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文其实不算文章，它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我的电话采访实录，当然记者整理完录音后，我做了些微文字的润色，但总体而言口语化的风格很明显。我不是鲁迅专家，照理不该乱掺乎，但记者说了，就想听听非专业人士对鲁迅的个人观感，我觉得有些道理。标题不是我取的，编辑很有眼光，我说的这一大堆话中，就这句最有新闻效果，要不然人家怎么当上了编辑呢？不过我要补充说明的是，1，我时常会想起鲁迅，2，鲁迅是有思想的。这与我的观点没有任何冲突。）
以十年为单位，2006年需要纪念的已逝名人太多了，为什么是鲁迅而不是其他一些走下神坛的人成为知识界的一个热点？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欲语还休的有趣问题。
我们知道，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是因为对那些围观“杀人”的看客们怒其不争，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仍旧是一派十足的看客心理，只不过我们不看杀人，看死人，我们不沉默，而是以草根的名义大声议论。然而，这个时代的文化品格、媒体品格太容易让人产生不信任感了，我们总是习惯于谈论彼此，而不是彼此谈论。坦白说，我很怀疑重提鲁迅会不会是又一场如风过耳的文化秀。
我很小就知道鲁迅是文豪，是脊梁，尤其是浙江老乡兼本家，就愈发的有兴趣。不过真正接触到鲁迅的文字还是在教科书上。当时鲁迅的课文是必须要全文背诵的，老师一个一个地叫去办公室，《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纪念刘和珍君》、《友邦惊诧论》，中学时代的日子就在背诵这一篇篇文白夹杂、晦涩难懂的名篇中度过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鲁迅显然是太挑战智力了，说一句话总要绕上很多弯，尽管如此，他的影响依然是直接且巨大的，特别是关于国民性的批判。当时正是《河殇》和《丑陋的中国人》风靡的时候，对于少年叛逆期的我，这种“横眉冷对”的批判姿态当然是极有魅力的。记得高一的时候参加班里的演讲比赛，就曾经大量地模仿鲁迅还有柏杨的语气和思路，只可惜类似的叛逆体验不能久长，就好像偶像很快就要面临黄昏。
八零年代后期，大概是我高一的时候，一个来自地级市的文化人莅临我们县城中学做讲座，说的就是鲁迅其人其文，这次演讲是我们那个浙西南小城为数不多的几次文化盛会，记忆中该文人说了不少鲁迅和周作人的私人恩怨，特别是周作人夫人的那一段公案，让我极其震撼，同时也好奇心大盛。回到家里，立刻找来父亲收藏多年的73年版《鲁迅全集》读，现在了解，究其根本，还是名人八卦的“看客”心理在作祟。
又过两年，再次翻看《丑陋的中国人》，就有了不忍卒读的感觉。鲁迅的阅读体验没那么糟糕，但也隐约开始觉得他的批判是有局限的，至少，并非凡是鲁迅赞成的都是正确的，凡是鲁迅骂过的都是错误的。
进入大学后，开始读教科书从未收入的胡适、梁实秋还有林语堂，分明可以体察到他们对于这个民族、国家、文化的忧患与挚爱。鲁迅死前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这话说得酣畅淋漓，但我一直特别疑惑，之所以一个都不宽恕，真的是因为鲁迅打心底里认为其他人都是宵小之辈，而自己则是完全的真理在握吗？假如事实是，每个人都只是说出了他眼中所能看到的那一部分真理，那么我们的教科书，就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维特根斯坦曾经这样评价托尔斯泰：“当他是在讲故事的时候，对我的感染力远远大于当他对着读者说话的时候……在我看来，当他的哲学隐含在故事里面时，他的哲学就最为真实。”鲁迅同样如此，当他在讲故事的时候才会吸引我，而当他拿着小匕首戳人或者试图面对大众直接布道的时候，他的魅力就大为失色。本科毕业之后我就很少读鲁迅了，如果要寻找思想我不会想起鲁迅，对我来说他只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存在下去。
前两天，我重新翻看鲁迅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好几次忍不住大声笑出来，我突然有这么一个感觉，今天汉语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中那些对于小场景的灵动描写，真正的师承都可以上溯到鲁迅那里。如果鲁迅还活着，一定是BBS上的灌水高手，这老先生太能写了，一晚上造上好几篇高质量的骂战文章，谁拍得过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