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是后现代思想的领军人物，在当代西方，他以"理性批判者"著称。在《疯癫与文明》中,他将研究对象集中指向疯癫、疾病、犯罪和性等"边缘"领域，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对疯癫中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部分进行了阐释和颂扬，而对所谓的理性精神中隐秘的残忍却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在此书中，福柯通过对理性时代疯癫史的考察，批判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以理性名义对非理性（疯癫）的禁闭。他向我们完整的介绍了整个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照福柯看来,西方社会对疯癫的态度分为三个阶段：1、文艺复兴时期的自觉；2、古典时代的大禁闭；3、现代社会的精神病理学说。
一、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
福柯选择了从文艺复兴时期(15世纪到17世纪)开始。该时期堪称疯癫者的"黄金时代"，他们没有被作为异质分子受到打压，他们表现出的"病症"也因为被看作是一种跟梦幻和想象力紧密相关的现象而成为艺术家的描绘对象。即使在一段时间里疯癫者受到排斥和驱逐，他们也是乘着德国诗人布兰特笔下的"愚人船"过着一种极富浪漫色彩的流放生活。
在这个时期，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的。"人与疯癫的争执是一种戏剧性辩论，其中人所面对的是这个世界的各种神秘力量；疯癫体验被各种意象笼罩着：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在这一时期，用福柯的话说就是"疯癫在各个方面都使人着迷"。首先，疯癫之所以有魅力，在于它就是知识。当有理性、有智慧的人仅仅感受到片断的，从而越发令人气馁的各种知识形象时，天真的愚人却拥有完整无缺的知识领域，疯癫是智慧之身。这在当时的民间传说、滑稽戏中以及各种戏剧人物，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都有充分的表现，疯癫是前古典文学的悲喜剧结构中的重要把戏。在这些戏剧中，疯癫者往往以病态来捉弄人，而后用病态的语言道出事物真相，道出人能知觉的"有关自身的一切真相"。
但福柯同时又认为，"如果说知识在疯癫中占有重要位置，那么其原因不在于疯癫能够控制知识的奥秘；相反，疯癫是对某种杂乱无用的科学的惩罚。如果说疯癫是知识的真理，那么其原因在于知识是荒谬的，知识不去致力于经验这本大书，而是陷于旧纸堆和无益争论的迷津中。正是由于虚假的学问太多了，学问才变成了疯癫"。从这个时期长期流行的讽刺主题也可以看出，疯癫在这里是对知识及其盲目自大的一种喜剧式惩罚。疯癫所涉及的语气说是现实世界，不如说是人和人所能感受到的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疯癫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完全的道德领域。在15世纪的文学和哲学领域，疯癫经验一般都用道德讽喻来表现的，并以一种持久的形态保存在文学文本之中，不论是浪漫化的疯癫，狂妄自大的疯癫，正义惩罚的疯癫，还是绝望情欲的疯癫，似乎都是在谴责人们的不断行为。
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的另一吸引人之处是它统治着世上一切轻松愉快乃至轻浮的事情。正是疯癫、愚蠢使人变得"好动而快乐"。"疯癫是社会画面上一个司空见惯的身影。从旧式的疯人团体中，从他们的节日、聚会和交谈中，人们领略到一种新鲜活拨的愉悦"。总之，从任何意义上讲，这个世界在文艺复兴时期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二、古典时代
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的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而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对理性的推崇和弘扬。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谈到了疯癫。他认为从他正在怀疑的这个事实足以证明，他不可能是疯子。福柯将这表述为"我思故我未疯"。思想着的主体绝不可能是疯癫的。疯癫被排除出思想--这对于像蒙田这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来说是不可能的--标志着理性主体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显然,该时期的疯癫已然被看作是一种反道德的因素,而疯人们的话语也被控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失去了往昔的神秘色彩。
笛卡尔对疯癫的排除与在社会实践中对疯癫的禁闭和排斥是并行不悖的。福柯认为对疯人的禁闭是笛卡尔的理性公式的一个直接后果。当时，西方正统文化也恰好需要一个参照系以确立自己的身份,于是笛卡尔的理性学说刚一建立，疯癫就被当成是与理性相对立的"他者"遭受迫害，疯癫者也被关进了禁闭所。17世纪产生的大量禁闭所，就是适应这一风潮而出现的。1656年在巴黎设立了总医院，专门用来禁闭那些疯癫者和乞丐，随后，英国和德国也纷纷效仿。禁闭是17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改变了其历程。一方面，人们围绕对疯癫及其传播的危险的意识，形成了新的关于疯癫的概念体系。福柯在这部《疯癫与文明》中，也向我们展示了古典主义思想借以认识疯癫的具体形态：一、躁狂症和忧郁症。18世纪的古典时期，人们重新编排了忧郁症和躁狂症的症状和表象模式，并将其引入到疯癫体验中；二、歇斯底里和疑病症。古典时期的医生避开在子宫内寻找病因的旧传统，致力于发现一种散步全身的、性状复杂的疾病的本原和散发途径。也就在这个时候，关于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观念开始转向，明确的进入了疯癫领域。
另一方面，理性制约着疯癫。"在这里，秩序不再会随便地遇到混乱，理性也不用试着在那些会躲避它或力图拒绝它的人中间取得进展。在这里，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这样，疯癫就被从想像的自由王国中强行拖出。对于疯癫而言，它曾凭借想像的自由在文艺复兴的地平线上显赫一时，不久前也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李尔王》和《堂·吉诃德》中--踉跄挣扎。但是，还不到半个世纪，它就被关押起来，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不仅如此，理性的人还把疯子看作畜生并将其公开展览。在欧洲，去参观疯癫者的展览已成为人们的一项消遣；一个人前往观看收费展览疯子，就像去集市观看耍猴一样。有些护理人员以能轻轻挥动鞭子就能命令疯子表演舞蹈和杂技而闻名。在过去，人们模仿疯人进行表演，而现在是疯癫自己在表演。禁闭将非理性隐匿起来，但同时又公开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疯癫，集中于疯癫。但这种有组织地展览疯癫与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地显示疯癫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无所不在，透过它的形象与各种经验混合在一起。在古典时期，疯癫被隔着栅栏展示，并受到理性的监督。这种理性不再认为自己与疯癫有任何联系。对于古典主义来说，最彻底的疯癫乃是人与自己的兽性的直接关系，无药可救。正是这种兽性赋予疯人某种免疫力，使疯人免受疾病的伤害，就像大自然预先赋予野兽某种免疫力一样。兽性疯人的观念导致古典时期的疯癫很少与医学相联系，疯人不是病人。在古典时期，疯癫是人的野兽化身，是人类堕落的极点，是人的罪恶的最明显记号。通过禁闭，疯癫被压制了；通过禁闭，疯癫被公认为虚无。
三、现代社会
18世纪末结束了这种大禁闭，古典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疯癫不再被视为罪恶而是被视为精神病，实证精神病学的创设一改过去对病人的肉体囚禁，运用现代精神病学原理对他们进行治疗。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歇斯底里和疑病症作为精神疾病的完全确认。另一方面，这种确认赋予疯癫以新的内涵，即罪孽、道德制裁以及正当惩罚，把盲目、疯癫的盲目说成某种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可谓是疯癫史上的一次大解放。
可福柯偏不买账，他坚持认为这实质上是打着人道的幌子进行更为残忍的精神摧残--在禁闭所里病人能够自己面对可能的恐惧，"身体上失去了自由，但还可以保持兽性的咆哮"，而在现代临床实践中，疯癫者只能作为一种负疚的动物被医生进行治疗(或曰实验),彻底失去了话语权。在18世纪末，在疯人的世界里看管他们的只是抽象的无个性的权力。这个世界除了疯癫之外，毫无生气，看守也常常是从被禁闭者中挑选出来的。相反，在疯人院里，与疯癫相对的理性出现了。看护既代表实行禁闭的权威，又代表进行审批的严厉理性。实际上，他们仅用观察和语言进行干涉。他不是作为一个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个理性存在物，去面对疯癫。"过去，理性只有凭借物质力量并通过某种实际较量才能取得对非理性的胜利"，福柯这么写道。现在，使疯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的具体环境已预先确定了非理性的失败。在19世纪的精神病院中没有强制措施，并不意味着非理性获得解放，而是意味着疯癫早已被制服了。"在疯人院里，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未成年者，而理性则对疯人维持着一个代表统治和榜样的具体的成年人形象，父亲的形象。
在疯人院里，医生和看护用四种主要手段来治疗这些精神病人。
首先是缄默。沉默不语是疯人院生活的一个基本结构。谵妄患者被解除镣铐，但任何人都不准与其说任何话；在获得自由后，谵妄患者都陷于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被遗弃和孤独的处境中，最后，他主动加人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中。缄默笼罩着一切，在疯癫和理性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对谵妄的语言只能用沉默不语来对付，因为谵妄并不是与理性进行对话时的一个片断，它根本不是语言。
其次是镜象认识。通过镜象认识，疯癫能够看到自己，也能被自己看到。它既是纯粹的观看对象，又是绝对的观看主体。所谓镜象认识就是让疯子去观看另一个有着某种同样妄想症的疯子，就像照镜子一样，他在别人的疯癫中认识了自己，而那些代表理性的人则一言不发地支撑着这面镜子。在理性的沉默中，疯人认识到自己确实疯了。
第三种手段是无休止的审判。疯人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是完全独立的，不承认其它权威，它直接判决，不许上诉。它拥有自己的惩罚手段，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使用。旧式的禁闭模仿对罪犯的惩罚，使用同样的监狱和同样残酷的体罚。而在疯人院中，司法完全自成一体，它使用逐渐为人所知的医学方法来作惩罚手段。例如冷水沐浴就是惯用的惩罚手段。非理性被置于审判之中。审判永远跟着它，制裁它，宣布它的过失。除非这种审判达到了一定的心理深度，即造成了悔悟，否则疯人永远不会被释放出来。
除了缄默、镜象认识、无休止的审判外，疯人院还有其特有的第四种结构，即对医务人员的神化。在上述四种机构中，这种结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不仅确立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新联系，而且也确立了精神错乱与医学思想的新联系，并且最终决定了整个现代疯癫体验。在古典时代，医生在禁闭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现在，他成了疯人院中最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把疯人院变成了一个医疗空间。在西方科学史上，精神病医学第一次具有了几乎完全独立的地位。在病人眼中，医生变成了一个魔法师，医生从社会秩序、道德和家庭中借用的权威现在似乎来源于他本人，因为他是医生。前面所述的三种治疗手段是一种属于18世纪末那个时代的某种道德策略，它被保存在疯人院生活的制度中，后来被这种对医务人员的神化和科学客观性的神话所遮蔽。后来的弗洛伊德更是把疯人院的各种权力集中到医生手中而将这种神化发挥到极致。精神分析能够消除某些形式的疯癫，但是它始终无缘进人非理性统治的领域。"对于该领域的本质因素，它既不能给予明确的解放，也不能加以转述，甚至不能给予明确的解释"。实质上，疯人根本没有被解放，而是在精神病院中沦落，处于一种沉默和耻辱的状态，为一种永远的客体化注视所包围，这种注视从不倾听疯人说什么，而是把他们埋葬于道德和对医生的神化中。只是当疯人处于一种类似文艺复兴时期"孤独的精神亢奋"的时候，在某些作家如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及阿尔托的作品中能瞥见疯人的抗议激情，这种抗议是使疯癫体验恢复被禁闭所摧毁的深刻有力的启示意义的努力，福柯称这些作品是划破夜空的闪电。
至此，福柯完成了他的理性时代的疯癫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悠闲流浪生活"，古典时期的禁闭，精神病院中的沉默状态。这部疯癫史告诉世人，一部理性史，也正是一部理性禁锢、压制和排斥非理性的历史。福柯的目标很明确，他要通过揭示理性的"成问题的和可疑的方面"来使那些陶醉于理性等于进步公式的人们警醒，他要为包括疯癫在内的被理性压迫得沉默无言的非理性打抱不平。
福柯的疯癫史招致了很多批评，不少人对此提出了疑问。福柯自己也意识到了内在于疯癫史的这种悖谬。事实上，我们的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知识，是一种有关世界的理性话语，不论我们对疯癫如何界定，也必须用理性话语去言说，才能完成对于疯癫史的建构。因此，只有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成书时，一部理性时代的疯癫史才逐步浮现出来。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吴奇：《福柯的疯癫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5期。2、3、李锋：《非理性的光辉,疯癫中的诗意---对小说<治疗>和<痊愈>的福柯式解读》，《当代外国文学》2005第2期。
4、马海良：《后结构主义》，《外国文学》，200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