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字 ，《说文解字》释义云 : “儒，柔也。术士之称。 ”殷商时期，儒就是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个群体对当时的丧葬礼仪较为熟悉，百姓遇丧葬嫁娶之事经常请他们作执事，日积月累，逐步演变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由于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员地位低微，且没有固定的收入，所以整个群体存在柔弱、从属的特征，这一特性从根源上决定了之后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封建王权的依附属性。
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并广收门徒，布道讲学，积极干政。从当时的情况看，诸子百家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社会影响力上比不上道家，在门徒数量上、信众凝聚力上和组织体系的严密上，亦远不如墨家。从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率领门徒周游各国游说君王的历史记载看，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远未得势，一直未能成为官方学说而获得主导地位。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是重用法家，对儒家等其他思想学派进行打压，并以 “焚书坑儒”之举使儒学的发展大受遏制几近绝学。到了汉代，儒家传人一方面主动汲取法家、道家等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另一方面对自家学说进行积极改造，使之更加能够适应统治阶级治国驭民的需求。至西汉中期，董仲舒提出迎合汉武帝的 “皇权至上”学说，推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国策，儒家思想于是一家独大，并逐渐演化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
百家争鸣时期，各家学说各有长短，追随者亦有多有寡，为何不是 “正君臣上下之分”的法家胜出? 或者是主张 “强本节用”且有严密体系和众多追随者的墨家胜出? 为何一直被司马谈极力推崇的使人 “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的道家也只能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发挥作用，而最终被统治者选中作为统治思想的却是 “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 对此，范文澜先生曾在 《中国通史》中解释其原因为 : “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 ”笔者以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未被历史的洪流裹挟而去，最终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思想，除了以上范老所言和儒家思想自身涵蕴丰厚且能合和兼融的功能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优势最终使其走向独尊。
一、思想传承上的正统核心地位
对于儒、墨、名、法、道、阴阳等各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功用 ，《汉书·艺文志》评说曰 :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相生也。 ”由此可以看出，诸子学说都是为当时各诸侯国执政治国夺取天下提供战略策略而存在的。春秋战国时期王道衰微，诸侯各自为政，诸子各家各执一端，在与君王诸侯的相互选择和借力中各取所需、相得益彰。秦汉之际，天下归于一统，为彰显自己统治的权威性合法性，当政者在政治思想的抉
择上必然也要慎终追远切实应需，选取与历史上最权威最正宗的王官学说血脉上最近的学说作为立国理论和发展的思想，这必然指向儒家学说。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思想智慧几成难以逾越的思想高峰。倘若进一步探寻诸子百家的思想来源，可以看出他们传承的基本都是以夏商周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学术。礼崩乐坏以致周文凋敝，只是由于诸侯各自为其执政寻找理论支持，而不再遵循周礼行事，但从思想受众的广泛性来看，社会上的大多数民众奉行遵循的依旧是周文化。对此，当时诸子各家对于负载周文之道的六经有一致认同的观点可以佐证，比如庄子在 《天下》一文所言:“‘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 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 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于《诗》 、《书 》 、《礼 》 、《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明确提出《诗》、《书》 、《礼》 、《乐》等传承的道义法则和百姓日用可使君王有所成，对诗、书、礼、乐多能明之者亦在以孔子为代表的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之间。荀子在《劝学篇》中则指出 : “学恶乎始? 恶乎终? 曰: 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 《礼》之敬文也 ，《乐》之中和也 ，《诗 》、《书》之博也 ，《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高度认同六经在社会发展生活中的化育作用和辅世功能。
周文在社会发展实践过程中已然建构了一套以礼、乐为核心的甚为完整、精致、繁杂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秩序，从当政者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讲，这是无可替代的思想库。从文化思想的传承脉络而言，诸子百家学说的基本理论，都在它的涵纳之中，都是从周文发展而来的，只不过是有的发展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或者只是关注了一些特定的问题，比如法家发展了其中的法治思想，道家发展了其中的德治思想等等。若要被选为一个国家建邦立制的政治思想，与周文联系最为紧密者才会成为首选。比较而言，百家之中唯有儒家文化与周文血脉联系最为密切，从儒家经典 《十三经》可以看出，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周文化的内容。对于文化的选择，孔子曾经明确表示 : “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付诸践行，不仅制礼作乐，而且将《诗 》 、《书 》 、《礼》 、《乐》 、《易》等作为教育内容，传授给自己的弟子。故六经传承，以儒家为最，与诸子其他思想相比，儒家文化与周文化一脉相承，在当时社会存在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了传承上的正统核心地位。
儒家在文化传承上的正统地位，是西汉时期儒家获得独尊地位之关键所在。古代中国不论是在思想还是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都特别重视讲究名正言顺，这在改朝换代和王位更迭的过程中尤显突出，夺取政权者要想方设法地使自己的执政获得合法性和正统性，因为只有合法合运，才能顺天意、得民心，从而建立巩固千秋万代之根基。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三方争夺天下，除了要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外，他们都还要争取更多合法性资源，为自己征伐统一的行为打起合法的旗帜。魏国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地处华夏文化的中心地带，占据政治权力的核心地区，拥有皇家 (汉献帝) 正统性。与其他两国相比，显然拥有地缘核心、文化核心和权力核心的优势。然而由于缺乏血统上的正统传承，没有天然的皇族血统，其执政合法性仍然备受质疑，并未得到朝野百姓的广泛认同。曹操到死未敢贸然称帝也正是耿耿于此。蜀国刘备，虽然实力不够强大，但仅凭其血缘上的正统合法性这一点就拥有很大的号召力。皇族后裔的特殊身份，使刘备能够名正言顺地打出匡扶汉室的旗号，掌握宗法皇室的正当性资源，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成为能与魏国分庭抗礼的力量。至于吴国，其立国最缺乏合法性资源，距离皇都遥远，而且没有血统上的传承关联，属于名不正言不顺的一类，所以每至存亡关键朝廷中主降派势力甚巨，及蜀国一灭，吴国立树降旗。
这种皇统传承的合法性及权威性在思想文化领域亦然。孔子是公认的周文化的承继者和集大成者，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者和时之圣者，孔子以与时偕行的精神，通过对自身文化思想体系的完善以应世变，把以周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礼乐法规转化为自觉的体认和道德实践，又把道德属性从个体进行扩展，衍生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用以界定处理君臣、兄弟、父子、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儒家作为 “内圣外王”之学的基础，对维护封建秩序和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可以说，与法家、墨家、道家、兵家、纵横家等其他几家相比，儒家最大程度地继承了周文化，并自然具备了道统传承的正统性。虽然日渐活跃兴盛的诸子学说为各诸侯国统治者争霸执政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作为周文化经典的 “六经”即 《诗 》、《书 》 、《礼 》、《乐 》、《易 》、《春秋》仍然保存完好且被认可。尽管百家争鸣各鸣其是，但被社会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大道依旧是周文之道。即使表面上周文化被批驳否认，但民间或是士大夫思想深处流动的依旧是周文礼乐。由此，一旦在国家实现统一安定之后，作为统治者必然还要进行思想教化建设和意识形态的整合，复兴传统礼乐，以使民众归心认同，使社会稳定和谐，而全面继承周文化礼乐资源的儒家必定会兴起，儒家思想必定会获得重视。
二、可与守成的辅世功能
司马迁在 《史记》中曾评价儒家文化的特点是 “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儒家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具有推进社会有序稳定发展的辅世功能，符合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秩序用保皇权永昌的需求，这也是自秦王朝之后，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被历代统治者接纳、利用、尊崇的一个重要
原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天下统一是大势所趋。战国群雄逐鹿中原，得天下者在实现统一之后，势必要选择一种思想作为自己的官方学说，一则是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名正言顺奉天承运，另则可以统一思想驯牧民众以求长治久安。
最终称霸剪灭群雄的是强秦。秦国于战国末年能够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改革，即 “商鞅变法” 。变法之后，秦国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此次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为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国政治变革中，他力推 “法治”思想，反对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重视法律的作用 ，“定分止争” ，明确物权，鼓励人们立功，富国强兵; 在历史观上 “不法古，不循今” ，锐意改革。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与当时社会发展前行的趋势极为契合，解放了生产力，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变法之后，秦国君权加强，封建经济发展，实现了富国强兵，使秦国从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荒小国一跃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最终实现了 “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疆土统一之后，秦王随即从经济领域推行改革 ，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 ( 《史记·秦始皇本纪》 ) 随后，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法家代表人物时任丞相的李斯建言 ，“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 ，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即 “如此弗禁，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于是出台法规 ， “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 《诗 》 、《书》 、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 《诗》 、《书》者弃市。 ”( 《史记·秦始皇本纪》 )
秦始皇通过践行法家的政治学说实现了统一，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动荡局面，给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创造了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这一局面可谓深得人心，天下苍生 “莫不虚心而仰上”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秦王朝政权表面统一，实则暗流汹涌，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六国旧贵族与秦始皇统治集团的矛盾、贵族地主与新兴军功地主之间的矛盾、守旧势力与改革创新派之间的矛盾等等，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当政者面临着一个极大的难题和挑战。秦王嬴政南征北战，只用十年时间便完成了统一，十年光阴对当政者而言，可以让他们掌握夺取天下之术，却未能让他正确从容地选择一
个守住天下的指导思想。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秦国快速地实现了富国强兵并最终统一天下，在惯性思维的驱使下，他们无法快速转变治国思想和安民之策，于是秦始皇仍然使用严刑酷法，企图用暴力维护天下一统的局面，其结局是民众无法忍受酷政而揭竿群起，
最终推翻秦王朝的统治。
对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特点，司马谈在 《论六家要指》中指出: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可谓中肯之论。战国末年，各国交战，社会发生“礼崩乐坏”的巨变，传统的“礼”已经无法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对现实政治有着深刻而清醒认识的法家此时发展壮大是与战国时代那种社会情形相适应的。秦国用法治来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实现富国强兵的时候，群雄割据与人民大众迫切要求统一的矛盾非常尖锐，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作为被统治者的人民大众与统治者及其统治工具之间的矛盾。秦王朝建立后，厌倦战乱、渴望安定生活的民众最迫切希望的是有一个从事劳动生产和建设家园的稳定环境。为恢复鼓励生产力的发展，统治者理应实行省刑罚、轻徭役等有利于民生恢复发展的政策，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秦始皇却背道而驰，依旧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严刑峻法，修建宫殿、骊山墓地，征劳力修建长城，远征匈奴，寻找长生不老药、焚书坑儒等等，这一切使得民众怨声载道，导致并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正如陆贾在《新语·无为》中所述 : “事逾烦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亟故也”[1] 。
假若秦始皇改变治国思想或者传位扶苏，秦王朝或许不会至二世而亡。在看到秦始皇一系列治国之策导致民众徭役繁重、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公子扶苏曾力谏秦王改变政治策略，特别是对 “焚书坑儒”一举指出 :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 ” ( 《史记·秦始皇本纪》 ) 史书中记载扶苏多次力谏其父，反映了他在治国理念上与秦始皇尊崇法家不同，李贽在 《史评纲要》一书中曾对此有评论 : “使扶苏嗣位，即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何所不可。自贼臣赵高杀太子，立胡亥，秦此时已无生气矣” 。[2]
强大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引起西汉初年君臣的高度关注和深思。在反思秦朝是非的各种思潮中，一批持道家观点的人率先对秦王朝的政治进行了批判、思考。而此时汉朝的统治者面临遭受秦王朝过度盘剥的烂摊子: 经济上，生产力遭到破坏，极度凋敝，刘汉王朝建立之初，粮食短缺，物价暴涨，国家财政紧张，朝廷官员上朝只能乘牛车而行; 人力上，战争加饥荒使得城乡荒凉、人口锐减，《史记》记载 “天下初定，故大都名城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3] ，甚至有些城市的户口只有秦时的六分之一。在这种状况下，大规模的有为政治根本无法施展，任何一个政治变动，稍有不慎，都可能会让整个社会崩盘，以至江山易主。经济的发展恢复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人口的恢复繁衍也需要一个休养生息期。而此时，经过自我发展和改造了的黄老之学，抛却了一些虚无缥缈的理论之后，与现实的关联更加紧密，它所倡扬的 “无为而治”与不争不夺正适应了汉初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因而成为汉初政治的指导思想。
随着西汉国力的增强，地方势力也逐步抬头，而以 “无为”作为理论出发点的道家，面对着新的形势，显现了它的不足与无能为力。从国家性质来说，西汉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这一基本国体决定了地方必须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且要绝对服从中央统治。但在道家思想体系中，国家的发展最
主要的是发挥“臣下”的作用，一国之君所要做的只是 “尚宽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统远”[4] ，静收无为而治的效果，因此道家只是理念治国，而缺少了制度的建构约束和强力执行。贾谊在《新书》中明确指出:“诸侯势足以专制，力足以行逆，虽令冠处女，勿谓无敢; 势不足以专制，力不足以行逆，虽生夏育，有仇雠之怨，犹之无伤也。然天下当今恬然者，遇诸侯之俱少也。后不至数岁，诸侯皆冠，陛下且见之矣”[5] 。强调为卫护皇权，国君要做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为此必须采取 “削藩”的措施。而此时的儒家文化经过吸收、借鉴诸子百家的长处以及与现世生活的积极融合探索，变得更加适用于运作国家政权和治理社会了。
首先，从学术形态上看，儒家思想的推崇者积极糅合吸取诸子百家学说的营养，由之前的一家之学演化为经学。先是陆贾系统地引道入儒，在极力倡导儒学的前提下 ，“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而最终归本于儒家的仁义观”[6] ，强调 “君子援道而治，依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 ” ( 《新语·道基》 ) 提出治国理政要以仁义道德为体、无为为用的观点。这种做法，既可以把儒家思想推向御用，又能让推崇道家者接受，为儒家思想成为西汉王官学打下基础。随后是贾谊援法入儒，主张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要以儒为先、法儒兼施并用，具体措施是既推行儒家文化的教化、德治和仁政等治国方略，又定法制、兴礼仪，把以法治国的思想融入封建统治的政治理论体系之中。最后，由董仲舒融汇天下百家于儒家一身，主张以儒为主，杂糅阴阳、五行、法、墨、道等诸家学说，使得天人合一政治理论形成系统和规范。汉武帝即位后，听从董仲舒的建议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至此，道家退出西汉政治的前台，儒家思想第一次作为独立意义上的王官学登上政治舞台，儒家思想也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并为后世历代承接衍展尊崇。
秦国从弱小到强大，汉朝从刘邦对儒士不恭不敬、嗤之以鼻到认同推崇儒学礼制，在两个王朝对治国理政指导思想的不断甄选与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之特质功用。从宏观来看，儒家思想是和谐的学说，而不是对立冲突的学说; 是建设性的学说，而不是革命暴力的学说; 是中庸平衡的学说，而非偏执极端的学说。我们从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思想路线，从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分的社会秩序需求，从其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修养要求，从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民本思想等等社会主张透视，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的这些特质。所以，天下昌盛，儒学必兴。这种辅佐王权、稳定社会的经世功用，不仅可以用汉王朝之后两千多年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历史作用来证明，更可以结合当代“亚洲文化圈”中韩国、新加坡等社会的稳定繁荣加以佐证。
诚然 ，“儒”本身带有柔弱、依附的特性，若只依赖儒士治国，也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历史上汉元帝刘奭就因过分倚重儒生治国，使得国势趋于衰败。但总体而言，儒家思想是一个可用来稳守江山的思想体系。深入发掘阐扬其重民本、倡仁爱、守诚信、讲秩序、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内裕民生、外服四夷”的思想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国情世情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强化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和道德遵循具有深远意义。对疗治当下中国一些社会成员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泛起的道
德失范、诚信缺失、人性陷落具有积极作用。
在政治思想史上，对于当政者与思想流派而言，任何选择都是双向的。就秦汉两代来看，作为政治思想，法家思想适宜夺取天下，道家思想益于恢复生产，但夺取天下之后就需要对百姓社会进行礼仪制度的规范和思想的统御以巩固统治地位了，而儒家思想文化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和以礼为中心的社会规范，既不像法家那样激厉严苛，也不像道家那样无为淡泊，其 “执两用中”、“允执厥中”之安定社会局面的维稳功用自然派上用场并可大放光彩了，这是儒家思想的优势，也是它在汉代独尊终于走向统治思想的必然，并对后世封建执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延彤，山东泰安人，山东省工商联公务员，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习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及文学史。）
注释：
[1].王利器 : 《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
[2].(明) 李贽 : 《史评纲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
[3].(西汉) 司马迁 : 《史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 78 页。
[4].王利器 : 《新语校注》之《无为》篇，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
[5].闫振义等 : 《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 64 页。
[6]. 梁宗华 : 《论陆贾的儒学观 》，《东岳论丛》，1994 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