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师萧公，博学慎思，有为有守，在中国哲学领域辛勤耕耘六十年，其所开创的学风，所拓展的论域，所取得的成就，早为学术界所瞩目。今武汉大学出版社辑其论说，去芜存菁，为《萧萐父文选》，命齐勇校读一通而序之。不才涵泳萧门近三十年，义不容辞，勉力为之。
先生治学，首贵博淹，同时重视独立思考，独得之见。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对从先秦到今世之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重建，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卓越的贡献。他会通中西印哲学，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儒释道思想资源。为总结历史教训，他从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切入，尽力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重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强调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联结，认真探究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与哲学发展的历史圆圈。他与李锦全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得到广泛认同，累计印行了十余万册，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十多所学校采用，培养了两代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一文，在哲学史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为当时哲学史界的方法论自觉起了示范的作用。尔后，先生又以不断更化的精神，由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咀嚼，提出了哲学史的纯化与泛化的有张力的统一观，努力改变五四以降中国哲学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简单比附、“削足适履”的状况，逐渐建树了“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他是最早具有文化自觉与学科自觉的当代学人之一。
先生治学，宏观立论与微观考史相结合，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通观全史与个案剖析相结合，提出了两个之际（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与文化转轨的概观，改进了哲学史的分编与分期（将周秦之际、明清之际单独成编），提出并论证了“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系统学说，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先生的原创性智慧表现在其学术专长----明清哲学，特别是王船山哲学方面。他以对世界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史的多重透视为背景，提出了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与源头活水的观点，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影响甚巨。他由王船山、黄宗羲、傅山等个案入手，探讨17世纪晚明清初的哲学形态与学风的变异，进而剖视18世纪的历史回流和19世纪的思想悲剧与近代难产，引出“历史接合点”问题的思考（“接合点”就是先生的特别用法），建构起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的论域。先生以王船山为中心的明清之际哲学思潮的研究成果，自为经纬，成一家言，为国际汉学或中国学界专家们所推重。其深意在于清理出中国作为东方大国的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的正确把握。因而，他在这一论域中与杜维明、包遵信二先生的双向争论，就有特别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意义。有关这一方面，本文选中多方涉及，又见于《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王夫之评传》、《船山哲学引论》等著作之中。
先生一贯鼓励学生们对他的思想与学术提出批评，展开讨论。在新的时代，以先生的学养与诗人哲学家的气质，他的“启蒙”论说实际上早已超越了欧洲启蒙时代的学者们的单面性、平面化与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今天，东西方学者进一步反思启蒙理性的局限，以更加多维的视域理解人类各民族文化，诠释现代性的多元及其与传统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更加珍视先生“启蒙”论说中开发出的新的生长点，并努力对他的学说予以深化。
先生以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严肃认真地实践“双百”方针，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产生、多极并立、多维互动的动态发展观。他坚持史论结合和古今贯通的原则，回应来自海内外各方面学人的诘难。他以开放的心态，坚持传统文化多元化的观点，反省批评“伦理异化”，同情理解“思想异端”，倡导道家风骨，提升人生意境，又重视易学源流问题、西学东渐问题、佛教中国化问题的方法学反思与禅佛教的研讨，评判20世纪中国的文化与哲学思潮。他很早就提出并论证了“古史祛疑”的论题，又积极关注考古新发现与新出简帛文献的研究。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文化中国”与“文明对话”的新形势与新氛围中，他文思敏捷，笔力尤健。
萧先生的慧解，源于他的生命体验与社会实践。他以上下求索的精神，申说自己心中的历史情结，关切国事民瘼，思考世运国脉，与时偕行，推陈出新。他有很强的历史感、现实感与参与意识，文集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经世致用的情怀。
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与哲学思想资源，萧先生以宽广的胸襟，悉心体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坚持殊途百虑、并育并行的学术史观。他重视一偏之见，宽容相反之论，择善固执而尊敬异己。他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易于相资；然对异于己者，则更需要互相尊重与切磋。”他重申黄宗羲的“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先生曾挥毫题辞：“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这恰是先生一生学术的“夫子自道”。他肯定人类的、中华的文化与哲学思想之多源发生，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多维发展。他强调文化是生命，是生生不已的过程。他批评僵化陈腐的道统教条，反对简单抽象孤立静态地评论任何一个文化传统或思想流派。在新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先生反思“五四”时期至上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诸思潮，超越中西对立、体用割裂的思维方式，既反对不加分析地维护传统，又反对盲目幼稚地鼓吹西化，虚怀体认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殊中之共，共中之殊，不能把古、今、中、外、同、异、共、殊的任何一方任意加以忽略或夸大。他肯定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连续性、偶然性及内在的张力，异质文化传统的可通约性，古、今、中、外对立的相对性，跨文化交通与比较的可能性。他反对以化约主义的方式理解文化、历史、哲学、传统，肯定各民族历史上的各社群生活的样态、成文与不成文的社会制度规范、宗教、哲学、伦理、政治、宇宙观念、价值取向、致思方式、审美情趣、终极关切与现实关怀的多元、多层、多面性与相对相关性。他对佛教中国化过程中颇有争议的《大乘起信论》等的研究，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有着多方面的启示。
晚年，先生一再谈到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哲学“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斥中求互补，在诗与哲学的差异中求统一”，从而使得中国的先哲们在“心灵的创造活动中实现着美和真的合一，使中国哲学走上一条独特的追求最高价值理想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的道路，既避免把哲学最后引向宗教迷狂，又超越了使哲学最后仅局限于科学实证，而是把哲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归结为一种诗化的人生境界，即审美与契真合而为一的境界。中国哲学的致思取向，从总体上乃是诗化的哲学”，或具有诗性特征的人生哲学。“诗性哲学”的提倡是其一端，也是先生人文素养的一个侧面。在先生那里，文史哲不分，诗书画同气。
他关于文化与哲学传统的思考，离不开“人”的问题。什么是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的种种色色的人与他所处的生存环境，人的特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人与天地人物我的种种关系，人的信念信仰，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人生智慧，人的知情意，人的抽象的与具体的理性，人物品鉴，做人的尊严，人格操守等等，都是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哲学中有人。中国哲学的观念是从哲学家的人格生命中流淌出来的。文如其人。萧先生的文是萧先生的人的缩影。
在我们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的人才培养上，他作为学科带头人，明确提出了“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的二十字方针。他强调恪守学术规范，又非常重视第一手资料。他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一书，一直是我们的案头书。先生教书育人，重在身教。吾等初入师门，先生手书周敦颐的《爱莲说》，并与我们一道诵读。他一生追求并希望我们这些后学体悟“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意境。先生崇德广业，双修无碍。他很重视做事，强调在成就事业中做人，把做人与做事结合起来。他最喜欢《易•系辞上传》的话：“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又常引用《易•彖传》的话：“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诵业易成，风骨难得。经师易得，人师难觅。先生是人师！吾师的精、气、神，唯在其人格美与风骨。他把儒的真性、道的飘逸与禅的机趣巧妙地配合了起来。
先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在晚生的成长过程中，处处离不开老师的指点与关爱。近三十年来，直至今天，有时候老师有意无意，看似不经意地，其实是有意在启迪、提撕，让我在做人、治学和善处各种关系方面更加健康、合宜与完善，甚至发现我的学生的德业诸方面的问题，也跟我交换意见，予以点醒。我从内心感谢恩师的指点。我现在常对我的学生说，先生对我的有言无言之教，我感受最深的，一是人格的成长，所谓壁立万仭，风骨嶙峋，“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取真知启后人”，与利禄之徒划清界限；二是学习的能力，一直到今天，他八十多岁了，心态比我们还年轻，仍然保持着学术上的朝气、敏锐与激情。他对学生重在培养、诱导、启发、提升其自我学习与继续学习的能力。弘大老师开辟的事业，我深深地寄望于来者。
萧老师还是著名的诗人与书法家，可谓名满天下。他与师母对祖国、人民，对中国文化，对武汉大学有很深的感情，从《缀玉集》上精美的书画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赤子般的拳拳之心。师母的梅花与老师的题诗浑成一体，相映成趣，堪称一绝，在学界颇有口碑。为了展示武汉大学的人文底蕴、传统与风采，让后辈知道什么是“文人”与“人文”，我们特选编了老师的诗书画集与文集，承校长刘经南院士看重，慨然从校长基金中拨出专款，又承本校出版社的重视，悉心编制，终于有了这一套三种书的出版。相信这一套书一定会博得我国文化界、读书界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