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马布耶以为在绘画上稳操胜券，可是现在人人都在呼唤乔托，前者的名声于是黯然失色。”这是《炼狱篇》中手抄本画家欧德里希对但丁所说的话，意在提醒他尘世名誉的无常。讽刺的是，恰恰由于《神曲》的至今不朽，散落在其中的只言片语帮助确立了这两位画家——是师徒也是对手——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自十六世纪瓦萨里的《艺界名人传》起，后世诸多意大利艺术史专著都以契马布耶和乔托开篇。
说起这位欧德里希，他本人又是契马布耶的学徒，与乔托和但丁交好，而乔托又是薄伽丘《十日谈》中那篇谈论画家名望的著名故事的主角。如果说十四、十五世纪是佛罗伦萨城市空间骤然密集的两个世纪（层层扩建的城墙，阿诺河上不断耸立的新桥，座座成为街道蛛网之结点的新广场，倍增的人口），那么文艺势能的汇聚与冲撞——字面意义上的“文艺”，文学和艺术——其密度几乎要令人迷失，整个老城区也因此成为一座两者相互映照的镜宫。
在以圣母百花堂为圆心的三分钟步程内，布鲁内莱斯基建造了罗马万神殿以来出自人类之手的最大穹顶，同时与吉尔贝蒂争夺八角洗礼堂青铜门的铸造权；百花堂边耸立着乔叟设计的钟楼，堂内除祭坛外最醒目的地方则高悬着多梅尼科的《<神曲>照亮佛罗伦萨》：但丁炽烈的粉色衣袍背后，作为尘世诸城象征的佛罗伦萨如在黄金中焚烧；乔托的追随者纷纷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作品绘制手稿插图……这一切都于不到两百年间发生在同一座广场上。这种诗歌与绘画、叙事与象形、艺术家与城市间的彼此投射，使得佛罗伦萨成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罅缝间一座光芒璀璨而又暗影幢幢的皮影舞台，在高度浓缩的时空中上演着手与眼的神秘剧。
但丁无疑是这幕剧中的一个幽灵主角，总有办法让逡巡在翡冷翠大街小巷的每个人感受到他缺席的在场。作为世上最大的方济各派教堂，佛罗伦萨圣十字堂内埋葬着米开朗琪罗、伽利略、马基雅维利等大亨（因而此地有别名“意大利荣光之殿”），唯独但丁墓徒有宏伟的墓葬纪念碑（上书拉丁文“最高荣耀归于诗人”），却是一座空墓——因被故乡判处终身流放，但丁实际上埋骨于拉文纳小城，从未返回佛罗伦萨。若说圣十字堂内部英灵荟萃，门前却独有一座塑像巍然伫立如神像，守护着教堂的入口，脚踏双狮基座，脚踝处有雄鹰庇护，头戴月桂花冠——正是但丁。
但丁故居则隐在百花堂广场几条街开外的一条深巷里，无匾牌，仅挂一匹红色布幔标明，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从此走出，就连故居门前一块石板上他的浅浮雕侧影，也必须往上浇水才会在烈日下凸显出来。人们太容易错过这座不起眼的博物馆，错过这些令人目眩神迷的早期《神曲》抄本：现存最早的彩绘本帕拉丁诺313抄本（十四世纪下半叶，碧雅特丽奇头上圣光的金箔已开始剥落）；肉眼可见的最小的袖珍抄本（约6.5×4.5厘米）；拥有奢华首字母装饰及一百七十幅袖珍彩画的马西昂手卷（中世纪盛期最著名的《神曲》手稿）……更不用说但丁的死亡面具以及用过的匕首。佛罗伦萨素以价廉物美的皮革著称，我甚至在主商业街找到一家名为但丁·阿利盖里的皮具店。问店主是否和阿利盖里家族有某种关系，帅到没朋友的意大利小哥非常坦率：“没什么关系，就是大家都会去抢注美第奇啊、但丁啊这种牌子。我们运气比较好。其实我没读过他写的东西。”
没错。在佛罗伦萨，但丁的遗踪看似无所不在，其魂魄却只有最稀薄的在场，萦绕于逼仄的巷道深处和日落后被游人遗弃的桥头。和他的英国晚辈乔叟一样，但丁是那种高度入世、热衷于以作品反映现世危机并在其中确立自己和同辈人道德立场的作家，就这点而言他是个地道的佛罗伦萨人。三十岁以盖尔夫派白党人身份从政，五年后因开罪教皇从政治生涯巅峰坠落，被迫与故乡诀别而最后一次回望翡冷翠时，站在世纪之交的诗人或许无从预知自己的作品将如何成为一面拥有无穷景深的巨镜，持久映照乃至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政治、伦理、艺术史和空间观，但或许早已听到了命运的浅吟低唱：“缺席是我的笙歌与荆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