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目录
序
第一章 原儒追根
第一节 亲亲尊尊
第二节 天下为家
第三节 元典意向
第二章 至圣大成
第一节 夫子何为
第二节安则为之
第三节子罕言利
第四节 苟志于仁
第五节 孝为仁本
第六节 孰不可忍
第三章 亚圣英气
第一节 近墨者黑
第二节 心性端实
第三节 天生一本
第四节 事亲为大
第五节 舜其大孝
第六节 善推所为
第七节 民贵君轻
第四章 荀子时义
第一节 性恶善伪
第二节 圣王为大
第三节 忠孝两难
第四节 引法入儒
第五章 心路历程
第一节 党而不群
第二节 屈民伸君
第三节 私胜失仁
第四节家为恶源
第六章 无量罪恶
第一节 有私无公
第二节 损人利亲
第三节 损民利君
第四节 礼制腐败
第五节 君民一家
第七章 翻本开新
第一节 以仁为本
第二节 一视同仁
第三节 爱有差等
第四节 忠孝新释
第五节 和而不同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
后记
我最初察觉到儒家伦理的问题，是在十几年前为了探讨先秦美学思想第一次研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因此纯属“无心插柳”——俗话又叫“歪打正着”。所以，不时有人嘲笑我是半路出家的菜鸟，连某些生僻字的发音都念不准——确实如此，不好意思，呵呵。
当时读到“三年无改”、“父子相隐”、“窃负而逃”、“封之有庳”的文本时，心中有些不“安”，于是就以“现代人所谓学术”的“禽兽”方式，想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真诚主张“仁者爱人”的孔圣孟贤，又会如是言说？接下来便不可收拾，“大抵如此”。
在1998年出版的一本不怎么学术、却让我够资格忝列教授队伍的小册子里，曾对咱儒家恶搞性地解构了一番；此前此后，也发表过几篇分析孔孟儒学血亲团体性的文章，似乎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但没看到儒者们的回应。直到2002年在一篇短文中把孔孟儒学与某些腐败现象挂起钩来，才诱发了儒学圈的强烈反弹，一时间商榷反驳的文章接踵而来。
赶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撰写几篇回应文章，想借此增加一下伸腿后达到“著作等身”的几率，却尴尬地发现那些登载商榷文章的原发刊物纷纷拒绝给与我“对等性”的回应权利，只好无奈地另找杂志发表，或者干脆诉诸网站的大度空间，并且从中切肤性地体认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深度凄凉，甚至不敢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名言中寻找精神支柱，只好拿“思想者常常孤独终老”聊以自慰。
（我的印象中，到2009年中为止，只有我2003年回应杨海文先生和2008年回应石永之先生的两篇文章，是在登载他们商榷文章的原发杂志上发表的，其中杨先生本人就是原发杂志的编辑，石先生则主动联系原发杂志发表我的回应文章。这使我对他们怀有学术上的深深敬意——尽管彼此间的学术观点很为不同。此外，我还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孔子两千”网站的深深敬意，因为该网站接受了我的每一篇投稿，包括一些怎么都找不到杂志发表的回应文章）。
既然如此，也就别在“群众运动”中瞎凑热闹啦。尽管这期间也在国外几本英文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批评儒家伦理的文章，并引发了一场声势不小的讨论（顺便说一句，在这场讨论中我的回应权利受到了充分尊重），甚至还令某些儒者怀疑我是不是在那些英文杂志的编辑部找了熟人拉了关系，但由于工作调动出国访学领域扩展等缘故，我除了不得已偶尔在网上挂几篇嬉笑怒骂的文字外，基本放弃了撰写正式的回应文章——睡自己的觉，让人家引吭高歌吧。结果自然是一场半生不熟的讨论。
直到2007年底在香港访学的时候与几位朋友闲聊，再加上一些宏观现象的深度刺激，才下决心从2008年初放弃各种杂事杂务，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此书的主体内容，算是对自己对朋友以及对儒家有个交待。
当然，本书中阐发的观点不可能是这一年多一蹴而成的。其中，第一、三章的大部分内容，第二、四章的一部分内容，是在十多年前一批草稿的基础上老调重弹；其他部分的主要内容，则是在近几年研究的基础上新鲜出炉。
谨借此机会衷心感谢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为我从事有关的研究写作提供了种种便利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衷心感谢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多元文化中的价值选择”项目、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转型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研究”、“转型期国家司法哲学、制度和技术研究”的资助，衷心感谢欣然愿意出版此书的复旦大学出版社以及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责任编辑宋文涛先生。
除了感谢朋友的鼓励、单位的支持、项目的资助、编辑的辛劳，这里还要衷心感谢所有那些曾对我的观点提出过学术性质疑、批评和驳斥的人们，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站在儒家立场上提出过学术性质疑、批评和驳斥的人们。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审视十多年前草就的一批初稿，我触目惊心地发现了许多浅薄幼稚、惨不忍睹之处。如果不是这些年来学术性质疑、批评和驳斥的巨大效应，这些浅薄幼稚、惨不忍睹之处或许就不可能得到纠正；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这些年来学术性质疑、批评和驳斥的巨大效应，我也很难得出本书尤其最后一章中的许多结论。
这促使我愈发信服“学术批判”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要求我必须在此表达我的真挚谢意。当然，很遗憾，这种真挚谢意的对象不包括那些把我定位于“禽兽”、“禽兽不如”或是什么“菌”的很猛很愤青的叽哩哇啦——注：无论属于微生物还是属于植物，从生物进化树的视角看，任何“菌”确实都是“禽兽不如”。
我曾在一篇英语文章里公开声明：我个人不喜欢儒家。如是说肯定得罪不少人包括朋友，但我实在不想做儒家式的乡愿，所以在此再次用中文公开声明：尽管我在学术上尊重并且感谢那些以学术性方式讨论有关问题、与我展开论战的儒者，尽管我在生活中也很喜欢一些正直正派的儒者，并与他们保持着朋友关系，但我个人在情感上却很讨厌儒家。
不好意思，写完本书后尤其如此，更看不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改变这种顽固的必要。所以，倘若只谈个人愿望，我其实举双手赞同五四以来“千万别读线装书”的陈词滥调。不必细说，本书的用语行文不可避免地渗透着这种情感态度。自以为是的浅人就是当不了咱儒家的乡愿嘛。
但另一方面，本书的理论观念又尽可能以学术分析作为主导取向，其表现之一就是后儒家的建构——虽然鄙人内心深处不愿看到咱儒家的绵延。其实，我之所以在讨厌儒家的深度心态中强调“弘扬儒家传统”，主要就是因为：从学术性同情理解的角度看，儒家对普遍仁义的积极肯定，确实包含着一些很好很优秀的精华因素。
所以，尽管我个人在情感上对周公与孔子几乎是同等程度的不喜欢，却依然在学术上把他们两位仔细地区分开来，甚至特别指出：即便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孔子或许也是通过阐发仁的群体性爱人内涵，最早在哲理层面上意识到“不可坑人害人，应当爱人助人”的质朴道理，并试图将它设定为道德善恶标准的一位思想大师，由此对人类伦理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鄙人浅见，在这方面无论我们对孔子表示怎样的“同情敬意”，都不过分。
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与五四思想家在批评儒家方面的主要区别所在。尽管我完全赞同他们对儒家的否定态度，但有一点却有所不同：我不是依据西方文化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对儒家伦理展开批评，而首先是依据儒家从孔子起就倡导的普遍仁义观念，以及其中蕴含的“不可坑人害人，应当爱人助人”的质朴道理，从儒家内部对其认同坑人害人的流弊展开批评，也就是所谓的“自我批判”。
在我看来，前一种批评在理论上当然也能成立，却难以抓住儒家的要害；只有指出儒家的“忠孝为本为大”观念必然在深度悖论中导致违背“普遍仁义”的行为，才能有说服力地揭露儒家的负面效应，展示儒家的无量罪恶。
这样，后儒家的学术性建构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既然依据儒家倡导的群体性仁义观念能够最有效地解构儒家的特殊主义架构，那么，这种解构必然要求我们凭借儒家倡导的群体性仁义观念，在后儒家的普遍主义架构中弘扬儒家传统，尤其是弘扬儒家传统中那些反对坑人害人、鼓励爱人助人的精华因素——哪怕我个人在情感上不喜欢儒家。
尽管如此，自以为是的浅人在情感上还是不喜欢儒家。没有办法。
把如此对立的情感态度与学术分析凑合在一起，会不会使本书患上精神分裂症？还是请读者们自己评判吧。
最后是一点声明：尽管本书阐发的观点既谈不上博大精深，也算不上源远流长，更没有两千年的悠久传统，但它绝对不像咱儒家那样林妹妹式地弱不禁风，非得浸泡在“敬意”的“同情”中才不至于香消玉殒。
相反，既然号称“批判人本主义”，它就一定宣称：只有在经历了既不“同情”、也不“敬意”的最严厉学术批判（包括站在儒家不忘本立场上的最严厉学术批判）之后，它才有可能确立自身。君记否，近年来那些学术性质疑、批评和驳斥曾产生的巨大效应？
当然，对于那些不仅很儒很激情、而且很猛很愤青地迸发出来的叽哩哇啦，不好意思，鄙人可能没工夫搭理，因此这边厢先有个礼。正所谓：闭眼不看一切情绪化宣泄——鸵鸟政策；敞怀欢迎任何学术性批判——受虐情结。
是为后记哦，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