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1922年夏获哈佛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经梅光迪、吴宓推荐，接受了东南大学刘伯明校长的邀请，出任该校哲学系教授。时《学衡》杂志创刊号已于是年元旦推出。回国后，父亲即参加了《学衡》，后并被目为“学衡派”。该学派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持批判态度。父亲为《学衡》杂志写了许多文章，而大多是与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史有关的，如《释迦时代的外道》、《印度哲学之起源》、《佛教上座部九心论略释》等等，并翻译了Edwim waddace说著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和W.R.Inge所著的《希腊之留传》。他批评当时的学分的只有一篇《评近人文化之研究》（刊于1922年《学衡》第十二期）。该文痛陈当时文化研究之弊病，鞭笞文化上的激进派与守旧派之浅隘，提出“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力图重建学术规范。但人们不难看出此文所批判之矛头主要是针对抛弃自身传统文化的“西化派”。这就是说，我父亲与胡适对文化问题说持为两种不同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