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望远，探幽析微。在人生阅历迈向古稀之年时，我已身处21世纪即将来临的氛围中，不禁思绪起伏，前瞻后顾，左思右想，憧憬着新世纪中国哲学的前景，竟欣然命笔，写下了《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展望》一文（载《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此文从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的历史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出发，系统地探讨了未来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若干问题。
哲学是历史现实和时代精神的反映。因此，文章首先论述了：当前中国的现实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商品经济转型，这个转型意味着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21世纪将是这一转型逐渐实现的世纪。与此相应，负起实现这一转型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中国人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经历巨大的变化：摆脱对自然界和对建立在个人之间统治与服从关系上的共同体的依赖，成为独立的、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与他人平等的、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并向着从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的支配下获得解放，成为他自己作为人的主人的方向迈进。这就是21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时代精神。
接着讨论了面对转型的历史现实，我国现有三种哲学传统各自存在和应加以解决的问题。（1）源源流长的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克服固步自封的惰性而促进自身的转型、即传统的“现代化”问题。（2）传入中国近百年的西方哲学如何克服急功近利和不求甚解的浮躁心理而更加学术化和开放化、即研究的“学术化”问题。（3）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克服教条主义的束缚而适应现实力求有内容上创新发展、即理论的“现实化”问题。在21世纪里，“这三种哲学传统将会独立并存，同时又相互渗透，并通过相互作用而促进彼此发展。”
继而讨论了三种哲学传统的发展和更新都必须通过批判地继承的途径来实现的问题。这种批判继承可以划分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三个层次，一是通过质疑来弄清楚所说的传统是否果真如此，解决“事实”问题。这是一切批判工作的前提。二是根据现实的发展趋势对传统进行鉴别与取舍，解决“态度”或“价值取向”问题。三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哲学学说，解决“创新”问题。在这种创造性的批判过程中，传统仍然以一种升华了的、更新了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它既否定又肯定了自己。“这种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的辩证统一（即扬弃）就是批判地继承哲学传统的关键和实质所在”。
文章最后讨论的问题是：哲学传统的自我批判和发展更新只有在不同哲学流派、观点的“百家争鸣”中进行和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它只有在鼓励最大限度的百家学术争鸣和同百家的学术争鸣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其对百家的“指导作用”和在百家中的“主体地位”。而当它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辩证发展时，它也就真正实现了它应有的“指导作用”和“主体地位”。
总之，“21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将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将有在传统的基础上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产生出适应中国现实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在自觉反映时代变革精神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内容和形式的革新，向着既超越中国哲学，又超越西方哲学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进。”
也正是我进入古稀之际，在我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进程中，柳暗花明，悄然出现了某种新的景象。这就是从过去只把德国古典哲学作为理性哲学来研究，转向于注意它自身内在的与理性主义相矛盾的非理性主义、即意志主义的因素；再就是从过去只研究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理性哲学的逻辑进程，转向注意到与它差不多同时出现的非理性哲学——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以及它们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进程中出现的这一新的转折和新的视野，其实是在更高的形态或阶段上向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恩师们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时的思想状态的一种回复。只不过那时我把曾经迷恋过的叔本华、尼采哲学当作纯粹非理性主义哲学而原封不动地放置在一边，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它的对立面、我认为是纯粹理性主义哲学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去了而已。这也许是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暗中支配着我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思想进程吧！
当然，在我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进程中出现这样的转折也是由于一种外在的机缘引起的。因为这时以叔本华、尼采为源头和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或意志主义哲学又一度成为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而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深思。1996年适逢隆重纪念武汉大学哲学系重建40周年，哲学学院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如出版特刊——《珞珈哲学论坛》，我作为一个迟到者提交了《初到珞珈山》和即将问世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序两篇文章。在系庆中，还有一个影响较大的活动，即由段德智副院长主持的“资深教授系列讲座”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听众（这里必须说明，资深教授是当时的一般性称谓与后来评定的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完全不是一回事）。继江天骥、萧箑父先生之后，我作了《德国近代哲学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关系问题》的学术报告。我曾经授课的77届学生、系庆归来的一个校友深情地说，“杨老师还是只拿一个卡片、凭借特有的逻辑魅力环环相扣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我彷佛又回到了当年的课堂。”
在对学术界关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的热点、焦点和分歧进行梳理后，我决心从探讨这两大思潮的关系入手，开拓自己研究的新视野，利用自己掌握的研究哲学内在发展规律的方法论优势，进行一种新的探索。我对于像德国近代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不碰便罢，一旦染指，就既不能脱离历史真实、抓住片言只语而大肆空谈，也不能就事论事而不见本质与规律。我一贯的研究原则是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考察对象由内在矛盾引起的自身运动，不放过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直到真正把握到所考察的对象的自己运动的辩证逻辑进程。根据这样的研究原则，我的这篇学术报告系统地考察了德国近代这两大思潮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规律，论证了以黑格尔哲学为顶峰的理性主义和以叔本华意志哲学为开端的非理性主义均来自同一母腹和经过同一发展阶段，即都是从康德经过费希特、谢林的哲学发展的结果；而黑格尔哲学衰落后出现的尼采哲学则是作为开端的叔本华意志哲学的提高和成熟、完善和典型化。这就一方面表明整个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在其对立面——德国近代理性主义思潮中孕育出来的；另一方面表明两大思潮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既对立又相互交叉、重合和互补。因此，必须在实践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指引下，以理性和非理性的相互关系为线索，对两大思潮进行重新考察和系统研究，以便从理论上真正扬弃这两大思潮。
在学术报告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思索、推敲、修改和补充所撰写的《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内容包括七个方面、约15000字，正式发表于《哲学研究》1988年第3期。这七个方面是：（1）西欧近代理性哲学的兴起和衰落；（2）休谟怀疑论对未来哲学发展的双重启示；（3）康德哲学作为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共同源头；（4）费希特哲学和谢林哲学作为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发育的共同环节；（5）黑格尔哲学和叔本华哲学作为从康德哲学经过费希特到谢林的哲学发展的结果；（6）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两大对立思潮在内容上的重合、交叉和互补；（7）在系统研究中扬弃。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哲学研究》编辑部在该期的《编后语》中对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评价：“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哲学史研究，至今仍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以理性和非理性为线索，对西方近现代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大思潮的孕育、形成 、发展和对立，以及如何在研究中扬弃这个对立，重新作了系统考察，是一篇很有思想深度的论文；在研究态度和方法上也具有启发意义。”
这篇文章在青年学人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成为他们研究有关论题的重要参考资料。如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生张明仓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实践意志论》（2000年4月）的过程中就曾深入研究过本文的观点，并在其论文中作了多次引证。
1998年10月，为了纪念标志着吹响西方哲学拔乱反正号角的1978年的“芜湖会议”召开20周年，在安徽歙县举行了全国西方哲学研讨会。会议围绕着引进西方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引进西方哲学决不是引进一个供我们中国人批判或否定的对象。但在引进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用、是为了什么目的这个问题上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如认为有助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批判的武器，甚至培育真正的宗教精神等等。我当时在大会的发言中，可以说是力排众议，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引进西方哲学不能像过去那样是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是为了让人看到、了解到“这就是西方哲学”，即西方哲学本身，所以我们应当引进的西方哲学不是改造过的，而是原原本本的；不是不伦不类的，而是货真价实的；不是移花接木的，而是地地道道的。正因为如此，就应当保持西方哲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正确看待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正如我前面在《21世纪的中国哲学前景展望》一文中所说的，这三种哲学在新世纪里“将会独立并存，同时又相互渗透，并通过相互作用而促进彼此发展”。
但是，在歙县会议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引起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却始终在我脑际盘旋，挥之不去。经过反复深入的思考，我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相对于我们的主观需要或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它有什么用？歙县会议上提出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用”。从这种“用”出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西方哲学本身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某种曲解。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反对谈什么“用”而主张引进西方哲学就是要让人看到、了解到“这就是西方哲学”的理由。但是，更深入地考虑，“有什么用”还可以有另一种含义，那就是（2）西方哲学本身的本性或根本特性所决定的它本身固有的“作用”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不能回避而应加以正视和回答的问题了。在我看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经过将近一年的苦苦思索和探寻，我才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答案。
1999年10月国庆之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邀请，我和当时哲学学院院长欧阳康教授一起赴京参加“新中国哲学50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150余人，老中青学者济济一堂。会前我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回顾与前瞻——“新中国哲学50年”感言》。构成《感言》的内容主要有4 点：（1）回顾新中国50年来西方哲学走过的道路。这是一条“之”字路：“文革前的古典独秀，文革中的全面中断，文革后经过前10年冲破樊篱和后10年的埋头耕耘，出现了现代当先、全线向荣、成绩斐然的新局面。”但“西方哲学的引进和研究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和肤浅层次上”（2）“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主要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要求从西方哲学引进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而为中国现实所必需的两种精神：肇始于古希腊哲学而发扬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贯穿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以个体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自由意志为标志的‘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 （3）“为了起到上述任何哲学都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国的西方哲学必须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引进西方哲学不是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更不是引进一个反面教员供批判，而是要让人看到、认识到、领会到、理解到‘这就是西方哲学’，即原原本本的、地地道道的西方哲学。它应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立并存，从而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促进新世纪我国哲学的繁荣。”（4）“引进西方哲学，要以开放的精神，排除急功近利的心态，超出肤浅表面，走学术化的道路。”
我在这次有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出席的盛大会议的大会发言中，特别强调上述提纲的第三点，我首次大声疾呼要倡导源自古希腊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得到典型发展、被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我感到这些话是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了。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有的说这样两种精神的确是我们现实所需要、哲学所应当倡导的。
北京会议后，我对《感言》的思想进行了再反思，主要是关于我提出的要从西方哲学引进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而为中国现实所必须的“两种精神”的问题。
我自认为，“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这条对史实的概括是比较全面、准确、恰当的；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这条就显得单薄，挖掘不够深入和全面了。当时我主要是根据近代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个体独立和自由意志而概括的，完全忽视了古希腊哲学的作用，对德国古典哲学将这种精神发展到了典型高度的特殊重要地位也没有足够的标明。再者，《感言》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涉及到这两种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
盛会虽早已开过，我也在大会上发了言，我心中还是有些放不下。在这以后的三个季度的时间里，我对“两种精神”的问题又进行了反复深入思考和探索。一方面，我充分利用过去追随贺麟先生参加翻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古希腊哲学部分所积累的知识与见解，对“两种精神”在古希腊哲学中的“起源问题”进行了再考察。另一方面对“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具体体现和发展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根据这些新的探索和认识，针对当时西方哲学界“重现代，轻古典”的现实状况，我撰写了一份《重新重视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提纲。提纲包含这样三个方面：（1）新中国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五十年。（2）为什么要“重新重视”。主要内容为：上述“两种精神”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到了典型的高度，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成为了它的根本精神。（3）怎样做到“重新重视”。
在提纲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思考与探究，写就了《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一文，发表于《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全文由下述三个部分构成。
1．批驳了“德国古典哲学已过时了，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错误观点，指出当前特别需要的倒是要在学术化的道路上把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继续大力向前推进。
2．论述了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研究以往西方哲学的意义，作为现代西方哲学产生的源头、土壤、和背景对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意义，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直接理论前提和理论来源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3．全文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论述了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的集中表现——把西方哲学传统所特有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发展到了典型的高度，而这是在集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发展之大成的黑格尔哲学中完成的。
“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是在古希腊前亚里士多德哲学里孕育成长起来的，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知识中最高级的知识是非功利的，追求它不是因为它有用、可以当作达到别的目的的手段，而是它本身就是目的，这种知识即是关于事物的共性（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知识，它必须是真的、即真理，而不是假的、即妄说。这种非功利的求知活动就是一种“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活动，它的精神一直贯穿在后来西方的哲学和科学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典型的高度。黑格尔通过范畴认识自身和实现自身的辩证运动——从对自身无知到有知、从比较片面的知到比较全面的知、从现象的知到本质的知、经过从主观到客观和从理论到实践的双重循环，最后达到对自身的绝对的知、即绝对真理——对“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活动和理论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证。
“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指在行动上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即自由本身就是目的。它涉及到人的活动的方方面面和人类历史，内容要深刻和复杂得多。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已提出了意志的自由选择是道德责任的前提的思想。他以后的哲学家都为在承认自然必然性的同时也承认意志自由选择的可能性进行了艰苦的理论论证。甚至在主张自然必然性和命运统治一切的斯多亚派那里自由已经成为“哲人的理想”了。在近代早期的启蒙运动中自由才开始作为一个原则提了出来，在政治层面上成为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面旗帜。然而只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为自由而自由”的思想才逐渐明确起来。黑格尔继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之后，对“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刻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论证。在黑格尔那里，“为自由而自由”不是个人行动的主观原则，而是人和人类历史行动的客观原则。自由是人和人类的本质，这本质最初是潜在的。自由之由潜在变为现实，既是人和人类本身的一种发展，也是这一发展的目标或目的。人类历史因而也就是人和人类的自由本质实现的历史。在历史中人们千差万别的行动各有不同的目的，但它们都是人和人类实现其自由本质的手段，也为人和人类意识到其自由本质提供条件。正是在对人类历史、即世界历史的“回顾”中，人们才从最初只认识到“一个人是自由的”，进而认识到“有些人是自由的”，最后认识到“一切人都是自由的”。而这也就是向着自由目标前进的人类历史的真实进程。
德国古典哲学高度发展了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继承和发展而成为了它的根本精神。正是针对着德国古典哲学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理论兴趣”这一点，恩格斯宣称“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所说的人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的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过程也就是黑格尔关于“人的自由的发展和实现过程”的思想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改造和发展。
全文最后总结说：“由此可见，正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了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中，德国古典哲学多方面的现代价值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德国古典哲学不仅对于我们研究在它之前的西方哲学、在它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和以它作为直接理论来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乃至对于理解如何才能使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朝着更高的更理想的社会形态的方向前进，都具有值得注意的现实意义。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出的必须加倍努力把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学术化的道路上推向更高阶段和更高层次的理由。”
这篇论文——《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实际上是我多年来德国古典哲学思考和研究的一个总结，在学术界，我首次用“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来集中概括和表达德国古典哲学的精髓及其现代价值。这两种精神的表述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是我苦苦思索的“千虑一得”，这点心得也标志着我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达到了我自己的新高度。因此，我把它作为2001年出版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一书的“代序”。
由18篇文章构成总计42万余字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集中了我多年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它从一个侧面忠实地记录了一个德国古典哲学探索者的踪迹。不管这些成果具有什么样的质量和意义，但经我再三审视，我还是敢干肯定：（1）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一篇是信手拈来的随意之作，而是长期艰苦思维和认真研究的结果；从而（2）它们也许会留下一个德国古典哲学探索者的一些依稀可辨的足迹，使后来的研究者们能够据此作出方向和路径上的新判断和新选择，从而更加接近于做出学术上的真正发现。也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我才最终说服了自己，让这个集子问世。
在这里，我想着重地指出，我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是在对持续半个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即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全过程的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这是我的探索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揭示和阐明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方面，发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或者说运用辩证逻辑，始终是我注意的中心。在这个个问题上，我的思想如何起步、如何发展、最后达到什么境地，可以说是历史与逻辑一致地反映在本书第一篇“康德开创的德国哲学革命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了。事实上，我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也是遵循同样的方法论原则。至于我是否贯彻了或在多大程度上贯彻了我给自己提出的方法论原则，那就只有根据本书第二篇“康德哲学的体系和基石”和第三篇“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基石来评判”了。
尚须提及的是，本书的书稿原本是作为“论文集”提供给出版社的，其中的每一篇都注明了发表的时间和期刊名称。但当时出版社对出“论文集”不是很乐意的，建议将书稿“改造”为一部专著出版。这一改造工作实际上比较简单，因为这些论文彼此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和系统性，只消按其内在联系和系统性将收入的文章划分、处理和修订为上述的三大部分，冠以篇章节的名称即可大体凑效，成为一部深入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系统性专著。后来书稿纳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出版，北京大学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楠森先生在专家评审意见中写道：“杨祖陶教授一生研究西方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精深。此书的显著特点是真正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从原始材料出发，以康德、黑格尔为重点对德国古典哲学作出了客观的深入的挖掘和公允的评价，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我相信它的出版不仅对进一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将发挥引导作用，对哲学、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也会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原先我还有一个“后记”，想把这部著作的主旨由来及我的研究方法交待一下，后来也认为没有必要而免了。当时我的博士生曾晓平副教授与武汉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王军风副编审对本书的编辑与出版给予极大的支持并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迟到的诚挚的谢意！
经过这样编辑而成的这部《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作为一部系统性著作，与一部先拟好体系大纲再撰写而成的专著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为什么过去不同时期里的文章集中在一起竟俨然成了一个体系，一部扎扎实实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专著呢？这与我长期坚持的学术研究的宗旨与方式分不开。我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可以说是排除了一切急功近利的想法，而是近于痴迷地一头栽下去，长期沉下去，按照我心中时隐时现的理念——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逻辑的进程理念、以《纯粹理性批判》的“范畴先验演释”为纲的康德哲学体系理念、以《逻辑学》中辩证法为纲的黑格尔哲学体系理念等——原原本本地、一个一个不可绕过的前沿性重大问题去研究、去自找苦吃、去突破。在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得到真正解决之前，我是不会、不能、也无法转到下一个问题去的，不管还需要多长的时间，还需要耗费多少有限的精力。这也许就是这样一部系统性专著酝酿、
孕育、产生的内在历程吧！
我的“求学为学”系列回顾到此就结束了。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在恩师们的提携指导下我的译事起步很早，20多岁就参加了《哲学史讲演录》的部分翻译，后又首译了《精神现象学》的长篇序言并重译了《精神现象学》末章，从而得到了可贵的古典哲学名著翻译的翻译理念和翻译实践的磨练。我1950年毕业留北京大学工作后不久就借调到新成立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会，从而树立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深入理解黑格尔真谛的信念。我真正从事我心中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是在1959年我以30有2的年龄来到珞珈山武汉大学才开始的。创业的艰辛历历在目，在四清文革前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以坚韧的意志，咬紧牙关渡过了我学术生涯中超常发挥的黄金时代，获得了继续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信心与力量。无情的政治动乱打乱了一切，全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但心中的迷梦并未完全破灭。改革开放迎来了我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除了译事，在著述方面的最终成果大多体现在《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一书中了。这是一个德国古典哲学探索者的一点足迹。我自己回过头来看，在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学术浮躁、浮夸，学术不端、腐败，乃至种种瓜分学术资源——“抢占上海滩”的恶行滋生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我能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学术节操——对一个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耄耋老知识分子来说这已经是足够的心安了。
最后，我要以诚挚的心情再说一遍——难忘的2008年！这一年我与天益网（现更名为爱思想）结缘是平生一大幸事！仅从素昧平生的网上学友（出版社编辑）在读了我的“译事回眸”之后主动给我来信，向我约稿出书，并说我是“实大于名”，这是何等令人难以忘怀的褒奖呀！是天益网在我最最困惑的时候为我建立学术专栏，使我找到了自己的一点归属感，好像听到了渐行渐近的春天的脚步声……。
2010-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