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哲学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不应当局限在哲学这个单一学科的内部来寻找，而应当从整个现代中国学术的局面、以及开创此一局面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来理解。因为毕竟，中国哲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是在现代中国学术全面引进西方范畴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而困扰现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一些主要问题，比如中国哲学究竟是什么，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何在等问题的发生，也与现代中国学术在西学范式下全面重建的历史事实有关。因此，本文试图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即现代中国学术的主要症结的角度——来分析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与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现代中国学术的建立和开展，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发生的，即：西学东渐和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人几千年固有的“文化信念”。所谓“文化信念”，我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某种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永恒价值，以及人们对这种价值的信念。这种信念往往是一个民族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精神支柱。文化信念虽然往往只为这个民族的文化人（贵族、士绅、读书人、知识分子等等）所传承，但是它却能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之源，往往象征着一个文明的内在活力。这是因为，文明的发达与成熟，总是离不开把文明塑造成这个样子的某些价值。一个伟大的文明之所以伟大，往往是因为这个文明代表或象征着某些伟大的价值；而这些伟大价值之所以伟大，又往往是因为它在人性的揭示上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深度，并由此决定了这些价值对于人性所具有的永恒的意义。希腊哲学家对于“逻各斯”、“终极实在”的认知主义追求，中国古人对于人性道德及“王道理想”的揭示，现代西方人对于自由价值的分析等等，都一方面在对人性的探索上达到某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另一方面与某个伟大文明兴起的事实紧密相联。这充分说明，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往往是与文化价值以及对文化价值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发现，由儒家倡导和确立的一系列道德价值及其“王道理想”等，为中国古代文明确立了基本框架，它们之所以曾经成为无数中国古代士大夫舍生忘死追求或捍卫的价值，正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伟大的文化信念。
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人的最大打击就是，旧的、由儒学所论证或确立的中华文明理想的崩溃，以及由这种崩溃所导致的无数学人精神信仰或文化信念的失落。在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救亡与启蒙等等一系列矛盾的夹击之下，多数近代中国学人的精神长期处在四顾彷徨、居无定所的状态之中，或者在激烈的内在紧张中不能自拔。无论是追逐西学，还是复归传统，都不能真正安顿自己的灵魂。比如追逐西学，也只是为了国家富强，为了民族振兴，为了功利需要，而不能真正学到西方文化的精髓，不能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在一种为知识而知识、为自由而自由的精神世界中安顿自己。又比如复归传统，特别是复归儒学传统，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传统中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得不花大量精力来寻求传统与现代、儒学与民主科学等等之间的结合点。由于民族自救的使命感与个体生命意义体悟之间的张力始终十分剧烈，纵然那些自视甚高的现代新儒家也难免内在深处异常强烈的嘈杂和不安，更何况一般热爱传统的知识分子。[1]
二
每一种文化信念，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学术理论体系作为这种信念的载体，比如中国古代的“六艺”之学，西方历史上的哲学与科学，现代西方一系列自由主义学说，等等。因此，文化信念崩溃的一个直接后果，必然是旧的学术体系解体，代之以新的学术。现代中国学人文化信念的崩溃所导致的一个最主要后果就是，大规模地、几乎是机械模仿式地引进西方学科范畴和学术概念来解读和整理中国古代学术；另一方面，正因为对西学的引进带有“机械模仿”的性质，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学人文化信念的危机。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当初引进西方学科体系（包括引进哲学）的历史，可以发现当时对西方一系列学科和概念的引入几乎是以“囫囵吞枣”的方式进行的。“救中国”的善良用心不仅导致他们不能真正学到西学的精髓，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的学科范畴和学术概念当成了衡量中国古代学术的惟一准绳，而中国古代学术作为一个统一的、有着内在的生命与活力的整体，被人们不假思索地“五马分尸”，而后强行纳入到一系列西方概念或学科体系中去了。把《周易》和“四书”纳入到“哲学”中，把《尚书》、《左传》纳入到“史学”中，把《诗经》纳入到“文学”中，把《周礼》、《春秋公羊传》纳入到“政治学”中，等等。这些做法从西方学科的角度看固然合理，但是这些学问在中国古代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对他们的人为肢解实际上也导致了中国古代学术的真精神被肢解了。在这方面，“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的引进与确立，可以说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状况几乎可以“非常理想”地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乱象”的一个注脚，也是促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信仰或文化信念失落的一份添加剂。问题不单是，中国古代本来根本没有“哲学”这一学科，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古代哲学”这一学科合法性的一再论证，也间接地起到了为用西学肢解中学“辩解”的功效。我们知道，以“六艺”为群学之本、万学之源的儒家学术，它的文、史、哲不分的特征，它的视德性高于知识的倾向等，本来是由这种学术标榜修、齐、治、平的精神所决定的，并无什么不合理。西方学术没有这种精神，当然会有与我们不同的分类体系。用西方哲学等范畴解读中国古代学术的一个最重要后果，是建立了“中国哲学”这一新型学科的“独特话语”；在这个学科的话语世界里，古人对经典“熟读”、“玩味”、“当下切己”的读书方式，被代之以“孔子怎么认为”、“孟子怎么认为”的阅读方式；古人以活生生的生活体验和日常修身的方式来治学的传统，被代之以搜集、整理一系列与己无干的“观点”、“意见”。在“中国哲学史”等学科的影响下，用知识的眼光来去看待曾长期反对把自身归结为知识的德性思想，成为现代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了。这种阐释中国古代学术的方式，必然会掏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古人治学过程中与人生意义关系最密切的部分（修身、践履、自省、涵养、养心、内圣、做人……）在这些新型学科里不再占据核心地位，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这些模仿西方建立的新学科，既不能像中国古代学术那样给人提供至高无上的文化信念和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同时又不能使人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在一种远离现实的“纯粹思辨王国”中安顿自己，那么“中国哲学”等学科究竟能给中国哲学工作者或爱好者带来什么样的精神价值归宿呢？这个问题，显然也是人们迄今为止还在追问“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合法性基础的原因之一。
谁也不敢否定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中国被建立起来的积极意义，但是似乎也无法否认，迄今为止这门学科还没有获得它应有的样式。其中首要原因就是，中国哲学至今并未成为一门能够给人带来无穷无尽的价值体验的独特意义空间。对西方哲学方法的崇尚和时髦，与对中国哲学特点的大肆吹捧，在这两个“极端”背后共同蕴含着中国现代哲学工作者的心灵空虚和意义失落。就拿“中国哲学特点”这样一种话语来说吧，一段时间以来，这一话语的形成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与西方汉学家特别是某些华裔学者的宣传有关，与东亚经济起飞的奇迹有关，与西方当代哲学的最新发展路向有关，与对现代西方文明弊端的认识有关，等等。从这些角度来理解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其在当今世界的特殊意义当然没有错，然而，这些毕竟都是从“外部”、而不是从我们自身内部理解到的中国哲学特点与意义。所谓“从我们自身内部理解”，我是指哲学家们要能从哲学研究中，从哲学这门学科的独特逻辑和内在运作中感受自身生命的意义，体验到某些永恒的价值，升华到某种崇高的境界。如果我们对中国哲学特点与意义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外部，那么也证明了中国哲学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为人之学”而不是“为己之学”。“中国哲学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外在意义”与“中国哲学家自身生命的内在意义”这两个问题毕竟有所不同，如果二者不能统一，那么中国哲学工作者内心世界的矛盾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就必然无可避免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哲学还没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精华。
三
人们时常认为，现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处境与魏晋以后、佛教东来时期相似，其主要特点是要从理论上回应外来新型文化与思想的冲击。但我时常想，中国社会今天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性质更加类似于春秋时期而不是魏晋以后的那个时期。因为，魏晋以来中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思想的危机。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家们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在佛教思想的挑战面前作出相应的理论回应；但是由于佛教东来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结构，所以儒家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并没有被摧毁，因而佛教东来并没有改变中华文明的性质，由孔、孟等人所构建出来的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并没有也不可能因为佛教的影响而发生根本变化。这与春秋时代不同，春秋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决不仅仅是思想的危机，而主要是文明的危机，中华文明的形态面临着重大调整。原有的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的解体以及中原文明与蛮族文化长时期的冲撞等一系列因素，导致旧的世袭制度遭到了全面摧毁，导致中国原有的一整套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因此，孔子等人所做的主要工作，决不仅仅是回应外来文化的理论工作，而是从根本上为中华文明重新奠定基本框架的工作。这一空前未有的巨大努力包含着至少三方面的内容：
1）在弄清中国社会未来的基本结构和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对于未来中国的健全发展来说，最根本的、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是什么？孔子的回答是“正名”和“大一统”。孔子的政治思想，包含着他个人的特殊睿智，以及对中国文化习性的深刻洞察，其合理性也得到了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证实。
2）未来中国的健全与发展，需要依赖的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是什么？孔子一生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确定了未来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即仁、义、礼、知、信、忠、孝等。这些不是孔子的独家发明或理论创造，而是基于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人的心灵特征作出的理智判断。因为，任何能够成为社会基本价值的东西，必定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不可能由思想家强加给整个社会，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孔子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3）确立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孔、孟心目中所要建构的中国，不是以经济上的发达、军事上的强大或政治上的效率为标准，而是以文化上的“文明昌盛”为标准。具体说来，就是以德治国而不是以力治国，“以善养人”而不是“以善服人”，“修文德以来远”，重礼乐、修教化，重民本、倡“王道”的文化中国理想。两千多年来，这些理想成为无数中国学人的精神支柱和文化信念，成为激励他们舍生忘死、前赴后继捍卫的最高理念；也正是这种先进的文化理想的确立，才使得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多次外族入侵、国家分裂、文化近乎断裂的悲惨遭遇后，仍能保持住自身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表现了极强的生命力。
孔子等人所做的为中华文明奠定基本构架的工作，为中华文明日后两千多年的发展确定了基本方向，从此以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中国学人的文化信念，或者说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并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四
任何一个文明在处于重大转型的时期，都需要一大批理论家出来为之做重新奠定基本框架的工作。类似的工作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比如，西方世界在启蒙运动以来，出现了像培根、洛克、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密尔、边沁、亚当·斯密等一大批思想家，正是通过他们的工作，为现代西方文明从制度结构、基本价值以及最高文化理想等一系列方面奠定了基本框架。直到今天为止，尽管这一基本框架遭到了不少人的激烈批判，但是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发展并未走出它的范型。这些人所做工作的内容虽然与孔、孟不同，但是其性质是一样的，那就是：为社会确立制度规范，为文化找到基本价值，为学人找回精神家园。这三者我们也可以笼统地称为文明确立基本框架。中国社会今天的局面类似于春秋时期或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即社会结构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巨大变化，旧的文明理想和文化信念几乎彻底崩溃，新的文明理想和文化信念没有真正诞生，
需要一大批类似于孔子、孟子、洛克、卢梭等人那样的思想家、理论家出来，为中华文明做一个重新奠定基本框架的工作。时代呼唤思想家，时代需要哲学家，难道这不正是今天中国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吗？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缺失和生命意义的漂荡，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知识分子们好大喜功，长期沉浸在个人的成就感之中，他们十分注重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与形象，在利害得失面前斤斤计较，放不开手脚，等等。他们可以成为一些非常聪明、世故、对个人利害算计得一清二楚的知名学者，但是他们很难有古人那种博大的胸襟，恢弘的气度，超凡脱俗的人品，壁立千仞的气节，特立独行的人格……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所谓“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实际上是文化信念失落、精神世界被掏空之后的必然产物。近年来学术界屡屡出现的学术丑闻，学术研究的失范，说穿了乃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扭曲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正因如此，这种失范现象也不可能单纯靠道义谴责或外在约束的方式从根本上消除。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文化人心中失去了对中国文化最高理想和未来方向的崇高信念之后，他们的心灵如何能真正得到安顿？当文化人心中缺乏超验、永恒的文化价值之后，如何能保证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走向堕落？当文化人不能借重文化符号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时，他们的精神分裂和人格扭曲又如何能避免？
因此，中国哲学今天所面临的主要不是“方法的危机”，而是“意义的危机”。为了克服这一危机，中国哲学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会面对自身，面对自身的心灵。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创造出这样一种独特的中国哲学话语，使自己能够在其中找到无穷无尽的生命意义、经久不息的价值体验和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把“为人之学”变成“为己之学”。其次，他们必须认识到，现代中国哲学的主要任务决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哲学工作者自身的意义重建，而必须把个人生命意义的重建与民族文化信念的重建结合起来，把学者自身价值信仰的找回与未来中华文明最高理想的重铸结合起来，把哲学作为“为己之学”的独特话语与对未来中华文明根本走向的把握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哲学才有出路。
(发表于《哲学动态》，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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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现代中国新儒家内心的紧张与矛盾，参郑家栋，《当代新儒学史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8－10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