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正大规模地朝着本土化转向。从官方到民间，儒学以各种形式“热”遍中国大地。国际儒学研究亦呈现出诸多新气象，“儒耶对话”、“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风起云涌，儒家哲学与古典研究中的一些“短板”，开始得到重视，各种文化深耕工作正陆续启动。总之，近年的儒学研究正发生深刻变动，显示出一系列特点，值得及时予以思考和归纳。
一、中国共产党正面肯定儒学，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引起空前关注
20世纪的中国是在反传统中度过的，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履职以来，先后就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发表一系列肯定性讲话。其中，习近平2013年11月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讲话，以及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长篇讲话，引起学界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些讲话着重从儒学资源出发，阐述对当代中国及世界问题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儒学的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中国已经走出剧烈动荡的革命年代，和平崛起的历史任务，内在地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向更具包容性与建设性的方向演进。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的世道人心，可以看作重塑精神世界与道德秩序的基础性资源。儒学复兴在民间与学界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正统学者则对此深感忧虑，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遂引起空前关注。
2015年初，彭湃新闻网发布题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的台湾儒家李明辉专访，矛头直指大陆正在出现的“政治儒学”，特别是“公羊派儒学”，认为其在学理上站不住脚。但因标题指向全体“大陆新儒家”，网帖一出，舆论哗然。大陆学者干春松、白彤东、陈明等迅速回应，反唇相讥港台新儒学过分汲汲于现代西方民主、科学，未必切近大陆现实。
实际上，“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各具多面性。如大陆学者李存山就不认同“政治儒学”，台湾学者林安梧则认为“直接拥抱西方现代民主与科学”的儒学思路已然陈旧。张新民教授指出，港台儒家曾反哺大陆思想文化界，大陆新儒家与台湾新儒家理应保有相互了解与尊重的温情敬意，凝聚更多共识和资源重建儒家道统和学统。
三、“政治儒学”渐成气候，“新康有为主义”浮出水面
“五四”以来，儒学和儒家长期被视为所谓“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君主专制”的帮凶。近年来提出的儒家宪政主张，则试图开发传统儒家限制王权的维度，一方面回应西方宪政制度，另一方面突破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思想理论格局。
因晚年倡立“孔教会”而一度饱受批判的康有为，2014年被重新界定为“返本开新”的标志性人物，学界于是出现了一股“重回康有为”、“新康有为主义”的思潮，“政治儒学”渐成气候。康有为重被提出，与当代社会的信仰缺失密不可分。而回到康有为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蒋庆等人基于儒学资源的政治设计，能否成为中国未来政治制度的选择之一，这些都需要时间来检验。
四、未来的人类社会如何组织：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日趋深入
2015年，贝淡宁出版《贤能政治与中国道路》，罗斯文出版《反对个人主义》，《文史哲》杂志举办“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学术高端论坛，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话渐次展开。贤能政治与选票政治、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三权分立与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思想交锋，已成为当下国际政治思想界的重要议题。
儒学能否获得世界性地位，成为国际思想界的主流之一，看来只能取决于它与西方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深度对话的成效。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当中，西方自由主义咄咄逼人，而正在展开的儒学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则胜负难料，未来的人类社会到底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还是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则来组织更好，目前尚难判断。
五、大批专家走出书斋，民间儒学蓬勃发展
知行合一是儒学的生命。近年来，大批专家走出讲堂与书斋，投身社会和民间。他们推动的“乡村儒学”、“社区儒学”，以及各种形式的书院、读经班、国学班、夏令营等，如雨后春笋。这些活动旨在重新激活蕴藏于民间的儒学遗存，进而打造一种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温情脉脉、讲信修睦的生活形态。事实上，儒学要想摆脱游魂状态，获得永久性生命力，成为21世纪的主导价值观之一，就必须在自己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既融会平等追求，又高于自由主义的更健康、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
六、汤一介、庞朴等世纪学人辞世，儒学研究的过渡时期终结
近年来，刘起釪、姚奠中、宁可、来新夏、吴小如、方立天、田余庆等多位世纪学人陆续辞世，特别是汤一介、庞朴的逝去，意味着儒学研究史上一个特殊时代的结结。这批在新中国成立前便接受了系统教育的学者，融深厚的古典学术造诣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于一身。他们的学术旨趣与风格路数，介于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等老一代学人与成长于新时期的当代学者之间，既前承民国时期的学统，又后启当代儒学研究范式。在他们离去之后，儒学研究将完全由新一代学者所主导。随着中国的崛起，在汤一介、庞朴等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人文学术的本土化转向，把儒学研究升华为普世性叙事，乃是时代赋予当今儒家学者的历史使命。
七、中国哲学淡出美国顶尖哲学系，国际哲学学院年会则增设“中国哲学”专场
自20世纪中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翻译出版以来，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研究开始在密歇根、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等美国顶尖哲学系立足。然而，随着活跃于70-80年代的老一辈中国哲学专家荣休，中国哲学研究已经淡出美国顶尖哲学系，儒学在国际哲学界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长，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研究，开始引起国际学界更大规模的关注。2015年9月16-19日，国际哲学学院(IIP)年会在北京召开，史无前例地增设了“中国哲学”专场。2018年，五年一届的世界哲学大会将在中国召开，颇具儒家底蕴的“学以成人”命题被选定为大会主题。这些异乎寻常的动向的出现，无疑将促进国际同行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理解与接纳。
八、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古籍西译更新换代，“文本批判”技术全面升级
150年前诞生的理雅各《中国经典》(1861-1872)，至今仍是西方儒典译注的标准版本，其中或明或暗的基督教因素则越来越令人不安。西方哲学流派对儒学研究与中国经典意义的“扭曲”问题，也愈发引起中国哲学史专家关注。近年来，《论语》、《孝经》、《中庸》新译本陆续问世，《墨子》、《孙子兵法》等经典翻译亦推陈出新。多数译者基于更自觉、系统的哲学考量，试图更准确地传达中国经典不同于基督教和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特质。
在此背景下，德国知名学者瓦格纳(RudolfG。Wagner)则在其《王弼〈老子注〉研究》中文版序言里指出：西方的中国经典研究与翻译，在技术上与西方古典学仍有较大差距，国际汉学与哲学界理应在借鉴西方“文本批判”技术的基础上，推出堪与西方古希腊乃至圣经研究相匹配的、值得信赖的“批判性版本”。这一倡议正在得到回应，西方的儒典考订与编译技术开始全面升级。
九、儒家德性伦理学已具声势，角色伦理学开始与之争锋
1958年，英国哲学家安斯康(G。E。M。Anscombe)发表《现代道德哲学》一文，认为伦理学应建基于“德性”概念之上，由此促成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复兴，并进而发展出休谟传统的德性伦理学、儒家德性伦理学等分支。目前，从德性伦理学角度研读儒学经典，正渐渐成为国际上儒家哲学研究的主导模式。
以罗斯文、安乐哲为代表的部分儒学研究者，则批评“德性伦理学”仍然具有“个体主义”本位，他们提出“角色伦理学”，尝试将儒学对家庭和人伦的重视，与社群主义对集体和关系的强调，熔于一炉。作为自由主义基石的“孤立个体”概念，被认为在哲学上站不住脚，而儒学则被视为“角色伦理学”的基础性资源。
十、儒耶在对话中融合，波士顿学派引人瞩目
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力，不断提振着世界各国了解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以“对话派”著称的美国波士顿儒学，其“北派”注重儒学与伊斯兰教等东方文明的对话，“南派”侧重儒学与基督教的对话。中国本土对此有热烈回应。近年来，中国大陆、香港等地不断推出高级别的相关学术会议，其中，第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即以“儒耶对话”作为主题，2016年即将举行的第四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则以“儒学与伊斯兰教对话”为主题。以杜维明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着力批评宗教上的排他主义。而一些西方基督教学者则欣赏儒学的“多元主义”倾向，主张打造一种“能够认可多元主义”的新的基督教神学。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 联合发布
王学典 李梅 邹晓东 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