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欧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这场运动标志着西方发达国家已步入另一形态的社会阶段。在此之前，欧洲社会并非充分享有民主、自由、富裕、平等。相反，与六十年代以前的欧洲相关联的字眼是：贫困、战乱、血腥、专制、苦闷、徨以及战后的一片片废墟。
就在这不妨作为分水岭的一九六八年，本世纪欧洲最杰出的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在瑞士巴塞尔逝世，似乎，他的生命、他的神学都是为着人世的困苦而存在，福乐与他无缘。的确，巴特的神学曾被称为危机神学，它产生于危机之中，并在危机之中为维护上帝的话拼死搏斗。
不过，要是巴特能再多活些岁月，他一定会积极支持新的学生运动。巴特不是关在书斋里的神学家，他向来关注现实社会，投身政治活动，只是，他的现实政治活动有着与众不同的品格：这就是坚决否认包括政治行为在内的一切人世作为具有无上功量，甚至具有神圣的性质。这就难怪巴特总是在政治上与当权政府及其意识形态过不去，因为，他已经认识到，把世俗的作为、世俗的权力、世俗的运动神圣化，恰恰是二十世纪欧洲的危机和灾难的根源。
例如，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权后即声称其政党、国家和事业的神圣性，要求所有的人服从并献身，声称其政治运动是神授意图、具有启示的根据，据此要求基督教会服从其领导，成为宣传法西斯政治的工具(所谓爱国的德意志基督教)；希特勒还多次召开宗教界名士座谈，软硬兼施，妄图迫使他们认可世俗政权的神圣性。面对无耻强权和暴君，巴特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击：只有上帝才是神圣的，其神圣之言只是通过受难的耶稣基督表达出来。对一切冒充神圣的企图，必须予以决不妥协的批判。一九三四年，在巴特的积极参预下，德国基督教新教各派领袖在鲁尔地区的巴门召开了著名的反纳粹会议，通过了由巴特一手促成的举世闻名的《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神学家巴特不仅以宏博的思想著称，也以坚定的反纳粹战士闻名于世。
把世俗的权威神圣化、把历史的政客偶像化、把世俗的政权神秘化，不仅西方有，东方也有，不仅过去有，现在还有，尽管人类曾为此付出过高昂的血的代价——但愿人们永远不会遗忘集中营的血迹——谁也不能保证将来不会重蹈可怕的神圣颠倒。就此而言，巴特的神学思想也就并不因他的去世而过时，也并不因社会已然或将要进入另一形态而过时。巴特所思考的问题并非只关涉某一时代或某一些人，而是关涉所有时代和所有的人。——如果中国人首先是人，当然也关涉到中国的人。巴特对一切自我神化的世俗思想坚决地回敬道：Welt ist Welt.Aber Gott ist Gott(世界就是世界。而上帝就是上帝)。这话对我们来说并非不着边际。
一
世俗政权谎称自己禀有神圣的使命，独裁者谎称自己的话是神圣之言，以此骗取人们的效忠和奉献，如此勾当就西方历史而言，实在是现代创举。众所周知，自基督宗教确立以来，西方的世俗政权总是受到神权的有形(通过教会)或无形的制约。十九世纪以来，一些思想家宣称神权被废除了，于是出现了自诩为神圣的世俗运动，然而，最让巴特感到震惊的是，竟然有不少神学家、宗教思想家也开始散布如此言论：教会走向社会主义乃是上帝之国的逐渐显现，耶稣就是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就是当今的耶稣；上帝之国与社会运动被等同起来，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被等同起来。巴特感到，这是基督教神学陷入危机的标志，为此，必须进行一场神学上的重新奠基工作。
一八八六年五月十日，巴特诞生于瑞士名城巴塞尔的一个信奉新教的世家，其父为《新约圣经》教授，其母为一位当时颇有名气的新教改革正统派牧师的女儿。巴特从小就谙熟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新教神学家施莱尔玛赫的思想，也喜欢康德。在伯尔尼、柏林、图宾根、马堡等大学神学系求学时，对巴特思想产生影响的除了赫尔曼、海特米勒外，还有新康德派的柯亨和那托普。不过，对巴特的神学思想的确立起了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基督教思想家克尔凯戈尔(尤其是他的悖论概念)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艺术家欧韦贝克和莫扎特。
巴特拒绝将上帝之国与社会运动的目标相等同，绝非由于他不识人间疾苦，恰恰相反，青年巴特在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在教区任助理牧师，深入地接触到下层人民尤其是工人的困苦，这使他很早就在神学理论和实践方面转向社会现实问题，并于一九一五年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巴特自己也亲身投入过宗教社会主义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现实才使他醒悟到，那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危险的。自由派神学和社会主义者的错误迫使巴特考虑神学的重新奠基问题。
神学的重新奠基工作的决定性步骤，在巴特看来即意味着在神学上一切从头开始，从唯一给上帝之言作见证的《圣经》开始，《圣经》是奠基的真正基础。它是回击一切冒充神圣之言的世俗思想的首要依据。
一九一六年，巴特即着手《<罗马书>注释》一书的写作，这部被誉为“投入神学家园地的一枚炸弹”的划时代著作，以传统注经学的形式来展开神学批判，重申上帝的超验性。该书毫不含糊地开宗明义，“关于上帝的消息……绝非人的宗教学说”，“它不是一种真理，而是真理本身”，是die Sache selbst(实事本身)，即“我们通过基督才能实现的对上帝的认识，在这一认识中，上帝并不与我们相对立，而是直接地、创造性地近临我们”。
巴特的用意十分清楚，离开《圣经》的本源来谈论神圣，不过是人的妄己狂言，福音只能由辩证地加以说明的本源范畴来描述。上帝之言和人言必须严加区分，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二
二十世纪的集中营给东西方人都上了惨痛的一课，其教训不妨说有两个方面：其一，所有惨绝人寰的残暴勾当都是以“神圣”事业的名义干出来的；其二，许许多多热情真诚的人听信所谓“神圣”的号召，主动热情地献身，结果成了恶魔利用的工具。
我们得深入反省的是：为什么有人竟敢打着“神圣”事业的旗号哄骗民众，为什么我们竟然听信了恶魔之言的“神圣”口吻？
对此，巴特的神学批判对我们不无启发：近二百年(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神学被颠倒为人学的产品以至演变为人类学，也产生了一种消极的后果。十九世纪的德国盛行如此论调：上帝的观念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上帝是人的观念的投射，天国不过是人间未能实现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不过是人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幻想；黑格尔的神圣法则进入世界和历史被加以颠倒，世界和历史反而具有神圣性，上帝之国则成了子虚乌有；一句话，上帝成了人的创造物，宗教的秘密据称就在人类学之中。
经过这番所谓的揭穿天上的秘密后，有的人就更加大胆妄为了。 上帝不是人创造的吗？我们都可以成神了。从来没有什么主，我们自己就是主。可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人的灵魂禀有一团神灵的嘘气，如今，人造上帝按什么形象呢？不就造出一群恶魔般的偶像么？
巴特的神学上的重新奠基对这种神学人本学化给予了批驳：人根本没有能力和资格谈论上帝，只能接受上帝的启示，而启示是一个事件，即十字架受难，只有通过这一事件，人才能看到、知道并理解上帝是什么。基督教信仰既与非理性神秘主义毫不相干，也与把人的理性作为上帝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尺度的理性主义毫不相干。
近代以来，出现了诸多由一般的科学概念引伸出来的上帝，以人类学(所谓人的意志、愿望)为基础的上帝，以哲学体系或其他给定知识为前提的上帝，其结果有目可见。巴特的“上帝就是上帝”乃是一句警世恒言：绝不可把上帝与人自己凭其思想臆造的范畴、形式、概念、需要之类的东西等同起来。上帝作为神圣根本就不是人，类的所谓创造，他与人类的理性、学说、幻想甚至宗教都毫不相干，而且与世间的一切存在都有质上的无限差别和距离，也就是永恒与时间的质上的无限差别和距离。上帝是不可知的，倘若不是上帝在十字架受难中自己向人类陈说自己，我们哪里会知道上帝是什么！
三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便开始神化德意志的历史、种族和政治纲领，妄图窃取神圣的地位。就在这一年，神学家巴特发表了一篇檄文《Theologische Existenz heute！》(如今神学尚存！)，在德国发行了近四万份，而且还寄给了希特勒本人。在这篇后来成为基督教新教认信会反纳粹的基本文献和《巴门宣言》的基础的檄文中，巴特作为神学家明确表态；绝不允许把世俗形态的东西神圣化，也绝不允许把神圣的东西世俗化。
巴特指出，神圣存在与世间的一切分属两个形态，Gttliche(神圣的)本身自立自足，它绝不依赖非神性的东西。神性突入人性完全是神圣从上下降、上帝屈尊为人的运动，这一运动只在耶稣基督的苦难牺牲和复活中显示出来，它才是上帝启示的奇迹。神学就是倾听这一启示，并解释基督带来的福音。
这里明显有一个悖论：既然关于上帝的消息是由上帝启示给人的，靠人的理智和想象无法知道神圣形态——所以巴特断然拒绝自然神学思想，但神学毕竟是人的言说，它又何以能解释神圣之言？
巴特并不回避反而突出这一悖论：作为神学家我们应该谈论上帝，但作为人我们不能谈论上帝，真正能够谈论上帝的只是上帝自己。
由此，巴特规定了基督教神学的品质，这就是谦卑，它意味着，神学不能自创其主题，它的主题是显示给它的，因为，它的主题并不就是上帝，而是在其启示中的上帝，上帝的启示只是在由基督带给人的消息中赠予的，这一消息才是神学的真正主题。
这一品质进而规定了基督教神学不可体系化，因为它不可能有终结，它永远是neu mit dem Anfang anzufangen(重新从头开始)，永远走在朝圣的路上——theologia viatorum(朝圣神学)。以为神学能造出一个纯粹的教义体系，使基督教的本质一劳永逸地确立下来，实在是妄见。没有谦卑，在巴特看来，神学是不可能的。
从基督教神学思想史角度来看，作为二十世纪新教神学奠基人、施莱尔玛赫以后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的巴特，重新高擎起启示神学的大旗。但巴特绝不是非理性主义者。在他看来，上帝的启示本身超逾了与理性的对立。基督教信仰从本质上说是fides buaerens intelle-ctum(寻求理智的信仰)；启示既不蒙骗理智，也不勾消理智，而是既使之谦卑，又激励它，促成它。巴特不能容忍的是人在理解上帝时的任性、随意和狂妄，一如我们中的一些人从未认真倾听过上帝的话——耶稣的受难牺牲，就在那里漫天咒骂上帝时暴露出的随意和任性。
四
巴特的神学一般认为分三个发展阶段：一、从年青时的牧师实践到《<罗马书>注释》第一版(一九一九)问世；二、辩证神学时期，到一九二七年发表《基督宗教教义学引论》时为止；三、教义神学时期，其标志为划时代巨著《教会教义学》(一九三二年发表第一卷)。
在对《<罗马书>注释》作全面修订之前，巴特作了一次题为《社会中的基督》的报告，这一报告使巴特在德国声名大振。它以“基督是我们身上的那种非我们所是的东西”的著名反题标识着辩证神学的诞生。
“辩证神学”并非专属巴特，它是以巴特、布鲁纳、布尔特曼、图勒伊森、戈拉顿等著名神学家为代表的神学运动，只是，“辩证”一词在巴特那里有更丰富独特的内涵而已。一九二二年，巴特发表了后来成为新的神学运动最具影响力的文献的《<罗马书>注释》修订本，随后即与戈拉顿、图勒伊森、墨尔兹、布尔特曼创办了辩证神学的喉舌杂志《时代之间》，这一刊名本身就反映出辩证神学的品质。
提到“辩证”两字，我们自然马上会想到黑格尔及其弟子的辩证法。但巴特的辩证概念与之毫不相干，不仅如此，而且品味截然相反。前者带有相当的人的狂妄，自诩人的精神能把握世界精神或历史规律，相反，在巴特那里，“辩证的”首先意味着自认人的思维的破碎性：人的思维永远处于矛盾的各部分之中，根本没有指望能获得综合，综合只为上帝所保留。因此，人的思维应该虔敬和谦卑。
辩证神学可谓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代的危机神学，它力图指明彼岸与此岸具有一种带根本性的辩证关系：“上帝发出的否定和上帝所意指的否定，才是肯定的，所有不是建立在上帝之上的肯定都是否定的。”这意味着神圣的东西在世界和历史之中只能遭到否定，但它在另一个国度却是肯定的，相反，世界和历史中的东西在此世是肯定的，到彼岸却被否定。
所以，对世界的社会价值(权威、家庭、国家、劳作以至宗教本身)应予神学的否定，而这一否定又应理解为真正的肯定。例如，对神圣的信仰、希望和爱，在此也不是屡遭否定么，它们往往被判为无用，但在此世愈遭否定，就愈具有真正的肯定性。
但上帝不在此对立之中，“上帝根本与此和彼的对立无关，他是纯粹的否定，因而是‘此岸’和‘彼岸’的彼岸，否定的否定，这一否定意味着为了此岸的彼岸和为了彼岸的此岸，意味着我们的死亡之死，我们的非存在不存在”。所以，只有上帝在综合之中。
然而，正因为上帝的神圣存在，我们才能否定现世中的一切邪恶和不自由，否则我们就丧失了否定和批判的根据。按照巴特，只有坚持对现世采取批判的立场，才会在世界中认出与神性类似的东西。
由于巴特坚决批判纳粹的自我神化，一九三五年六月，第三帝国科学部长勒令巴特退修，并禁止巴特的所有作品在德国印行。巴特被迫回到巴塞尔大学，继续进行反纳粹的学术活动。在纳粹德国，巴特虽然被否定了，但这恰是真正的肯定。
五
巴特逝世前接受过一次采访，在采访中，巴特把他一生的神学追求对象概括为“为了这个世界、为了人的上帝”。在巴特看来，人作为人走向上帝，并不是走向某种真理，而是真理本身；不是走向某种善，而是善本身，不是寻求一般的回答，而是和人的问题直接成为一体的回答，因为人本身就是问题，所以回答就是问题本身，而人在上帝那里所寻求的就不是解答，而是解救。
但基督教的上帝不是从一堆神中找出来的一位，也不是人的虔诚或人的宗教造出的神，不是人追寻到的东西或最高存在。上帝绝对超越我们，在任何意义上自在自为。因此，上帝不仅是人无法证明、考究的，也是人不可思议的。那么，我们人如何与上帝相遇呢？
巴特认为，上帝虽在最高处——此世敬神还是渎神都不会有损于他——却关怀世人和这个世界，他曾转向世人，把自己交给世人，使他自己为世人所认识，这就是通过耶稣显示出的主动的爱。但耶稣到人世来，却遭到世人的否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人世受难牺牲就是上帝的自我陈述，人们只有认识十字架受难的耶稣，才能认识上帝。“谁要照圣经的意义谈论上帝，谁就必得不断地谈到耶稣基督”。
二十年代末，巴特就开始着手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学术工程：写作《教会教义学》，持续三十余年，完成四卷十二册，第五卷未终即逝。当时，巴特已感到“辩证的”这一术语过于含混，便逐渐抛弃这一用法，转向教义学神学。
什么是教义学？按照巴特，教会的中心任务是宣传福音，见证上帝的话，教义学就是批判地考察——以圣经为标准——教会的宣信，防止走入歧途。对巴特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坚持上帝的话，即坚持耶稣基督的降生、受难、牺牲、复活是上帝唯一的话，认识上帝除此别无它途。如今人们制造出种种伪神，以恶魔冒充神圣，都是由于撇开了上帝的唯一的话。我们绝不可把基督教的启示与任何人为地宣称为启示的东西混为一谈。神圣的就是神圣的，但他为了世人而甘愿受难以唤醒信仰、希望和爱。
在耶稣的位格上，他既是人的真正的上帝的忠实同伴，又是上帝的真正的人的忠实同伴，既是下凡与人共处的主，又是升天和上帝共在的仆人，既是从最高的、最光明的彼岸说出的话，又是在最深的、最黑暗的此岸中听到的话。
我们素有听信“替天行道”的传统，但“天”不是上帝，“理”也非上帝，因为，谁也见不到它的赎情和慈恩。如今，我们已不再信什么“替天行道”的谎言了，于是，有的人开始谩骂上帝。可是，他们何曾真正感领过上帝的话呢？他们知道上帝是谁么？
无论如何巴特的告诫对在这里开始谈论上帝的人并非不合时宜：上帝就是上帝。应该谈论上帝，但又不能谈论上帝，而是敬重上帝。
(巴特：《教会教义学》(精选本)，[联邦德国] 戈尔维茨选编，关胜谕译，收入《文化： 中国与世界：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原载于《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