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12月的波兰剧变后的总统就职仪式上，新总统瓦文萨从二战期间流亡伦敦的总统卡乔罗夫斯基手中接过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国旗、宪法原件和总统印信，用极具象征意味的行为开启了国家的“新时代”。在波兰存在40多年的社会主义时期被刻意抹掉了，国家开始朝着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大踏步前进。波兰此举，也开启了苏东国家转型浪潮的序幕。
从1990年前后到如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苏东9个国家变为29个相关国家，它们从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转变到西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在20余年中，苏东国家发生了哪些变化、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苏东剧变之后》（新华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关注的就是苏东国家转型的问题，从宏观和国别两个方面详细介绍了转型的方方面面，堪称一部苏东国家转型的说明书。
国家转型走的不是充满鲜花与掌声的坦途，而是遍布荆棘与坎坷的探索之途。苏东国家就在转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曾回忆：“16个中央银行代替了原来的统一的银行，没有私人经营的传统，在波兰有强大的私人经济成分，而在俄罗斯却没有。没有一分钱的外汇，没有黄金储备，没有能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吸引游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们再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只是解释为什么不能做任何事。” 这段话典型地道出了90年代初期俄罗斯政府（也包括多数苏东国家政府）的心态，那就是迫切地要在俄罗斯展开暴风骤雨式的经济改革。它们急于扭转因为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造成的困境，迅速移植西方体制来发展国家。
于是，多数苏东国家实行了以“休克疗法”、大规模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转型。这种大刀阔斧的、大跃进般的激进做法很快导致社会混乱。
苏联曾经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超级大国。但继承苏联的俄罗斯却在短短几年中呈现出急速衰落的形象，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从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俄罗斯GDP累计下降40％。人们经常看到俄罗斯向欧美国家、向国际组织借贷度日的新闻。1995年，俄罗斯政府预算需要筹集8.7万亿卢布，但国家财产委员会才拿到了微不足道的1400亿卢布。政府连支付工资和养老金都有困难。笔者有一位老师，90年代前期留学莫斯科，一次去黑市买伏特加。一位瘦弱的老太太把身子埋在厚厚的衣服中，任由白发在寒风中飘曳，手中拿着一瓶尚余大半瓶的陈年伏特加。她也不叫卖，笔者老师拿出一小笔钱，递给她，就拿走了伏特加。走出一段路再回头看，发现老太太还木然地站在黑市的小角落里。老师突然觉得鼻子酸酸的：这就是曾经的超级大国的国民！当时俄罗斯国内普遍存在贫困现象。1998年年初世界人均年收入大约为5000美元，而俄罗斯只有2200美元，当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指标就更低了。
与贫困相伴的是社会公正的丧失，贪污、腐败和团伙犯罪达到创纪录的地步。“人们都在用贿赂来克服种种行政障碍。障碍越大，贿赂数额就越大，收受贿赂的人的级别就越高。”财富被不公正、不公平地迅速集中。这其中最为恶劣且影响深远的后果就是“寡头”的出现。
寡头们的发迹可以追溯到苏联后期。在高度集权体制中，各级领导干部代表国家掌控与支配公共资源而广大群众又无权监督，盗窃公有财产等腐败行为日益严重。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经济体制，苏联许多部改为大型康采恩，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总经理，石油部改为石油公司。领导干部进一步控制了企业，他们分散在各个领域各显其能，整合利用各类资源，出现了许多诸如“合作社经济”、“共青团经济”等现象。
俄罗斯转型初期的私有化浪潮便利了旧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漂白财富，推动了他们的急速扩展。寡头们大肆浑水摸鱼，利用私有化浪潮掌握金融，渗透国家经济命脉。他们如同寄生虫一样，附着于国民经济的血管上大肆攫利，并在势力壮大之后开始朝着政治领域扩张。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寡头们支持叶利钦打败了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胜选后把自己的政策主张注入新政府，或者干脆进入政府任职。叶利钦本人承认：“在大选期间，金融资本变成了政治资本。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我们才刚刚摆脱叛乱的威胁、"左派"复仇的威胁，我们才刚刚建立起公民社会的正常制度，可突然间又出现了新的、危险的挑战。”
俄罗斯转型的前期，不仅没有达到振兴国家的目标，还引发了严重的危机。俄罗斯学者并不讳言，叶利钦时期的转型“是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除了少数东欧国家外，多数国家在转型初期都遭遇了类似俄罗斯的困境，有些甚至爆发内战。
《苏东剧变之后》并没有停留在对灾难的揭露上，还对转型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我只摘录书中的两点分析。首先，从历史逻辑上来说，转型初期推行的激进改革是顺理成章的事。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各政治派别不仅就经济改革的市场目标达成了共识，并且向市场经济快速转轨的主张也已占主导地位。在1990年，苏联经济状况已经严重恶化，市场供应变得异常尖锐。市场商品奇缺，可以用“空空如也”来形容。人们对旧体制的严重恶果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又看到西方市场经济的丰硕成果，所以当时从官方到普通居民都认为，渐进式的改革不能扭转经济绝境，只有向市场经济“跑步前进”才能摆脱危机。所以，可供掌权后的叶利钦等人选择的改革途径十分狭窄。
其次，人民还没有做好转型的准备。在近代史上，革命党人和保皇党人争论的一大焦点，就是民主体制对人民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主体制是建立在独立、自由和成熟的公民之上的。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21世纪是有教养的、聪明的，也可以说“复杂的”人的时代，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才能，他们不需要那些代替他们作出决定的领袖和保护人。由“领袖们”指示“普通老百姓”应当如何生活和为什么生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不论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只有靠自由的人，那些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人，才能从事现代化建设。如果一个人畏首畏尾，束手束脚，怕国家，怕司法机关，怕竞争对手，怕生活，就不可能去搞现代化。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做这件事。”（见该书前言）显然，在90年代，俄罗斯人并不具备相应的素质。在高度集权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人，突然进入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中，难免不适应，难免举止失措。事实上，大多数俄罗斯公民当时并不具有在市场条件下生活的素养，不得不集中精力为生计而奔波。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写道：“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所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式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要知道，在改革开始之前我们没有其他经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且有着笨重和畸形结构的体制中实施市场机制。这不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影响。”同时，“毫无疑问，改革中的某些缺点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和错误以及经验不足造成的。”他对国家转型代价的认识，是客观和相对准确的。
1999年最后一天，叶利钦突然辞职。他在辞职讲话中说：“我已经完成了我一生的主要任务。俄罗斯将永远不会再回到过去，俄罗斯将永远向前迈进。”的确，叶利钦虽然没有带领俄罗斯走上成功的转型之路，但确定了国家新体制的框架。俄罗斯不可能回到高度集权体制，只能继续朝前走了。
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阵痛后，苏东国家纷纷走出阴霾，走上了正常发展之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多数国家开始走出谷底，到2000年左右恢复元气。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近年平均保持在4-5%左右，远高于80年代的1-2%。这说明新的经济模式的活力还是胜于计划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福利改进。转轨20年后，波兰人的平均收入比1989年高几乎80%。200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前景资料库将斯洛文尼亚列入发达国家行列，2009年4月斯洛伐克和捷克也被列入发达国家行列。
1989年10月，齐奥塞斯库未经通知就到首都布加勒斯特几家大副食商店视察，发现在新闻中“丰富多彩”的货架实际上空空如也。他十分生气，批评了有关部门。两天后，齐奥塞斯库再到商店视察，就看到鲜肉、熟肉、奶制品花样繁多，异常丰富。可等他走后，所有农副食品又从货架全部撤掉。这是一则罗马尼亚的政治段子。如今，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早已告别短缺经济，齐奥塞斯库时期的段子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
在俄罗斯，普京接替叶利钦，吸取前期转型教训，重视国家的力量，大力推行强权改革。他严厉打击寡头集团，收回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毫不留情地打击国家分裂行为，重塑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整顿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在他担任总统的8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年均增长率为6.9%，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了1倍。现在，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对普京执政最大的批评，就是他施行的集权。《苏东转型之后》也指出俄罗斯总统权力过大，在很多方面实行的是“总统集权制”。“总统集权制”源于叶利钦，强化于普京。但如今俄罗斯的集权与斯大林时期的集权有很大区别，前者更多的是着眼控制各种权力、整合各种资源，不是针对广大民众，而是给予民众民主自由的；后者是对所有不同政见者加以镇压，直至在肉体上加以消灭，着眼于强化个人统治。两者有质的不同。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俄罗斯人民的意志和国家利益要求“我们忠于民主价值”。
随着经济改善，俄罗斯政治远离了90年代的纷争。“叶利钦时期民主派、自由派得势的势头随着经济改革的受阻而迅速衰退，左派共产党人的上升势头也随着国内"政治热"的逐步降温、政局的稳定而受到抑制，中间派开始成为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李凤林序）
苏东其他国家的政治局势也类似。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政治宣传在民众中基本上没有了市场，相互竞争的各个政党都在用最实惠的政策来吸引选民。执政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则备受非议，就要下台。民众将选票交替地投给左翼和右翼的主要根据就是看谁更能满足他们的现实利益和诉求。社会主义政党也都是在西方式的政治框架内沉浮。
如果和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下的“安定团结”局面相比，如今苏东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还是较差。但是，民主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各个社会群体能够在公开、公正的平台上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博弈。“乱糟糟”的政治局面本身就是协商和调整的常态。
在剧变前夕，一些反对者担心苏东剧变会破坏各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尤其是对中亚地区，担心尤甚。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在领土、边界、水资源、民族等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矛盾，国家内部面临部族分离、地区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威胁、苏联时期的经济联系被割断等问题，因此很可能在独立后即陷入分裂、动荡或者内战。的确，剧变之后，中亚五国转型与建国并行，原先在高度集权的旧体制下被人为压制的民族、宗教、领土矛盾迅速爆发。五国独立后都遇到了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危机、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毒品和武器走私）、大国干涉等问题。
中亚各国纷纷把国家稳定当做第一要务，努力巩固政权。同时，该地区传统文化、家族、部落、血缘、地域和宗教等因素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帮助实现国家稳定。事实上，除了塔吉克斯坦一度发生内战外，其他中亚国家均有效地克服了困难。中亚五国并没有成为动乱地区。
对于国家转型，普通民众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波兰的民意调查中心在不同的年份调查民众对国家转型的态度。在回答“1989年的制度变化是不是值得”这个问题时，“认为这种变革是值得的”民众在1994年、1999年和2009年分别是40%、72%、82%。罗马尼亚的民众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去的并不是所有的都坏，现在的也不是所有都好。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些选择有其必然合理性，有些选择却是因为别无选择。”在浩浩荡荡的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有上有下、有快有慢，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但大家都没法回到过去。多数人不想回到过去，而是选择继续前进。
总结苏东国家转型，我们会发现一些共同点，比如体制转型与整个制度变迁同时进行；各国转型共同的趋势是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中东欧国家的另一个趋势是欧洲化，即“回归欧洲”）；多数人民已经选择了现有的体制，
转型已经不可逆转了。
《苏东剧变之后》也用大量篇幅，用上百个专题告诉我们，苏东国家转型各具特点，并不是几个共同点能概括的。
比如，我们不能用“休克疗法”来概括苏东国家早期的经济转型。有的国家自始至终坚持休克疗法，比如捷克、波兰，很好地利用原有的良好基础，迅速奔向他们的“欧洲亲戚”；有的休克了一半又不休了，比如俄罗斯、保加利亚；有的属于渐进改革，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有的改动不大，比如中亚各国。少数中亚国家旧体制下的政党组织和政治人物，换了名称就直接执掌了新政府，经济和政治政策变动不大。
又比如，苏东国家转型的成果也差异很大。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转型相对比较成功，只在初期经历了短暂的动荡，之后就实现了平稳发展。而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等国则一波三折，伴随着国家分裂和痛苦的民族战争，不仅经济发展成果有限，民主政治也不成熟，选举结束后各政党常常不能理性地接受选举结果，不善于妥协。至于中亚五国，还保持着比较封闭和保守的社会形态。原苏东国家，有的右转，有的左转，有的前进，有的后退，有些与其他国家组成新区域，有些独立为新的国家集团，甚至有人提出“苏东国家”概念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此，我们找不到苏东国家存在所谓“共同的”转型之路，似乎也归纳不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转型“模式”。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耐心观察各国的转型道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具体国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一国成功的做法不一定能移植到他国，一时挫折的措施不一定就是失败的政策。不顾国情而强制移植一种模式的做法注定要失败，照搬千篇一律的苏联模式是苏东剧变的根源，而不实事求是去探索所谓的转型模式或者规律，对我们的观察和思考同样有害无利。
如果说有什么“转型规律”，那就是要坚持改革，用改革寻发展，用改革去克服困难，用改革去解决问题。“深化改革，就不仅要在总结我国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反思，而且还要了解原苏东国家20多年转型的情况，并对其经验教训加以总结，这同样对我国深化改革有启示与警示意义。”（阎明复序）
《苏东剧变之后》一书是《苏联真相》的姊妹篇。如果说《苏联真相》讲的是苏东国家“为什么变”的问题，那么《苏东剧变之后》谈的就是“怎么变”的问题。两本书结合起来阅读，读者可以对苏东国家的历史和国情有大致的了解。
1989年的剧变翻开了中东欧国家历史新的一页，现在对这些国家的转型功过得失作出科学的结论恐怕为时尚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抱着浓厚的兴趣去考察苏东国家的转型历程，总结经验教训，裨益我们自身的改革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