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好知 kuaihz

张志扬: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

  

  1

  “点苍台白露冷冷,幽僻处可有人行”

  我已记不清小时侯是在哪里读到的这句诗,《红楼梦》里,《西厢记》里,还是《红楼梦》里的《西厢记》里?不记得了,也懒得去查。查什么呢?我又不是考证,它不过是儿时的一点记忆,它的模糊,本是记忆的痕迹或久已远去的成色,也恰好残留着我这个人历来“不求甚解”的陋习。然而这句诗,不知是什么牵动了儿时莫名的心绪,肯定不是微言大义,我还根本不懂,或许是节奏、声音和同样模模糊糊的词令,竟这样记住了。

  10岁解放,20岁失学,30岁坐牢,40岁入翰林,50岁南迁,天之涯,海之角……“点苍台白露冷冷,幽僻处可有人行”,方知成了命运。这个命运不在词义上(我不是为衰落文化所化之人,也不感受衰落文化的苦痛与悲凉),而在它的韵律和隐喻上──“幽僻处可有人行”?我虽然一直走在“幽僻处”,但我算“幽僻处”的可行之人吗?

  本世纪的上半叶,正值中国启“落后”之蒙,我没赶上;下半叶,启“先进”之蒙,我偏偏赶上了。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经历了资本主义批判、帝国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社会主义党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批判,经历了大革命、大民主、大平等、大公无私、全人类大解放,眼界如此开阔以至于全无敌,何来启蒙之有?

  普列汉诺夫说,猴子变人是愉快的,人变猴子就不愉快了。很自然,猴子变人,仅一个富于希望的未来时,就已极大地加长了生命的信息与意义;相反,人变猴子,不仅掐断了未来的时间之维,连当下也呈现着滑坡的颓废景象,除了低级的动物欲即时兑现,已没有任何可以扬升的激情与梦想。然而这只是观念的单向度演绎,实际的情形恐怕要复杂得多。

  实际的情形仿佛是一幅古怪的漫画:

  * 肉身太重,头跑得太快,以至同身体分离开来;

  ** 头失了惯性要堕地,只好回头找身体,接成了反头道人公豹申;

  *** 走还是走,但感觉变了,心态变了,一切都在错位中。

  或许,错位就是中国的二十世纪形象。

  或许,无所谓错位,谁能说清历史非如此不可的正序。

  我早已无能也无意在这些大历史观念中逗留了,即便它还是主流话语的“点苍台”。

  然而,哪里是我的“幽僻处”?

  

  2

  小时侯,我什么都信。有三个人至今不忘。

  一个人是卖糯米行糖的,年纪很老了,五十多岁的样子,颧骨高高的,嘴巴瘪瘪的,下巴外翘,眉眼极善,总是笑成一线,常常戴一顶破草帽。他挑一副担子,后面是木桶,装了一半糯米行糖,圆木盖上是又黄又黑的棉蒲团;前面也是木桶,但上面放的是一个高约四寸的正方形木盒,平面安了两片可以梭动的玻璃盖,一半装着糯米行糖,用白棉布盖着,一半是豌豆粉子,右下角放了一个木杯,内盛黑芝麻,粘糖用的。隔两天来一次,他多半是下午,太阳退到半墙高,来了。一进小巷,我们就叫起来,围上去。他左手搭在扁担上,右手取下草帽,一步一扭地往前走,口中唱着我们谁也听不懂的卖糖歌。听大人说,他是个“下江人”。我们总要围着他一起跳着叫着,两三分钟才停得下来。一分钱,一根小木棍上卷一坨糖;两分钱,大一点,可以粘芝麻,我们总是吵着要加一点,加糖,不要芝麻;三分钱特别是五分钱,他才会揪一大坨,放在豌豆粉子里面,边扯边滚,一会儿就拉成了细丝丝,放在他先裁好的黄草纸上给你。你可以用舌尖尖慢慢地舔,慢慢地尝,一个下午都甜甜的,什么都不想再要了,安静得很。

  

  3

  一个人是做戏的,叫“一人班”。这个人就说不准什么时候来了,一个月,两个月,至多春夏秋冬吧,每个季节的场景我都看过,印象最深的是冬季。在那条小巷,数我家门前的空地最宽。他一来,多半到我家门前打场子。先把他扛着的长板凳上绑着的刀枪棍戟解下来靠着墙,上面挂着用马粪纸做的“一人班”招牌,再从他背的一个大口袋里拿出各种面具脸谱,还有各种颜色长短的胡须,用一对虎头钩挂在刀戟的叉口上,然后从腰间的破皮带(草绳?记不清了)上解下吊在右胯边的小铜锣,一边敲,一边用沙哑的嗓子介绍自己的“一人班”。他什么都演,但围观的人最后总要他演“爹爹扒灰”或“杀猪”。我记得的就是“杀猪”。

  冬天,阴历十二月,刚下过雪子子,踩着它发出“喳喳”的声音。他来了,摆好行头,鸣锣叫场,围上来的人不多,他忽然解开草绳子,脱掉油腻腻的短棉袄,把有耳褡子的破棉帽甩到地上,打起了赤膊。围观的人一下多了起来。大概是下了寒气,又飘起了细细的雪粉,刚演完一个节目,有些看客开始要走了,围子一松便散……“一人班”大喊一声:“列位,请留步,寒冬腊月,怎么能够让捧场的朋友扫兴而归,今天是敝‘一人班’在贵码头的最后一场献丑。俗话说,‘没吃猪肉,见过猪跑’,嗨嗨,列位都是忙财之人,那里见过穷乡下冬天杀猪的场面。哎──耶”,他一巴掌把胸脯拍得轰响,“我今天就是要让大家看一看乡下的猪是怎么个杀法。”说完,他走到我的面前,弯腰拱手:“小兄弟,帮忙端一盆冷水来。”待我把冷水端来,他已脱得只穿一条花短裤躺在长板凳上,全身的肉已冻得发紫,死猪肝色一般。他要我把冷水放到头旁边。我的手和颈不住地哆嗦。

  他用皮带把腿捆在板凳上,用草绳把胸脯也捆起来,颈子却用一根粗铁丝紧紧地绞在喉管的下面,头有一半靠在板凳外,眼看着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来。他一边捆绑一边学猪叫,捆到颈上,猪叫声最为凄厉。捆完后,他右手拿起一根粗木棍,朝自己的已冻得发乌的光胸脯狠狠地打起来,打一棍,变换一种叫法,愈打愈凶,则愈叫愈狂。奇怪的是,肚皮和胸脯打得又白又鼓,可颈、头、脸全都充血而肿胀,两眼发出刺人的亮光。突然,他右手放下木棍,举起一把明晃晃的短刀,左手端起木盆将冷水倾泼到自己的头上,说时迟那时快,他将木盆一抛,只见短刀飞快地刺进喉管,黑血从喉管喷涌出来,一声爆炸般的猪叫后,随着血流,你只听见猪从喉管里发出“古古”的气声,腿弹得越来越缓慢了,不动了,肚皮也塌了下去,头安静地偏掉在板凳外,刀插在颈上,血还在滴,他翻着白眼,直直地,像要掉出来……

  围观的人发疯地一阵叫好后,迅速散去,只有少数人将铜角子丢在小铜锣里,溅到地上。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呆呆地缩在墙角,发傻地看着他抽出卡在铁丝和下巴间的短刀──短刀居然只有刀柄,刀不见了!他再慢慢解开铁丝,解开草绳,解开皮带,穿上棉裤棉袄,擦了擦脸和颈上的水和血,头发上的水都结了凌凌,用手打了打,戴上帽子,收拾好行头,最后才把散在地上和铜锣里的铜角放进口袋。我看着,没几个钱哩。他扛起长板凳,把木盆递给我:“谢谢你,小兄弟!”转身走了。

  我端着木盆,发现里面放着两个铜角。

  雪下大了。小巷空荡荡,早已消失了他的身影。

  

  4

  第三个是卖印色油的,中年人,三四十岁吧。身个很高,齐耳的卷发上歪戴着一顶陈旧了的黑白格子鸭舌帽,脸很黑,嘴大,红鼻头,眼眯成细长。脖子上总是记一条白毛巾。他用手挽着一个大篮子,看样子很沉,挽得很高,像是搁在胯臀上,走起路来,慢条斯理,摇摇摆摆,空着的胳膀,又大又粗,但摆动起来,极其柔软而优美,小指头翘得像个兰花手。凡从人身边走过,他都要斜眯着眼瞟你,从鼻腔牙缝里挤出朦胧而细长的声音:“印──色油!”遇到相熟的人,不用开口,脖子上的白毛巾只需轻轻一抖,就随着飞眼搭到了那人的肩上,刚一滑落,像是弹跳地又回到颈间,动作迅速而从容。

  我怕这个人,不是因为大人们说他是“屁精”。谁要是妨碍大人们打牌,他们就吼:“等屁精来把你捉去!”“屁精”、“妖精”都是“精”,但吓不倒我。

  我怕这个人,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我猜不透的东西。第一次从他身边走过,一声“印──色油”把我吓了一跳,这声音你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抬头四处看,看见他正看着我,这眼睛──看得我汗毛都树起来了,我拔腿就跑。后来,每见到他──我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听见他的声音;在很多很多人的地方,一眼看出他来──我都躲着偷看他很久。有时他蹲在墙脚,有时他斜靠着墙,一只脚用脚尖点在另一只脚的外边,捧一兜瓜子,漫不经心地嗑着,大篮子摆在面前,上面的布揭开了,搭在肩上。我好象从来也没有看见有人买他的印色油,他一点不在乎,总是很悠闲的样子。

  “印色”是什么东西?有一次我发倔了,一手拿着酒瓶,一手浑身上下摸,还低着头左瞧瞧,右看看,慢慢地朝他走去。快走到他跟前时,他忽然背过身,两手蒙着眼睛顶着墙。我也不管他,趁好看看篮子里的“印色”。原来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印色油盒,白的、蓝的、金的;还有各种大小形状的印石,最大的一个上面盘着一条龙。我真想蹲下来仔细看,但不敢,只好边走边回头看。刚走过,听见他说:“打酒的过去了。”噫!他会玩“猜过过”,我站住了。他转过身来笑着说:“钱都掉了,看你打什么酒。”

  “那是一条龙?”我不好意思地问。

  “老虎。你来看。”

  他蹲下来,我也蹲下来,用一个指头去摸老虎的头。

  “你叫咬脐。”

  “恩,你怎么知道?”

  “快跑,你妈叫你了。”

  我回头一看,妈出现在巷子口,没等她叫,我撒起腿像燕子飞。

  “剁头的……”

  

  5

  解放了。

  听大人们说,杀猪的“一人班”,是“地下工作者”,现在当了大官,谁谁看见他坐吉普车,还跟着一个勤务兵。

  不久又听说,“印色油”也是“地下工作者”,官当得还要大。

  唉,卖糯米行糖的怕也是“地下工作者”,官当得更大吧?

  。

  

  6

  一晃,二十世纪快过完了,再不写“1999独白”,永远写不成了。

  写什么呢?我怎么想起小时侯,想起这三个人?或许是想回顾自己在二十世纪走过的路,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哪些是一直保留着的,哪些是后来增长的,哪些是媚俗的添加物,我能分清楚吗?

  这三个人,其实早忘了,从来也不曾想过。但奇怪的是,一旦触动,他们竟如此鲜活,不仅每一个细节,连他们的声色与气味,仿佛伸手都能触摸到。想象从记忆中复活的感觉,不是用文字去扑捉,宁可说,文字是从那感觉中像丝样抽出来的,只是抽得鼻子酸酸的。这些人物像泥土粘着童年的梦呓,那么苦涩,那么迷离,那么自然无华而又荡气回肠!对于这样的感觉,这样的人,他们是否真的当大官,重要吗?他们真的是大官,今天早就破损了,怕再也回不到记忆中来……

  

  7

  失学,是一种经历。家境不好,谈不上赋闲,零零星星打些短工,剩下的时间都给予了幻想,仿佛失学获得了自由幻想的权利,它表现为自己可以给自己重新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和事。当时的理想是当工程师,市一中出来的学生都应该当工程师的。清华同学会给母校送的锦旗上绣着六个金字:“工程师的摇篮”。观念如此,但心底里的偏爱,却是电影和电影本身,即要么当演员,要么做导演或编剧。

  在图书馆里,我桌上的书经常是这样一种摆法:旁边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鲁金教授的《微积分学》上下两卷,还有一本《俄语语法》,而面前翻开的却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或《爱森斯坦选集》。

  马克思曾在哪本书上这样说过,好象引用的是坎伯雷特大主教的话,“长得好看是后天的,会写文章是先天的”(大意)。记得读时奇怪了一阵:“说反了吧?”后来似有所悟:“坎伯雷特大主教把文章事看作天意,面相事看作人意,人意从不属我,那就听命天意吧”。可惜这“后来”很后了,退学后还考了两次,第一次录取到我退学的学校,第二次不取,从此断了想让自己长得好看的念头。至于我的面相,对不住,它先天就不好看的。

  落榜的那年冬天,怕是腊月二十九,一夜大雪,地上足足铺了半尺厚。已经十点,民生路下河段,除了被风卷得高高又急速倾压下来的雪花,看不见一个人。敦林邀我到克瑜家去。我们三个人都“失学”在家(当时还没有“失业”这个概念,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失业”呢),在图书馆认识,都以电影为志向。而且他们两人都与电影沾边。敦林本来就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因当时武汉刚成立武汉电影制片厂,下设学员班,就把他留了下来,没想到,十个月下马,把他遣散到省话剧团,他一气之下退了出来。克瑜的母亲听说二三十年代就是个小有名气的女明星,后来“嫁”给了一位“领江”,解放后此人下落不明,他母亲做了小学老师,但长期借病挂职在家,几乎足不出户。

  敦林穿了一件中式对襟短袄,印丹士林蓝,围一条黑白格子的羊毛围巾,再简朴也掩藏不住睥睨一切的眼神,他两手妥着,微微前倾,僵直的摆幅和着头足矜持的节奏,像个步入法庭的法官。我穿一件黑色长棉大衣,白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硬边学生帽紧紧地压在眉骨上。

  克瑜带我们上楼,

  这楼梯摇摇晃晃、吱吱哑哑甚是吓人。就在三楼顶有一间阁楼或叫亭子间,克瑜开门,把我们让了进去。房内光线极暗,或许是眼睛还没有适应,或许是室内唯一的光源“亮瓦”被积雪严严盖住。我们好象什么也没看清,只听见与光线同样微弱的声音在说:“坐吧,谢谢你们来看我。”

  这间像“楔子”样的阁楼大概只有十平方米,不足四米长,不足三米宽。高的一边两米出头,被深黄色的幕布整个掩盖着。墙角靠着一张折叠床,大概是克瑜的行铺。矮的一边顶多一米,靠着更矮的一张床。现在可以看见他母亲斜躺在床上,头好象就顶着屋梁。用油毛毡做的屋顶因年久失修,剥落的地方再用大小不等的油毛毡随意地补着,只是在床的上面用整块旧帆布隔了起来,好看是谈不上的,两块雨迹奇怪地像“吻”。

  敦林和我坐在中间靠墙的一张独脚小圆桌的两边。圆桌上铺了一块印花布,还有一个成色已旧但也精致的黑漆木果盘,盛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糖和瓜子。在圆桌和床之间有一个火炉,开水开了,克瑜倒了两杯茶,又给他妈妈换了一次热水袋。大概是热水的缘故吧,房间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他妈妈,说是五十岁了,看上去有太多捉摸不定东西,脸色苍白,两颊松弛,下眼泡浮肿,泛青,使唯一能留驻当年风华的眉眼像笼罩着一层雾蔼的湖水。嘴唇发黑而且收缩成婆婆状,牙齿也是黑的,像屋顶和墙壁,都被满口的烟熏黑了。

  “吃糖。”

  克瑜刚在火炉边坐下来,又急忙站起来给我们拿糖。

  “克瑜常谈起你们两人,以至我都好奇了。”他妈妈从半躺的姿态换成半坐,克瑜在他妈妈的背后垫了一个枕头。她抿了一口茶,声音突然有了生气,虽然还是暗而沙哑地低沉着,却特别有磁性:“现在已是六十年代了,可你们两个还像二三十年代的年轻人。这能考电影吗?”说到这儿,她咳嗽起来。克瑜要起身,被她拦住。她缓慢地点燃了烟,自各自地抽了两口,动作的冷漠掩饰不了手的颤抖。她并不看我们,她和谁说呢,和想象中的二三十年代说吗?

  “电影是假的,角色也是假的,但情感是真的。现在的电影需要的是阶级情感,可你们知道阶级情感是什么?除了政治知道,谁知道?”停顿。“你们知道吗?”话音落耳,她才把脸转过来,挑起的眉毛下面,竟是娇嗔的目光!但瞬间熄灭。她将散落在脸颊上的一纽头发往耳后拢了拢。

  “不知道,怎么演……”她又自言自语起来:“不能老是在,一个模子,中填充,自己想象,的感情。情感假了,还剩下什么是真……还有什么可演,可看……”

  她又点燃了一根烟。克瑜在她的茶杯里添了开水。她突然笑起来,“其实生活中大家都是很不错的演员,都习惯了,也无所谓真假。”几乎是轻快的语言、清脆的笑声。

  “我是个全身毁坏了的人,我身上没有可用的东西,我已经不适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克瑜太幼稚,我早就撒手了。谢谢你们对他好。可你们的路更艰难。我累了。”

  敦林本来是想听他妈过去的经历,特别是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演艺界。没想到她闭口不提过去,而对现实竟如此言简意赅。

  我们俩起身告辞。克瑜把门打开了,我们正要出门,他妈妈看着我们说:“你别在意我说的,你别笑话我说的。”

  敦林后来一直没回电影界,不知道他是否真在意了。

  我的路倒应了“更艰难”……

   1999年12月25日 海甸岛

  

  〖附注〗

  《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原是为“1999独白”写的。临时改了《读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大概是觉得,在世纪的交界上,还不是回忆的时候,还要朝前赶几步路才好。其实,走得再远,“影子回旋曲”怕是消失不掉的。

本站资源来自互联网,仅供学习,如有侵权,请通知删除,敬请谅解!
搜索建议:回旋曲  回旋曲词条  影子  影子词条  记忆  记忆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