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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不自制、放纵与冷漠

  

  一

  

  “戒烟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我都戒过许多回了。”这是广大烟民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笑话。类似的事情还有减肥,对于多数女孩子而言,我相信减肥也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只要不把哈根达斯的冰淇淋、21客的芝士蛋糕还有各种虾条薯条摆在她的面前。

  在戒烟和减肥的问题上,人们之所以常立志而不是立常志,流俗一点的解释是“意志薄弱”或者“不能自制”(akrasia),其具体的表现是:我知道应该不做某事,却无法控制做的诱惑。

  “应该”蕴含着“能够”。打个比方,你应该珍惜生命,远离微博,这个“应该”的要求之所以合理,是因为你“能够”做到封掉微博,从此挑水砍柴读书写字春暖花开。然而问题在于,“应该”并不意味着“想要”,所以虽然你能够做到不更新微博,但还是会忍不住偷偷地每天晚上跑上去看看流言、查查私信。

  按柏拉图的灵魂三分法,当理性主导着激情和欲望,人就做到了自我控制,从而举止得当、进退有据;反之,当理性成为激情或者欲望的奴隶,就会出现“知而不为”或者“明知故犯”等等状况。

  美狄亚是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人物,这个出身高贵的公主在得知丈夫背叛自己之后,悍然决定杀死子女,以使负心人绝后。美狄亚怨念缠绕难以自拔,所以才会有如下的自白:“尽管我知道我将犯的罪恶,但我已无法控制我的激情,激情就是造成罪恶的原因。”

  尽管美狄亚坦承激情是恶行的源头,但她并非传说中的“激情杀人”,而是典型的有预谋的故意杀人,因为所谓“激情杀人”,特指“在主观上由于情绪的影响,引起认识的局限和行为的控制力上减弱,对于行为的性质、后果缺乏必要的考虑而产生的突发性犯罪”。

  美狄亚显然不符合以上条件,剧中的她这样感叹:“你所警告我的一切,我自己都知道。尽管我知道,自然却使我不得不如此。”

  但是,真正有趣的问题也许在于,一个行为上不能自制的人在何种意义上拥有正确的判断?美狄亚真的“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罪恶的吗?

  

  二

  

  曾有学生问王阳明:为何有如此多的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答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王阳明一定没有听说过苏格拉底,但是在“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个论断上,他与苏格拉底不谋而合。苏格拉底认为“无人有意(自愿)作恶”,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人们知道如何避免恶行,而且知道不作恶比作恶更善,那么他们就不会去作恶。”

  “无人有意作恶”,这个说法似乎与我们理解的常识相差太远。有人或许会问:难道美狄亚不是蓄意要杀死自己的孩子?难道中华大地上层出不穷的“表叔”“房叔”们不是在有意识地贪赃枉法?

  要想读通苏格拉底的这个论断,就必须将此处的“有意”解释成为与“无知”相对的“有知”,而不是与“无意”相对的“有意”。

  假如让美狄亚苏格拉底来一场虚拟的对话,大概会是这样的情形:

  美狄亚:“我知道杀死子女是罪恶的,但我忍不住那样做。”

  苏格拉底:“你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那是罪恶的,你的错误是没有洞察力,没有真正看见善。”

  把所有的道德失误都归咎于理智的无明,而不是意志的薄弱,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理智主义立场。

  有趣的是,维特根斯坦似乎也持类似的主张。阿马蒂亚·森在近著《正义的理念》中引述维特根斯坦私人信件中的一句话:“我勤勉地工作,希望自己能更好(better)和更明智(smarter)。当然,这两者本就是一回事。”对此,森的疑问在于,“一个聪明人和一个好人真的是一回事吗?”分析到最后,森承认维特根斯坦言之有理——“许多卑劣的行为都是由于人们受到主题的种种蒙蔽所致。不够聪明肯定是导致道德失足行为的一个因素。”

  由此可知,在苏格拉底和维特根斯坦看来,美狄亚就不是“知而不为”,“表叔”和“房叔”们也不是“明知故犯”,这些受欲望支配的人其实处于“真正的、最严重的无知”,套句流行的网络术语,他们的脑子坏了。

  一个人何以判断正确,却又不能自制?这个问题在苏格拉底这里被彻底地取消了。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苏格拉底的论断与现象并不相符。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不能自制是出于无知,那么我们也需弄清它是出于何种无知。

  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能自制者的问题在于“拥有知识但不使用知识”。以“表叔”们为例,作为党和国家多年教育的干部,他们当然知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个普遍的道理,但是在面对江诗丹顿和爱马仕时,他们就情难自已,欲罢不能。拥有知识但不使用知识,是因为缺少了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德性的实践。

  亚里士多德说,知道公正的人不会马上变得公正。同样的道理,能够背诵“八荣八耻”的人也不会立刻成为有耻且格的人。要把舌尖上的知识变成自身的一个部分,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

  

  三

  

  不久前,一位老友在饭桌上再次宣布戒烟,结果举座默然,大伙儿连翻他白眼的气力都不想使。因为言行太不一致,以至于使人们对其言论彻底丧失信心,这是不能自制者的普遍下场。

  现代政治人物中言行不一的代表人物不胜枚举。据张东荪先生介绍,当年国人就常以“好话都被他说尽了,坏事亦被他做尽了”来笑骂汪精卫。然而恰如张东荪所言,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言行不一致却不止汪氏一人。这个风气一开,极容易传染,恐怕不必有名的人物,即初出而应世的青年亦都有些是这样的。其实这样的言行相远一旦成为普遍现象,则除那些愚笨的人以外,人们对于宣传性的言论视若无物。对于言论不发生相信之心几乎成为中国现时一个特征。”

  当不能自制者如同过江之鲫层出不穷,戒烟就会成为烟民的一个笑话;而当放纵者如同过江之鲫层出不穷,反腐就会成为人民的一个笑话。

  放纵与不自制不可混为一谈。放纵者的最大特征在于,他在追求奢华享乐时,完全出于理智的选择而非意志的薄弱,所以放纵者从不悔恨。相比之下,不能自制者虽然也追求过度的快乐,但是他出于欲望而非出于理智。不能自制者有如间歇性的精神病患者,时而清醒时而疯狂,疯狂时犯错,清醒时悔恨。他会悔恨,是因为他仍旧拥有“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一般知识;他会犯错,是因为他总是时不时地跌入欲望的深渊难以自拔。

  若以国家喻之,不能自制者就像是一个订立了完善法律却不能认真执行的国家,所谓有宪法而无宪政。放纵者不然,它更像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或者斯大林的苏联,坚定不移地执行法律,只不过那个法律是恶法而非良法。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句台词:“起初你讨厌它(指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多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当法治不彰,舆论缺位,监管失效,偶一为之的不能自制者就一定会堕落成理性选择的放纵者,这样的人与其说是脑子坏了,不如说是良心坏了。

  

  四

  

  《孟子·梁惠王上》中有云:“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世上有太多应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都可以列入“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面对善和正义的事情,能而不为,原因可以很多,比如,不屑为之,不愿为之,以及不想为之。

  如果说放纵者不屑为之,不能自制者不愿为之,那么冷漠者则是不想为之。

  在中世纪的欧洲,冷漠(acedia)被认为是一桩重要的罪孽,因其意味着“灵魂的干瘪”。而在现代心理学中,冷漠则被视为低唤醒状态以及动机缺乏的产物。

  冷漠者的典型心理是,“我断定应做某事,但仍然没有做,或者没有将之付诸行动的足够意愿。”

  王小波说过,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人们之所以会从热情洋溢的少年成长为无聊冷漠的中年,正是通过约束自己行动的愿望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如果此言不虚,那么所谓“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对于冷漠者而言就更加像是一种托辞和借口,这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低唤醒状态。

  人类的行动由愿望和机会的交织作用引发,当愿望足够大而机会相对小时,行动的可能性自然就会降低。托克维尔在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社会稳定的威胁来自于愿望和满足愿望之间的一种张力,如果仅仅是满足愿望的机会有限还不足惧,最可怕的是愿望已经被挑起了胃口,而现实的机会却非常之有限,这样的情形就只会让局势变得日益恶化。

  因此,对于统治者来说,为求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就一定要尽可能降低反叛行为的可能性,相比之下,降低人们反叛的愿望而不是限制他们反叛的机会要更为有效。由此可见,冷漠者对于放纵者而言不是噩耗而是福音。

  当放纵者理性选择作恶,不能自制者间歇性犯错,冷漠者袖手旁观一副与我何干的表情,这个国家也就丧失了向善的可能。

  古罗马斯多葛派的祷词说道:“神给予我们在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时的宁静,给予我们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事物的勇气,并给予我们懂得这两种情况的区别的智慧。”

  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这个众神隐退的末法时代,改变的智慧、勇气和宁静能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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