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洪兄：
此次会议 ，行色匆匆，未及详晤，甚憾！本来，我打算就你在大作《近20年我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谈到我的“生活儒学”时所发表的评论，与你进行一番沟通。你在文中谈到，“对于现代新儒家的重新诠释，首先在于对其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展示” ，并特加详细注释，说我的生活儒学的致思进路与我对现代新儒学的批评之间形成了一种“吊诡”：
黄玉顺认为，熊、牟的“哲学形而上学，恰恰是对生活本身的遮蔽。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思想中，恰恰是必须被‘解构’的东西”（见前揭氏著《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新儒家”》 ）。然而吊诡的是，黄氏“生活儒学”的建构却恰恰是采取的哲学形而上学的进路。实际上，缺少了哲学形而上学建构，生活本身的一切都将失去究极根据。试想现代新儒学若无熊、牟等人的哲学建构，将是一种多么平庸的面相。今后儒学如要发展，仍然少不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建构。
这里，你明确地将生活儒学归结为“采取的哲学形而上学的进路”。我之所以非常重视、并且郑重回应这个批评，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你对生活儒学的误解，也是学界不少人对生活儒学的误解，是很有代表性的。有鉴于此，我愿非常认真地作出回答。关于生活儒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其实我已在一篇文章里直接谈论过 ，但未充分展开，所以我愿借此机缘，在此加以更为集中的澄清。
事实上，当你将生活儒学归结为“哲学形而上学”时，这已经与你自己在另外一处对于生活儒学的判读自相矛盾了，因为你在文章的正文中是这样判读生活儒学的：“黄玉顺构思将生活本源、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一体囊括的‘生活儒学’。”这个判读应该说是大致不差的。说“大致不差”，是因为我所给出的渊源关系，其实应该用另外一种符号来进行更为准确的表达：
生活本源 → 形而上学 → 形而下学
既然如此，生活儒学就绝不仅仅是什么“形而上学”；在生活儒学中，形而上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层级而已。 由此可见，你将生活儒学归结为形而上学，显然是一种以偏概全。
不仅如此，显而易见，生活儒学所认定的真正的大本大源，绝不是什么形而上学，而是作为所有一切东西（包括形而上学）的源头活水的生活。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生活儒学的一个基本观念：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所谓存在。作为存在的生活，先行于任何存在者：不论是相对的形而下存在者、还是绝对的形而上存在者，皆渊源于存在；不论是形而上学、还是形而下学（知识论、伦理学），皆渊源于生活。
关于这种“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我想强调指出两点：一方面，在我看来，这是当代思想所应有的一种最前沿、最基本、最起码的视域，舍此不足以语思想；而另一方面，这样的思想视域其实也正是最古老的一种思想视域，亦即原创时期（略相当于雅斯贝尔斯之所谓“轴心时期”）、乃至前原创期的思想视域。在儒学中，这其实也就是孔孟的思想视域——生活、生活情感、仁爱的思想视域。不论何时何地，这种情爱都是人之为人的本真存在；而此作为生活情感的本真存在，在中国最早正是由孔孟道说出来的。此即我经常讲的：最远的就是最近的。
因此，生活儒学对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是：破解形而上学；重建形而上学。
所谓“破解形而上学”，就是对传统的形而上学作一番“解构”。这里所说的“传统形而上学”，意指原创时期以后建构起来的古今中外所有一切形态的形而上学，包括哲学形而上学、神学形而上学这样两种基本的形态，总之就是那么一套关于“形而上者”、亦即关于形而上的绝对存在者的学说。在儒学历史上，孔孟以后、秦汉以来的儒学其实都是这样的传统形而上学，宋明新儒学、现代新儒学也是这样的传统形而上学。其所以必须加以解构它们，是因为它们“遗忘存在”，即在其理论建构中蔽塞了生活本源。关于先天的“人性”、先验的“天理”、作为本体的“道德主体”等等，都是典型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设定，都是形而上的存在者、而非存在-生活。传统形而上学由于遗忘了存在、蔽塞了生活，于是只会思考存在者、特别是形而上的唯一绝对的存在者，而不会思考存在、生活；只会思“有”，不会思“无”。这样一来，这种形而上学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凝滞、僵化，无法切入当下的存在、活泼的生活，无法与时偕行、顺天应人。这种形而上学忘记了自己是渊源于生活的，反倒企图充当生活的僭主、统治者、裁判者，最终成为非常可怕的东西。历史上某些儒学的“以理杀人”，现代新儒学的无法实现“内圣开出新外王”，盖缘于此。今日的儒学复兴，假如仍然采取这样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致思方式，就无法避免“原教旨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切入“我们的”生活。
但是，所谓破解、“解构”并不是说的简单地抛弃传统形而上学，而是说的对传统形而上学获得一种更为透彻、更为本源的理解：它是怎样渊源于其当下的生活的？又是如何在理论上蔽塞了生活本源的？“我们把这个任务了解为：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构成一些原始经验——那些最初的、以后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是从这些源始经验获得的。”因此，“这种解构工作也没有要摆脱存在论传统的消极意义。这种解构工作倒是要标明存在论传统的各种积极的可能性”；“这个分析任务不是否定地对待过去，它的批判针对‘今天’，针对存在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方式”；“这一解构工作并不想把过去埋葬在虚无中，它有积极的目的”。为此，“如果要为存在问题本身而把这个问题的历史透视清楚，那么就需要把硬化了的传统松动一下，需要把由传统做成的一切遮蔽打破。” 惟有如此，才能避免“原教旨主义”的结局，而有效地切入当下的存在、“我们的”生活。
所谓“重建形而上学”，就是在由孔孟所展示的生活、生活情感、仁爱情感这样的本源上，重新建构一种新型的形而上学。在当今世界时髦的“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中，“重建形而上学”的诉求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即便是号称拒绝形而上学“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本身也难逃一种隐蔽的形而上学的前见。因此，问题仅仅在于：今日究竟应当重建一种怎样的形而上学？生活儒学试图建构一种新型的形而上学，这种新型形而上学绝不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学，根本在于：生活儒学不作任何先天的或者先验的设定。例如在人性问题上，生活儒学的主张更接近于王船山的“性日生日成”、“习成而性与成”（《尚书引义·太甲二》 ）的观念；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经验主义的观念，当然也不是牟宗三等人那样的形而上学观念，而是生活的观念。例如，现代性的主体性建构，首要的乃是一种健全的“公民”或者“国民”人格的建构，这是当代儒学复兴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至于这种主体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具有“形而上者”的“本体”意味，那是另当别论的问题了。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表达：“今后儒学如要发展，仍然少不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建构。”在我看来，这确实表现了你的真知灼见。我的生活儒学也是持同样的态度。由于主张重建新型形而上学，生活儒学将自己区别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之流；但是，同时必须指出，由于主张破解传统形而上学，生活儒学将自己区别于“原教旨主义”；生活儒学所主张的是一条“当代主义”的思想路线，主张回到存在本身、生活本身，回到生活情感、仁爱情感，在这种本源上重建形而上学。因此，我不敢苟同你这样的看法：“缺少了哲学形而上学建构，生活本身的一切都将失去究极根据。”难道形而上学竟然可以充当生活的“究极根据”吗？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本末倒置”的。惟有生活才是大本大源、源头活水。
为此，必须重新回到对于“生活”这个基本观念的理解上来。生活儒学所说的“生活”，既不是说的西方生命哲学家所谓“生命”（Life），甚或海德格尔现象学所谓“生存”（Existence），也不是说的现代新儒学所谓“生命存在”、甚或梁漱溟先生所谓“生活” 。生活儒学所说的“生活”，就是先行于所有一切存在者、并给出所有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这样的存在、这样的生活，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形而上者”；恰恰相反，任何“形而上者”、“形而下者”都是由这样的生活、存在所生成的。惟有这样的生活的先行，才可能有“你的生活”、“我的生活”，才可能有人的存在、物的存在。这就是说，如果说，有存在者，才有存在者的存在，那么更进一步说，有存在，才有存在者。
这样的作为本源存在的生活，首先显现为本真的生活情感、尤其是仁爱情感，这就是诚——本源意义上的诚，而非“形而上者”意义上的诚。在这种本源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透彻地理解《中庸》所说的“不诚无物”、而诚“成己”“成物”：没有存在，就没有存在者；没有生活，就没有生活者；没有生活情感、仁爱情感，就没有任何物，不论它是形而下的“万物”、还是形而上的“道之为物”；惟有仁爱，才能一方面成就作为主体性存在者的“己”、另一方面亦成就作为对象性存在者的“物”。
总之，生活儒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是：第一，生活儒学不是以形而上存在者为终极根据，而是以生活为存在渊源；因此，第二，就形而上学的地位而论，在生活儒学的“生活→形而上者→形而下者”三大层级中，形而上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层级而已；并且，第三，就其中的形而上学层级而论，生活儒学首先是要破解传统形态的形而上学，然后重建一种新型的形而上学。对于生活儒学来说，形而上学源于生活、归于生活。
以上就是我对生活儒学与形而上学之关系的若干说明，若有不当之处，还请胡兄指正。
经常联系！
顺颂
夏祺
黄玉顺 顿首
2007年7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