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革命。这些革命，有的是可以被诅咒的，比如我国的“文革”，因为那是一种丑恶的暴政；有的则是不可以被诅咒的，比如法国大革命，因为她对现代世界的民主政治有开山之功。骂法国大革命的人虽有一些，但长期以来都只是极少数，是一小撮，而且多半声名不佳，多被主流舆论斥为保皇党、反动派、“反革命”之类。自然，这也是时代潮流使然。
所谓“法国革命极权论”
但情况近来有些变化。骂法国大革命的人不仅在迅速增多，而且越来越“放肆”。但当今的这些“反革命”和传统的“反革命”也有着某种本质的不同，因为他们大多是认同现代性、认同现代民主的，而其所以要骂法国革命，也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场革命“背弃”了现代民主：他们认为法国革命为某种乌托邦的逻辑所支配，虽打着争取民主的旗帜，却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走上“恐怖统治”的道路，致使整个事件进程充满了血雨腥风，写下了人类政治史上空前残暴黑暗的一页，并且在事实上构成了20世纪各种极权主义统治的一块模板。
我们知道，这种论点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的作者孚雷(又译傅勒)那里，而其影响现已遍及全世界。事实上，法国革命的历史价值如今到处都在受到质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虽然自索布尔以来，法国革命传统史学一直在为维护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声誉(这同时也是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光荣)而积极抗辩，但这种抗辩似乎并没能有效地抑制这股新“反革命”思潮的影响。
难道法国大革命这个现代“圣物”将就此玩完？那倒也不至于。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和法国革命史客座教授让－克莱芒?马丹(Jean－ClémentMartin)刚刚推出的一部力作―――《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以其非凡的博学和新锐的思考告诉人们：不要紧，法国革命史学的进步传统还有充裕的实力来守住它的基本阵地。
马丹主要是研究大革命时期的反革命运动的，在旺代叛乱问题上着力尤多，有许多相关的专题论著问世。但他也写过很好的大革命史综合论著，如2004年出版的《法国革命社会政治史》。这次他推出的也是一部综论，主旨是要说明“暴力”这个要素在法国大革命这个现代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阶段的关键意义，但附带地，而且常常似乎是在不经意间，该书也向“修正派”史学的“法国革命极权论”送去了一记记重拳――这些打击，即使还不能彻底制胜，恐怕也足以令对手发懵。
暴力在大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马丹这部书视角独到，视野宏阔，行文潇洒，新见迭出，而且处处有史实支撑，实不愧大家手笔。根据书中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暴力”在法国大革命10年(1789－1799)中所扮演的角色经历过四个阶段的演进。首先，在旧制度时代就一直极为活跃、实际上也为那个时期法国社会的平衡起过建构性作用的暴力，到旧制度末年则构成了大革命爆发一个直接原因；接着，在大革命最初的两三年里，随着王权合法性的崩塌和权力真空的出现，暴力在社会机体中取得了某种“自治”，表现为人们普遍倾向于用“拳头”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导致所谓“力量关系”大行其道，一片无政府混乱状态；再接着，随着各政治势力之间“合法性”(国家政权)争夺的展开，暴力又充当起人们干预和操纵政治论争的工具，从而逐步走向了“政治化”，并推动了法兰西民族的最终形成；最后，在大革命的结束阶段，中央政府通过对暴力的彻底没收和垄断，完成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构建，而“暴力的国家垄断”也随之成为政治现代性的一项基本指标。
马丹在这里所展示的，实际上已是一部独步史林的“法国革命暴力史”―――一部只有从法国革命这样的“大革命”中才能产生的历史。的确，在同时代的许多革命事件(其中有影响重大的美国革命，也有不大为人所知的荷兰革命、比利时革命、日内瓦革命等等)中，很难想象还能为另一场革命写一部“暴力史”，即使那是与法国革命有“姊妹”之称的美国革命。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暴力要素在所有其他革命中都远没有像在法国革命中那样活跃。于是，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为什么暴力要素会独独在法国革命中显得特别活跃呢？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丹发现了“修正派”史学的一个重大破绽，那就是它总把暴力的泛滥误认作法国历史中的大革命时代的特殊现象，似乎那是大革命带来的一个恶果。然而事实也许正好相反：在马丹看来，实际情况是早在旧制度时代法国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崇尚暴力的文化传统，人们似乎习惯于漠视法律，而只承认暴力的逻辑(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特有的尖锐性)，暴力的泛滥自是家常便饭；及至危机深重的旧制度末年，各种矛盾日趋激化，暴力行为也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并因王权合法性的消解而获得了近乎充分的自由，终于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所以，与其说是大革命带来了暴力的泛滥，倒不如说是暴力的泛滥带来了大革命！
一个爆炸性的论点
“修正派”史学不仅把大革命时代的所有暴力现象都看作大革命的必然后果，而且还把这些暴力现象一概简单地等同于“恐怖”(laTerreur，也译“恐怖统治”，在新近兴起的一种“恐怖主义史学”中，它被认作近现代世界盛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原生形态)，并进而把这种“恐怖”归结为大革命的本质―――这在马丹看来就更是一派胡言了。首先，马丹认为对“暴力”这个词的理解应切忌简单化，它可以同时涵盖民间暴行、政治暴行、夺权行动、战争行动等等等等，岂能为“恐怖”一词所容纳。进而，马丹又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论点：据说在大革命中曾经实行过的“恐怖统治”，不仅从来就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而且也许根本就是个虚构，至少也只是极端革命派的一种没有能够实现的意愿。他论证说，一般认为1793年9月5日无套裤汉民众来国民公会示威，要求“将恐怖提上议事日程”这件事是“恐怖统治”的开端，可实际上国民公会并没有就“恐怖上日程”的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当时的国民公会议长巴莱尔顾左右而言他，偷偷地把这个问题给“绕”过去了，结果议会只是策略性地通过了有关建立征粮“革命军”和惩治嫌疑犯的法令(其实际影响都十分有限)，而所谓“恐怖”也就并没有被规定为社会政治的常态；尽管群众的革命暴行后来还是有所增加，但那只是革命中反复出现过的情况的一次再现，只能说明当时的统治精英在控制群众暴力方面并不总能如愿。马丹还指出，被视作“恐怖统治”执行机构的雅各宾专政，其实是很审慎甚至很温和的，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常常必须违心地表现出很激进的姿态，有时还不得不为满足激进左派的要求而作出一些残暴的举动(如处死21名吉伦特派议员)，但他们还是为遏制激进的革命做出过许多实际而有效的努力，如清除忿激派和妇女激进势力(那是当时许多恐怖暴行的源头)，如加强中央政府对暴力的控制以避免恐怖扩大化，等等。
罗伯斯庇尔是卢梭信徒吗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马丹还专门做了一个有关罗伯斯庇尔的个案研究，来清算史学界长期流行的那种认定作为“卢梭信徒”的罗伯斯庇尔是“恐怖统治”主要责任人的观点。他认为支配罗伯斯庇尔行动的，或者说作为他力量的源泉的，与其说是“卢梭主义”之类的启蒙意识形态，倒不如说是他自己卓尔不群的个性，他尊重社会规则、处世沉稳持重的理性精神，以及他对时代潮流的某种模糊的敏感或直觉。所以他从不“追风”，和所有的政治派别都保持着距离，并且在别人都穿起无套裤汉服装来取悦下层民众的时候，照样假发扑粉、衣冠楚楚。关于他的暴君式阴险凶残的传闻，只是他的政敌(那多是一些卑鄙小人)泼在他身上的污水，不值一驳；而关于他要“以德治国”，要按卢梭主义的道德理想彻底改造法兰西国民性的论说，则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牵强附会，毫无实际根据。甚至一向被认为是他借“美德”之名强化恐怖的“铁证”的牧月法令，强硬的表象之下仍暗藏着保护无辜的良苦用心：比如该法令延续风月法令的精神，完成了革命司法的中央集权化，试图结束以前曾导致许多冤假错案的多种法庭自行其是的混乱局面；此外，该法令强调以“道德意向”作为行为评判标准虽能引发一些更荒唐的指控，但这事实上也是对以前革命派在里昂或南特“平叛”时胡乱杀人的暴行的否定，因而本应有利于在今后引导人们对无意中卷入反革命活动的人的甄别。至于罗氏的这些苦心后来竟完全落空，牧月法令出台后实际出现的是镇压强度的迅速升级以致最终促成了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在马丹看来这纯粹是罗的政敌们为破坏他的声誉而恶意操作的结果，而并不是牧月法令本身的问题。
至此，一直就是历史定见的法国革命“恐怖统治”，已基本被马丹所“解构”，而同时被解构的，还有那一套有关“恐怖统治”乃至整个法国大革命都起源于卢梭主义的流行解说。当然，这样一来，整个“修正派”史学的“法国革命极权论”也就无从立足了――因为所谓的“极权主义”，主要就是一种以恐怖手段强制推行某种被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的国家管理形式。
非意识态化的史学是否可能
不过，如前所述，马丹这个作品的批判锋芒主要并不是冲“修正派”史学去的，尽管由此滥觞的一股新“反革命”思潮正在颠覆着法国革命的道德正当性。马丹最关切的，其实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法国革命史学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化”。他感叹：两百年来的法国革命史学，无论左右派，关注的主要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大革命时期曾得到明确表述的那种要通过政治暴力建立新型人际关系的意愿”，而大革命的历史一旦被纳入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框框，这种史学的“科学性”就很成问题了。所以在他看来，法国革命史学的“传统派”和“修正派”，看似尖锐对立，实则异曲同工：如果说“修正派”把法国革命归结为极权主义是一种恶意中伤的话，那么“传统派”把法国革命说成是“受到反动势力围攻的进步样板”，多半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化，而两者的谬误是共同的，那就是过于夸大某些观念或原则(主要是启蒙思想)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大革命的实际过程，忽略了其中的行动者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的全部复杂性，也忽略了那个时代法国特有的历史遗产、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从而无法达致关于法国大革命实际意义的客观认识。由此可见，马丹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法国革命史学，这种史学只关注客观的历史事实，只重视大革命的实际过程，反对根据流行的启蒙话语对此过程作任何合目的性的解读，最后也只是根据事件的实际结局来大致确定其某个层面的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在他的这部“法国革命暴力史”中所看到的那一套路数。
然而马丹的这些论说同时也批评了“传统派”史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这是不是有点“窝里反”呢？窃以为不然。不错，马丹的“非意识形态化”主张自然意味着对大革命的“非圣化”，但这种“非圣化”却决没有要否定大革命的意思，充其量只是要使大革命“中性化”，成为一个不带意识形态框框的史学研究对象而已。也许在马丹看来，为了维护大革命的历史声誉，这种“非圣化”还是一个十分必要的“让步”―――“如果打破若干神话可以让我们心平气和地谈论我国历史上的某些荒唐事的话，我们就应坦然付出这个代价”，他在本书的末尾这样写道。我们钦佩马丹的博学、明智和机敏，只是对于他的这一套理论仍不免有两点疑虑：第一，对于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纯粹的“非意识形态化”研究是否可能？第二，一切从史实出发，完全摈弃意识形态因素，或者只把意识形态因素看作第二位的东西，是否就真的能保证法国革命史研究的科学性？―――从马丹这本书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大革命政治常常被化约成一些动机不明的权术游戏，如对暴力的垄断似乎成了现代国家的惟一特性等等)来看，应该说我们的这些疑虑多少还是有点道理的。
Jean－ClémentMartin(让－克莱芒?马丹)：ViolenceetRévolution,essaisurlanaissanced’unmythenational(《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Paris,Seuil,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