（情报局）以叛国罪逮捕了他。
事情的起因是一纸没有日期没有署名的备忘录：9月底，法国安插在德国驻法大使馆的女间谍，从德国大使馆武官的废纸篮里捡到了一份被撕成6片的文件。女间谍将这份可疑的文件交给了法国陆军参谋总部统计处亨利上校手上，经过统计处粘贴后确认：这份备忘录表明写作者准备向德国间谍提供法国军队的最新情报，这也意味着法国军队中隐藏着一个德国间谍，尽管这份备忘录没有署名没有日期，但其提供的法国军队的最新信息却让法国军方大吃一惊，他们立即开始了秘密调查工作。亨利和统计处5名同事很快将目标锁定为最近接受训练的德雷福斯上尉，主要依据是笔迹有点像。统计处很快向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和陆军部长梅西耶将军进行了汇报，两位将军立即认定德雷福斯上尉就是德国间谍。陆军部长向总统和总理汇报相关情况时，好几位政府官员认为证据不够充分，建议就此打住，以免影响法国军队名誉。外交部长阿诺托认为，整起指控基于一纸从外国大使馆偷回来的未署名文件，其合法性不仅大为可疑，还可能引发国际事件。他要陆军部长答应，若没有发现确切的证据，就要停止调查。可是，梅西耶并没有听从外交部长的建议。他们很快从法国银行请来了一位专业笔迹鉴定家，对截获的文件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进行比对，当鉴定专家作出文件中有多处且重要的差异时，陆军部长便请来了一位反犹大主义的笔迹鉴定、被共和国总统称为“完完全全的疯子”的贝帝荣进行笔迹鉴定。内帝荣作出了德雷福斯笔迹与备忘录吻合的结论。于是，厄运便降临到了这位梦想在军营大展身手的犹太裔军官头上。
尽管德雷福斯否认自己有背叛国家的行为，声明备忘录上面的字迹根本不像他的，甚至没有试着模仿他的笔记。但负责审判的帕蒂上校及其参谋总部人员仍然认定他就是间谍（几年以后被揭露的事实证明，是参谋总部的亨利上校按照一些人的意图，让一个叫埃斯特卡齐的双料间谍伪造了德雷福斯的笔迹，制造了轰动世界的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案件很快进入司法程序，由参谋总部帕蒂上校和皮卡尔上校负责询问和审判工作。德雷福斯的辩护人（妻子露西、兄长马蒂厄及律师德芒热）因意识到秘密审判的危险性，上书总统请求仲裁，但佩里耶总统拒绝介入军事案件（当时的法国，政府很难约束军方权力）。当秘密审判开始后，德芒热在军事法庭上据理力争，他指出备忘录笔迹与德雷福斯笔迹根本不符，军方的笔迹鉴定专家的回答竟然是德雷福斯是将自己的笔迹与妻子、哥哥的笔记混合，构成所谓“自动伪造”。12月22日，法国陆军第一军事法庭判决德雷福斯叛国罪成立，法庭命令德雷福斯自武装监狱服刑并公开拔阶（一种羞辱与惩罚违法军人的刑罚，当众拔去军人的军服、军用器械等）。军事法庭驳回了德雷福斯的上诉请求，于1895年1月6日对德雷福斯进行了拔阶处罚，很快将其押解到法国西海岸的一个孤岛上服刑，至1899年9月特赦。德雷福斯被几乎所有法国人当作共和国的敌人，受尽侮辱、谩骂及身心的巨大折磨。尽管其间，有证据证明德雷福斯是受人陷害，少数有良知的知识人利用媒体的揭露批评，希望公布所有与之有关的文件，进行公开审判，但陆军部长以公布相关文件会带来外交麻烦甚至战争为由拒绝公布，也拒绝改变德雷福斯有罪的立场。当时的法国，由于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等原因，让很多国民感到羞辱和愤怒，各种矛盾冲突空前激烈，如个人与国家的冲突、政府与军方的冲突、教会与国家的冲突等等，民族主义思潮趁机抬头，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犹太主义浪潮，除了宗教的原因外（圣经上说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他们对犹太人拥有的巨额财富以及对金融的控制也有着强烈的不满。反犹太主义人群十分广泛，除了教会和普通民众之外，还有知识人、政府要员和军队将领，德雷福斯事件极大地应合了反犹太主义者的心理需求，得到了法国社会的广泛支持。德雷福斯事件的制造者亨利、帕蒂甚至陆军部长梅西耶都是坚定的反犹太主义者，加上军方维护其军队声誉的目的，一直置客观事实于不顾，让德雷福斯事件愈演愈烈。
德雷福斯案件明显的证据牵强和德雷福斯的拒不认罪，并没有引起法国社会的注意或者说思考，一名叫帕莱奥洛格的法国外交官在日记中写道：“法庭宣判的当天上午，全巴黎的新闻界，由极右至极左，由教会、君主主义者的报刊到极端社会主义者喉舌，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安心、满足、喜悦--一种胜利、复仇、凶猛的喜悦。”一些人（包括记者和议员）还对法国议会1848年通过的禁止判处政治犯死刑的法令相当惋惜。只有英国等外国媒体对法国军事当局审判德雷福斯的司法程序提出了质疑。
左拉的积极介入与“知识分子”的觉悟
尽管德雷福斯的哥哥马蒂厄为营救弟弟，与英国记者合谋编造出假新闻以期引起社会对逐渐被人淡忘的德雷福斯事件的关注，达到重审为弟弟洗脱罪名的目的，尽管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拉扎尔写文章、发行小册子对德雷福斯事件质疑（认为是反犹太主义者的陷害），但除了几家外国媒体和外交人员的非议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法国军方也没有重审该案的打算。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皮卡尔上校向外界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之后。
1896年3月，德雷福斯被流放至魔鬼岛一年之后，驻德大使馆女间谍从大使馆武官废纸篓里捡来的蓝色便条显示出其笔迹更像给德雷福斯定罪的备忘录上的笔迹。新上任的统计处长皮卡尔上校通过艰苦的调查后发现，将德雷福斯放逐到魔鬼岛的备忘录竟然出自一个叫埃斯特哈齐的有赌博恶习的匈牙利裔步兵营军人，直接负责这一案件的亨利涉嫌伪造证据。皮卡尔向参谋部长和和副部长汇报之后，却被早就知晓这一秘密的参谋总长布瓦代费尔调离巴黎。正如事件的关系人德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施瓦茨科彭后来所说的那样：皮卡尔若证实德雷福斯无罪而埃斯特哈齐有罪，那么，布瓦代弗尔、陆军部长等人就有罪，军方及法国的声誉就完了。皮卡尔虽然是反犹分子，但他效忠司法的公正甚于效忠军队同僚及对犹太人的憎恨，1897年6月，他利用回巴黎休假的机会向朋友透露了这个惊天秘密。皮卡尔的这位朋友向参议院副议长舍雷尔?克斯特纳转述了皮卡尔的发现。这位副议长安排侦探跟踪埃斯特哈齐，并向总统和陆军部长提出了对德雷福斯案件的疑问，但没有得到积极反应。克斯特纳公开要求恢复德雷福斯的军职，引起了外界特别是新闻界的警觉。当马蒂厄得知这个惊天秘密之后，便与律师德芒热合作了一封写给陆军部长的信，并刊登在1897年11月16日《费加罗报》上。获知德雷福斯事件的惊人内幕的著名作家左拉加入到德雷福斯阵营，9天后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舍雷尔?德雷福斯》一文，呼吁公开真象纠正错误。由于该文文风柔和也没有过多提及德雷福斯案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但迫于知晓埃斯特哈齐问题的政府人员及舆论压力，1898年1月10日，军方在审理德雷福斯的同一地点对埃斯特哈齐进行了秘密审判，结果是无罪释放（后疑犯逃往英国，并在报刊撰文公开承认自己是双料间谍，受亨利指使陷害德雷福斯）。在埃斯特哈齐被无罪释放48小时后，参议院拒绝了克斯特纳参加副议长改选，同日，新任陆军部长以皮卡尔泄漏秘密信息为由将其拘捕。同时，陆军总部亦逮捕了亨利（他在狱中对伪造备忘录一事供认不讳，于该年8月30日在狱中畏罪自杀，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因此辞职）。
也就在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影响德雷福斯事件和整个法国社会的讨伐檄文《我控诉》在《曙光报》发表。该期报纸印刷30份，上市后即被抢购一空。左拉在这封长达万言的写给共和国总统的信中，对军方在德雷福斯事件隐瞒真象、陷害无辜、践踏法律、纵容邪恶的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并指名道姓地控诉前陆军部长、现陆军部长、总参谋长以及德雷福斯事件的具体责任人。左拉还对弥漫于法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猛烈批判，左拉气愤地说：“几名军官运用一连串疯狂、愚蠢、放纵的想象力、鄙劣的警察手腕，却没有受到处分！他们用靴子践踏国家，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将国家要求真理及正义的呼声塞入它的喉咙。”他呼吁：“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左拉这篇措辞激烈、有如雷霆万钧般的檄文，激起了法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极大反响，让德雷福斯案成为全面的政治与社会事件。军方立即对左拉展开了报复，以诽谤罪判处左拉及《曙光报》总经理佩雷斯一年监禁与3000法郎罚款。左拉被迫流亡英国。
尽管左拉受到了权力的疯狂报复，但却让法国知识界觉醒了。一批有良知的知识人纪德、普鲁斯特等名家聚集在左拉的旗下，开始了寻求真象与维护正义的斗争。“知识分子”一词开始广泛运用并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关注公共事务、维护公平正义并努力把真象告诉社会的知识人。
知识分子们利用媒体开展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维护法国核心价值观的运动，与顽固的法国军方及强大的民族主义阵营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法国知识分子的正义行为不仅得到了很多法国民众的响应，媒体支持率由过去的2%上升到44%，同时还得到了欧洲社会的广泛支持。
德雷福斯的家人开始上诉，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还德雷福斯清白。要求重审的请求得到了当时的法国政府总理布里松的支持，他冲破重重阻力任命了一个与他意见相同的陆军部长，并在内阁会议上决定，重审由非军事法庭进行。由于法律程序相当复杂，外长德尔卡塞指责庭审进程“好像蜗牛那么慢”，反对重审的人却指责负责庭审的勒夫庭长和阿尔萨斯法官企图合谋释放德雷福斯。随着支持重审的布里松内阁的下台，新总理迪皮伊反对重审，重审工作陷入了僵局。
德雷福斯的家人、律师和知识分子们并没有气馁，这时候一个意外给重审工作带来了曙光--谨小慎微的总统福尔因中风死在情妇怀中，他被反对重审者称之为“忠诚的仆人”（其实，福尔并不是丧失了良知的官僚，早在1895年他就向自己的私人医生透露德雷福斯的被判有罪并不是因为备忘录，而是基于法官审议案情时呈交的一些文件，为了国家安全，这些文件不能让被告或辩护律师查阅，德雷福斯案件中存在一份没有公开的秘密档案的质疑得到证实。后来，当众对质时，福尔总统也承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总统继任者卢贝基于对正义的坚守，快速启动了重审程序。卢贝因此遭到一些极端势力的强烈反对，甚至有部分人企图推翻政府。但，重审工作仍然开始了。1899年5月29日，最高法院主审法官博普雷经过庭审调查后认为：“深入调查后，
我本人的结论是，备忘录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埃斯特哈齐所写的。”最高法院的总检察长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要求法院宣布1894年的判决无效，并且送罗雷福斯到新的军事法庭重审。6月3日，首席法官宣布1894年的判决无效，命令被告在远离巴黎的雷恩接受军事法庭的重审。第二军事法庭于6月5日发布公告，撤销巴黎军方1894年的判决，送被告到雷恩军事法庭重审。
德雷福斯阵营的初步胜利引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极大仇恨，他们以爱国的名义煽动民众反抗司法公正，挑起种族矛盾，某民族主义报刊说：德雷福斯若判无罪，每一个爱国者都有责任杀他，暴力事件接连发生。总统受到数百人包围和攻击，支持总统的群众组织近十万人的大旅行……内阁被解散，总统借此任命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议员鲁索为新总理--5年前正是他将德芒热律师推荐给了德雷福斯家人。最高法院的裁决让流亡英国的左拉得已回国，被关押了11个月的皮卡尔获释出狱，6月下旬，德雷福斯的身份已由囚犯改为侯审的拘留犯。
1899年8月7日，第二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案件的重审工作在雷恩开始。这个为期4周进行过29次庭审的世纪大审判，极其艰难。军方再次散布德雷福斯赌博和结交通女人的谣言，前陆军部长梅西耶及其军方仍然坚持德雷福斯有罪，并再次以会导致国际危机和战争为由拒绝提供相关文件，德雷福斯案件的律师之一拉博里被刺客枪击背部受伤……为反击军方，法国政府多名部长表达了对德雷福斯的声援，并且还请出了前总统佩里耶，这位前总统在法庭上，以铁的事实揭露前陆军部长梅西耶的公布证据将会引发战争纯属谎言，辩护律师以无可辩驳事实论证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当人们以为德雷福斯胜利在望的时候，第二军事法庭却宣布德雷福斯有罪，只是附加了一句：“犯罪环境特殊，情有可原”。
这个判决引起了法国和欧美世界的震惊，左拉在《曙光报》撰文说：“当有关雷恩法庭的相关报道刊登在《全文》时，人类臭名可憎可恨的纪念碑也随之存在……”几乎所有外国舆论都支持德雷福斯，荷兰报纸形容其为“本世纪最大的丑闻”，美国新闻界称其为“极端的暴力与明显的恶意”，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称法国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的判决为“侮辱理智常情”。
9月11日，史学家雷纳克在《世界报》公开倡议特赦德雷福斯，卢贝总统开始有些犹豫，认为马上特赦意味着谴责军方司法不公，担心事态恶化，在短暂的犹豫之后马上便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觉得维护公平正义比什么都重要。9月11日晚，内阁一致同意对德雷福斯实行特赦。对于特赦，德雷福斯阵营内部有人认为，特赦表示了对军事法庭判决的否定，证明了德雷福斯的清白，有人则认为，接受特赦就等于承认有罪。但不管怎么说，德雷福斯终于获得了自由。
1899年9月19日，总统特赦令生效的当天，德雷福斯公开发表了“清白宣言”：
共和国政府使我重获自由，但没有尊荣，我便什么都没有。我仍然是那可怕的司法错误的受害人。从今天开始，我要继续追讨赔偿。我要让整个法国知道，在最终的判决中，我是清白的；直到没有任何法国人将别人的罪归咎于我，我的心才会平静。
左拉又一次给总统写信，表达了对政府处理德雷福斯事件的不满：“阁下今天以可耻的大赦代替正义……这不但伤害了国家的良心，也腐蚀了国家的道德。”该案中的另一名受害者和英雄皮卡尔则说：大赦赦免了我从未犯过的罪。
卢贝总统也感觉到这样的处理很不完美，但面对强大的军方势力，他也有些无能为力。于是，他寄希望于外部力量的干预，他授意德雷福斯阵营发动外国进步力量不断对军方施压，一时间，米兰、罗马、伦敦、布鲁塞尔、纽约等欧美大城市相继爆发大规模反法国军方的旅行示威活动。他们还倡议抵制1900年在法国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与此同时，法国大多数民众都站到了德雷福斯一边，法国军方受到了空前孤立。遗憾的是，法国军方并没有在事实和压力面前改正错误。
1903年，在当时的总理孔布、国民议会议员饶勒斯的支持下，又一次开始德雷福斯案件的重审工作。司法部长决定将德雷福斯案交最高法院而不是军事法庭审理。重审工作花了两年多时间--从1904年3月至1906年7月。19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上尉被捕差不多12年之后，最高法院宣布不利于德雷福斯的指控已不成立，雷恩判决无效。
其实，按照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法律规定，最高法院是无权判决有罪或无罪的，只能否决原判并把案件发回原法庭重审，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德雷福斯还有被判有罪的可能。最高法院利用了法律上的一个巧妙点：当原判被宣布无效，而被告又没有仍未解决的刑事指控时，最高法院便有权做出决定，无须驳回原法庭重审。德雷福斯仍然希望由他的同僚判他无罪，但他害怕政府也担心第三个军事法庭可能再判他有罪。不久之后，军方根据国民议会的一项法令，正式为德雷福斯恢复军阶，升他为少校。
这一跨世纪大案终于以比较圆满的方式得到解决，但法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差一点毁灭了作为公平正义的法国价值，好在有左拉这样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好在德雷福斯及他的家人永不放弃的决心，好在法国政府中存在一批捍卫人类普世价值的官员。他们的勇敢无畏行为，不仅解救了德雷福斯及其家人，也解救了已经模糊了是非的法国知识界，解救了被民族主义分子绑架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很多，比如民族主义到了狂热的程度特别是当它与“爱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的危害性问题，政府与军方的关系问题，司法的程序正义问题，局部声誉与国家整体形象孰重孰轻的问题，知识分子的良知、是非判断问题，政府的责任和义务问题，等等。（本文主要资料来源：《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美」迈克尔﹒伯恩斯著，郑约宜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