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
也许，历史学家们将会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争论几百年，目前，对改变世界的这七年的讨论已经引起种种误解和分歧。在许多俄罗斯人意识中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带来的就是失望，这种普遍的失望是由在后苏联的俄罗斯被称为“民主制”的那个制度的弊端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暴富和赤贫现象所造成的。但是，发起改革的那些人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已经不担任国家官职了，所以，评价他们时要看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不是看他们的继承人所做的事情。
有必要搞清楚改革是如何开始的，它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作为改善苏联制度的效用的一种尝试而开始的，它的倡导者们（首先是新任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渴望改善现行的苏联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这一术语恰恰是在1968年捷克共产党改革派开始政治和经济改革、提出多元化思想后产生的，当时关于苏联需要“改良”这一点连想都不允许想。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多元化理论和实践让苏联领导人感到非常害怕，他们用坦克扼杀了“布拉格之春”。后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那些想对苏联制度进行哪怕非常微小的改变人只能使用“进一步完善”苏联政治制度或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这类婉转的词语。
“改革”一词的意识形态意味不如“改良”一词重，在苏联的保守派看来，“改良”一词具有改良主义或修正主义的隐含意义，所以在改革的“掩饰”下可以进行一切比较激进的改良。起初，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在政治上适合那些（首先是新任总书记）真正希望实行重大改良的人，在开始阶段，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能支持改革，因为当时每个人都给改革加入了各自的意义。
随着改革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激进，特别是当1988年夏季戈尔巴乔夫制度及其盟友们从“制度改良”转为“制度改造”后，这一术语的不确定性显然已不再是优点了，产生了关于更加深入的改变制度架构的问题。这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因为“公开性”已变为真正的“言论自由”并且一步步演变为出版自由，尽管觉醒了的社会上的政治论战主要是进行总结概括，而不是谈论具体的、应当实施的制度架构改造。
在论述改革年代实行的五项改造之前，我想先区分一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区分，而是从进行比较政治学分析的角度来区分。可以将共产主义制度的五个基本特征概括如下：（1）共产党的垄断权力；（2）民主集中制；（3）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4）公开宣布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国家将消亡）为目标——这是最终的、具有合法性的目标；（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存在和对这一运动的归属感。［2］在未进行改革的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里，共产党领袖和思想家们称自己的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但这一事实恐怕不能成为效仿他们的理由。同样是这些共产党领袖和共产主义思想维护者也曾把自己的制度称为“民主制度”。在改革前的苏联，“苏联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这两个词语常常被作为几乎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尽管把苏联的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像把它称为民主制度那么明显荒谬，但苏联领导人——从列宁到契尔年科［3］——把苏联的制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一事实并不能提供将这个定义作为有根据的分析术语的充足理由［4］。
“社会主义的”这个形容词适用于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政党和政府，而不仅仅是其中自称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一部分［5］，这一术语不像用于苏联和那些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核心的国家的术语——“共产主义的”那么准确。不难把共产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即给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提供终极证明的无国家空想区别开来，因为按照列宁的论点，正是共产党可以提供领导不太觉悟的公民走向和谐的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理论认识和组织基础（我怀疑在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中是否有人真正相信这种未来的社会神话，然而也不能否认这一构想遗留的思想作用，它一直保留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普遍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浪潮中，这一思想甚至被当作一种理论概念抛弃）［6］，同时也不必担心“现实社会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使用的术语）时期的共产主义与“完全的共产主义”的空想会混为一谈。如果把同一个术语——“社会主义的”，比如说，用于法国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政府和改革前的苏联，这将是比把“共产主义的”这一术语用于后者更加明显的概念上的牵强和对所存在差别的更加明显的掩饰。
在改革的年代，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已不复存在，关于俄国的共产主义直到鲍里斯·叶利钦的后苏联政权建立后才结束的观点是无稽之谈，苏联是在1991年12月终止其存在的，而苏联的共产主义早在1989年就已寿终正寝，仅从上面列举的共产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来分析就可证明这一点。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在法律上于1990年3月结束，当时对宪法作了修改，取消了苏共的有保证的“领导和指导作用”，而独立的政治组织和政党的萌芽事实上在1989年就已经出现；其次，民主集中制从1986年开始就受到快速冲击，到1989年已被完全放弃：坚持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的共产党员作为竞选对手参加了大选前的斗争；第三，尽管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在改革时期是共产主义所有基本特征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但1988年的合作社法使其受到了重创，因为这个法律比1986年的个体劳动法走得还远，合作社很快就变成了稍微带有隐蔽性的私营企业；第四，戈尔巴乔夫及其盟友放弃了“建成共产主义”这一遥远的思想目标，它已从苏共的纲领性文件中消失；还有第五，1989年以后，苏联曾加入其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存在，它已经没有谁可领导了。
本文将要谈到的五个基本转型意味着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被取消，但这些改变的实际意义更大，虽然这些转型在政治实践的层面上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但必须对它们逐个进行分析。这里所说的是以下五个转型：（1）取消指令式经济；（2）从极端极权主义政治制度转向政治多元化；（3）结束冷战；（4）放弃苏联在东欧的主导权；（5）苏联解体。我将依次来分析所有这些政治现象。
从指令式经济到不确定经济
显而易见，那些断言苏联不可能从内部发生改变、而且是激进改变的人是错误的。虽然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在不同时期进行过某些经济改革，但激进改革所涉及的是那些由制度行为原则所决定的、在苏联则是因俄罗斯特有的一系列特殊情况而加剧的重大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不仅指令式经济与民主不相容，而且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与民主不相容［7］，他写道：“所有民主国家在历史上都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市场虽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也要在国家的干预下才能发生改变。”［8］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保护各种利益的组织行为的一种反应，因为这些利益在市场成为作出经济方面决定唯一标准的情况下可能受到过大损害。
然而，纯粹的经济模式只存在于教科书中，经济制度还是要以这种或那种模式为主。比如说，这是一种就实质来看可能是以资源集中配置为基础的指令式经济，但它同时也可能对供需规律作出让步（例如，改革前的苏联存在私人补习教师职业）。市场经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国家调节，可是其运行逻辑又与指令式经济不同。任何一种市场经济本身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完全可能存在公有制成分，比如国有铁路或属于地方政府所有的机场，而且国家通常要针对市场的变化进行相当大的干预，如规定对烟草产品征收高额税费，以降低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从指令式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毕竟是一大进步。“转变”这一术语用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有道理的。在苏联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矛盾，一些人努力要使现行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而另一些人则力求主要用建立在其他原则之上的市场经济取代这一制度，结果，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大多数经济法律，如1987年的国有企业法和1988年的合作社法，尽管是按照良好的意图制定的，带来的却是良好意图以外的后果，在长期存在的苏联指令式经济的条件下，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后苏联的俄罗斯经历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需要使大多数价格达到市场水平的时刻必然到来，改善旧的“行政指令体制”的尝试也必然被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所取代（尽管有人经常毫无根据地批评戈尔巴乔夫利用了“市场经济”前面的“可调节的”这一形容词）。
虽然到1989年时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方针，但国内当时存在（直到苏联解体为止）的经济制度既不是指令式经济制度，也不是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经济处于僵滞状态：指令式经济已经不起作用，而市场经济尚未出现。由于改革，产生了一些在集中计划的拥护者看来反常的刺激因素，但市场体制的基础仍然薄弱，而对市场转变有决定性作用的措施——放开大部分价格也迟迟没有实行。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说苏联经济制度不可改革的人的论据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进行局部改革，当时也是这么做的，但总的来说，制度的行为原则必然要么是市场的，要么是指令式的，确认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存在作出这一选择的简单办法。除了制度问题以外，俄罗斯的特点也使得苏联的经济转变比东欧和中欧国家困难得多。问题不仅仅在于俄罗斯的行政指令体制存在的时间更长，苏联的国家面积和气候条件，再加上苏联计划管理的遗产，甚至给那些力求加快向市场转变的政治家制造了（现在还在制造）很多困难，比如说，比匈牙利或捷克的困难还多。菲奥纳·希尔和克利福德·加迪最近发表的著作（其中分析了因西伯利亚城市的粗放发展而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9］。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坚持市场经济标准的话，那么达尔关于不可抑制的（prohibitive）社会政治成本的看法就是完全正确的［10］，不能简单地把整座整座城市关闭了事，哪怕它们全都根本不可能变得有经济生存能力。
从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到政治多元化
西方某些政治评论家跟在俄罗斯激进派后面（成为激进派的往往是那些在苏联由于戈尔巴乔夫而不再追究持不同政见者之前一直是顺从的国教徒的苏联公民）批评戈尔巴乔夫，指责其主政时期苏联政治改革进展缓慢。实际上当时的变化特别快，尤其是在1987年和1990年之间。至于东欧各国政权的更迭就更不用说了，它发生得还要快——1989年就发生了，不过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存在于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架构消失得非常快，因为那里大多数居民都认为这些制度架构是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它们只能暂时得以维持，直到苏联领导人不再愿意使用军队这一最后的手段来保护不受欢迎的制度和不受欢迎的领袖为止。但对有着革命前专制传统和70年共产主义制度实践的俄国来说，实现从极端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向政治多元化和三年来的种种选择的转变意味着完成一次极其迅猛的突破。
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要求改变的重要因素很多，但对苏联制度改造之所以恰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其他委员的观点如今已经通过当时的文件以及大量的回忆录广为人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实行过哪怕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稍稍相似的政策，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观点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这表明他热衷于改革和乐于接受新思想，说得客气一点，这可不是政治局这一层次的人所具有的特点，对新思想的这种开放性是至关重要的，苏联任何一位领导人（而实际的选择也非常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取消对关于“多元化”的溢美之词的禁忌［11］，而只会使用他所控制的大量杠杆——从书报检查制度和党的纪律到动用强力部门——来制止激进的改变［12］。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夏季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直到1989年才变为政治现实，其中最根本的改变是对拥有实权的立法权力机关（1989年最高苏维埃竟然否决了雷日科夫所提部长人选的13%）［13］实行差额选举。“改革”一词并不能十分恰当地界定对苏联制度实行改造的意义。戈尔巴乔夫把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看做转折点是对的，按照他的说法，他在代表会议上的主要报告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和平、稳妥地从一种政治制度向另一种政治制度转变”（黑体是我用的。——作者注）［14］。改造已超出取消限制的范围——民主化开始了，然而民主化是一个过程，它不等于已经形成的民主。尽管无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
还是在其后俄罗斯继承人执政时期，制度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但它毕竟已成为一种政治上多元的、同共产主义制度有本质区别的制度。
应当指出的是，有利于把多元化原则引入苏联政治制度的主要决定是在鲍里斯·叶利钦在政治进程中尚未起任何作用的时候作出的，1988年夏季十九次党代会支持导致多元化决定时（顺便说一下，当时很多代表是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投赞成票的），叶利钦虽然在形式上还是苏共中央委员，但他的意见在党内已经无足轻重，他在那场以通过了向代表会议提交的一些十分激进的文件而告终的争论中未起任何作用，但是新的多元化原则使他受益匪浅，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他还使这些原则补充了很多内容，在1989年的选举中，叶利钦取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成为新的立法机构中来自整个莫斯科选区的代表，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不过，正如当时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杰克·马特洛克所说，“更令我吃惊的不是叶利钦取得胜利，而是选票的统计真实可靠”（黑体是马特洛克用的）［15］。
虽然苏联制度中多元化的确立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也应当指出，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完全的民主化都没有实现。如果我们不再解释事实，而是作出一种假设——“这本来可以发生，实际上却没有发生”，就有理由这样来推测（不过，当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要是在两个具体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采取另一种立场的话，国内就可能产生更加有生命力的民主和更加有效的民主制度架构。第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是1990年3月通过最高苏维埃投票、而不是通过直接全民选举来推选苏联总统的决定。如果作出在1990年春季进行直接选举（不仅仅是所说的未来的总统选举）的决定的话，那么从把大多数共和国留在革新后的自愿联盟中的角度来看，这会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决定（下面将详细谈到这一点）。
第二个决定是戈尔巴乔夫关于共产党暂缓公开分裂的决定，从建立可以巩固联盟的合法的、跨共和国的政治架构的角度看，这是个重要的决定，而从进一步加强民主的角度看，它更加重要。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在一些谈话中曾认为可以实行政党竞争。1985年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以个人名义致信戈尔巴乔夫，信中建议把苏共分为两个党，从而使政治制度成为竞争性制度，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这视为对党的神圣的统一原则的蓄意破坏，他只是说这一想法“为时过早”［16］。显而易见，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这一想法的确为时过早，刚刚当选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身处由持有正统观点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政治局中，他不可能让党分裂，尤其不能忘记，列宁主义政党一向对分裂分子深恶痛绝。
戈尔巴乔夫可以大胆尝试使党分裂的最合适时机是1989年，或者是1990年7月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也许这次代表大会是最佳时机。当时可能会有几百万共产党员和戈尔巴乔夫一起走并成立社会民主党，而剩下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也可以组成一个大党。此外，苏共内部还可能分出一个自由主义政党，因为在这个思想上不一致的组织中有一些像叶戈尔·盖达尔这样的人，有许多积极鼓吹市场经济的人，这是建立使各政党得以相互竞争、获得广泛支持和坚实的财政基础（如果苏共的财产能够在苏共派生出的各个党之间分配的话）的制度的最佳方案。然而后一个假设不能不引起疑问：能在相互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如此公开地按照西方模式转向政党竞争吗？
“残余的”共产党内的主要力量也许是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当时大都对戈尔巴乔夫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抱有十分怀疑的态度。难道他们不能同军队和克格勃结成统一阵线来防止分裂吗？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果真如此的话，叛乱（不是在1991年8月，而是在一年前）就非常可能成功。在1990年，领导政变的那些人不会遇到他们在1991年8月面临的问题——他们宣称代表全体人民，而在此之前两个月人民（即使不是全国人民，至少也是俄罗斯人民）已经选举一个观点完全不同的人——鲍里斯·叶利钦为总统。1990年夏季叶利钦还不具有如此大的民主合法性，他只有在1990年春季通过全民选举当选苏联总统，才能获得这种合法性，正因为如此，关于直接选举苏联总统的假设是非常重要的（在论述第五个转型即苏联解体那部分将谈到这一点）。不过，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冒险带头去分裂共产党的话，保持党的形式上统一的风险性总的看来会更大。
结束冷战
关于西方、特别是里根政府在停止冷战方面起了什么作用的争论至今仍未平息。［17］然而有两点是很清楚的。第一，在里根总统期间，正值苏联三位总书记先后主政，这一时期尚未出现冷战结束的任何迹象，相反，冷战变得越来越“冷”。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东西方之间关系才发生根本变化。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最后两年，在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处于政权最高层的短暂时期内，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由外交部长安·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德·乌斯季诺夫负责，他们没有表现出灵活性，而是以传统方式来回应美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启动新的思维、制定新的行为准则并在莫斯科提拔了新的外交班子的人是戈尔巴乔夫。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冷战是在戈尔巴乔夫主政期间结束的，他的继任者鲍里斯·叶利钦对这一转型没有起任何作用，叶利钦甚至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也没有提出一条有别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路线，而且根本就很少谈及这方面的事情，在东西方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那些年里，他对作出种种外交决策的进程没有丝毫贡献，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到1988年年底，也就是他去职时，冷战已经结束［18］，此前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一系列削减军备的重要条约，里根还去莫斯科进行了友好访问，在访问中他说，苏联不再是“邪恶帝国”。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不同，他对包括国际关系思想在内的各种思想真正感兴趣，他认为，这些思想不应受到像强权政治一样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束缚；早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书记时他就读过很多书，其中包括党的干部通常不该读的书，由于具有知识分子的求知欲，他在当时以及后来所感兴趣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正统苏联观念的范围。他还任命像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和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这样一些学识渊博的人为助手，撤换了外交部领导并加快提拔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党内职务，从而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他支持各研究所的学者努力“思考不可思议的事情”和提出新思想。
最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实际行动符合他所宣布的原则。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传统说教，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们所说的世界上的两种制度之间斗争中的主导权辩解的。戈尔巴乔夫受到他读的书和他的一些顾问的影响，而且有与外国领导人交往的亲身经历以及对其他文化和制度的直接了解，所以他认为，存在着超越国家间比较狭隘的利益和差别的全人类的价值和利益，这一坚定信念成了他的行为准则，或者善意的不作为的准则，例如在对待东欧问题上，这一点在下一部分将会谈到。
放弃苏联在东欧的主导权
反驳乔治·舒尔茨关于冷战在1988年年底结束的观点的看法认为，在东欧各国人民能够自行选择各自政治和经济制度之前，冷战并未真正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曾两次公开谈到东欧各国人民有“选择的自由”——头一次是1988年夏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后来是12月在联合国发言中，1989年，他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受到中欧和东欧各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检验，苏联对这些事件未加干预就是对冷战结束的无可置疑的证明，冷战的确结束了，因为在全球相互依存以及全人类利益和价值的新思想影响下，同时还由于对苏联在东欧谋求主导权（这受到东欧各国人民的反对）这一做法的利弊在认识上发生了改变，苏联领导人有意识地停止了对那些已经不再受到本国人民信任的政权的支持。
在俄罗斯，常常有人批评戈尔巴乔夫是按照对自己国家不利的条件结束冷战的，很多提出这种批评的人指的是不再支持东欧的共产主义“被保护人”和亲苏联政权。请看戈尔巴乔夫自己是如何写的：
“有人还说，我们失去了东欧的盟友，把这些国家无偿地‘拱手相让’。但是，我们把它们‘拱手相让’给了谁？给了它们的人民。给了在自由表达意志的进程中自行选择了符合其民族需要的发展道路的人民。
曾经存在于东欧和中欧各国的制度，如同在我国一样，已经受到历史判决。它本身早已衰老，也使人民受到压制。拯救和保护这种制度就意味着进一步削弱我们自己国家的地位，使其在本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眼中声誉扫地。”［19］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当政者们仍然以为，对于莫斯科来说，苏联对东欧的主导权问题是不容讨论的；中欧和东欧各国自己所能指望的或认为可以实现的至多是一定程度的放松和自由（就像在卡达尔执政时的匈牙利逐步做到的那样），而绝不是完全的独立和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及苏联控制的彻底结束。
放弃保持苏联对东欧各国的主导权的努力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及其亲密同事的一个政治选择，而不是外交部或苏共中央国际部（1988年又增设了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制定的一项政策。的确，1989年东欧发生的变化比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东欧问题总顾问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所预测的要快（而且给共产党人改革者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直接影响，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因其政党赞同社会民主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而重返政治舞台），尽管如此，关于动用军队来延缓或防止东欧各国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问题，当时戈尔巴乔夫及其苏共中央甚至都没有研究过，这也表明了同过去的彻底决裂。
关于苏联解体问题
有些人坚持说，“民主化的苏联”这一概念包含着难以消除的“术语上的矛盾”，尽管这种说法可以接受，不过要附加许多补充说明。如果这种说法是指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盟，那么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这是一个特殊情况，而且（不管莫斯科的领导人多么难以承认这一点）要是当时能这样看待这些共和国就好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是在不太遥远的过去即1940年被迫加入苏联，所以不出所料，三国人民终于表达出对国家独立的要求，而当时提出这样要求的风险已不太大，如果考虑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一直希望像自己的近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那样，在充分民主条件下富裕地生活，就会相信，他们的政治追求根本不同于苏联中亚各民族的追求。
然而，当时也存在保留自愿联盟的可能性，尽管这一联盟的版图要比苏联小一些。此外，没有理由认为，苏联解体、进而在曾为一个国家的土地上成立15个独立国家这样的结果比保留由9个乃至12个共和国组成的联盟更为民主（如今，这些国家中有的已变得比苏联时期的最后几年更具极权主义色彩）。如果一个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较大的政治共同体能够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存在，那么它作为民主的政治机体可能丝毫不逊于以某个单一民族组建独立国家的要求为基础的国家。关于每个民族都拥有建立自己国家的绝对权利的观点所引发的问题并不比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少，在每个有潜在可能性的“民族国家”中都存在较小的民族族群，这些族群长期聚居在相对集中于某一区域性的飞地上，在较大的政治共同体解体后，在这些飞地聚居的族群（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例子那样）也可能提出成立各自“民族国家”要求的理由。于是便产生了分裂为越来越小的国家的可能性，产生了国内战争和种族清洗的幽灵。
全民选举苏联总统能有多么重要呢？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初支持直接选举苏联总统的主张，大多数苏共中央委员就会极为不满，因为当时国内的反共情绪由于经济问题的产生、“民族问题”的加剧以及东欧事件的示范效应（这一点不可小视）而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一年里，由于刚刚获得的自由，苏联人民得以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看到共产党领导人如何在人民不满情绪的浪潮中被要求回答问题和被解除权力［20］，此外，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在当时是最可靠的），这一时期国内最受欢迎的两位政治活动家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还胜过叶利钦，当年5—6月，戈尔巴乔夫声望开始下降，而叶利钦的声望则开始上升——他们的地位逐渐发生变换［21］。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3月或4月的全联盟直接选举中获胜会让党内的保守派很不高兴，一旦得到全民选举委任，他就不会再像担任非直选总统那样总是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压力的影响。
如果在选举中获胜的是叶利钦（考虑到他的声望不断上升，他无疑会当选），这当然是对机关更大的打击。不管怎么说，当时戈尔巴乔夫如果要求党作出总统全民选举决定，就像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提出竞争选举新的、真正的议会令全党吃惊的建议一样，他很可能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胡安·林茨和艾尔弗雷德·斯捷潘认为，把联盟（或者至少是它的大部分）作为新的、自愿的联邦保留下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因为各个共和国的竞选在全联盟的选举之前就已结束［22］。总的说来，他们更看重于选举程序，不过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总统选举，而不适用于他们集中论证的议会选举，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1990年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林茨和斯捷潘所描写的那么明显的质的差别。此外，俄罗斯的第一次多党选举在1993年才进行,这次选举恐怕还不能被视为“奠基性选举”，因为在1989—2004年这一时期内参加投票的选民数量一直非常少，很多俄罗斯公民回想起叶利钦在解散原议会时所采用的暴力仍感到很厌恶，1993年和1989年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首次差额选举带有妥协的性质，但仍引发了高涨的热情（三分之一的议席留给了社会组织的代表）。如果苏联总统选举在1990年即各共和国总统选举前举行，这会是一个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将使获胜者以及革新后的联盟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从保留由9个或更多共和国组成的联盟的角度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假如叶利钦获胜会具有特殊意义［23］。尽管许多研究者公正地指出，如果地方精英在革新后的、较为宽容的苏联范围内决定争取主权，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会有相当大的制度资源可以动员［24］，但叶利钦本人对苏联瓦解还是起了重要的、也许是关键的作用。在叶利钦关于俄罗斯脱离联盟而“独立”的声明中有某种令人费解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联盟就是“大俄罗斯”，而且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赞成保留苏联——在它瓦解前后都是如此（只有1991年年底那段非常短的时间除外）［25］。所以，叶利钦关于俄罗斯法律高于联盟法律、俄罗斯必须追求“独立”［26］的声明未必符合俄罗斯的长远利益，当时他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急于要占据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位置，这一任务对他来说比保留大联盟更重要。显而易见，要是叶利钦在1990年当选苏联总统的话，他就无需一再坚持俄罗斯独立了，很可能正相反。
促使苏联迅速解体的是种种新的自由和政治多元化，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为这一结局创造了前提条件，但他的行为造成国家解体的后果是他没有料到的，只有那些认为最好不改革苏联政治制度，让这种缺乏政治、精神和宗教自由的集权制度连同无效经济一同保留下来的人才会指责戈尔巴乔夫，说他使过去——在稍稍流露一点分立主义情绪便会遭到严厉制裁条件下——想都不能想的事情有了实现的可能；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要求独立的分离作用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叶利钦决定打俄罗斯牌来对抗联盟的做法，以及1991年8月叛乱行动，尽管这些叛乱者的本意希望阻止赋予各共和国广泛权力的联盟条约的签署，但由于考虑不周而使本想避免的结局提前出现了。
结论
尽管差额选举所体现出的宽松气氛和相当程度的民主化客观上给联盟制造了诸多困难，但还没有排除从虚假的联邦向真正的（尽管有些不定型）、由大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在新的、自愿的联盟条约基础上组成联邦转变的可能性，尽管缩小的联盟也许得以保留，但苏联制度未必能经受得住改革的过程，改革使制度的矛盾、无效性和不公正性凸显出来，并很快使领导改革过程的人面临选择：要么恢复人们所熟悉的旧制度的准则，要么按照改革年代的制度多元化的逻辑行事。戈尔巴乔夫的作用在于，他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能够在苏联牢固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向多元的政治制度和平转变的唯一途径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者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然而因为改革变得越来越激进，在已经觉醒的社会上甚至可以公开讨论一切可以想到的方案，改革过程的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脱离上层领导者的控制。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所宣布的“以渐进方式实行革命性改变”这一原本不错的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此外，在对苏联指令式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时，不可能不发现改革这种体制存在种种局限，因此必须向按照其他原则运行的经济制度转变，当然，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必然会先使情况变得糟糕，然后才使情况好转，尽管如此，也必须实现这种转变。对指令式政治机体的改革比较平稳地转变为制度的转型，不过这要求戈尔巴乔夫有出色的政治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以便“安抚强硬路线的支持者”，从而避免重走老路，因为他的政敌要做到这一点极其简单——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投票撤消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职务并用自己人取代他［27］。
戈尔巴乔夫的巨大压力来自各个方面：有在党的机关、安全机关和军工综合体中占据强有力地位的苏共党内保守派；有其民族国家独立要求得到群众支持，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获得强硬支持的民族精英；有已经能够对短缺经济和社会问题久拖不决表示不满的高度政治化的俄罗斯社会，尽管如此，到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和苏联还是从体制改革转变为制度转型，这并非是玩文字游戏，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承认必须“从一种政治制度向另一种政治制度转变”［28］的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尽管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盟友有过策略上退却或动摇（其中有些带来了与愿望相反的结果），但他们还是逐步走向铲除他们所继承的制度的战略目标，他们力求建立一种崭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它将大大优于他们从苏联继承的制度，并争取在政治上取得比在经济上大得多的成就。
注释：
［1］虽然这篇文章专门为本书所写，但其中还是引用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苏联转型期的政治领导》文集（阿·布朗、利·舍夫佐娃合编，华盛顿特区2001年版）中我的几篇文章和我的《苏联：制度改革还是制度性转型》(载于《斯拉夫评论》，第63卷，2004年第3期)一文中的某些片段。
［2］这几点详见阿尔奇·布朗的《共产主义》（《Communism》）一文（载于《世界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百科》，N.J.施梅尔瑟、保罗·B.巴尔特斯合编，牛津2001年版，第2323—2325页）以及他的《戈尔巴乔夫因素》一书（牛津1996年版，第309—315页）。
［3］戈尔巴乔夫在担任总书记初期曾认为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只是不够完善，需要加以改革。后来他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构想，于是他得出结论：苏联从来都不存在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是逐渐发生改变的。他在同一位老朋友谈话时就表明：“不过，我只是在1983年以后才否定关于苏联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看法的，而且不是一下子就否定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兹德涅克·姆利纳日《关于改革、“布拉格之春”和社会主义的对话》，纽约2002年版，第65页）。戈尔巴乔夫还说：“……在1985年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想对制度加以改善，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的……然而更大的成就在于，我们已经不打算再去建立种种理想模式并将社会生活纳入其中，我们消除了威权主义的权力，允许自由选举，实行多元化民主，而这些是与民主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东西”（同上，第200页）。
［4］所以，尽管我非常尊重已经去世的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在自己的书（在他去世后出版）中称赞了我对苏联和俄罗斯政治的分析，却又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的意思不同于苏联时期的通常看法而批评我。参看：格·霍·沙赫纳扎罗夫《当代文明与俄罗斯》一书（莫斯科2003年版），尤其是《个性因素与民主之外的选择》一节（第176—191页）。
［5］应当指出，对于西欧社会党来说，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也已改变。在参加社会党国际的各主要政党的领导者中，很少有人仍然相信可以建成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特殊社会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一词，如果仅就他们对这一术语继续使用的情况来看（如今英国工党领导人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比欧洲大陆国家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朋友们少），已经意味着其他价值观和取向，而不是一种十分确定的制度。
［6］参看：阿尔奇·布朗（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俄国的终结》（伦敦2004年版）和罗伯特·D.英格利希《俄罗斯与西方思想:戈尔巴乔夫、知识分子和冷战的结束》（纽约2000年版）。
［7］罗伯特·A.达尔《为何一切民主国家都是混合经济》，收入约翰·W.查普曼和伊恩·夏皮罗合编《民主社会》（纽约1993年版）一书，第259—282页。
［8］同上，第259页。
［9］菲奥纳·希尔和克利福德·加迪《西伯利亚灾祸论：共产主义规划者如何冷落俄罗斯》（华盛顿2003年版）。
［10］罗伯特·A.达尔，前引书。
［11］参看1987年7月15日《真理报》第1—2版；1987年9月30日《真理报》第1版。
［12］关于尼古拉·吉洪诺夫和维克托·格里申等人1984年阻止戈尔巴乔夫地位上升的企图和手段见：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莫斯科1995年版）第1卷第248—262页。通过维克托·格里申的《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五位总书记和阿·尼·柯西金的政治肖像》一书（莫斯科1996年版）就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他的共产党人保守派的观点。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证实，格里申不仅仅是有当总书记的想法——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身边的人“已经起草好了讲话稿和政治纲领”，这是专门供格里申当上总书记后用的。见：亚·雅科夫列夫《暮霭》（莫斯科2003年版）第459页。当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10日去世、戈尔巴乔夫决定当天晚上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格里申明白，什么都得不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也在为权力的平稳移交打基础。例如，与安德烈·葛罗米柯达成了协议，见：亚·雅科夫列夫《暮霭》第459—463页；阿纳托利·葛罗米柯《安德烈·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的迷宫中：儿子的回忆与思考》（莫斯科1997年版）第94—95页。阿纳托利·葛罗米柯推测说，格里戈里·罗曼诺夫比维·格里申更渴望当上总书记（同上书，第96—98页）。按照当时的一个可能的方案：先由年迈的格里申出任一段领导，然后再让罗曼诺夫这个年纪较轻而又有着同样保守观点的人担任总书记。
［13］尼·雷日科夫《改革：背叛的过程》（莫斯科1992年版）第291页。
［14］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卷第395页。
［15］杰克·马特洛克《为一个帝国验尸：美国大使对苏联垮台的看法》（纽约：蓝登书屋1995年版）第210页。
［16］亚·雅科夫列夫《暮霭》第383页。
［17］极力论证里根在这方面作用的是原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不过，他同时也完全承认戈尔巴乔夫的关键作用。参看：杰克·F.马特洛克《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冷战是如何结束的》（纽约：蓝登书屋2004年版）。
［18］乔治·舒尔茨《混乱与凯旋：我的国务卿岁月》（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8页。
［19］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我的国家与世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版）。另见：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解体》（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4年版）；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远见、神话还是背叛？论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莫斯科：“欧亚大陆”出版社1998年版）；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莫斯科：“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自由的代价：戈尔巴乔夫助手眼中的戈尔巴乔夫改革》（莫斯科：“俄罗斯文化—宙斯”出版社1993年版）；还有对戈尔巴乔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的更加恶毒的说法：瓦·米·法林《真实情况：政治回忆录》（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9年版）。
［20］对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民来说，东欧各国成为完全独立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范例是非常重要的，东欧国家的做法给了他们从苏联范围内更多的独立转而要求完全的独立的勇气。见：阿尔奇·布朗《共产主义转型的转型后果》，载于《后苏联事务》，第16册，2000年第2期（4—6月），第117—200页。
［21］通过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可靠调查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里，他的声望实际上急剧下降。然而，与根据选择性记忆进行的回忆不同，当时的统计表明，戈尔巴乔夫在其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俄罗斯和全苏联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鲍里斯·杜宾指出，根据调查资料，1988年至1990年代初的两位“年度人物”都是“改革派领袖”——起初是戈尔巴乔夫，然后是叶利钦。见：鲍·杜宾《斯大林与其他人。当代俄罗斯社会舆论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的看法》，载于《社会舆论调查》第1期，2003年1—2月，第13—15页。除了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以外，由社会科学院进行的认真的社会调查也表明，1989年戈尔巴乔夫的声望虽然比前几年有所下降，但仍然很高。见：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远见、神话还是背叛？》第213页。
［22］胡安·林茨和艾尔弗雷德·斯捷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巴尔的摩1996年版）第381—385页。
［23］叶利钦的胜利完全不是预先注定的。如果实行国家总统全民选举的话，就会给戈尔巴乔夫日益下降的声望提供新的刺激因素，他很可能再赢得几分，因为他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继承了巨大权力而又情愿把这一权力交给人民支配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带来的也正是这一结果，但是，如果苏联总统直接选举能够进行（当时戈尔巴乔夫还在犹豫不决），这一点会更加明显。
［24］参看：罗杰斯·布鲁贝克《改良的民族主义：新欧洲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英国剑桥1966年版）；瓦莱丽·邦斯《颠覆性机构：社会主义与国家的设计和建造》（英国剑桥1999年版）；另见林茨和斯捷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尤其是第19章。
［25］参看：马修·怀曼《苏联垮台中的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虽然书名中提到的是俄罗斯，但该书论述的不仅是苏联后期的情况，还有后苏联时期的情况），收录在他的《对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一般看法》（伦敦1997年版）第149—173页。
［26］1990年5月，叶利钦坚持认为联盟法律不应当与俄罗斯法律相抵触，而俄罗斯法律可以与联盟法律不一致。参看：利昂·阿伦《鲍里斯·叶利钦：革命的一生》（伦敦2000年版）第377页。对于叶利钦以及他身边那些贪图功名的人来说，联盟的命运与争夺权力的斗争相比是次要的事情。
［27］关于必须“安抚强硬路线的支持者”这一政治转型时期的普遍问题，参看：古耶尔莫·奥唐纳和菲利普·C.施密特《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对不确定民主的初步结论》（巴尔的摩1986年版）第44页。或者如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担任总统期间的最后一任新闻秘书）所说：“人们很少提出关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六年半时间里避免了多少次政变这一问题。任何一次这种潜在的政变都可能发生，因为当时的情况相当不利，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处于与他所领导的党几乎隔离的境地。”参看：安德烈·绥拉菲莫维奇·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苏联垮台的内幕》（博尔德1995年版）第101页。
［28］参看注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