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戒烟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我都戒过许多回了。”这是广大烟民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笑话。类似的事情还有减肥，对于多数女孩子而言，我相信减肥也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只要不把哈根达斯的冰淇淋、21客的芝士蛋糕还有各种虾条薯条摆在她的面前。
在戒烟和减肥的问题上，人们之所以常立志而不是立常志，流俗一点的解释是“意志薄弱”或者“不能自制”（akrasia），其具体的表现是：我知道应该不做某事，却无法控制做的诱惑。
“应该”蕴含着“能够”。打个比方，你应该珍惜生命，远离微博，这个“应该”的要求之所以合理，是因为你“能够”做到封掉微博，从此挑水砍柴读书写字春暖花开。然而问题在于，“应该”并不意味着“想要”，所以虽然你能够做到不更新微博，但还是会忍不住偷偷地每天晚上跑上去看看流言、查查私信。
按柏拉图的灵魂三分法，当理性主导着激情和欲望，人就做到了自我控制，从而举止得当、进退有据；反之，当理性成为激情或者欲望的奴隶，就会出现“知而不为”或者“明知故犯”等等状况。
美狄亚是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人物，这个出身高贵的公主在得知丈夫背叛自己之后，悍然决定杀死子女，以使负心人绝后。美狄亚怨念缠绕难以自拔，所以才会有如下的自白：“尽管我知道我将犯的罪恶，但我已无法控制我的激情，激情就是造成罪恶的原因。”
尽管美狄亚坦承激情是恶行的源头，但她并非传说中的“激情杀人”，而是典型的有预谋的故意杀人，因为所谓“激情杀人”，特指“在主观上由于情绪的影响，引起认识的局限和行为的控制力上减弱，对于行为的性质、后果缺乏必要的考虑而产生的突发性犯罪”。
美狄亚显然不符合以上条件，剧中的她这样感叹：“你所警告我的一切，我自己都知道。尽管我知道，自然却使我不得不如此。”
但是，真正有趣的问题也许在于，一个行为上不能自制的人在何种意义上拥有正确的判断？美狄亚真的“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罪恶的吗？
二
曾有学生问王阳明：为何有如此多的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答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王阳明一定没有听说过苏格拉底，但是在“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个论断上，他与苏格拉底不谋而合。苏格拉底认为“无人有意（自愿）作恶”，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人们知道如何避免恶行，而且知道不作恶比作恶更善，那么他们就不会去作恶。”
“无人有意作恶”，这个说法似乎与我们理解的常识相差太远。有人或许会问：难道美狄亚不是蓄意要杀死自己的孩子？难道中华大地上层出不穷的“表叔”“房叔”们不是在有意识地贪赃枉法？
要想读通苏格拉底的这个论断，就必须将此处的“有意”解释成为与“无知”相对的“有知”，而不是与“无意”相对的“有意”。
假如让美狄亚和苏格拉底来一场虚拟的对话，大概会是这样的情形：
美狄亚：“我知道杀死子女是罪恶的，但我忍不住那样做。”
苏格拉底：“你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那是罪恶的，你的错误是没有洞察力，没有真正看见善。”
把所有的道德失误都归咎于理智的无明，而不是意志的薄弱，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理智主义立场。
有趣的是，维特根斯坦似乎也持类似的主张。阿马蒂亚·森在近著《正义的理念》中引述维特根斯坦私人信件中的一句话：“我勤勉地工作，希望自己能更好（better）和更明智（smarter）。当然，这两者本就是一回事。”对此，森的疑问在于，“一个聪明人和一个好人真的是一回事吗？”分析到最后，森承认维特根斯坦言之有理——“许多卑劣的行为都是由于人们受到主题的种种蒙蔽所致。不够聪明肯定是导致道德失足行为的一个因素。”
由此可知，在苏格拉底和维特根斯坦看来，美狄亚就不是“知而不为”，“表叔”和“房叔”们也不是“明知故犯”，这些受欲望支配的人其实处于“真正的、最严重的无知”，套句流行的网络术语，他们的脑子坏了。
一个人何以判断正确，却又不能自制？这个问题在苏格拉底这里被彻底地取消了。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苏格拉底的论断与现象并不相符。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不能自制是出于无知，那么我们也需弄清它是出于何种无知。
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能自制者的问题在于“拥有知识但不使用知识”。以“表叔”们为例，作为党和国家多年教育的干部，他们当然知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个普遍的道理，但是在面对江诗丹顿和爱马仕时，他们就情难自已，欲罢不能。拥有知识但不使用知识，是因为缺少了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德性的实践。
亚里士多德说，知道公正的人不会马上变得公正。同样的道理，能够背诵“八荣八耻”的人也不会立刻成为有耻且格的人。要把舌尖上的知识变成自身的一个部分，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
三
不久前，一位老友在饭桌上再次宣布戒烟，结果举座默然，大伙儿连翻他白眼的气力都不想使。因为言行太不一致，以至于使人们对其言论彻底丧失信心，这是不能自制者的普遍下场。
现代政治人物中言行不一的代表人物不胜枚举。据张东荪先生介绍，当年国人就常以“好话都被他说尽了，坏事亦被他做尽了”来笑骂汪精卫。然而恰如张东荪所言，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言行不一致却不止汪氏一人。这个风气一开，极容易传染，恐怕不必有名的人物，即初出而应世的青年亦都有些是这样的。其实这样的言行相远一旦成为普遍现象，则除那些愚笨的人以外，人们对于宣传性的言论视若无物。对于言论不发生相信之心几乎成为中国现时一个特征。”
当不能自制者如同过江之鲫层出不穷，戒烟就会成为烟民的一个笑话；而当放纵者如同过江之鲫层出不穷，反腐就会成为人民的一个笑话。
放纵与不自制不可混为一谈。放纵者的最大特征在于，他在追求奢华享乐时，完全出于理智的选择而非意志的薄弱，所以放纵者从不悔恨。相比之下，不能自制者虽然也追求过度的快乐，但是他出于欲望而非出于理智。不能自制者有如间歇性的精神病患者，时而清醒时而疯狂，疯狂时犯错，清醒时悔恨。他会悔恨，是因为他仍旧拥有“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一般知识；他会犯错，是因为他总是时不时地跌入欲望的深渊难以自拔。
若以国家喻之，不能自制者就像是一个订立了完善法律却不能认真执行的国家，所谓有宪法而无宪政。放纵者不然，它更像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或者斯大林的苏联，坚定不移地执行法律，只不过那个法律是恶法而非良法。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句台词：“起初你讨厌它（指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多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当法治不彰，舆论缺位，监管失效，偶一为之的不能自制者就一定会堕落成理性选择的放纵者，这样的人与其说是脑子坏了，不如说是良心坏了。
四
《孟子·梁惠王上》中有云：“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世上有太多应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都可以列入“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面对善和正义的事情，能而不为，原因可以很多，比如，不屑为之，不愿为之，以及不想为之。
如果说放纵者不屑为之，不能自制者不愿为之，那么冷漠者则是不想为之。
在中世纪的欧洲，冷漠（acedia）被认为是一桩重要的罪孽，因其意味着“灵魂的干瘪”。而在现代心理学中，冷漠则被视为低唤醒状态以及动机缺乏的产物。
冷漠者的典型心理是，“我断定应做某事，但仍然没有做，或者没有将之付诸行动的足够意愿。”
王小波说过，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人们之所以会从热情洋溢的少年成长为无聊冷漠的中年，正是通过约束自己行动的愿望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如果此言不虚，那么所谓“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对于冷漠者而言就更加像是一种托辞和借口，这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低唤醒状态。
人类的行动由愿望和机会的交织作用引发，当愿望足够大而机会相对小时，行动的可能性自然就会降低。托克维尔在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社会稳定的威胁来自于愿望和满足愿望之间的一种张力，如果仅仅是满足愿望的机会有限还不足惧，最可怕的是愿望已经被挑起了胃口，而现实的机会却非常之有限，这样的情形就只会让局势变得日益恶化。
因此，对于统治者来说，为求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就一定要尽可能降低反叛行为的可能性，相比之下，降低人们反叛的愿望而不是限制他们反叛的机会要更为有效。由此可见，冷漠者对于放纵者而言不是噩耗而是福音。
当放纵者理性选择作恶，不能自制者间歇性犯错，冷漠者袖手旁观一副与我何干的表情，这个国家也就丧失了向善的可能。
古罗马斯多葛派的祷词说道：“神给予我们在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时的宁静，给予我们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事物的勇气，并给予我们懂得这两种情况的区别的智慧。”
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这个众神隐退的末法时代，改变的智慧、勇气和宁静能从哪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