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初，苏俄位于波罗的海的重要军港、从海上防卫彼得格勒的军事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兵变。对于这一事件，长期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一是认为这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目的是恢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二是其组织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并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三是苏俄的领导者曾意图避免流血，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暴力，攻克要塞。俄罗斯出版的《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俄]В.П.纳乌莫夫、А.А.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仅注明页码者均指该书）揭示了事件的真相。档案资料显示，这一事件的出现是民众对布尔什维克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满的结果，事件并没有政党参与组织和策划，具有自发的性质，政府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他们的要求，不肯与他们谈判，迫使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想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通过粮食征收制强迫农民交出粮食，城市的征粮队到农村搜粮，农民常常连口粮都不剩；实行一切工业和商业国有化的政策，不允许存在私人贸易，民众普遍不满，导致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一政策随着国内战争接近尾声反而变本加厉了。从1920年初开始，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著名的有1920年6月开始的坦波夫起义、1920年夏天开始的西伯利亚起义、托木斯克省的科雷万起义、1920年9~10月叶尼塞省的多起起义、1920年10月伊尔库斯克省的农民起义等，有些起义明确提出建立“真正人民的政权”，要求自由选举和工业的非国有化，喊出的口号是“人民的苏维埃政权万岁！”“打倒共产党人！”（ЗубовА.Б.（под.ред.）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XXвек，1894-1939，Москва：Астрель，АСТ.，2009，С.735.）起义者呼吁镇压起义的红军战士，“停止对农民，特别是起义农民的敌对行为吧！……难道说你们的父辈、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义农民生活得一样，不是在忍受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压迫吗？请看哪里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这一切都被苏维埃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你们都随处可见的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几乎在红军占据的每一个村庄，在你们的眼皮底下都有强奸妇女的事情发生。而你们，应征的士兵们以不可原谅的无动于衷面对野兽般的共产党人所施行的可怕的暴行。人民游击军向你们最后一次以至永远号召：离开红军，带上手中的枪回家吧，建立游击队，挣脱共产党人的桎梏。”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独裁，是用来对付农民的。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农民视为反动势力。列宁说，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农民是反动的一帮”。“我们起初使用一切方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去一般地反对农民(《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版第9卷第213页)。“必须在农民中抓一些人质，如果不把积雪清除干净，就把他们枪毙掉！”可见：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
由于共党对粮食购销实行国家垄断，农民不愿以贱价出售粮食，城里出现粮荒，列宁便于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装抢粮队到农村去抢夺粮食：“加紧派出政治委员们以及人数众多的武装工作队，采取最革命的措施，进行运载、征集和分配谷物等的运动；加强与投机倒把者的无情斗争，直接向地方苏维埃提出就地枪决抓到的投机倒把分子与破坏分子。”列宁还命令在农村成立所谓的“贫农委员会”，由所谓的“贫农”（流氓无产者）作卧底，领着“余粮征集队”去抢劫村里的“富农”。余粮征集队再把抢来的粮食奖赏一点给“贫农”。当时俄国农村已经搞过土改，地主阶级已不存在。土地由村社均分给村民，每户农家都有自己的份地。因此，农村的贫富差别是勤劳与否造成的，所谓“富农”其实是勤农；而所谓“贫农”则是惰农。共党却依靠这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去抢夺勤劳苦干的农民。列宁硬把“富农”说成是“农村的资产阶级”，颠倒是非无耻之极。列宁的残暴毫无人性可从1918年8月对工人演说得以证实：“富农疯狂地抵抗苏维埃政府，准备窒杀成千上万的工人……要么富农将致使无数工人饿死，要么工人将毫不留情地粉碎少数反抗苏维埃政府的窃贼的暴乱。富农是最野蛮，最粗暴，最残酷的剥削者……这些吸血鬼在针对人民的需要的战争中，积累了其财富。这些蜘蛛因剥削农民而自肥；这些蚂蝗喝辛苦劳动者的血，在城市和工厂的工人越饥饿，他们变得越富有。这些吸血鬼已经，而且还将把越来越多的土地，无论是地主的，还是奴工的，或是贫农的土地，集中到他们手中。展开对富农毫不留情的战争，杀死他们！”与中国的痞子运动相似，俄国农村的“贫协”成了个藏垢纳污的去处，乡村二流子们仗恃政府的武力撑腰，在村里作威作福，鱼肉乡民，不但敲诈所谓“富农”，而且敲诈到中农头上，丑闻频出，连共党内部都啧有烦言。列宁只好在这政策实行了大约一年后下令解散农村的“贫农委员会”。但他对农村“富农”们的莫名其妙的仇恨并未消散。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列宁在1918年6月间把斯大林派到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去，那儿是俄国的传统粮仓。列宁命令斯大林在察里津搞集体大屠杀。斯大林到那儿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处决在黑市上抓到的做买卖的人、“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等等。法国小说家、俄共党员Henri Barbusse当时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忆道：“没有一天当地的契卡总部不枪毙人。”夜里，卡车的引擎持续空转，好让引擎的轰鸣压下枪声和受害人的尖叫声。死者被装进麻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难者的亲属们便到处寻找掩埋的痕迹，把亲人们刨出来重新安葬。斯大林确实做到了他在给列宁的电报中作出的保证：“放心好了，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不久后，大批粮食便源源不绝地运往莫斯科。 共党的暴政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萨地区的农民不堪共党强抢谷物，起来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共党派出部队血腥镇压了起义。在此期间，列宁向奔萨地区领导发了几份电报。苏联解体后，这些电报被公诸于世。8月11日列宁发的电报如下：“同志们！应无情镇压5个富农地区发生的暴乱。整个革命的利益需要这么做，这是因为与富农的‘最后的决战’现在正在各地展开，必须为此树立个榜样。1、吊死（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2、公布他们的名字。3、抢走他们的全部谷物。4、根据昨天的电报指定人质。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他们正在被绞死并将窒息而死，那些吸血的富农们。’收到电报后回电告知并报告执行情况。你的列宁。”8月19日，列宁又发电催促：“古别尔尼亚执行委员会奔萨抄送古别尔尼亚共产党委员会，关于你们最后到底采取了什么严厉措施，去无情镇压5个区的富农并没收他们的谷物，我至今毫无所闻，对此我极端愤怒。你们的无所作为是犯罪。应将所有的努力集中于一个区，将该区的所有剩余谷物都抢光。任务完成后电覆。”在列宁看来，抢光农民的粮食、饿死他们不是犯罪，不这么做才是犯罪行为。这恰是国际共运的最本质特点，它颠倒了文明世界的一切价值观。
1918年春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本次大饥荒的起止时间目前尚存争议。И.В.科切特科夫等俄罗斯学者认为“绝对饥饿”持续到1925年；俄历史学副博士奥尔洛夫.弗拉基米罗维奇说，一些地区饥荒持续了苏联政权的整个头10年。1986年出版的《苏联农民史》称大饥荒共造成了100万人死亡。苏联学者В.П.达尼洛夫则在《集体化前夕的苏联农民》一文中称：海外和民间救援团体一成立便被取缔，而政府只能救援1/10的饥民，致使520万人活活饿死。俄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研究员季马.费奥多罗维奇在2008年撰文指出，因饥饿和疾病死去了500多万人。列宁看着农民挨饿时高兴地说：“饥荒能够也应该给敌人一个致命的当头一击。”足见他是与农民为敌的。俄共还实行赤裸裸的歧视政策。如果说把资产者的企业、房产、银行存款一律充公，是俄共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须内容，那么总该让资产阶级分子在一无所有之后去做工以挣得薪金维持生活。然而情况并不如此，资产阶级分子被拒绝接受成为工会会员，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尤其严重的是在持续数年的粮荒中，布尔什维克政权实施粮食配给政策。1918年9月1日，按阶级的配给制在各主要城市实行。4种不同颜色的面包和食物配给证发给人口中的4个阶级，配给的数量按4、3、2、1的比率分配。获得配量最少的第4类是靠资本家、房产商、商人，而且当供应量降得非常低的时侯(这是经常发生的)，资产阶级就完全得不到配给。为了得到粮食充饥活命，一些前资产阶级分子把他们的珠宝乐器、衣物拿到黑市上换取粮食，但这往往会被“契卡”突然捕获，被扣上种种反革命罪名抓去做人质或者干脆就地处决。俄国资产阶级都被逼上了绝路。这种压迫和剥夺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
以毒气弹镇压农民反抗
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催化了饥荒，引发了波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民暴动。1920年底至1921年春，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先后都爆发了农民暴动。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粮食一度销售到全俄与欧洲，十月政变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该地一直对余粮征集制消极抵制，并演变为公开的农民武装暴动。坦波夫省农民暴动始于1918年初，也就是从苏俄政府开始在坦波夫省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那一刻起。为了强行将粮食收缴上来，苏俄政府组织了一支支“征粮队”挺进坦波夫省境内。5万多起义农民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自卫军，称为“绿军”，既反抗红军，又反抗白军，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这政治两极的糟践，起义者的口号是：“将红党打白，将白党打红！”这话很难翻译，原意是“打击尚未流血流白的红党（流血流干了，自然也就白了），打击白党直到他们变红（打出血来，自然也就红了）“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为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而战！”“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农民游击队同“武装征粮队”展开了武装冲突，有时将“征粮队”打得溃不成军，有时则将其全歼。于是“征粮队”便改在县城附近或火车站附近执行征粮任务，这些地区红军的力量比较强大，而农民游击队则很少在这一带开展活动。 1921年7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坦波夫省全权委员会主席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有关暴动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在坦波夫省，“因为革命而受到损害的农户不少于60000个。1918年发生的农民暴动卷进了近4万名农民。”“这个省的粮食被靠近前线的部队吃光了，农具损失严重，经营水平高的农户数量下降，然而，粮食人民委员部仍然把它列为高产省。”各地的余粮收集任务几乎都是“按人口”摊派的，“许多农民习惯于把苏维埃政权看成是与他们格格不入、一味发号施令、全然不讲求经济效益的机关。” 随着苏俄政府对坦波夫省暴动农民的镇压，该省的经济也滑落到整个国家的倒数第二位，失去了2/3的居民，沦落到养不活自己的境地。为从农民手中强行收缴粮食，苏俄政府组织了一支支“武装征粮队”在同一时间从四面八方进入坦波夫省境内。但是农民游击队反击了这些官方的武装征粮队，有时候将征粮队打得溃逃，甚或全歼征粮队。苏俄政府还将肃反小分队及红军部队开到坦波夫省境内。农民暴动却愈演愈烈，至1920年已席卷坦波夫全省，但各支暴动队伍还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依然停留在各自为战的层面。 1920年夏，若干支零散的农民游击队逐渐组建成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宣告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还仿效苏共组建了内卫部队、警察局、检察院等机构，并出版了起义者的报刊，劳动农民游击集团军总指挥部就时常印刷《告红军战士书》，呼吁前来镇压暴动的红军官兵站到农民一边来：“亲爱的弟兄们，请醒醒吧！俄罗斯人民，而不是当权者和什么政委的声音，在呼唤着你们！这里没有任何匪徒，没有任何强盗，有的是受难者——俄罗斯人民，他们饥寒交迫，受尽折磨，穷困潦倒……”联合后的暴动农民武装在统一指挥下，将军事行动的主动权掌握到自己手中，
甚至还拥有了大炮。1920年末至1921年初，是坦波夫省暴动农民的鼎盛时期，暴动者人数达到了30多个团。
1921年1月底，苏联对坦波夫省的暴动农民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却未成功。不少农民和工人出身的红军士兵加入义军，暴动蔓延到相邻的沃罗涅日省和萨拉托夫省。 1920年底至1921年春，苏俄的不少地区，如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等地区先后爆发了农民暴动，暴动的高潮发生在1921年2月至3月，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参加暴动的农民即达6万多人，暴动波及全国至少13个省份。下面是几份地方契卡的报告：“1919年4月30日，塔波夫省。4月初，列别江斯基县发生逃兵与富农反对征用人员和马匹以及面包定量的暴动。暴动口号是：‘打倒共产党人！打倒苏维埃！’暴动者摧毁了4个区的苏维埃，毒刑拷打7个共产党人，并将他们活活锯死。内务212部队出动镇压了暴乱，逮捕了60人，就地枪决50人，烧毁了暴动发生的村庄。”“1919 年6月11日，沃诺涅日省。情况已改善。诺沃霍别尔斯克县的暴动可以视为被肃清。从飞机上投下去的炸弹烧毁了特列提亚克村——暴动的巢穴。行动在继续中。”“雅罗斯拉福尔省，1919年6月23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的暴动已被镇压。逃兵们的家属被抓为人质。当我们开始枪毙每家的一个人时，绿军便从树林里走出来投降了。作为示范，34名逃兵被枪决。” 1921年5月19日，苏共镇压农民暴动部队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发表《告前线红军将士书》，号召红军将士们对“劳动者阶级的敌人”实施“勇敢而坚决的打击”，“坦波夫的匪徒们注定要灭亡！”为彻底平定坦波夫农民暴动，1921年6月21日苏俄政府“反匪徒委员会”建议图哈切夫斯基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要极其谨慎，在有充足的技术准备并且确保成功时可以使用”。图哈切夫斯基命令：“被击溃的匪帮的残余现在聚集在森林中。……我在此命令你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能确保它能散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为此目的，他给负责指挥的军官送去了250桶氯气。 1921年8月22日，一个驻坦省的炮兵旅“在同匪徒的战斗中共消耗了160枚榴霰弹、75枚爆破弹以及85枚毒气弹。”别尔哥罗德炮兵训练班大队长涅恰耶夫在报告中写道：“我炮兵营在基贝茨村占据了有利地形，于16点钟向基贝茨村西北1.5俄里的湖中岛屿开火。我炮兵营共向湖中岛屿发射了65枚榴霰弹、49枚爆破弹以及50枚毒气弹。完成任务后，我炮兵营于20点钟从阵地上撤下来并于夜里返回了因扎斯诺村。”由此可见，苏俄政府军对农民军的屠杀是何等残酷，农民的抗争又是多么不屈和激昂！在整个战役中，图哈切夫斯基动用了4.5万名士兵，706挺重机枪，铁甲列车，以及18架飞机，用毒气与大火使得塔姆波夫地区的一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区。在镇压塔波夫州农民暴动中，估计有约10万农民起义者和他们的家属被囚禁或被流放，可能有15000人被处决。 1921年9月，苏俄政府军终于成功地掌控了坦波夫省的局势。这时，“清洗”工作开始了，主要是动用契卡的力量。根据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给暴动参加者的家属建造了一座座集中营，而暴动参加者假如落到了契卡的手上，统统枪毙。所有学龄儿童和学前儿童必须跟自己的母亲分开关押到不同的集中营，可以留在母亲们身边的只能是正在吃奶的孩子。此外，那些不曾参加过暴动而是无意中出现在坦波夫省的人也被关押进集中营。契卡的一份报告说：“与匪帮有关的最近的亲族，不分男女老幼，全体被扣为人质。集中营里接收了大量的幼儿甚至婴儿。”集中营内的恶劣条件导致极高的死亡率，此外尚有“重复性的屠杀”。霍尔莫戈雷的契卡将捆缚着的囚徒投入附近的德维纳河淹死。在将城市放弃给白军前夕，有时以大规模枪决囚徒“清空”整个监狱。苏俄境内其它地区的农民暴动也陆续被平定。
毒气弹镇压海军起义
1921年2月下旬一些苏俄城市发生工人骚动，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区数千工人罢工，并号召红军战士参加他们的示威，反对经济状况恶化。彼得格勒也出现骚动，最后爆发了水兵起义。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说起来是军人暴动，实质上仍是农民暴动，因为暴动的参加者大多为新入伍的农民。2.6万名暴动水兵大多数来自农村，曾经在十月政变中首先向冬宫开炮，此时，喀琅施塔得水兵们感到了绝望。1921年3月1日，2.6万名水兵和工人们在喀琅施达德举行大会，一个水兵呼喊道：“同志们，把我们推进这个泥坑的就是那一群共产党。他们现在正戴着共产主义的假面具而高据在我们的共和国之上……让我们来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共产党员赶走，因为我们已经自相残杀得够了……”水兵们宣布“应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任何政党都不能享有特权并从国家领取经费”， 要求统一食品定量标准，要求释放因参加工农请愿队伍而被逮捕的士兵、海员和社会主义者，要求取消政治警察别动队，废除征粮政策，给农民以生产和生活的自由。
此次暴动规模大、时间久、影响深远，就连参加俄共（布）十大的代表也被动员去参加平定暴动。起义者们在被镇压前夕，曾向全世界发出呼吁：“12天来，一部分真正的英雄们——工人、水兵和红军战士们，被迫同全世界隔绝，忍受着共产主义刽子手们的攻击。我们坚定地捍卫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使人民从一个党的狂热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在临死前高呼：自由选举的国会万岁！愿全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事件的真相！同志们！我们需要你们道义上的援助，抗议共产主义专制者们的残杀！”有2600名共产党员参与了起义，有900人退党。他们不赞成一党专政，要求实现原先承诺的民主，但列宁的答复是坚决镇压，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列宁立即命令6万军队进攻，甚至使用了毒气。托洛茨基很不情愿地带领大批军队开赴喀琅施塔得。其间因冰河开裂，不少士兵未投入战斗便溺水身亡。血腥镇压之下，被鲜血染红的15000名水兵的尸体，就横躺在俄罗斯阴沉的天空底下，8千人跑到芬兰，2003人被判死刑，6459人被判处监禁和流放。……事后，据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公布的材料，海军中30%的党员参加了起义，40%的党员宣布中立。
这次暴动，实质上是苏俄民众对共党强权专制的又一次集中爆发。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在呈交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中说：“他们已经被余粮征集、禁止自由贸易和征集队的行动搞得快要发疯了……类似的情形和情绪在喀琅施塔得暴动前夕也同样存在……对一些暴动参加者的审讯表明：海军和红军中的不满情绪几乎同农民一样激烈，难以控制的不满情绪主要由于从家乡农村传来的消息而郁积起来的，这些人一直同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家乡农村常常给他们捎来关于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余粮征集的不堪重负等等的坏消息……”报告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苏俄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苏共对人民的压榨。一年后，逃亡者因相信列宁的大赦承诺而自动返回了家园，他们一踏上故土便遭逮捕，大多数人惨死在集中营里或被丢进德维纳江里喂了鱼虾。二战后斯大林又把逃到芬兰的人抓回来，关到集中营里。苏联灭亡后，俄国政府终于为喀琅施塔得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致歉，平反并恢复了那段历史。史学界不再称之为“叛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