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鸣先生前不久厉声疾呼：“西方哲学死了!”。对此，笔者难以苟同。即使是一种建立在主客体的分裂已达极端的范式基础上的哲学话语，它也只能表明这种哲学自身的某个维度的严重越位。对此的“消解”只能是重新界定这种哲学话语的各个维度的关系。如果说黑格尔的“异化规律”从哲学的高度对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秘密进行了破译，那么，即使“理性主义”作恶多端，我们也只能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以及后者所获得的它不应该具有的功能上进行纠正，换言之，重新对它的功能进行“资格论证”。
在这种意义上，从来不会存在早先的季羡林、现在的黎鸣，以及许多有志于中国文化复兴的有识之士所预料或言说的，仅仅因为西方哲学、西方文化所导致的一战、二战、环境污染、人与人之间日益异化等等负面因素，就自行论证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在21世纪复兴的可能性和它应该复兴的合法性。作为一种建构一个民族的精神共同体、一个精神家园，从而塑造国民健全的人格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的复兴的合法性基础不在于西方哲学的危机，而在于它自身存在的价值依据的证明、它对于一个无论如何都表现出最明显的文化属性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以及它在当代文化言说中的缺位。因此，从文化复兴的角度上讲，西方哲学的命运固然可以给我们的哲学文化阐释以一个参照系，但它并不构成一个可以作出事实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作为一种以其思维方式、逻辑结构的演绎而将一系列本身已经将价值信息进行编码并渗透进文化话语的学科，追问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必须抓住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依据、它失落的后果，以及它切入当代的意义的语境。这是构成我们阐述“合法性危机”的严厉前提。
似乎正是预感到了这点，陈明在他发表于6月2日的《读书时报》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学科还是意义？》中强调：“我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是意义危机，它指向的不是传统思想文本及其解读，而是当代‘哲学家’群体的工作及其产品，以及它们与民族生命/文化在精神上的自觉联系。具体来说，就是作为一个承担着特殊使命的学科的‘中国哲学’及其承担者的工作、劳动，不能如国人所期待的那样在当下与历史、未来之间建立起意义和精神上的联系，不能在时代条件下创造性地建构起基于民族生命的表达系统。它所关涉的，根本上是民族生命/意志/文化的自觉程度和实践力度的问题。”这无疑一语中的。但显然，在此语境中的“合法性危机”与政治统治上的“合法性危机”不存在话语谱系上的一致性。如果说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主要指其丧失了“正当性”，即一种伦理上的拷问，那么在此的“合法性危机”指的是一种曾经存在，却无法履行其功能的学说已经丧失了对当代的解释力，它与赖以证明其存在价值的对象之间切断了联系。在这个时候，消除这种学说的“合法性危机”，就是重新阐述其话语体系，不断地与对象融合，并在与当代语境的合谐中超越自身。
这一点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蒋庆背后的“读经”的意义。但更有必要指出的是，以经典的形式阅读经典是不够的。如果说经典背后是古人的特定时代环境，在文化的传承中，逐渐修改文化符号成了一种发展的特征，那么重新捧读经典的原文不仅接触到了可以抽象化、形而上学化的文化语符，而且还接触到了经典与当时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政治、社会指令，而这些指令，可能不仅与当代的意义重构没有联系，还可能有害无益。当代人置身于一个与古人不同的时代环境，除了超越于时空的人性的自发反应，以及一种文化“原型”的同构外，赖以思维和进行判断的外在时空环境，即材料、符号、工具等等是不同的，一个读经者是否能超越于当代物质空间形式而进入经典，从经典中改变自身，再以自身为中介实现古与今的对接，使经典再次在当代发出异彩，是令人怀疑的。诚然，读经者多是儿童，其思维方式、人格结构尚未定型，而经典本身的思维方式不仅可以进入其精神世界，其价值符号更可以进入其价值本体，从这种意义上讲，“从娃娃抓起”似乎具备了一种教育学的可行性。不过正是如此，在儿童尚缺乏判断力，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情况下，经典中的有些文化语符，比如对君王的尊崇等会对其人格结构进行渗透，不利于在一个崇奉自由、民主和独立的时代的精神世界的建构。故而，在不丢失文化指令的前提下，以当代的语境对经典进行“翻译”是最好的。文化的复兴必须能够做到在阐述自身时，也不断地通过开放，与异质文化的交流而扬弃自身。如此，一个赋予民族存在发展以意义、在不断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有益价值信息中确立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的文化-精神共同体才会浴火重生。
而正是如此，文化复兴与其背后的一套哲学话语的“合法性”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不断地编码文化指令的哲学话语的形式使文化在一定的逻辑结构下成型。不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文化保守主义”很难找到更深刻、更有力的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不必然是一种哲学，但它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却是无可怀疑的。在对宇宙、人生、社会、人性的观照中，对基础的论证虽不构成文化体系的主要成分，但它构成了这个体系成立的先在依据。而哲学话语显然不是一种如同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更强调实证的话语。与其说哲学是一门特定的学科，不如说是一种达到了什么“高度”便可以叫做“哲学”的观察、思考、论证的话语方式。研究政治侧重于实际的政治操作便叫做政治学，而为政治活动寻找伦理、人性、社会等等的基础便是政治哲学，而后者已经不是政治学，而是哲学的一支。从这种意义上讲，说中国哲学不是哲学是毫无道理的。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自有自己一套不同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如果说西方哲学建基于主客体分裂的基础上，从而更侧重于话语的语义分析、逻辑上的论证、对基础的苦苦追寻、不断地在准备接受驳难中寻找理由和证据，从而呈现出鲜明的认识论，以及在认识论基础上的规范性的特征，那么建基在主客体的统一、侧重于直观、混沌、模糊地把握事物本身、在认识论基础的“消隐”中较鲜明的规范性的中国哲学，则虽与西方哲学不同构，却是同质的。它们是“面对事物”的两种方式，即使可以比较优劣，一方也不能以自己的标准来对另一方的意义乃至存在本身进行否定。
哲学背后是深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信息。一种哲学认识论可以催生出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不仅可以提升人的文明修养，甚至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比如，建构在怀疑主义基础上的哲学认识论认为，人与认识对象之间、语言与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也即，我，以及无数人看到的世界并不是世界本身，我们仅仅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的“观察”而已，从而没有谁能掌握了真相，只能说是谁，并且不是他本身，而是他的看法，在哪种角度和层面上，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这种哲学认识论的基础既破除了绝对论和彻底的相对论，同时也为否决了有谁掌握真理，从而为宽容、民主和尊重他人的看法这种言论自由提供了认识论的先验依据。拥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久而久之便可以使它进入价值本体，并通过对文化语符的不断编码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任何一种自由民主制度，背后都可以看到这种哲学的身影。因此，当我们强调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时，不仅着眼于它在当下对于现实解释的无力，它对经典文本的解读的纯粹知识化、符号化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一种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的转轨。同一种思维方式可以对不同的话语符号进行相同形式的“编码”，从而消解它们不同的价值信息而将它们纳入运行的同一轨迹，而在此基础上，文化是不可能实现价值上的应然性的证明的。因此，在文化复兴的背后实际上是哲学对“合法性危机”困境的不断应对。而一旦哲学能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以及背后的认识论基础上“编码”文化的指令，传统文化便可以在传统与现实的不断撞击中获得价值上的充分论证，并加快复兴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