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一齐袭来的形势下，俄共全党自1921年起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恢复商品市场关系很快使苏俄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然而，苏联随后放弃市场经济，通过计划以国家垄断方式配置资源，而不是以市场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管理方式，引发财政预算的崩溃。最终，渐进改革失败，激进改革占据上风，再加之其他因素综合，导致了苏联解体。这说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自有社会分工以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这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企图摆脱这个客观规律，是一定要受到无情惩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这证明“中国道路”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是十分正确的。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迈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步伐，把十四大肯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改革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依据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的这一客观规律，总结了苏联抛开市场经济，陷入计划经济桎梏的曲折道路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只有深入了解苏联被禁锢于计划经济思维定式，受困于计划经济模式，了解它在几十年来所经历的坎坷与曲折，才能坚信我国改革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性。同时，了解苏联计划经济的波折，对坚定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也是十分必要的。
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社会主义是同取消商品市场，实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表明：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它主张利用自己的政权，“把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采取一切必要的管理措施。[1]
关于取消商品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2]不言而喻，没有了商品生产，当然也就没有了市场和市场经济。但是应该看到，马恩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针对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发达、一切生产资料都可以被剥夺并转归全民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才可能这样做。
然而，俄国布尔什维克虽遵循了马恩的上述思想，但实际上却是在俄国落后的小生产条件下采取这种措施的，这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历史条件有着很大的不同。列宁在1919年3月所写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提到：“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3]。这就是说，要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市场和市场经济，一切经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管理经济生活的运行。
十月革命之后，在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布)正是按照列宁的上述思想，采取了“最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在农业方面，实行“粮食征集制”。就是由国家确定征收粮食的计划总额，自上向下，级级摊派，直到每个农户。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向农民征收，窝藏粮食者要受到严厉惩处。该制度还规定，不仅征收粮食，还强征其他重要农牧产品，如土豆、植物油、棉花、麻类、皮革等。这种征集制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种强制性的无偿剥夺。对这些产品实行国家垄断，不准私人销售，这就取消了商品买卖和市场。(2)对大中小型企业，一无例外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对特小型的(5人以下)则实行国家监督和订货。(3)在流通领域，取消自由贸易，采用交换关系实物化。(4)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管理总局，直接进行垄断计划管理。
到1919年底，即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最极端的时候，整个国家生活全面实行了经济实物化和无货币结算。1920年1月，又下达《关于撤销人民银行》的法令，宣布银行机构与财政部合并。《真理报》还为此发表专论，肯定了这种撤销银行和废除货币的做法。
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是在国家极端贫困和战争条件下，通过国家之手集中分配，暂时保证了军队和城市的供应，从而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战时共产主义实行的农牧产品征收制，沉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严重社会政治危机，引发民怨沸腾，民众四处骚动。最突出的是，发生了安东诺夫农民起义和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这使苏维埃政权处于命悬一线的严重危险中。因此，2013年10月核准的《俄罗斯史统一教科书新教学法总体构架》大纲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国家引入了死胡同。”[4]
在国内战争条件下，通过国有化集中全国物力财力为国家所用，在特定时期内，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但以战争作为理由，为战时共产主义辩护，完全否定它的错误，则有失偏颇。布哈林曾说：“要知道我们曾经做了一些不能以国内战争的存在所能辩解的明显的蠢事。”[5]列宁也多次讲到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错误，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6]这就是说，全面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全面取缔市场，用计划来组织全国经济。实际上，在国内战争取得基本胜利，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即在1919年底～1920年，才全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达到了战时共产主义的顶峰，所以，不能用战争为这一政策辩护。
取缔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首先违背了社会的客观规律。有小生产者，有分散经济，就必然得通过商品市场进行交换，否则，经济就会变成一滩死水，关闭一切财富的源泉。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后，农民丧失生产积极性，土地大量荒废；城市工商业萧条，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失业，经济一团糟糕，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滑坡。到1920年，苏俄国民经济破坏到这种程度：大工业产值比战前减少6～7成，年冶炼生铁仅11.6万吨，约等于战前的3%；煤比战前减产2/3，石油减产3/5，纺织产量减少19/20；农产值仅等于沙俄时代的65%；铁路有30%停运。[7]
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结果是，农民极端贫困，全国城乡笼罩在一片饥荒中。一个名叫Я.拉楚金的海军士兵，以其回乡所见，在1920年4月2日写给列宁的一封信中说道：“在今年3月的一个月内，除给工人发了5磅面粉和3盒火柴外，别的什么也没有。难道凭这5磅面粉能生存下去，不给饿死吗？市场价格高得惊人：面粉每普特15000卢布，土豆每俄斗1600卢布。工人所得仅800卢布，而且还得有买各种零碎物品的扣除。工厂目前停工了，铁路又禁止通行。这该怎么办？人逢饥饿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所有人都有一个新口号：‘不管是什么政权，只要给面包就行！’”[8]这是一位有相当分辨能力和觉悟水平的水兵战士写的，说明工人农民当时“普遍反对政府”，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造成危机的现实情况。
在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一齐袭来的形势下，俄共全党上下，一致决定从1921年3月起，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允许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就是“市场关系的存在”。[9]但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还没有达到这种理论认识水平，仅“开放了一半”，想把政策限定在“产品交换”的框子内。然而，“经济流转不可抗拒的要求”，也就是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迅速冲破了这一限制，“产品交换”才不得不变成通过货币的“商品买卖”，“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10]
从此以后，商品市场关系才贯穿于新经济政策的各项措施。首先，在农业领域，是用粮食税取代粮食征集制。该政策规定，农民向国家交纳一定额度的粮食税以后，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粮食，即可以把粮食拿到市场上自由去卖，这就允许了自由贸易的存在，开放了粮食市场。接着，在工商业领域，开始实行租让制和租赁制。租让制，就是把一些国家无力经营的厂矿企业和森林，以及油气资源，按一定条件租让给外国资本经营，以吸引外资。租赁制，则是将国家无法经营的企业，租赁给合作社或私人经营。这样，无论是租让制还是租赁制，都是为吸收私人资本，允许了外国或本国私人企业的合法存在，这当然就需要有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存在。这样，新经济政策便发展到第三步——全面恢复商品市场。
允许私人经营，恢复商品市场，很快使苏俄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但是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时间很短，只有8年，即1921年至1928年。如果掐头去尾，前面两年只实行了一半的新经济政策，1922年又遇到大饥荒，政府在救灾上花去很大力气，有些政策尚没有到位；而后面3年，从1926年起，就开始限制私营工商业，收紧了政策，最后两年越来越紧。苏联全心全意、全面实行新经济政策，其实仅仅中间三四年时间。即使时间短促，苏俄原来破败不堪、奄奄一息的经济，也很快恢复了起来，人民生活也迅速得到了提高。可见，新经济政策具有无比巨大的威力，这威力其实就来自商品货币关系，来自市场经济。
斯大林抛弃“新经济政策”，确立计划经济模式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新经济政策对经济见效这么快，为什么实行这么短时间就“收”了？这当中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有主观客观的，党内党外的，等等。最近俄罗斯出版了一部5卷本的档案集和有关专著，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其中，取消新经济政策有两个最主要原因。一是，只着眼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遵循列宁的教导，搞政治制度改革。而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新经济政策采取的混合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相矛盾的。二是，党内传统的意识形态障碍很大，这传统的意识形态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那种思想意识，它与新经济政策是相违背的。这种意识形态有以下主要特点：(1)强烈的反商品倾向、反资本主义意识；(2)“直接过渡”的思想，其中含有不惜任何代价建设共产主义的价值至上论；(3)坚持“阶级战争”，拥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思想；(4)带有革命浪漫主义，充满着强烈的世界革命意识。
坚持这种传统思想，就不能容忍自由买卖，不能容忍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在抱着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市场经济就是恢复资本主义。“背口袋”经商、做买卖的“耐普曼”，就是“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就要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加以应对。至于列宁在“政治遗嘱”中所说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一思想，除布哈林等少数几位领导人真正入脑，得以领悟外，斯大林等党内多数领导人，包括多数党员干部、左派知识分子，是根本没有接受的。
随着1925年-1926年快速工业化的起步，对工业的大量投入，城镇人口的膨胀，都需要农业供应粮食和轻工业原料为其提供支撑。然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影响了农民出售粮食和农产品的积极性，引发了粮食“收购危机”。为了收购粮食，斯大林在1928年初采取了加剧阶级斗争的做法，实行强行征购的“非常措施”，这就等于实际取消新经济政策，放弃商品市场经济，又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
放弃市场经济，必然用国家垄断、计划经济来取而代之。从制订1925年的年度经济计划开始，到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1932年)方案，计划经济得到一步步发展和强化。苏联经过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年-1937年)，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且把计划经济看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属性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经过二战时期战时经济对计划的刚性需求和细化安排，计划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一种不可更改、天条铁律般的固定“模式”。不仅备战经济、战时经济如此，就是战后和平年代的经济，亦复如此。
这样坚持刚性、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一方面，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倾全国全民之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建立一些大型工业项目，如汽车、拖拉机、电站等，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使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有关的部门，包括同军事相关的科学、宇宙和原子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对保障国防建设，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农业和轻工业受到忽视，民生得不到保障，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同时，关闭市场，把财富的闸门关得死死的，造成经济萧条，日用品供应紧张，百姓排长龙购物，成了苏联数十年不变的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长此以往，其后果便是，人们的不满情绪增长，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生怀疑。
过去人们只看到苏联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快速增长的一面，片面强调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实际上没有看到计划经济带给苏联经济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计划经济，实际上是通过国家垄断，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化的行政命令式管理
对于苏联这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来说，这种管理方式实际上是按照一切由最高领导人个人或最高领导集团说了算的方式，进行决策的。这种决策，实际上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也就说“唯意志论”的产物。主管背离客观，必然遭到失败。
看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怎样制订的，就可明白这一切。按照苏联计委的建议，对五年计划提出了最低和最高两个方案。最高方案的任务指标，高出最低方案约20%。1929年5月，全苏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法律文件，通过了这个最高方案。该方案规定，在五年期间，工业品产量扩大180%，生产资料生产增加230%，农产品增加55%，国民产值增加103%。这个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但是，在清除“右倾”反对派以后，1929年12月，斯大林号召“五年计划要四年完成”，计划指标又向上作了大幅度调整。其中提出每年度基本建设扩大1倍，生产量增加30%，黑色和有色金属、汽车、农业机械和生铁等品类的生产，必须比原计划多产出1倍。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项目——库兹涅茨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则要比其原设计能力提高3倍。这在当时就被称之为是一个工业化的“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方针。[11]
执行的结果是，苏联的这一“大跃进”指标，远远没有实现，工业“大跃进”遭到了失败。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了的超高控制数字，就连计委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非但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年-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
2.计划经济是以意识形态为最高原则(即俄罗斯学者所说的“意识形态治国”)，不讲效益，大量浪费资源的一种经济管理方式
经济计划并不讲求什么经济规律，是一切从国家需要出发制订的。那么，什么是“国家需要”？对于苏联这样的国家来说，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并不是客观经济规律的需要。这样制定出来的经济计划不可能符合国民经济按比例、平衡发展的原则，必然是只顾及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必然是过多用于积累，而忽视和挤压消费。这样的发展，必然是大量投入资金、物资和劳动力，只顾工矿企业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这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是一种外延型、数量型增长方式。这种发展方式虽然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但不能持续发展，在其达到一定极限后，必然放慢下来，停滞不前。苏联经济就是这样，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发展的，但到70年代以后就停顿、停滞了下来。
这种发展方式不讲效益，不计利润，资源浪费巨大。高投入、低产出，高速度、低效益。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在1970年代，苏联在投资规模同美国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其工业劳动生产率仅是美国一半，其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是美国的1/5，国民收入才相当于美国的65%。[12]这样的低效益，是排斥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3.苏联的计划就是法律，是刚性而不可变移的，极端僵化，特别是经过战时经济的强化，这种计划经济，其弊端已暴露无遗
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到战时，计划更加严格，更加细化，更具有刚性，不仅有年度计划，还有季度、月度计划。这种严格的战时计划经济体制，虽在战时发挥了特定作用，但到战后并没有及时转到和平轨道，很多战时经济的措施，都惯性地被带到了战后和平年代。
这主要表现为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当中的严重失衡。苏联战时工业完全转入了军事化的轨道，战后，军用工业产值还一直高于民用工业产值。本来，战后利用战时经济向和平轨道的转变，是进行改革的大好时机，但斯大林非但没有进行改革，反而把战前、战时的体制延续了下来。在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战后甚至走上了比战前更加极端的道路。
有学者认为，1948年-1952年期间，在消费与积累，轻重工业比例、农业与工业比例等问题上，又一次重复了1930年代发生过的经济现象和周期。[13]战前，年平均投资增长才占国民收入的17%，而战后年平均投资增长则达到22%，这远远超过了计划规定的指标。[14]这期间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样，大量无序开工新建的工程项目，都不能按时完工。从五年计划执行的实际结果看，工业投资额的88%是用于机器制造工业，只有12%投到了轻工业当中。[15]而且发展重工业所依据的还是陈旧的方案，并没有考虑到战后世界新技术、新工艺所达到的水平和成就。比如，苏联在长足发展冶金工业的同时，化学工业却还相当薄弱，并没有注意到像石油化学这样大有发展前途的新兴工业部门；在能源燃料的利用上，只注意煤炭，却不太注重石油和煤气的使用，所以，煤炭在载能体需求份额中不断增长。这种发展工业的观念在苏联根深蒂固，甚至直到1950年代上半期，当全世界选择相反发展趋向的势头已经十分明朗时，苏联工业配置的这种状况还没有改变。
但最突出的还是轻重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调，并造成了如下局面：当1950年代重工业指标被大大突破，生产量比战前几乎增长一倍时，轻工业生产非但没有达到计划数字，甚至还低于战前水平。原定给轻工业本来就已很少的投资，后来又给抽调出来，造成轻工业设备得不到更新，出现严重落后的局面。
同工业相比，农业受到更大的忽视。战争尽管严重破坏了农业，但战后对农业实际上没有进行投资。这带来的结果是，农业产量在1950年，就是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还没达到十月革命前，即1913年的水平。[16]畜牧业也同样处于危机当中，畜产品产量不仅低于战前指标，也低于十月革命前，即1913年的指标。[17]
所以，战后苏联人民生活极苦，没吃没住。1946年-1947年乌克兰的大饥荒很能说明问题，这至今仍是乌克兰人民心中不能释怀的一个痛。至于住房，四五口、六七口人之家，拥挤在一间七八平方米、十来平方米的住房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战争年代，人们出生入死，忍受着千难万苦，就是为了战后的和平幸福生活，但是，人们所抱着的这种期望完全落空了。
4.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的动力机制、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动因，与市场经济条件完全不同
搞计划经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其动力机制靠的是政治、革命，所以计划经济时代的口号是，政治挂帅，以革命促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靠物质收益同个人利益挂钩，以此调动人们的生产劳动积极性。靠政治热情、革命干劲来调动积极性发展经济，只能在特定战争或革命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作用。发展经济，鼓动干劲，鼓一次两次行，一月两月行，若要三番五次，长年累月这样鼓干劲，长时期地靠这种办法发展经济，恐怕就不行了。所以，若要在常规条件下，长效地、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经济，那只有靠物质利益同个人挂钩，才能获得成功。
苏联通过计划以国家垄断方式配置资源，而不是以市场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管理方式，到战后第三个五年计划，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所以，1951年借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苏联经济学界就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争论刚一展开，讨论会上就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主张通过价值规律作用来发展经济。会上气氛的松动，使学界情绪为之一振。但学术空气稍一活跃，斯大林就一言定鼎，对讨论会做了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这个结论和此后三个文件汇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变成了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敲音定调的“圣谕”和“经典”。
公允地讲，在这部新的经济问题著作中，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是有若干与前不同的观点和提法的。他改变了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应”的观点，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一面。但是，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即只对日用消费品起作用，而不能对生产资料发挥作用；同时，也只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而不承认物质利益在经济政策中的重要作用。正因为这样，他拒绝了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作用范围的高度评价，拒绝了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仍然坚持僵硬计划经济的那套管理体制。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所确定的计划经济原则和模式，成为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一直保留了下来。从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期，经过两次大讨论，两次改革，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引入部分商品市场机制也未能获得成功，更谈不到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有所改革了。结果，所有的改革和讨论都以失败告终。
苏联在20世纪60～80年代渐进改革的失败
1960年代以后，苏联学术界先是进行了两次学术讨论，一次发生在1960年代初，是就“利别尔曼建议”展开的讨论。叶·利别尔曼是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的教授，他于1962年9月9日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提出了要以“经济手段”，即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赫鲁晓夫对此建议深感兴趣，在他的倡导下，学术界展开了热烈讨论。然而，这场讨论的基本倾向，只是改进苏联的计划经济，远不是将苏联经济纳入市场经济轨道。但即使这样，仍然遇到了保守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讨论进行了一年多，也进行了一些试验，结果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效，赫鲁晓夫就在政变中被赶下了台。
另一次讨论，发生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是以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为首的苏联“新经济学派”，即“商品学派”发起的。讨论没有怎么展开，就遭到勃列日涅夫集团主管意识形态领导人苏斯洛夫等的打击和镇压。
上述两次关于引入商品市场因素的学术讨论，可以说分别预示着以后的两次渐进式改革，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分别为它们所做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但是连学术讨论都无果而终，以后的两次改革，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之后的两次改革，一次出现在1960年代中后期，是由柯西金领导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次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是1987年进行的那次比较稳健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尽管两次改革的具体情况和面临的形势各有不同，但大体都是企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引入商品市场关系，给企业更大的灵活性，让其支配应有的利润，获得一定额度的奖金，甚至有产品的定价权，以此来调动企业管理者和工人个人的积极性。但改革都遇到了意识形态的障碍和保守势力的阻挠，结果都同样以失败告终。
柯西金领导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进行的情况来看，还是比较好的，但是遇到勃列日涅夫的直接阻挠而告吹。戈尔巴乔夫则是在极端严峻的经济危机形势下，不得不进行这场经济改革。用时任总理雷日科夫的话说，就是财政到了“极为危机的局面”，“我们早已入不敷出，靠借债度日”，“日益增大的收支不平衡开始具有长期的性质，已使财政信贷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18]那么，这种收支不平衡，借债度日是怎样形成的？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苏联计划经济最不合理的是价格，“国营商店里一公斤肉食大约收款1.8卢布，而国家对一公斤肉的补贴多达3.5卢布。食品行业中仅此一项，每年的国家补贴总额就在600亿卢布以上，而整个国家预算也不过是4800亿卢布”。[19]这种情况，怎么能不引发财政预算的崩溃呢？
苏联计划经济到1987年，即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即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采取渐进式改革，即在计划经济中引进商品市场因素的改革，仍然以失败告终。渐进式改革难以推进，戈尔巴乔夫就索性抛开计划经济体制，采取激进的方式，直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结果，又发生了雷日科夫五年渐进改革方案与叶利钦支持的亚夫林斯基“500天改革”方案的激烈冲突。最终，渐进改革失败，激进改革占据上风，再加之其他因素，导致了苏联解体。正像最近俄罗斯学界和官方通过的《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新教学法总体构架》大纲所说，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大吹大擂“发达社会主义”的辞藻下，苏联的“体制性危机已经成熟”。[20]这说明，苏联解体正是这种“体制性危机”引起的，其中包括计划经济体制的危机。
中国和东欧计划经济道路的波折
20世纪40～50年代，中国和东欧各国也开始仿照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从事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在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实践中，这些国家都一无例外地经历了一些困难和波折，也都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的时期，开始了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接受苏联模式的情况，同东欧各国是有所不同的。东欧各党接受苏联模式，最初普遍具有抵触情绪，所以大多采取了抵制的态度。斯大林经过对东欧各党反对派的清洗和镇压，才把苏联模式强行推展到了那里。中国的不同情况在于，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自觉自愿接受苏联模式的。斯大林向中国推行苏联模式，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因为我们党内缺乏懂经济的专家，在解放战争后期就面临管理大城市、管理经济的困难，一开始建国，就急需苏联在这方面提供援助。
现已披露的许多档案可以说明这段历史的有关情况。结束三大战役后，解放军在江北陈兵百万，等了几个月没实施渡江作战，这是为什么？过去有种说法，认为是斯大林怕惹恼美国，要我们划江而治，企图在中国搞“南北朝”。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近年，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披露了当年“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信中透露了真情。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说，“不仅我们领导人没有领导经济的经验，我们整个党都没有”。“怎样发展我国的经济，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结果怎样，我们说不清，因为心中没底。”对于管理像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是这样。所以，毛泽东请斯大林派专家来。1949年6、7月，刚好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在代表团回国的同一火车上，就带回了250位斯大林派来的管理城市和经济的苏联专家。我国就是在这种缺乏人才的情况下接受苏联模式的。
在建国初期，我国确立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情况，也与苏联当年的情况有所不同。苏联是经过制订1925年的年度计划，接着又制定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通过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实践，才确立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我国与此不同的情况在于，我国的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苏联国土上制订的，是由苏联专家主导、帮助下制订的。当时，我国主管计划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曾在苏联常驻8个月，同苏联专家一块制定了五年计划，这样就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当然在执行过程中，通过实践，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经济体制模式。
根据《中苏关系》作者罗曼宁披露的资料，“第一批到达中国的250名苏联专家是按照中共领导的要求配备的。其中一部分人负责制定国家管理体制和未来的部委职能和章程，并参加组织和建立国民经济管理系统的实际工作。另一部分人则直接被派往各大工厂，组织修复工作，管理和经营开工的企业”。[21]这样，从国家经济计划整体编制，到具体实施的政府机构设置，以至基层的工厂企业，都是按照苏联的一整套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实施的。这样，在中国就牢牢地确立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如此一来，中国在建国后走过的道路，与苏联基本相似就毫不奇怪了。反右倾、集体化、工业化大跃进、大饥荒、1936年-1939年“大清洗”——这是苏联在1920年代末和整个1930年代所走过的一条路；中国所经历的这些重大事件，在时间顺序上几乎与苏联一模一样①，中苏两国两党所经历的事件，在因果关系、历史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提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苏联会发生“大清洗”，而中国也雷同地发生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笔者以为，其中深层问题之一，是中国和苏联都是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同阶级斗争扩大化密不可分，前者与后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个连通器，由内在的机制和逻辑，把它们二者勾连了起来。纯粹计划经济体系，不是用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的，而是用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的。搞计划经济又大多想要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这必然、也必须要由人为来强力推动，实际上就是用政治手段来推动。这样一来，就顺手拈来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靠阶级斗争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
1927年底至1928年初，在苏联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实际上大多是由经济原因，即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引起的：工业品价格太高，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民不愿卖粮，造成国家收购粮食的困难，出现收购危机。但斯大林却归因于“富农捣乱”，得出了“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结论，由此产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这样，便在党内寻找“富农代理人”，在社会上乱抓“富农”和“人民敌人”。为不惜代价促进经济超高速发展，所有持异议者都被视为布哈林的右派“同伙”，过去的党内反对派，也都一无例外地作为敌人列入打击对象。这样一来，敌人越抓越多，就恶性发展，最后变成了“大清洗”运动。
所以，计划经济同政治、同阶级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块的，搞计划经济只能提倡“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否则，计划经济是坚持不下去的。然而，靠革命“促生产”，只能“促”一时，不能“促”长久。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计划经济都没有可持续性，最后都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东欧各国的计划经济也遇到了同样难以为继的问题。波匈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说到底，都是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道路。结果，都遭到了来自苏联的干涉和镇压。
在东欧，唯独南斯拉夫没有仿照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而是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但也只有它的经济搞得最好，最繁荣。南斯拉夫最后的解体，盖源于多民族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原因，这是另一回事，与经济问题关联不大。
回顾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今，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艰苦探索，经历了从市场到计划、从计划到市场，又循环往复回到计划，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归市场。经过如此循环的更替，最后仍然没有逃脱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这说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自有社会分工以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这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企图摆脱这个客观规律，是一定要受到无情惩罚的。近100年来，由苏联74年的实验，中国65年的探索，东欧上亿人口近半个世纪的实践，从这三个大试验场所取得的结果来看，都不约而同地证明，计划经济之路行不通；只有市场经济才是开启财富之门、通向人类共同文明的康庄大道。
本文系作者2014年5月2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举办的报告会上的学术报告之整理稿，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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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反“右倾”发生在合作化、公社化之后；而苏联是在反布哈林“右倾集团”之后才掀起集体化高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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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21
来源：《探索与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