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专访香港墨教协会主席黄蕉风：国学现代化墨家不应缺席
记者：王超
栏目：光明网新燕山夜话
访谈人：黄蕉风，著名青年墨学学者，香港墨教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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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及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10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再次聚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认为要“充分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当前，部分传统学派因历史因素在当代受到冷遇，国学被不少人简化等同于儒学。而从本质上看，国学作为我国文化软实力输出的重要途径，应该是一个完满的肢体。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光明网记者专访了著名青年墨学学者、香港墨教协会会长黄蕉风，分享他对传统墨家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的解读。以下为采访实录。
近20年来，中国思想界跟文化界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思潮，莫过于国学的复兴。在国学复兴的浪潮中，很缺乏在先秦和儒家并称为两大显学的中国墨家思想的身影。这个实在是让人有点遗憾。
事实上，墨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最具有救世情怀的学派。墨家提倡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天志”、“明鬼”等思想，在当时引起非常大的影响。同时，墨家本身在逻辑学、光学、物理学和兵法等诸多方面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不仅如此，墨家创始人墨子本身伟大的人格精神也被后代所敬仰，也为同时代的人所承认。甚至作为当时墨家论敌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都不得不承认，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是一个近乎完人的人格形象。
在墨子时代，周朝的宗法社会趋于瓦解，天子的权威沦丧，国家与国家之间征战不已，平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的损失。墨子出身贱人，起而反对封建的贵族政治，身体力行地传扬一种平民哲学以及和平主义精神。所以，墨家提倡的十大理论就是墨家整个思想的总纲领。譬如说，墨家认为战争于平民有损无益，所以提倡“非攻”。那么“非攻”要怎么样来行之？就提倡“兼爱”。当时贵族把持社会阶层流通的管道，平民没有机会上升，所以他们又提倡要“尚贤”，要选贤以能。同时，各个国家之间政令不统一，“非攻”的精神没办法得到一个统一的宣导，所以他们又提倡“尚同”。当时的贵族生活非常淫乱和奢侈，苛严而厉民，于社会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毫无益处，所以墨子又提倡“非礼”、“非乐”、“节用”和“节葬”。可以说，墨子是彼时平民阶层的代言人，他的行动和主张可以视为对封建贵族政治以及儒家学派的一场思想抗争。这对于大国止战非攻、贵族节俭节用、平民阶层兼爱利他，均起到了一个先导性的表率性的作用。
墨家在汉代之后逐渐衰亡，中间有很多的原因。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讲到，墨家消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儒家学派的反对；第二，墨家代表平民阶层的立场，遭到了代表贵族立场的政客的猜疑；第三，墨家的后学诡辩太诡，所以没办法把自己的一些高深理论传承下去，导致终绝。梁启超先生在胡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条，认为墨家提倡的一些主张和道理太违背人性，他人没有办法遵循。
墨家思想的“全球性”和“当代性”值得挖掘
墨家思想中间的一些非常好的精神资源，到当代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并发掘它在当代的应用性。
第一，墨学能够对接全球的伦理。比如说，在全球伦理中间，就经常在讲“黄金律”。常规上，大家都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耶稣所说的“如果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来相提并论，认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墨家的思想里面有没有同样的一种思想资源呢？当然有。譬如说墨家的“兼爱”、“非攻”和“交利”，同时包含了儒家和基督教两方面的思想主张。墨家的“兼爱”运用到当下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中间的话，具有几个非常积极的面向。如“兼爱”是一种道德要求，考量人性，在预设自爱的同时，也要求人要爱别人。墨家“兼爱”还考量人能力的不同，提倡分工合作，各展所长，要使问题在具体的处境中解决，也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墨家的“兼爱”是一种能动有为的利他主义，鼓励大家走出自己，既讲求主观的善念，也重视实践的效果。所以，墨家“兼爱”的思想在对自己、对家人、对陌生人三个不同的伦理维度上面，都做到了充分的兼顾。如果我们按照全球伦理的标准来考量的话，墨家的“兼爱”的价值观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全球伦理底线共义的价值观。
第二，墨学还能够帮助我们参与到宗教对话和文化对话的过程中。在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能够跟西方“民主与科学”相通的思想资源，他们发现墨家的思想、资源，无论从建制上、组织上、思想上、义理上，还是科技成就上，都和西学更加接近。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地涌现了拿中国的墨家思想和西方的科学精神、基督教相提并论、互相比较的著作和言论。比如说，有的学者就把墨家的“兼爱”和基督教的博爱相互比较，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墨家的“兼爱”甚至比基督教的博爱更加伟大。同时，也有把基督教的止战精神和墨家的“非攻”精神相比较，他们看到墨家所提倡的不承诺放下武力的和平主义精神比基督教单纯的不抵抗原则更有全球伦理特性，也更加地能保护弱国的利益。这些都是墨家能有办法帮助中国文化和世界上不同文明、宗教对话的一些显见案例。
第三，中国的墨家思想对于推动当下中国的民主建设和反腐败有很大的助力。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所盛行的无知论传统、案例法、知识的自由流通、自由市场、经验主义、消极自由，还有马克思·韦伯讲的责任伦理、托克维尔讲的对变革的谨慎和面临变革应该采取的态度，统统能从墨学中找到资源，来跟它一一对应。如说民主选举的标准，墨家的文本中就讲“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就是要以身作则，强调人的表率性作用。如说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墨家中也有相关的讲法，“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关于反腐败，墨家它也提倡要依法治官，要依法行仁政、行德政，这就跟现在的依法治国论非常契合。
弘扬墨学有助于全面汲取中国传统文化
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要提倡墨学、弘扬墨学，是因为墨学它能够真正充实我们的国学体系。如果国学是作为我们国家现在文化软实力输出的重要途径跟凭证的话，那么它应该就是一个完满的肢体，而不应该有任何的缺环，比如说墨家的缺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先秦到汉代，就有了儒、墨、道、法、兵、阴阳等九流十家，到后面是儒、释、道三家的合流。到近代以来，西方的马恩列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相继地传入中国，事实上也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宗教层面来讲的话，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天主教这样的外方宗教在当今中国也拥有了较多信众，事实上也已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宗教版图。所有的这一切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应当明白，中国的国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中国之学。当然由于一种文化关系上的原因，国学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大部分被简化为儒学，但这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今天要提倡墨学，事实上就是要起到一个中间桥接的作用，既保住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又能够和西方价值观对话，并转化之。如果当代能把墨学成功地还原或者复兴，重新复活墨家思想在伦理层面、宗教层面、政治哲学层面的价值，这个重要性比马丁·路德、加尔文的新教革命更重要。它相当于是我们国学领域的全面革命，全面地复兴诸子学传统，不仅仅是以儒家为主。
（光明网记者 王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