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立的儒学形态如何，是当前儒学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一般用“子学”和“经学”对儒学作阶段性划分，认为先秦儒学属于“诸子学”，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则确立了儒学的经学形态。冯友兰先生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即采用这种划分法。然而这一学术界通行的看法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因为按照这种划分，先秦儒学主要讨论的是孔、孟、荀等思想家个人的思想，包括人性论、天人观、民本、仁政等等，而汉代经学则讨论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学，讨论的是今文经、古文经这些内容。即使是象董仲舒这样的思想家，也要说明他是属于汉代经学中公羊学的系统。这样人们不由会产生一种疑问，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儒学的形态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作为“子学”的儒学和作为“经学”的儒学是一种什么关系？二者的联系何在呢？
看来有必要对儒学形态重新作出检讨，而考古发现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在最近公布的上博简中，有《孔子诗论》一篇，揭示了孔子后学中对《诗经》的一个解释系统。在马王堆帛书《易传》中，则谈到孔子“老而好《易》”，说明孔子的《易》学观在晚年有所变化，否定了学界长期流行的孔子与《易》无关的说法。郭店竹简的一些篇章，则对《诗》、《书》、《礼》、《乐》等六艺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讨论。如《性自命出》提出：“《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 《语丛一》认为：“《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书》，……者也。”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早期儒家那里，实际存在着一个经典的解释传统，所谓经学有着更早的渊源，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一线索以前被我们忽略了而已。
我们知道，孔子在历史上的一大贡献，是他顺应了“学移民间”的历史潮流，创立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格局，使古代学术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孔子讲学，以《诗》、《书》、《礼》、《乐》为基本内容。“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诗》、《书》、《礼》、《乐》本属于古代王官之学，其传授也限于贵族之间。至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于是孔子对其进行了编定、整理，并运用于教学之中，使其由贵族的学问垄断一变而成为一般民众的知识修养。孔子晚年对《周易》产生浓厚兴趣，又根据鲁国历史整理、编纂《春秋》一书。这样，《诗》、《书》、《礼》、《乐》、《易》、《春秋》经孔子的整理、阐释和理解，乃成一新的知识系统，六艺之学构成儒学的一个基本内容。但孔子创立儒学，决不仅仅是因为对古代文献作了整理和解释的工作。孔子生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乱世，却向往建立上下有序的“有道”社会。他倡导仁，重视礼，以仁、礼为解决人生困境和社会矛盾的良方，建立起包括人生修养、伦理政治等内容的思想体系。故从孔子开始，儒学实分有两途：一为六艺之学，一为社会人生之学。
六艺之学是关于《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的学说，包括文本的整理、意义的阐释等等，属于孔子的学术思想。六艺在孔子之前已存在，孔子以后也不为儒家专有，如墨家也常称引《诗》、《书》等，但孔子在创立儒学时，对六艺进行了系统的编定、整理和“意义”的阐释，并用来教授徒众，这样便形成儒学内部传授的一套学问。汉代以后“独尊儒术”，这套学问便称为“经学”。社会人生之学则是孔子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和看法，是孔子改革社会政教的主张和方案，是孔子的思想创造。仁在六艺中虽然已出现，但孔子却赋予它不同以往的含义，使其成为儒家的终极信念和人生理想，“孔门之学，求仁之学也”。礼也是六艺中经常出现的概念，但孔子对其作了重新论证，提出以礼为核心的社会改革方案。由于孔子是以新兴的“诸子”身份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故他的社会人生之学又称作“子学”。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在思想上存在着联系，但在学术形态上二者又有明显的差别：六艺之学是对经典的理解、诠释之学，突出、强调的是经典的思想价值。社会人生之学则是对人生意义、社会理想的探讨，注重的是力行实践和思想创造。在儒学内部，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存在着不同的传授，六艺的传授重师说，往往形成儒家内部的传经系统，如《史记》、《汉书》中记载的《诗》、《书》、《礼》、《易》的传授系统等。而社会人生之学则重视思想的承继，如《荀子·非十二子》批评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等等。六艺中除《易》外，一般均为公共科目，个人可以根据偏好和需要进行传授。如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孟子荀卿列传》），荀子则对《诗》、《书》、《礼》、《乐》大部分经典进行了传授。而社会人生之学虽为孔子所提出，但孔门弟子却会因所处时代及思想倾向而有不同选择，甚至表现出某种对立，如孟子主要发展了孔子的仁，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礼等等。
这样，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就不仅仅是一单纯的思想、理论体系，同时还包含一学术传统，形成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的双层结构。只不过作为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的思想家，孔子主要关注的不是一典籍、知识的问题，而是一思想信仰或“道”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社会和人生困境的问题。故在早期儒学那里，子学是一条主线，而经学或者六艺之学则是一条辅线。而汉代以后推重经学，实发展孔子六艺之学，而把子学降到附属的地位，看作经学的附庸或者传记。有学者可能会以为，汉代以后重六艺，故这一时期只有经学而无子学。其实，《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记录的汉代著作就有《陆贾》二十三篇、《贾谊》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儒家言》十八篇等多种，这即是当时的子学著作。与早期儒学一样，汉代儒学实际同样存在着经学和子学的双重结构，只是二者的地位较之以往发生了变化而已。
说到经学，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思想僵化、经验教条之类，其实，这可能只适用于汉代以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经学末流，而对早期经学来说，则完全不是这样。早期经学虽然也把六艺尊为基本的经典，但它对经典的诠释是自由的、开放的，同时由于存在一个子学的系统，可以自由地进行思想创造，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这样，它不但没有压制思想创造，反而造成“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而它对于六艺等经典的尊重，则使其在思想创造的同时，并没有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保证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促使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凝聚。
2003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