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李先生，你在美国大学里教了那么多年书，讲的又是中国学问，这里该有很多有趣的事吧？美国学生最爱听你讲什么？
李：在美国大学讲中国思想史时，学生最爱听的，一是“阴阳五行”；二是《庄子》中的“鱼的故事”和“蝴蝶的故事”，前者即庄子与惠施辩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逻辑推理与直观移情谁“可靠”？后者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到底谁真实？提出的是人生意义何在；三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三重境界说。我与西方的理性思维作对比，他们听下来，感到新鲜和有益。
世俗眼光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西方宗教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在第二层，认为俗世是不重要的，不美好的，在灵魂上把这一层去掉，才是美好的，天国在另一世界。禅宗和儒家的思维又回到第三层，“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而又不是原来的山水，在有限中见无限，在世俗中得超越，这对他们似乎也是闻所未闻，觉得有意思。
“阴阳五行”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思维是上帝跟魔鬼不两立，但中国的思维不是上帝跟魔鬼，阴和阳不是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是可以相互渗透和补充，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同一个人对你来说是阳，对他来说就是阴，非常灵活。不是一边是绝对圣洁一边是绝对邪恶。我把五行画了相生相克的图，我说这就是你们常讲的反馈系统，又形象又复杂，他们感到好玩极了。
庄子和惠施的辩论，按照逻辑，是惠施赢了。本来，鱼怎么叫快乐，这在分析哲学看来，是讲不通的。它只是一种审美的移情、心境的表达。从我的教学中，他们看到中国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他们的不同，这使他们很感惊异和兴趣。我讲过多次：当年一个学生问我，你们中国人不信上帝，为什么能延续这么久？我一直把此“问”看作一个重要的大问题。
另外，我把中国儒家的诚、孝、悌、学、义、仁、庄、敬等等，和《圣经》中的主、爱、信、罪、得救、忍受、盼望、全知全能，和古希腊哲学的实体、存在、理式、质、量等等，进行比对，这也受欢迎。因为这些范畴带着不同文化的基本特色，可以较快看出中西的同异。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当时我只能随便讲讲，其实值得深究。现在那么多博士论文，没有一个做这种研究，奇怪吧？毫无意义的论文倒有不少。
刘：在美国，面对一群外国学生，用英语讲中国哲学，这要经过很认真的准备吧？
李：当然，开始那几年，精力都花在备课和讲课上。《论语今读》就是那时的讲稿，出版时又作了修改、订正。
在美国上课，心里还是紧张的，心理负担很重。主要是怕美国学生提问。你知道，美国学生爱提问，你没讲完他们就问，我怕听不懂他们的问题。讲是主动的，不行的话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换一些词汇讲；听是被动的，听不懂就是听不懂。但还好，只有一次两次，没听懂，我一问，他再一讲，懂了。还碰到过两个学生到我办公室跟我争分数，说我打分打低了，我坚持，没有改，也把他们说服了。
刘：你在美国大学开哪些课？
李：我在美国一年开三门课，中国思想史（分古代和现代），美学，也开过几次《论语》。或者上学期开两门，下学期开一门；或者相反；或者开两门课再加一门研究生讨论课。总之一个正教授每年上三门课，一般都是这样。
刘：我们这里的大学老师，考核很多，有填不完的表格，教授们不胜其烦。美国应该没有这样的事。但他们有考核吗？
李：美国大学也有对教授的考核，是系里搞的。一般是老师不在场，由系里向学生发问卷，提一些问题，问这个老师教得怎么样。我是很晚才知道的，不过很好，学生对我的评价很高。有个菲律宾学生还说，我是她“最喜欢的老师”，因为每次听课都有收获，而且传授知识多，逻辑性强。我所在的科罗拉多学院和斯瓦斯摩（Swarthmore）学院是私立学校，学费很贵，学生富有，教师待遇也好。我说我学陈寅恪，他晚年给傅斯年信里说“不求名，只图利”，哪里钱多就去哪里。大家都知道，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与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不同，前者要正式开课，后者无此义务；前者钱多，后者少，差距可以很大。我在国内没开过课，开始在美国讲课时，很兴奋，热情很高，很认真负责，学生也说我是一个Serious Teacher。但我发现几年下来后，兴趣大减，因为讲课许多内容是重复的，重复两次就没兴趣了，不是越讲越多，而是越讲越少，以至不大愿讲。我非常佩服那些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师，真是诲人不倦，我没那种精神。所以钱积得差不多，就干脆不教了。有名校和一些场合、会议用高价请我讲演或作Keynote Speech，我都婉谢了。我一直是个不喜欢讲课也不喜欢讲演的人，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从大陆到香港、台湾，再到美国，都如此，婉谢了许多邀约，也得罪了不少人，这点要请大家原谅。
刘：你的讲课，和你平时的研究，和你的文章论著一样，着重点大都在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之处，你是从对比中，从比较研究中，找出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包括它们的优势和弱点。我们一谈再谈的“中国哲学登场”，应该说，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李：是有人说过，钱锺书专讲中西的“同”，李某却专讲中西的“异”，对此很不满。这使我记起，汤用彤好像说过：中国接受佛学，第一阶段是求同，第二阶段是别异，第三阶段是合同异以达到更高的同。汤的话我记不准确了，这只是大意。我的确是在别异，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更高的“同”，那才是“大同”。
（《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李泽厚、刘绪源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