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5年大学建立到1949年，在连年征战的环境里，中国一共建立了200多所大学。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大学不仅兴起了，而且会以如此的情形勃然兴起？这和舶来的大学原则固然有关系，但是也和中国传统文明造就的精神、观念有直接的关系。
●面对中国大学改革的复杂局面，理智主义应当是一种基本的态度和立场。
●中国大学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中，自然还要服务于一些大的目标，比如人的自由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的责任与贡献，如此等等，但是，这些目的却正是只有大学在实现自身的核心价值之时，才能最好地提供这些服务。
从中国最早的大学到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时，有30多年的时间，但这个时段已经成为中国大学记忆中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短短的30年间，中国大学发展的水平之高和速度之快，现在想来也依然令人惊讶。
中国大学就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到蔡元培时代在精神上达到了一个顶峰。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中国处于不断的动乱和内战之中，但是大学一直在发展，没有大学统统关门的记录。
从1895年大学建立到1949年，在连年征战的环境里，中国一共建立了200多所大学。现在著名的大学大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名声也是在那时确立起来的。像西南联大，物质条件比现在的大学差到无法相比，但还是培养出了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根苗；至于那个时代出现的那些思想和文学方面的大师、大学者，在现代也是无法企及的。
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大学不仅兴起了，而且会以如此的情形勃然兴起？这和舶来的大学原则固然有关系，但是也和中国传统文明造就的精神、观念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中国传统文明中哪些因素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兴起来说是积极的？哪些因素能够与来源于西方的因素相互激荡、冲突和契合而有利于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兴起呢？
中国是具有悠久教育传统和教育思想传统的国家，按照蔡元培的说法，重视教育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
这个总体的评价虽然会遭到不少人的质疑，但透过历史便可得知：在大学兴起之前，西方有一段教育几乎消灭的时期。
虽然早在11世纪西方就有大学出现了，但西方教育的大发展却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开始的；在这之前，西方教育的普及率并不比中国高，西方教育的内容、体制的根本转变也是自启蒙运动之后才开始的。
现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全面落后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也是相对于西方教育的突飞猛进而言的。
在中国，教育依然是中国社会制度的支柱之一，接受教育也依然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教育的主要作用依然是培养社会中坚，后者是管理社会、形成社会观念、决定伦理秩序和生活方式的主体。
中国古代的国家考试制度即科举，既是官员遴选的制度，也是对教育者资格和水平认证的制度。
中国现代大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要理解中国大学的发端，就必须理解这个环境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它们与现代大学的关系。以往人们常常强化这个环境的消极性，而忽略它的积极意义。
这种积极意义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大学与中国传统教育在内容和体制上完全不同，但是它们赖以立足的一个观念前提，就是重视教育；无论是现代大学还是中国传统教育在重视教育这个观念上是完全一致的。
没有重视教育的观念，现代大学体系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存在，也会遭受摧残。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大学初起时期，呕心沥血去建立新式教育体系的人，依然是传统教育造就的知识精英，比如说出身翰林的蔡元培。
因此，无论在社会阶层上还是在观念上，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与新兴的大学体系之间是有相当大的承继性的。
中国的先哲很早就指明，人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和甄陶的，西方启蒙时期所形成的教育观念的核心也就在于这一点。这个观念也是两种教育体系能够在冲突中结合起来，而大学以及其他新式教育体系能够在中国迅速兴起的观念根据。如果教育无法改变人，那么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意义。
在欧洲，古希腊的思想家就已经主张教育能够改变人,但在中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是无法通过教育来改变的观点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启蒙运动,西方人才重新拾起并光大了这个观念，那里的大学以及其他教育也因此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第二，中国现代大学兴起时，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制度由于落后而面临空前危机，改革是必由之路。但是整个社会依然保持从上至下改革的局面。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主导和推动社会改革的生力军来自于社会当时的中坚。
他们是这样一个群体：出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继承了社会文明的精华，甚至依然受着这个传统的许多规范的约束，也痛切地认识和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弊端，但同时也开始了解和掌握西方文明，并逐渐地深入其核心，直到要效法西方一些优秀的东西。
但他们不可能认同当时的西方社会，因为对中国的认同以及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自豪正是这个群体的立身之本。这就是理智主义一派，他们在中国建立了现代大学体系，并为它们确立了一些至今不仅有效而且尚未实现的原则，譬如蔡元培提出的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原则。
除理智主义之外，他们还秉承了具有相当传统却也为现代所需的个人品格，就是在信念基础上的独立精神——这自然是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道德训练陶铸而成的。
学术自由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是依赖于此种个人品格的；而要将其付诸实践，也同样需要特立独行的精神。蔡元培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出身科举，身为翰林，以建设新式学校为业，一生前后曾任30余所学校的校长，其中不少学校是由他创设的。为了深入了解西方大学体系，他在中年时代还赴德国留学。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可以几辞北大校长而义无反顾。
第三，中国现代大学草创之时，西方大学教育尚在精英教育阶段，它所要培养的是社会的精英分子，而这些精英分子将构成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点与当时中国教育的主旨是一致的。
中国传统教育注重有教无类，因此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最终是精英阶层，就是所谓的士林阶层，但受教育对象除了某些特定的禁止之外，可以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这一点与当时西方大学教育的宗旨也是能够契合的。
第四，社会对知识和知识阶层的尊重，是中国现代大学兴起的重要的社会条件。即便是五四运动，也依然体现了知识阶层的这种特权。
蔡元培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原则和精神的代表，除了其个人的人格和志向之外，当时社会对知识和知识阶层的尊重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五，与此相关，大学的独立性也就能够受到保护和尊重。由于传统依然保持了其巨大的力量，而社会又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所以整个社会并不是由一种统一的政治权力充分地整合起来的，从而在政府之外，社会和个人具有相当广泛的自主的领域。这自然有其可能的政治缺陷，却为个人和团体的自我组织保留了广阔的空间。
毫无疑义，现代大学的发展需要这样自主的领域。
第六，中国大学的兴办在当时是官民并举，这又是与中国教育传统相契合的。传统教育的基本格局就是学在民间，考在官府。为此有一整套复杂的制度来鼓励和奖励受教育者，保证考试程序的公正。虽然政府也办学校，但仅在少数。
就如前文所说，美国大学体系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私立大学的发达，而中国大学发展的早期原本也具有同样的社会的和观念的条件。中国大学在其草创时期，就是以多样化的形式出现的，而这包含了多种发展的可能性。
第七，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包含了在今天不仅依然有效而且颇为重要的内容。 现代教育的转向，在中国主要是在教育的内容、形式和体制上的转变，而无关乎教育的功用和必要与否。
蔡元培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缺点主要在于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在专制政治之下，民众受教育人数少——这需要作一点时间限制，即将时间限制在现代这一阶段上，因为欧洲启蒙运动之前和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一般教育是不及中国的；第二，缺乏科学教育。
但是，蔡元培指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几大优点，第一，教育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这一点上面已经论及。他强调，孔子不仅重视教育，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家；第二，注重伦理教育和个人修养；第三，注重个人自由研究和因材施教。
一般而论，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有教无类、道德教育、精英教育、教学相长、思学结合、因材施教都具有现代的意义，而在蔡元培时代，这些观念都是活的精神。在今天，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根据现代大学的内容、体制和形式而予以展开和从新阐述。
反理智主义之道而行的是反智主义一派。反智主义在这里，就是指那些在中国社会变革中采取极端、激进的主张和态度的思潮。反智主义否定中国主流文明和西方主流文明的产物，主要是精神与制度层面产物的现实价值，其最终目的是在摧毁这两种文明基本制度之后，重新建立一种奠基在乌托邦理想之上的新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向来就蕴涵了反智主义的基因，它来源于社会中的反社会以及反抗的情绪，尽管它们最初的缘由并不乏某些正当的因素。
在反智主义者眼中，中国文明的主流就是消极的，甚至邪恶的，所以它比较容易接受西方社会中同样否定一切传统的思潮并与之合流。
事实上，在现代，来自于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之相结合，使之能够从反抗的情绪、反社会的情绪形成为一种巨大政治力量，以革命的名义而存在。
因此，在近代，得势的反智主义通常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反抗因素与西方某种意识形态结合的产物。
但是，从宏观上来看，人类社会变迁倘若呈现为一个逐渐演变的连续体，那么它就是合理的从而最能够取得实际进步的进程，进步的标准当然会以今天绝大多数人接受为依据。这不仅缘于社会多数倾向于稳定的天性，而且也在于如下一点：一个在彻底否定当时社会全部制度基础上设计出来的蓝图，给社会造成的灾难必定远远大于其可能的进步。
历史表明，巨大的革命，尤其是乌托邦式的革命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恢复原先秩序的过程，尽管完全恢复先前的状态是不可能的，但基本的结构和制度却必须重建起来。反智主义的要害是要彻底摧毁人类文明的精神形态的存在，“文革”中中止大学活动以及“工农兵上管改”、焚书和捣毁寺庙等，就是其登峰造极的表现。现代中国反智主义的悲剧还在于凭借外来的意识形态，来彻底否定和摧毁中国传统文明。但是，结果却只是此种乌托邦理念沦为统治的教条，而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沉渣泛起，从而造成一个其特征为狂躁不安、秩序失效从而通过不断的内部冲突来维持的社会。太平天国就是典型的一例。
所以，对反智主义来说，既有的精神性的存在，包括观念体系、制度及其物质形态，就有双重的阻碍作用，第一，它原本就是反智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因此也就是最主要的反对力量；第二，它们包含了稳定的社会秩序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对借持续的冲突以求维持的反智行为就是一种处处皆是的潜在障碍。
由此可见，中国大学成为反智主义的批判和摧残的对象，就是势所必然的事情。
但是，在大学问题上，反智主义却遭遇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它否定现代大学所得以立足的观念和原则，却无法彻底否定大学的所有作用和功能。所以，一方面它需要大学在提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发明的功能，培养相关人才的作用，另一方面却无法容忍既有的大学制度以及其中的教师阶层的思想和精神状况，乃至他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首先是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接着就是彻底改变源于欧美却又结合了中国教育传统的大学制度，这就是所谓的“院系调整”，其结果就是从苏联引进一种更为落后的高等体系。这套体系原本是对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刻板、过度实用的模仿与灌注了庸俗阶级理论的政治化的杂烩。阶级理论原本是分析社会的一种理论手段，作为理想类型固然有其独到之处，但主要适用于欧洲，而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
反智主义凭借苏联的大学体系和庸俗的阶级论似乎找到了解决上述困境的一个出路，即将大学教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把学生当做控制利用的工具，而被排除在社会的领导力量之外，整个知识阶层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之下，始终是统治阶级可能的敌人，而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需要被领导的异类。
大学成为一个危险的却又必不可少的有用的工具，大学里的人自然更是工具性的存在。这里无须深入分析其政治意义，
但它对中国大学造成的破坏却是空前的，因为它摧毁了前面所提及的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合理的环境、逐步确立起来的现代大学观念和原则，脱离了现代大学的主流，沦为政治的场所和工具。
“文化大革命”是现代中国反智主义的高潮，它席卷了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切既有秩序和残存的精英文化，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它的极端破坏性。
但是，今天，反智主义并没有随之完全消退，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种新传统。大潮退去，是一片劫难；当人们回过头来重新收拾大学时，发现中国大学已经远远地落后在世界发达的大学体系的后面，而难望其项背。尽管与院系调整之前相比，中国大学现在在数量方面有很大的增长，但是无论在观念上和原则上还是在组织形式上，都比“院系调整”之前离世界水平更远，而这一点却是到现在为止还是为许多人，尤其是有司所未能认识到的，或者未能理解明白的。
反智主义革命之后的社会重建，必定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原先的制度和体制。然而，一方面，社会不可能简单地回到从前，而只是有可能恢复先前的某些精华部分。但是，这不仅需要更大的努力，而且在通常的情况下，如果不向前迈进更大的步伐，传统之中那些合理而有价值的部分就无法恢复起来；更准确地说，先前合理而有价值的部分是必须在一种新的形式里面才能再现出来，或者说构造起来。而这也就意谓某些内容，甚至是颇为重要和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可能完全恢复的了。
尽管如此，作为新传统的反智主义依然是一种阻力，它有时甚至还有正统的地位，并且因其机会主义的性质很可能谋得其他的存在形式。在现实中，由于那种貌似传统的伪形式，它很容易与中国的经典传统混淆起来，从而消磨人们在大学改革上面采取理智主义的意志，或者动摇理智主义的根据。
面对中国大学改革的复杂局面，理智主义应当是一种基本的态度和立场。
毫无疑问，现行的大学体系是一切改革的出发点，但是，它仅仅是出发点，倘若要回到大学本身，那么，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西方现代大学的观念和原则乃是首先必须借鉴的思想资源。
人们自然可以而且应当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中国大学自己的观念和原则，但是大学本身的核心却是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尽管它最终所产生的知识、思想以及文化可能会大相异趣。
理智主义的态度是开放的，因此倘若新传统所包含的内容有其可取之处，自然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方式上会采取合理的手段，比如，为保证工农或贫寒子弟上大学的平等机会，“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事实上是无济于事的，而奖学金、优惠的贷款和专门的基金会就是合理的方式。
理智主义无论对待中国传统教育观念，还是对待西方的大学观念和原则，目的是在于大学本身。
中国大学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自然还要服务于一些大的目标，比如人的自由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的责任与贡献，如此等等，但是，这些目的却正是只有大学在实现自身的核心价值之时，才能最好地提供这些服务。至于一些其他的目标，比如世界一流、大学教育普及化等等，也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