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王阳明与他的时代”。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是因为复兴论坛的朋友提出，对王阳明很感兴趣。大概二十年前，当时我还在读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最先进入的便是明史，而最早关注的问题则是嘉靖朝的“大礼议”。大礼议是嘉靖朝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正德十六年（1521），明世宗由藩王之子接续堂兄明武宗的大统，但即位不久就想要尊崇生父，因而引发政治与伦理上旷日持久的巨大争议。这就是大礼议和更定祀典。嘉靖前期的二十多年因此是明代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剧烈变化的时代。
我因为关注大礼议，首先注意到了王阳明。1997年，我在读硕士期间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就是和大礼议中的王阳明有关，文章主标题“谁与青天扫旧尘”，出自王阳明的一首诗，原话是“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在参与大礼议的人物中，有很多王守仁的门徒。后来写博士论文，也是以王学为中心。我从研究思想史，转向研究经学，如果从新儒学往上追溯，经过黄宗羲，也可以追溯到王阳明，当然具体的学术形态实际有了很大变化。所以今天有机缘到这里讲王阳明，也是感慨系之。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王阳明和古往今来许多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一样，同时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活着的时候，就有很多支持者，当然也有很多激烈否定他的人。他的弟子门徒，把他看成圣人或者圣徒，反对者就把他看成洪水猛兽。比如在最近六十年，对王阳明的评价，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把王阳明看成主观唯心主义的僧侣哲学。我们知道朱熹学说有一句话常被引用：“存天理，灭人欲。”很多人因此把程朱理学看成僧侣哲学，把它与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对应起来。其实细究起来，把“存天理灭人欲”看成禁欲思想，本身有很大问题。如果我们去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这是他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著作——里边所直接讲的那个观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这个人欲不是指人的所有欲望，或者正常的“食色性也”等基本欲望，甚至也不是指人对基本权利的诉求等欲望，而是超出正常欲望之外不合理的东西。但是这么多年，很多学者，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见，不少学者已经先我指出过了。
“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也是王阳明所支持的。许多人把王阳明看成主观唯心主义的、禁欲的僧侣哲学，说他的观点同样是为了加强对民众的精神奴役。王阳明是有事功的，他的事功也因此被看作是镇压农民起义。我八十年代上学的时候，教科书里还在把王阳明称作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当然，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文革”过去，中国传统文化触底反弹，对传统的评价一直在发生变化。对王学的评价，也有所提高。一路提高到今天，目前在网络上，我看到最高的评价是把他称作“明代一哥”。这个说法是有点搞笑了，但是我不知道朱元璋如果泉下有灵，他听到了是不是会有点不高兴。当然这里可以引申出一个话题，就是那些靠权力或者外在势力支撑起来的名望，总有跌落的时候。在明朝，至少在明朝的前期，朱元璋是一个笼罩性的人物。甚至在每一个时代，我们知道，那些开国的人，在一开始都好像是笼罩性的人物。但是时过境迁，过了若干年以后，这种笼罩性是会脱魅的。这是历史本身的一个吊诡，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历史人物有他的同类作为参照系。就像小时候受父母的笼罩，大了以后，父母的笼罩就会减弱。我们在一个时代里，受了某些权力的支配，特别是传统那些人身具有依附性的时代，这种支配就显得非常强烈；在这个支配之下的很多人，就会感觉到非常大的笼罩性，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真是伟大，因为你的个体就在受支配的进程中。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笼罩性没有那么强烈。这当然也与个体的自主性有关，自主性强的，被支配感会小一点。相反，另外一些具有持久精神魅力的人反而变得高大起来，甚至穿透历史。想当年，王国维年轻时也曾纠结于是做一个政治人物还是做一个学者，但今天当我们很多人连民国那些总统总理叫什么都说不清的时候，还知道有一个王国维。
回到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物，在历史上都难免被品评，但不是所有品评都算是历史研究，更难说是好的历史研究。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去高校的课堂，比如复旦、北大，或者其他高校的历史系，新生一上来要上史学导论。其中总会讲，什么研究是好的历史研究？老师们经常告诉学生，你要有问题意识，你要从历史中间发现问题，接着慢慢地进入历史情境，开始对历史发生一些体验。过去其实很多人也是这么读史的，比如苏轼，便主张带着一个问题读书，所谓“八面受敌”法。比如我读一个人的文集，先去了解他对军事的看法，如此读一遍；第二次了解他对政治的看法，以此类推——如此就可以归纳出某位学者的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化理念，诸如此类，这样就可以写文章了。我们今天做学术研究，用的还是这个方法。其实这个方法，是古代人考科举、写策论的方法。所以差不多一百年前北大搞《国学季刊》，胡适写发刊词时，便说我们今天做学问，要学这种方法。这个方法今天固然是学生入门的方法，但却并不必然带来好的历史研究。
好的历史研究，必须具备一种历史感。孟子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我们要知人论世。说起历史感，似乎很玄，实际上也很实在。举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历史感就是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他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感受。就像古诗里面所讲的，“春江水暖鸭先知”，鸭子就在水里，所以它自然感受到了，外人则没有那么切实的体验。
历史已经过去，隔了几十年，感受就会变化很大。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对“文革”的感受，可能就不像上了年纪的人感受那么真切。所以这几年，“文革”的潮流又回来了，很多年轻人，大学里面就有不少，觉得“文革”也很好啊，很自由，“文革”的口号也很好，都是为了人民的权利，诸如此类。真要你回去过，你试试看？我自己是“文革”末期出生的人，不幸搞了历史，总要回去看看历史的材料，总要问问年长的前辈。你想想看，那个时代是不是你真正想要回去的？所以当我们现在面对一种历史观念时，首先应该好好地想一下。
因此，过去久了的东西，好像很常识、粗浅的东西，后世可能要非常敬业的，而且还要具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才能体会到。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文革”才过去几十年？我们今天讲王阳明，离我们现在已经五百年了。如果没有历史感，只是有问题意识，只是向历史发问，如果用自己现在很多困惑的东西去向王阳明发问，你问出来的会是一个比较合乎历史的，合乎他自己内在精神并真正可以对后世有所启迪的王阳明，还是你心目中那个被割裂了的，甚至只是自我期待的王阳明？
所以历史感很重要。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讨论来建立历史感，虽然每个人都有评断历史的权利，但是我们自己要想一想，什么算是好的历史研究。当然，这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不代表我们就能做到。如果有了这个东西，我们的历史叙述还是会有不同的角度，还是会有不同的层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使有历史感，同样的时代里，每个人对现实的感受也还是不一样。大众也好，某一行业的精英人士也好，社会不同位置的人，看到的、感受到的，还是有区别。但不管怎样，倘若形成那种入乎其内、超乎其外的历史感，历史就不会只像胡适所讲的，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应该有些相通的东西。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小姑娘无论如何被打扮，都不应掩盖其清纯本色的自身，否则这个化妆就变成伪装了。许多历史哲学家津津乐道历史是如何被主观书写的，却忘记了不同历史研究还是有基于人类共同理性的好坏之分。
二 、何故纷纷议阳明？
王阳明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明朝建立于1368年，此时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其父王华，在他出生第九年的时候中了成化十七年状元，正德初年做过礼部左侍郎，官阶不小。王阳明少年时喜欢讲军事问题，而且擅长射箭，《明史》说他“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这也和当时的时代有关系。我们知道，明朝一直处于与北方蒙古人的战争状态之中，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明英宗甚至被瓦剌俘虏，以后南倭北虏更成了基本的对外形势。在这种情势下，关注军事问题是一个时代的士人风气。而王阳明的事功，特别是平定种种叛乱，无论是地方叛乱，边境少数族群的叛乱，还是正德十四年的宸濠之乱，都和他喜欢讲军事有关。后人因此推崇王阳明，固然有一定道理，当然也有人认为王阳明在事功上没有那么了不起，这要具体讨论。有些讲王学的人，因为要强调王学有体有用，能对现实起直接的建设性的作用，于是因其事功而推崇他的学问，甚至推许得有点神乎其神。批评者，譬如章太炎就在《检论·议王》中认为他的事功其实赶不上明初的开国名臣刘基，南宋采石之战大破金兵的虞允文，北宋抗西夏名将、张载弟子种师道（即《水浒传》提过的老种经略相公），也不如在他出生时还未去世的儒将韩雍。这些都是历代文人带兵的典型。前几个人因为时代久远情境不同，也还罢了，韩雍的平乱履历甚至与王阳明惊人的相似，先是平定叶宗留、邓茂七起事，后是在右佥都御使、巡抚江西任上得罪宁王，后来与王阳明一样平定广西大藤峡。因此，王阳明的事功，要放在明朝的背景下看。我们距离那个背景很远了，许多人没有相关的训练，就会觉得，如果让我穿越回去，处在那个位置，我是无法平定那些暴乱；但是你要知道，在明代，像王阳明那样，有那种能力的人，也还不在少数。而且，对于那些因为事功而推崇王学的人来说，韩雍这些人也同样算得上有体有用，那么他的学术上的体又是什么？是不是程朱理学？那么尊王贬朱似乎便不必要了。所以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即便是伟大人物，也要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作“了解之同情”，绝不能刻意神化。
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二十八岁，中了己未科进士。弘治十八年（1505），担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相当于现在国防部人事局的中层官员。王阳明正式提出要讲学，以成圣自期。同年正德皇帝即位。王阳明因为谏言触忤了当时最有权势的大宦官，时人称之为“站着的刘皇帝”的刘瑾。廷杖四十，“既绝复苏”，然后发配贵州龙场。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龙场悟道，这是确立他后来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一个关键点。正德五年（1510），刘瑾倒台，王阳明地位逐渐上升，最初大都是些虚职，一直做到南京鸿胪寺卿。
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由南京鸿胪寺卿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和赣州。接下来几年，王阳明都是在平定这一带的叛乱。正德十四年（1519），又派他去平定福建的叛军，正好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乱，三十五天内，被王阳明平息。这件事对明朝的影响要比那些农民或少数族群叛乱大得多，因为藩王叛乱动摇了明朝政治的根本。所以这以后，官方封王阳明为新建伯。但他很快又卷入朝中一个巨大的政治斗争漩涡，因为在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宦官及兵部尚书王琼等的相争中难以自处，并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后来还是带着一个虚衔回到老家去了。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去世，世宗上台。在后者与杨廷和围绕大礼议的争斗中，王阳明实际支持议礼，但又与张璁、桂萼等新贵保持距离，所以受到双方面的打击，在这里体现了他绝世独立的儒者人格。嘉靖六年（1527），广西又发生了土官的叛乱，于是把王阳明起复，令他出征。平定以后，嘉靖七年，他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自己径回老家，在回去的路上便去世了。
这是王阳明的基本生平，他去世以后，朝廷对他的待遇并不好，先是把他的学术说成伪学，又禁止他的儿子袭封，直到明世宗死了以后才解决，
所有这一切在王阳明身前身后都造成了巨大的争议，问题是这些争议的因由何在？
正德、嘉靖之间，当明朝政权要触及根本的时候，王阳明立下不世之功。所以他在政治上已无法打倒，但是他的很多反对派，包括皇帝，打击他的理由，就是利用“伪学之禁”。因为他提出了一套东西，和当时大家承认的，包括官方和大多数士大夫承认的那套程朱理学是不一样的。也有些人批评他是“霸儒”。这以后一系列的纠葛持续了很久，嘉靖朝四十五年，隆庆朝六年，万历朝前十年是张居正，张居正打击讲学，主要也是针对王学。在六十多年里，王阳明的学术不被承认，都是他的弟子门徒在民间，或者借着他们自己从政的影响力来支持。此事最终的解决，就是在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正式被官方承认。这是因为不得已，因为无论是在野的，还是官僚系统内部，支持王阳明的人数，都超过了支持程朱的人数。这是统治术受学术影响而自然嬗变的例子，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因此王阳明从祀孔庙，称先儒王子。王学开始与朱学并驾齐驱，我称之为“准官方学说”。
明朝后来被推翻了，它后期社会的腐化与动荡，需要有人出来承担这个责任，从学术的角度，清初很多人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了王学。但事实上，不管你生活在哪个时代里，政治的东西是和意识形态有关系，但是政治家不会完全按照思想理念做事，更多的时候，恰恰是位置决定脑袋，所以用事功抬高学术固然不足取，完全用事功否定学术，也未尝没有问题。清儒后来给王学一个判断，“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所以王学，特别是它的末流，成为造成明亡的罪魁祸首。这时候很多人也不愿再提他当年平定宸濠之乱，更不会注意他的有些门徒，在抵御明朝最大的外患——“南倭北虏”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比如戚继光、俞大猷这些名将，甚至包括打击王学的张居正本人，都受过王学的深刻影响。
清初虽然有一些学者给王学负面评价，但是因为政权还未稳定，特别是在顺治和康熙早期，还要拉拢王学，因为王学中有一批人在现实中还有很大影响力，无论在江南还是北方，尚有很多信从者。直到康熙五十一年，清朝统治基本稳定，三藩、台湾、江南、西北的问题，差不多都解决掉了，这时康熙帝把程朱，特别是朱熹的地位提高了。并没有完全清除王阳明在传统儒学系统里的影响力，而是用提高朱熹地位的方式，来确立朱熹这套学问的重要性，于是朱熹被与孔庙十哲并列。从意识形态而言，相对于晚明，这是一个极大的倒退。从明朝的政治还能够部分顺应学术发展，回到了学术必须仰政治之鼻息。因此晚明的繁荣是一种真正具有生机的繁荣，而清代只是耀眼的暮光。
清朝既然有了这个定位，王学不再发展，部分是传统学术内生的需求，部分是受西学影响，江南地区成为朴学或汉学的大本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学术都无与于事功，在清朝统治下，士大夫甚至宰相都不能以天下为己任。但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已经有龚自珍这样的人感觉到了前途的无望。第一次鸦片战争，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感觉，以为只是边境上的一个小事件。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来，清朝似乎感觉到了压力。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以扭曲的方式出现了一个当时人所说的“洪杨之乱”，教科书里叫太平天国运动。这一运动，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极具隐喻意义——一个落第的秀才，因为反抗体制，最后愤而加入洋教，甚至还在地上建立起一个人间天国，发生了一段荒唐的历史闹剧。
我在这里不去讨论太平天国，但它的效应是很明显的，就是梁启超、胡适等人所讲的，由于太平天国的杀戮和战争的破坏，以中国自宋以来最富庶的地区——江南为依托的清代汉学，遭到了一次摧毁性的打击。这次打击，很像唐朝武宗时的灭佛运动，后者实际上打击了佛教中的各种教门。教门是要研究学问、读经的，需要大量藏书和寺庙做依托，这些被摧毁了，剩下不立文字的禅宗就更盛行了。这实际上对中国后来的文化走向有很大影响，如果那些佛教的东西都还在，宋以后中国文化的格局，可能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清朝此时已经很腐败，所以要靠曾国藩和他讲的比较能够恢复宋儒精神的程朱理学来维持，后来洋务运动靠的也是这些。程朱理学在面对西方科技时，可能还不够，但是相对于其他那些学术，它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表现在凝聚人心方面。曾国藩的成功，与他个人的人格魅力有很大关系。同时晚清今文经学复活，这也是用扭曲的方式铸造起来的一种信仰式的经学。在晚清的乱局里，很多人又开始肯定王学。比如今文经学家康有为，他对王学的判断，就是“直截明诚，活泼有用”。同样，康有为在政治上的对立派，孙中山这一派，也很推崇王学，推崇的角度甚至也相近。早就有人指出，王学在清朝以后传到日本，产生一个信奉王学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在明治维新里，又恰好支持天皇改革，这些人后来给了康有为、孙中山他们一个触动，原来王学很有用。当然也有唱反调的，就是章太炎。《訄书》重订本里面有一篇《王学》，还有《谴王氏》，后来又写了一篇《议王》，这都是在批评王阳明。
在晚清的时候，所有想要在中国推行变革，对清朝体制进行反抗和修正的人，都会发现一个共同困难，就是中国人经过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变成一盘散沙。清朝的体制对于维持钱穆先生所谓部族统治非常有好处，但是对几亿人口的中国，却有非常大的负面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维持族群统治，它几乎摧毁了民间所有可能有的组织性的东西。所以清朝以后，那些想要去专制的体制都要学清朝这一套，民间不许成立组织，要成立，也要在我的控制下。这就是清朝的一套。这套东西结果是什么？整个社会一盘散沙。晚清民初的时候，餐馆里贴的都是“隔墙有耳”、“莫谈国是”。陈师曾一幅很有名的漫画叫《墙有耳》，大家去看看当时的画报，可谓触目惊心。
所以很多人就思考，怎样把这一群人拢起来？是不是可以回到王学？在这之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是尊王阳明的。一些想要搞革命的人，包括后来进入共产主义系统的人，在文化上讲左派王学。因为他们把王阳明看成保守的、为专制者服务的禁欲主义僧侣哲学的代言人，但又觉得后来王学出来的一些人，又是可以借重的对象。比如李贽，当时有人就把他叫做“儒教叛徒李卓吾”，李卓吾又是尊王阳明的，所以后来有了“左派王学”的名目，那显然，王阳明变成了右派。这个左派和右派，其实是把政治概念纳入对学术的判断。后来在学术上，真正继承了王学的，就是以熊十力先生为代表的新儒家。八十年代有些人开始表彰王阳明，都是从个性解放的角度说的，对他的评价有所提高。我自己后来从“师道复兴”的角度来定位王阳明，也是基于儒学自身立场的一个观察。
三 、王阳明时代的基本问题
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核心。如何理解王阳明这个人物？在什么意义上王阳明被看成一代大儒？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追问，我们怎么去理解王阳明生活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不仅是他直接生活的五十几年。
每一个王朝都有其内在的性格。一般的教科书，都会把朱元璋、朱棣父子看成中国历史真正进入专制时代的代表人物。清朝建立，自称沿袭明制，所以后来人都把明清时代作为专制时代，或者集权时代的代表。但在许多学者看来，明朝实在是一个欲专制而未能的时代。朱元璋为了君权独尊，做了一系列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从君士（师）共治到君权独尊。唐宋时代，君主掌握政权，士大夫则分有治权，而其根据则是士大夫以师道自任，“学然后臣之”，这是孟子的精神。因此我称之为“君师共治”。自钱穆先生以来，学术界有过许多讨论。怎样理解宋朝，包括唐宋以来的中国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如果我们大而化之来看，你不能简单说，中国古代有皇权存在，就是皇权专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化的看法。每个朝代，体制的内在结构是不一样的。在这之前，学者们把它叫做君主和士大夫共治的时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存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相权。当然，秦汉以来，相权都是稳定的存在。看看历朝历代君主的结局，为数不少的君主，最后是以非正常方式死亡的，并不是所有君主天然地就是政治上的赢家。这表明传统时代政治内部制衡的激烈程度。
另如在汉朝，包括汉武帝这样强势的君主时代，汉朝的体制里，皇帝所直接控制的家族经费，和他代表政权控制的所谓天子之经费，分得很清楚——后者叫太仓，皇帝不能随便使用。当然这种情况常常会是博弈状态，《通典》等著作里有大量的例证。这里我要强调一个观点，所谓君权，并非仅仅是供他人去顶礼膜拜的具有绝对权力的个人，如世俗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地位超然于其他人之上。这种想象的君权，经常见诸戏文，但绝非历史的现实，至少不是所有时代中的历史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具有两重身份。一个是作为公共性君权的代表，另一个是作为个体和家族或派系的私人性君权的代表。这里隐含了一个理念，就是古代政权与治权的分开。家天下时代，政权是君主和他的家族，还有他所控制的武力代表的；而治权实际上不是他所完全控制的。这在历史上，有复杂的变化。宋以前大致可以说是君师共治的时代。明朝以后最重要的变化，是朱元璋废相，于是君权独尊。犹如国家元首虽然兼任了政府总理，但是天下不是一个人能处理的，就算你真正想管，你也没有这个能力，身体上也受不了。何况古代君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仪式性的功能。君主作为国家元首，要去参与祭祀。所谓祭祀并非只是上去行礼，其实是个非常辛苦的工作，前面要经过好多天的斋戒等仪式性的活动，当天还要从很远的地方步行过去。假设一个君主，要真正保质保量地完成他所承担的礼仪性的功能，那么这个君主其实只能是虚君，这一点很多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人并没意识到。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我说一句冒犯的话，为什么中国上古的君王要有那么多妃嫔？因为如果他要严格行使礼仪功能，其实没有多少机会去生孩子。当然春秋以后这种礼仪功能明显弱化了，这与礼崩乐坏及私人性君主权力上升的大潮流是相对应的。在明朝，朱元璋是从草根起来的，所以特别看重这些仪式性的东西。以前很多皇帝，反而不是很看重这个，可能只有最重要的仪式，比如祭天，他去一下，其他的就遣官代祭。我们看《明史》的《礼志》，朱元璋差不多所有第一级的祭祀，包括祭天、祭上帝、祭南郊北郊、祭祀宗庙，等等，他都非常认真地参加。所以这个人，不仅精力充沛，其权力欲和表现欲也确实超乎常人。当然，明朝后来的君主就做不到了。
朱元璋后来把相权废掉，等于自己兼任宰相，外廷六部直接对他负责，但是他无法控制，朱棣后来就设立了内阁。内阁一开始只是顾问，但是后来被制度化，在这个过程里，原来被废除的相权，又以内阁的形式借尸还魂。朱元璋当时废相，曾说过一句非常严厉的话：假如后世有人说要恢复相权的话，那个人要被处死，全家发配边远地方。这就是说，在制度上，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实际上，他做不到。废相权对明朝后来的体制影响很大，以至于黄宗羲在清初写《明夷待访录》，回顾整个明朝的统治，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相权的存在就意味着士大夫在朝廷里有一个稳定的代言机制。所以相权在明朝的废兴就尤为重要。
相权到了成化以后有了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化之前，宪宗的父亲明英宗在1449年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人抓去了。君权因为强悍，自身反而跌落谷底。大臣们拥戴了他的弟弟景泰皇帝，根据便是于谦根据《孟子》所提出的一个理由，“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皇帝此时只是一个代表私人性君权的君，代表公共性权力的是社稷。为了天下苍生社稷，所以换了皇帝。在这种情况下，皇权遭到了非常大的打击。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内阁制度化了，根据史家的研究，在宣德前后具有了票拟权。皇帝的诏令要由内阁起草，皇帝不能直接给外廷下命令。当然，权力是互相制约的，皇帝的权力是内阁起草之后由内廷控制的司礼监批红，
皇帝如果反对，可以提出意见修改，但是还得内阁回去改，不许皇帝自己改。到了正德、嘉靖之间，按照《明史》的说法，这时候内阁变成了“真宰相”，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出来一个政治强人，也正好是在明武宗的君权出了问题的时候。
明武宗这个人，在野史上也是个非常有趣的皇帝。比如他自己姓朱，所以便异想天开想要禁止民间杀猪。他自己信喇嘛教，遂自号法王。他又养了很多猛兽，建造豹房，当皇帝还不过瘾，还要亲自领兵打仗，于是给自己一个名号叫总兵官朱寿，然后经常下诏令给自己，要去领兵打仗。这样一个皇帝，差不多把明朝整个天下搞乱了。
因此在嘉靖初年，新君根基未稳，君权又有过一个短暂的弱势期。皇帝下的诏令，经常被内阁大学士封回还，这种相互争执竟不下几十次。还有一点，内阁最晚在成化以后就成了外廷公认的领袖，不再是那个名义上的内廷顾问。由君权和相权，引申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文武矛盾，因为君权实际上最终靠的是武力支持，武力的背后是那些勋戚贵族，这些人和考科举考试起来的文化精英中间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后来也表现在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之时。那些武人一直想要打击他，有些人想说他是谋叛，这就可以看出，王阳明实际上也卷入了这些矛盾。
武宗任内出了两次藩王叛乱，最后自己因为在外巡游，掉在水里，一命呜呼。由于没有子嗣，于是明世宗以堂弟身份由藩王继位。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即明朝的君主与藩王关系。宗藩问题是明成祖朱棣种下的一个业因。我们知道，朱棣是用武力推翻了侄子，所谓靖难之役。明朝本有分封制度，各地诸侯王一开始还有兵卫，朱棣开的先例就是，一个诸侯可以起兵灭掉皇帝，然后自己做皇帝。朱棣上台不久，其长子身体不好，人也比较温和，次子就自诩为李世民，这就是汉王朱高煦。等到朱棣死了以后，其子明仁宗只做了一年皇帝。宣宗继位伊始，朱高煦很快就起兵叛变，要取其侄而代之。正德五年，西北的安化王朱寘鐇也起来叛变，终被平定。接下来就是正德十四年的宸濠之乱。朱宸濠被灭以后，明世宗虽然不靠武力，但实际上也是由藩王重新崛起取代原有政权。在他即位很久以后，还在给藩王的诏书中斥责对方是“今时西伯”，更在更定祀典过程中把自己取代武宗理解为武王伐纣。可见宗藩问题给明朝政权造成的心理振荡之大，要远超出那些所谓农民暴动，还有边境的少数民族暴动。
我们知道，明朝还有一个南北矛盾。明朝是两京制，最初定都南京，后来燕王朱棣“靖难之役”把他的侄子建文帝赶下皇位，后又迁都北京。不过南京六部九卿的建制都还在，这个建制相对于北京虽然是虚的，但是它就像一个影子政府一样，由此造成了后来明朝政治里必须考虑到的南北矛盾。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人，其学说先是在江西，然后在浙江、南京等地广泛发展，后来更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广义上的江南士大夫共同尊仰的对象，因此才在万历十二年苏州人申时行任首辅时，被正式从祀孔庙。万历时代，甚至形成一个主要以江南为基地，以王学为基本信念的在朝王学群体，把持朝政不下二十年。
所以，如果说藩王与皇权的矛盾属于明代政权内部的问题，君相、君师关系以及文武矛盾属于政权与治权关系的问题，那么南北矛盾以及朱王意识形态纷争便不仅有政、治相争的义涵，还隐含着士大夫群体之间的种种矛盾。这些都是王阳明时代的基本问题，也是王阳明所身处其间的现实境遇。
四 、阳明学的师道精神
作为一个大学者，王阳明的出现自然会扰动原来的思想秩序、文化秩序与意识形态格局。李斯说过，“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所以一个追求独断的权力可能会希望文化走向繁荣，却不知道真正的文化繁荣，必然是如《周易》所说的“见群龙，无首吉”，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六龙齐出，境界不因为“时位”而有所区别。可惜大多还是以叶公好龙告终，因为越是杰出的人物越不愿丧失其独立精神。王阳明所自言的“狂者胸次”，便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知道，明朝是由君权独尊到君权失范，君权难以承担独尊的权力，实际一直在走低。明朝士大夫，最初是处在受压抑的格局里。随着相权的恢复，可以看到，士大夫的精神领域开始发生变化了。朱元璋搞文字狱，野史里有很多记载，后来吴晗把它们写在《朱元璋传》里，那是非常残酷的。当然，现在有些学者认为许多野史对朱元璋有积毁销骨之嫌，但是综合很多史料来看，或者也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并非后来的明朝人都在污蔑他。有些可能是夸张了，但是他确实做了很多比较残酷的事情。在文化上，一个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编辑《孟子节文》。我们知道，孟子本来是诸子之一，唐宋以后孟子被升格成圣人，很重要的原因，是孟子代表了唐宋以来士大夫内部兴起的一种精神，这个精神，我把它称作师道精神，这就是以道自任的精神。中国人讲“天地君亲师”，师是权力的一个来源。师当然是一个柔性的权力，但是它是权力的最终来源。君权也要由此才具备合法性。有了这个东西，然后和世俗的君道，政治权力来抗衡。我们中国没有西方天主教的一套组织形态，当然，有人说是不是有这套形态会更好？不过那样你就要面对历史上那种非常残酷的宗教战争。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好。但是，没有这样组织化的东西来制衡政权，所以后来中国政治权力是有往专制走的趋势。但是不能因为有了明清时代，就认为中国士大夫就是俯首帖耳的一群人。他们有他们的方式来抗衡。其中一条，我刚才讲到了，就是政治权力里的君相问题。
宋朝时候，那些理学家经常跟皇帝怎么讲？流行的说法是“人君之职，唯在置相”。人君的职责不是治国平天下，而是选丞相，让丞相来治国平天下。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宰相真德秀，写了一本书叫《大学衍义》。我们知道《大学》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献给皇帝的书，里面却只有格致诚正修齐，到这儿为止了，皇帝做到这儿就可以了，治国平天下为什么不写了？留给丞相来做。丞相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后来清朝的乾隆皇帝看到这个东西非常讨厌，怎么丞相可以以天下为己任？只有皇帝可以以天下为己任。我们知道，朱元璋废了相，明朝人只好做了一个《大学衍义补》，为什么？因为皇帝要兼任丞相，只好让他治国平天下。从这里反过来，就可以知道宋朝人的理念是什么。宋朝实际上有一个现实约束，现在很多学者研究宋朝的祖宗家法——并不是说有一个祖宗家法就能管束住，问题是宋朝的立国靠什么？宋朝起源于晚唐五代的武人专政，赵匡胤是武人中的一支，为了把其他武人压服住，一定要提升文人的地位。所以他的祖训是不杀士大夫，要和士大夫结盟，对抗他们控制不住的那些武人。这是他的国策，也是当时君师共治下的政治共识，一旦这个共识没了，宋朝其实就亡了。
到了明朝的时候，士大夫在精神上原来受压制、屈服于政治权力的东西，慢慢就要解脱出来。朱元璋当时搞文字狱，对地方上不愿意出来和明朝体制合作的人，采取了一种镇压的态度。他的理由，就是士大夫必须为君所用、为我这个体制所用。如果不为我所用，我就要灭掉你。这不是我们传统儒学的观点，这是战国时法家的思想。后来我们就看到，与明朝相权的恢复同时，民间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一些士大夫，他就是不愿意出来，而且公开就不愿意出仕。我们去看《明儒学案》，开头所列“儒宗”，吴与弼。为什么要把吴与弼奉为儒宗？如果和后来那些理学家比，吴与弼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但是吴与弼最了不起的一条是，他什么功名都不要，就是不参加这个体制。吴与弼后来被人推荐给皇帝，举荐到到朝廷里，他迫不得已去走了一遭，很快就回来了，所有职位都辞掉了。后来清朝人吴敬梓写有名的《儒林外史》，最推崇的人物之一，那个庄征君，就是以吴与弼的形象来写的。
这是消极的抵抗，而那种积极的抵抗性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王阳明开启的讲学。王阳明三十多岁倡导讲学，在他之前，《明史》的说法是“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原来的理学家怎么说，我们就跟着怎么说，很听话，“一秉宋人成说”。这时，学者要提自己的东西，要自得。这个自得不是只有王阳明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出来，但王阳明是个代表人物。这就像春秋时候礼崩乐坏，出来一批民间讲学者，孔子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个自得，王阳明《传习录》中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如果抽空了这些东西，用我们现在人的观点来看，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很正常啊，二十世纪孔子都被打倒在地下了，批儒评法、批林批孔的时候，那个孔子算什么？我们本来也没以他的观点为是非。但是那个时代，他们是以孔子观点、朱子观点为是非的。这是那个时代里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声音。
这个东西，背后依托的东西，其实就是儒家传统的师道精神。这种师道精神，不是我们今天做老师，对学生讲的师道尊严。它背后所依托的，首先就是道，你不能没有“道”，就说自己了不起，那是一个妄人。孟子所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师道对应的宣讲对象是君道、君权，现实中的政治权力。理解王阳明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里，作为一个特殊人物被提出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这是所谓自得。而我刚才讲的师道精神，其实也是宋明理学的精神。我刚才提到了程颐，程颐与王安石，两个人观点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个方面很像，其中一个重要的事迹，就是当时给皇帝讲经筵，以前的人都站着授课，王安石和程颐来主持经筵，就一定要坚持坐讲。为什么要坐着讲？其他时候，在朝堂上，君臣之间是有礼仪关系的；但在这个场合里，我是老师，你是学生，你不是皇帝。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事例，这和刚才所讲的那些“人君之职唯在置相”，诸如此类，都是一套东西。等这套东西到了明初，随着朱元璋通过武力方式建立政权，实际上被打掉了，而很多人都要把它重新恢复起来。这是王阳明这些人的意义所在。
王阳明还有一点，与以前的儒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要恢复儒学的实践性。明初的很多理学家，他们接续宋代传统，也在天天论学，也参加科举考试，读各种理学家的书。为什么王阳明跟他们不一样？因为王阳明所以特别讲心学，讲心即理，是要把“理”从我们想要达到的一种外在规范性的东西，拉回到内心里。你要拷问自己的内心，一个东西是不是合乎天理，其实你自己是知道的。你做一个东西对不对，你是卑躬屈膝地讨好政治，还是你要去坚持你的操守。孟子讲的出处之义，实际上你自己是知道的。这套东西也不是很难，当然，要落实起来，需要勇气。在这一点上，王学和当时的朱学不同的一面——这个朱学不是原始的程朱儒学，是后来被阉割过的，经过《孟子节文》之类修理的官方朱学——是要重新回复到儒学的实践性中。因为有了儒学的实践性，你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就不只是一个理想，而是当下就应该实践的。这就是他在理论上反复强调的“知行合一”、“致良知”。他的学生王艮所讲的“安身立本”的“大成师道之学”，就是王阳明这一思想在实践方面更为确切的表达。
师道精神的一个具体体现是王阳明的讲学，讲学同时也是新的社会组织的一个萌芽形态。我们知道，随着讲学运动的铺开，晚明士大夫后来在民间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会”。我们现在讲的会社，还有后来的会党，会党到了清朝以后很多变成了秘密的，比如天地会，因为是被打击的对象，所以变成秘密结社了。这些东西，很多在明朝的时候，就是公开的，它们就是新型的社会组织萌芽。我们不要小瞧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的NGO之类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在清朝以后，都是在打击这套东西，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就没有这套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走到目前这一步，政治要负直接责任，而不是学术在负责。当然也有一些学术为专制摇旗呐喊，怎么去评判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经学的角度来说，这些会就是《大学》“齐家”观念在晚明的一个最新的变化。王门后学何心隐把自己的会称为“孔子家”，便是一种深刻的理论自觉。由心到身到家，王学展现了新时代士大夫对修齐治平的渴望。
在此之前的明代，圣人一度是不可以企及的。王阳明十七岁的时候拜见了吴与弼的门人娄谅，娄谅送给他一句话，这是造就王阳明最关键的东西，就是“圣人可学而至”。这就是马克思讲的那句，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在跪着。你如果认为圣人你做不到，只有别人做得到，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这个想法，你根本没有承担的勇气。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明代学术史，我自己做明代思想史，我还是愿意承认，那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但是它是用传统语言写的，我们还是需要用现代的方式让大家理解它。黄宗羲讲王阳明，最关键的是一句话：明朝学者这么多，为什么要特别讲王阳明？就是因为王阳明给后来人开了一条“作圣之路”，又重新让你在精神上站起来、独立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而不只是一个弯着腰的人。
所以从学理上，阳明学不仅代表了理学的最终阶段，而且代表了师道精神的复兴，代表了在明初遭受挫折的士大夫主体精神的复归。王阳明后来被认为是朱陆之后的道统所在，他的学术是通向这种精神的一个途径。当然学术本身只是一种表现，精神恢复了以后，可以由不同学术表现出来。王阳明的后学，有一些支派趋附了政治，这也是有的，我后来把它叫做“在朝王学”。另有一批人用王学的语言来支持专制权力，事实上后来给魏忠贤的阉党来张目的也是这批人，则是后话。精神和学术，并不完全同步。但是王阳明本人所代表的精神，则无疑具有一种穿透时空的力量，一直在滋养着后来的时代。
（本文是作者2016年4月10日在静安书友会“复兴论坛一三一”期上的演讲。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成棣根据录音整理。）
