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布赖特：信仰缺失的价值体系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国务卿。她出生于东欧，父亲本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高级外交官。“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二战”结束后，苏联又将捷克斯洛伐克划为势力范围。这两件事情直接影响了奥尔布赖特的国际观，也影响了她对于苏联和东欧问题的看法。2009年9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议会交流研讨会上，奥尔布赖特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全国上下都失去了信仰。
1968年，苏联坦克悍然开进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奥尔布赖特的出生地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苏联在中苏边界挑起事端，与中国军队激烈交火。中国有句古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苏联言行不一、损人利己，不可能在国际上获得广泛支持，也不可能在其国内获得人民拥戴。当一个国家失去了正义理念和文化信仰，自然会使得支撑其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走向崩溃，衰落的命运便也不可避免了。
与之相比，新中国经历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在道义上有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守则。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苦难深重，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大声疾呼，中国有一天会强盛起来，但绝不能走帝国主义的老路。197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总结了中国人的国际理念与道义坚持，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对于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鲍威尔：盲目无度的军事扩张
2013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论坛上，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谈到了他所认为的苏联解体的最大原因——盲目扩张，被军备竞赛拖垮。
苏联的军事扩张早已有之，但其鼎盛时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彼时，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军备优先”的发展战略，重工业占全部工业投资的比重长期达85%以上。与此同时，苏联发动“南下攻势”，在各大战略要地向美国发起挑战，到处派遣军事顾问、设立军事基地，并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军火商。
1981年1月，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调整对苏战略，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以期打破双方的核均势，在军备竞赛中拖垮已经深陷危机的苏联经济。面对美国的挑战，苏联也曾决定予以回击，然而最终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倘若苏联当时没有失去理智地扩充军备和扩张势力，而是睦邻安邦、广结善缘，其军事压力必将大为减小，也可为经济发展腾出空间。
中国人历来爱好和平，反对侵略。自秦汉以降，中国大部分的对外战争都是防御性的。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国家曾担心所谓的“赤色中国”会对外扩张。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访华时向毛泽东转达了西方社会的疑虑，他问道，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毛泽东回答他，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1964年10月16日，当首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中国政府立即向全世界庄严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上述立场至今未曾改变。
赖斯：腐败不堪的政治体制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女性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将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领导层的腐败。20世纪30年代，苏联高层的特权现象刚刚露出端倪，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1935年，其去莫斯科看望老朋友高尔基时，作为一个热爱和平与正义的文学家，罗兰在高声赞颂“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时，也意外地发现了在苏联高层中不断蔓延的腐败作风。他在《莫斯科日记》中写道，“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此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官僚体系的腐败已积重难返，特权阶层也已基本成型，他们不仅享有特权，并开始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谋取一己之私。
苏联高层的腐败现象，说到底是权力的变质。正是由于对腐败的深恶痛绝，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历来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201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意味深长地强调，“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
布莱尔：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
托尼·布莱尔是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工党籍英国首相。布莱尔进入政坛已是冷战结束之后，1997年任英国首相后，面对全球化的新形势，他重视制度改革，在题为《第三条道路：面向新世纪的新政治》的长文中，布莱尔提出了要以改革与合作的精神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和挑战、重塑冷战后的国际战略格局的主张。2013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论坛上，布莱尔用一句话归纳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经济制度的僵化落后。
对布莱尔所谓的“经济制度的僵化落后”，我们必须予以辩证分析。一方面，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苏联建政之初，曾经发挥过正面作用。从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9年“二战”爆发，苏联从一个半农业国变成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这一制度在短时间内促使一个经济落后、四面受敌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飞跃式的增长。但另一方面，随着时势的变化，这一制度未能及时调整，最终使得苏联陷入了制度僵化、经济落后的陷阱。
对照苏联与中国发展经济的不同路径很有必要。成立初期，新中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工业化是其中一个重要考量。通过与苏联结盟，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然而，中国领导人很快发现，完全效法“苏联模式”的道路是行不通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即对“苏联模式”忽视民生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作为第一对关系进行了论述。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新中国已不再对苏联亦步亦趋，而是更多地关注农业与轻工业的平衡发展。尽管由于安全环境极度恶化，以及领导人对于战争危险的过分估计，中国也曾一度走上了“战备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进入1970年代，随着“联美抗苏”战略的制定，中国已开始逐步向西方国家敞开经济开放的大门。从1972到1977年，中国陆续从西方十几个国家进口了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谈成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轧钢、火电、机械制造等在内的222个项目。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最终被确立为新的国策，为中国此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纳扎尔巴耶夫：极不平等的民族政策
自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纳扎尔巴耶夫一直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他也是苏联解体的亲历者，在其主导下，哈萨克斯坦成为最后一个脱离苏联、宣布独立的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在纳扎尔巴耶夫领导下取得了突出的发展成就，正因如此，他也获得了哈萨克斯坦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作为苏联曾经“最有前途的少数民族干部”，纳扎尔巴耶夫多次指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引发的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离德。
作为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前，纳扎尔巴耶夫曾在自己的专著中对苏联历史上的民族政策进行过“温和的批评”，“不管我们是否情愿，哈萨克人民的心里还是留下了伤痕。在民族的语言、文化、祖祖辈辈的传统遭到排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熟视无睹。他们对我们说，苏联所有的民族就像一块金刚石上的不同棱角，都是灿烂辉煌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色彩、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但实际上哈萨克人被有意识地贬低为二等公民。在他们的心里留下委屈是自然而然的事”。
苏联自诞生之日起，其所伴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就曾使很多弱小民族遭受痛苦，特别是“二战”爆发前后，斯大林多次趁人之危，强迫其他小国并入苏联。至“二战”结束，苏联的各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也并未获得平等待遇。据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亚佐夫回忆，土库曼斯坦长期以来只是苏联经济的附庸，“我们实际上完全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设施，也没有加工工业部门”。
中国自古以来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与苏联有相似之处。西方对于中国的多民族格局往往显现出一种不理解、不尊重的态度，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就曾说，“作为一个集体，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硬要将自己挤入现代国家形式的文明”。但事实上，中国历经数千年形成的多民族格局，与苏联“强势民族压迫弱小民族”的帝国模式迥然不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论证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至晚在清代，通过和亲、通婚、朝贡贸易、支援发展等形式，中国各民族已经形成了一个容纳着多种文明的富于包容力的弹性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借鉴古代政治传统中的一些经验，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但对少数民族地区平等视之，并且重视发展当地经济，给予少数民族以更多的援助、优待与尊重。不少来自俄罗斯的穆斯林学生曾向笔者感叹，在中国，高校设有清真食堂，可是在俄罗斯，这始终只是穆斯林学生的一厢情愿。
戈尔巴乔夫：苏联没有邓小平
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苏联总统，同时还是最后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自1985年3月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以后，他提出了“加速战略”以及“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等改革口号，逐渐引发了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动荡。在其任内，苏联最终于1991年12月8日宣告解体。至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依然充满争议，许多俄罗斯人认为他是“民族罪人”，他自己对此声称感到委屈；西方则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于1990年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
2004年，在参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后，戈尔巴乔夫曾应询，用一句话总结了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没有一个邓小平。在几位国际政要的回答中，作为亲历者的戈尔巴乔夫最为特别，其言外之意似乎在说：可惜我不是邓小平，所以苏联的改革失败了。
尽管我们不能夸大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认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些关键人物往往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有些人推动了社会变革，有些人阻碍了社会变革。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并未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然而，他执政不到7年，苏联便走向解体，即便不能把所有责任归咎于他，其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一些历史事实令人深思。1989年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时，曾有记者就苏联的改革次序提问，戈氏答曰：“苏联首先解决的是迫切的经济问题。当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时发现，问题比我们预想的要深刻得多，不改革政治，就不可能解决经济问题，因此我们着手政治改革。”
反思历史，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真正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人民。诚如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所评论的，“如果戈氏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他就应该首先实现经济自由化，把人民对政治的热情引入正常轨道，然后才稳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等措施”。
仁义不施则攻守之势异也
苏联解体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作为一个曾经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苏联的兴与衰值得我们深思。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学习过苏联，但是从未跟在“苏联模式”背后亦步亦趋，中国不是苏联，中国人民始终珍视自己的独立地位。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国就已脱离苏联的控制，毛泽东对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一段指示生动点明了中国独立于苏联的民族自主意识，“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上帝，那就是玉皇大帝。他们是什么呢？是东正教，他们有他们的上帝。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中国不是苏联、不是美国，中国就是中国。反思那些以控制他国为生命线的霸权国家，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仁义不施则攻守之势异也。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我们唯有继续立足于自身，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创新，对内亲民爱物、对外济弱扶倾，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